1960年2月,合并到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后,我被分配在理化教研组任化学教员,教两个中专班的化学课。当时,从工厂调来一批干部和老工人,担任专职的红旗班主任,教师不再兼任班主任。我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在当时太原各类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各科教师齐全,大学毕业的教师占到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有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有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和实习基地。已婚的教职工每人分到一套一间半房的家属宿舍,单身教职工两人合住一间集体宿舍,有专门的教职工食堂。那一年没有开展任何政治运动,教学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合并两个月后,学校改选校团委和各个团支部委员,我被选为校团委委员兼教师团支部书记,当然都是定额选举。
1960年6月,经同事介绍,我与现在的老伴结婚。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改称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后果已经显现。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物资极度匮乏,老百姓的口粮和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原打算结婚时举行一个茶话会,因为缺乏糖果和香烟招待客人,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领回了结婚证,在一家小饭店共聚晚餐,凭粮票买了两碗馄饨四个包子。晚上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我们的洞房,是妻子单位分配的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七点五平方米的房间。套用现在的时髦用语,就是蜗居。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摆放一张单人床加半块床板,一张二屉桌,一个独凳,一个铁炉子。两口箱子放置在床下,名副其实的四徒空壁。唯一的奢侈品,是我用两个多月工资买的一台美多牌收音机。收到的唯一礼品,是教研组全体同事签名题写恭贺结婚志喜的粉红色虎皮纸横幅。学校离市区有二十余里路程,距一路公交车站也有两里多路程,而且公交车车距四十五分钟,回家很不方便,婚后我平时住在学校集体宿舍,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大杂院很小,原来住户搭建的厨房已占满了院子,我们想搭建一个小厨房已无空地,春夏秋季节只能把铁炉子放在房门外。如遇下雨天,就用一个大铁盆反扣在上面。平日我和妻子都在各自机关食堂吃饭。妻子每天下班时从机关茶炉房打两暖瓶开水回家,备她一个人饮水和洗漱。星期日点燃铁炉,烧洗衣水和做简单的饭食,也就是熬一锅小米稀饭,炒一个青菜或搭配一个酱菜。当时每人每月供应三两猪肉,偶尔也炒一个肉菜。馒头或窝窝头,各自从机关食堂买现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吃饭成为大问题,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体重从1958年的一百二十斤,下降到九十四斤。在学校食堂吃饭,主食凭粮票随便买多少不受限制,但每人只限买一份菜。为了以菜代粮填饱肚子,包括我在内的青年教职员工,吃完饭后留在食堂不走,等待大多数人吃完饭后,食堂剩下没有卖完的菜,每人可以再买一份。我记得一个星期六吃午饭时,特意多买了五个窝窝头,准备带回家当做星期日的主食。在公交车站等车,公交车迟迟不来,看到手袋里的窝头,控制不住食欲,寅吃卯粮,把带回家的窝窝头吃了一个。之后,仍然馋得流口水,就又吃了一个。就这样在等车的一个小时内,连续吃了五个共计一斤粮的冷窝头。第二天星期日,只好分食妻子从食堂买回来的主食。为了填饱肚子,我曾用八成新的棉军衣,与近郊区农民换了五十斤山药蛋。有一次八岁的外甥从西山矿区到市区来看望我,正赶上吃午饭,好像是吃包皮面(外层白面,内层高粱面)。外甥端起饭碗后问我:四舅,管不管吃饱?我虽然笑着说,管饱管饱,你尽管吃,心里却涌上一阵苦涩和酸楚。那些年,在太原大街上行走,几乎看不见一个胖子。在澡塘洗澡,大家赤裸相见,看得更清楚,多数人都骨瘦如柴。偶尔看到一两个胖子,问起他们的职业,不是卖肉的就是炊事员。验证了一句俗话,“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中专学校的学生每月供应三十多斤粮票,比教职员多十几斤,但仍不能保障身体健康的需要。为了保持学生的体力,学校停止了晚自习和早操,体育课改为自由活动。
当时,对我来说,穿衣不成问题。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和薪金制以后,军官在节假日可以穿便装。上世纪五十年代,市场上没有卖衣服的商店,部队军官几乎人人都在缝纫店量身定做便装。我每月薪金七十二元,又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一次就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中山装,购买了几件质地较好的衬衣和时尚的T恤。加上原来在部队的军装,共十余套衣服,足够我穿十多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穿西装被视为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我把西装上衣改为学生装。直到市场上有了不要布票的涤卡和的确良以后,我才添置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