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矿科原来有五个人，加上我就是六个了。王科长是“文革”前的老公安，跟孙处长年龄差不多，都快退休呀。
科里除了党小组长老钱外，另有三个年轻人，都是1972年恢复公检法，新成立公安局时调来的。正如五舅舅说的，他们都是市领导的子弟。
王科长大概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说咱们科的主要工作是，有案破案，没案防范。又说，小曹你先熟悉一下情况，过些时再给你分配具体的任务。
他让小华给我够些资料看，后又吩咐说先看看《内部保卫工作》。
小华是科里的内勤，比我小三岁。他打开卷柜把《内部保卫工作》抽出来给我，又问我还想看啥。
我看了看，卷柜里上下两层，立着有五六十本书。可我又看见玻璃柜门上贴着字条：内部资料，不得外传，只限一册，阅后归还。
我说先拿这本看，看完再换。他说，没关系，你再看看这本吧。他又给我抽出一本《刑事侦察学》，我翻看了两眼说反正也不能同时看两本，那我看完再换吧。我把《刑事侦察学》给了他。
下午六点多该下班了，大家还不走，讲论《追捕》电影。
小赵说，原来还有高仓健和真由美在山洞中半裸烤火的情节，让咱们给他妈的剪截了。
“哇，半裸，啥样？”
“别以为是啥样，不会是啥样，人家还是带着乳罩的。”
“乳罩？啥乳罩？”
“去你个山汉呗。”
我看书和学习，有个毛病是，好在书上圈圈点点地做记号，可《内部保卫工作》这是公家的书，我不能这样做，我就想把我认为是重要的部分，抄在笔记本上。我悄悄问小华，有人看这些书时做笔记吗？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又说你如想做笔记的话，我再给你个好的笔记本儿，他就拉开他的抽屉给我取出一个很厚的那种正经的大笔记本。
因为明确是“内部资料不得外传”，我想拿回家看也不敢。后来我想起个好办法，那就是，在第二天我跟家里拿来了墨汁、墨盒和小楷毛笔，我假装是在练毛笔字，写小楷。
练字是一个人的爱好，这应该不算是“显”吧。我就在“练字”的同时，把我认为重要的地方都抄在了稿纸的背面上。背面涩，好写毛笔字。
小华见我在稿纸背面上抄笔记，问我说，小曹你那算是练小楷呢还是做笔记呢？
我说：“兼而有之吧。”
他说：“好！一石二鸟。”
老钱说：“看这两人文诌诌的。”
老钱比我大十多岁，他在公检法被军管时代就是公安组的，现在算是留用人员。
二处有两次例行会，一次是星期一上午八点到十点，一次是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这两次会是雷打不动的，要求下基层工作的同志尽量都回来，谁有特殊情况不参加会议，那得跟处长请假。
这两次会都是在我们科对面的小会议室里开，秘书科周科长主持，由孙处长主讲。
孙处长个头不高，可语音响亮，口才也好。我很习惯他的那种灵丘县的口音。或是部署任务，或是总结工作，或是批评谁，或是表扬谁，我都很认真地听着。处里的这两个会，有时候也学材料什么的，那就是由秘书科的周科长来主讲。
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进得早，坐在了前边。会还没开，听到旁后边有人对话。
“这是哪调来的个警察？”
“忻州窑派出所。”
“啥小逼所，没听过。”
“牛逼哄哄不理人。”
当时二处的人员属于“公安干警”里面的干部，不着警装。派出所属于穿警服的基层人员。
他们说我“牛逼哄哄”，这可是太不符合实际了，我万辈子也不会是那种“牛逼哄哄”的人。
要说我“不理人”，这也倒是真的。我见生人很是胆怯，没有事的话，我从不会主动上前去跟生人套近乎。我妈骂我死相，或许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怕我妈自己孤单，自调回市里，我每天的早晨和中午都在圆通寺吃饭，晚饭回花园里吃。
我妈让我给开点药，说八斤让人烫着了。
圆通寺门前，经常是一左一右站着两个要饭的后生，一个叫润喜儿，一个叫八斤。
这两个后生多会儿见了我妈也是曹大妈曹大妈的，还主动上前搀扶着迈那个高大的石门槛。如见我妈提的东西多了，还要帮着提，但提到家门口就放下了，不进家。他们谁想喝水，也是跟我妈要，但从来也不进家。我妈说进家喝哇，他们也不进，说我们日脏的。
我妈说别看尔娃们是个要饭的，尔娃们可懂得仁恭礼法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要饭的，也是讲究地盘的。别的要饭的在他们认为是黄金的时段，是不准来圆通寺门前的。因为这，八斤跟人结了怨，让仇人把右半个脸给浇了开水，烫伤了。
小华给我办下了市直机关门诊部的医疗本儿，可我还没去过这个门诊部呢，不知道在哪儿。到单位我跟小华明说了是我妈想给个要饭的开点烫伤的药。小华说大妈可真有一颗善心，走吧，我不跟你去怕得是开不出这种药。
市直机关门诊部在市委后院儿，是排房。小华领我到了心电图室。坐诊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夫，他给介绍过我后，又悄悄跟女大夫说了一阵话，女大夫出去了，一会儿返回来，拿着个处方让到药房取药。
看他们说话的表情不像是爱人，我问说：“端庄又漂亮。亲戚？”
他笑着说：“妹妹。”
二处的有些同志好耍，下了班不回家，先摆开摊子玩儿。一拨儿下象棋的一拨儿打扑克的。下象棋的在秘书科，打扑克的在文教科。他们也不赌钱，谁输了，在脸上贴个纸条。他们玩得很上劲，有时拍桌子骂“真臭”，有时高兴地哈哈大笑。
有个时期我们科对面的小会议室里面装修，全处的例行会议就挪在了文教科。那个星期六，当周科长宣布说“好了，今天就学到这儿”，立马就有四个同志“来来来”地围向了一个办公桌。
一个细个子后生走向门口的桌子，提起水壶就摇晃就说：“有水没水，操！”
“这个家伙，有水没水也要操。”
当时人们都还没有离开，听到这话的人都笑。
我回工矿科背了我的黄书包，回家，路过了文教科门，屋里有人急急地大声喊：“小曹儿，曹儿！”
我返回身，走进门里。四个打扑克的人已经开始摸牌，旁边站着的那个细个子年轻人，冲我说：“王科长让你去打两壶水。”
一进门的桌上，有两个暖壶。我愣了一下后，提着暖壶出去了，听到那细声音在身后又骂着说：“你们他妈的烂文教科老是没水。”我想起了，那次说我“牛逼哄哄不理人”，就是这个细嗓音。他不是我们工矿科的，看来他不是文教科的。
他在那里闲站着观看，而且是急着想喝水，却不去打水，叫我去，这一准是哪个大官儿的子弟。
我跟我妈说了这事，我妈说打个水怕啥，又累不着你。我说他们好像是在捉我的大头。我妈说，你就当自个儿是个愣子就行了。
我说行，那我就当这个愣子。
王科长让小华到内蒙公安厅去取一份儿鉴定资料。公安人员出差都得是两个人，小华说小曹有警服，让他跟我去，王科长同意了。
出差回来，王科长给我正式地安排了工作。让我负责城南所有市营企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和侦察破案的指导工作。具体就是：有案破案，没案防范。
从那以后，我就骑着自行车，挎着黄书包，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
小华帮我明确了一下，城南大大小小共有21个市营企业单位。市营单位都设置有专门的保卫科，我把各个保卫科的电话号码和科长姓名都记在了工作日志本上。
中午回家一进门，家里坐着个稀罕人，高中同学老周。
老周1968年毕业后，回老家插队了。1971年考进了大同市师资培训班，1973年毕业，分配到市教育局。
上高中时，老周就常来我家。我妈叫老周也叫老周，跟我说，老周结婚比你迟了两年，女儿盟盟也比丁丁小两岁。我妈说老周女人也是你们同学，我问谁？我妈说，是你们学校初三的张淑贞，跟妙妙一个姓名。
老周不好主动说话，一定是我妈把这些都问到了，又给我做介绍。我问老周小张在哪儿工作，老周说，在糕点厂积德益门市部。
老周约了我，星期日到他的新房认门。
五妗妗经常给我女儿丁丁做新衣裳，穿也穿不过来，丁丁就长高了。星期日我给盟盟挑了两件，拿去了。小张还以为是商店买的，我说是五妗妗做的。她说真做得好。
老周在师资培训班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完全是按着大专的课程讲学。他学习的书里面有本《形式逻辑》，我在小华那里借的《刑事侦察学》里，就多次说到过这本《形式逻辑》。我说老周我给看看，老周说就给去哇，我的工作用不着它。
《形式逻辑》让我一看就入了迷，走站装着，有空儿就看，而且还是反复地看反复地研究。
跟在忻州窑派出所时一样，二处的值班也是一个星期轮一次。
第一次值班时的那个星期日上午的十点半，我骑车去圆通寺把我妈带来了。
站在工矿科窗口，能看得见新建路南来北往的车辆，还能看见公园的东湖。我故意问我妈，您说好不好？
我妈说话有点哽咽，望着远处的花园，说，你爹要是能看到你现在，唉，那个死鬼早早地就把咱们扔下，他走了。
中午，我请我妈尝尝我们食堂的饭。
因为是值班，要守电话，不敢离开值班室时间太长，我把饭打在了我们科里。我事先就准备好了两个饭盒儿，一个饭盒里放了满满的一盒米饭，另一个饭盒打了满满一盒菜。素炒豆腐、山药蛋炖倭瓜，还有我妈最喜欢吃的肉丸子。我妈叫肉丸子叫象眼子。
我妈说，也好呢，你们这象眼子也好呢。
我妈比我大31岁，已经快60了，可饭量还是比我的大。整个饭菜我吃了一少半，我妈吃了一多半。她还把最后的一些米饭倒在菜饭盒里，又让我添了暖壶的开水，说就顶是喝汆米饭。
见我妈吃得汗爬流水的，我真高兴。我妈也高兴，说这顿饭比哪顿饭也吃得香。
我送我妈回家时，楼门口站着个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二处值班。他看看我妈背影说，那是谁？我说我妈。他说，以后不准领家属来局吃饭。
什么狗屁话！
我理也没理他，照直上了楼梯，回了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