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是什么时间出现的，恐怕无人能考证。有贼就一定有抓贼的人，职业的抓贼人毫无疑问就是警察了。据老一代的公安民警讲，从解放前开始，就有专门抓贼的侦缉队。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公安仍然肩负着抓贼的责任。不过当时没有专业反扒民警，几个毛贼也早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之中了。建国后的十多年中，那时虽然全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有轨电车，但首都公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书写公交车上的抓贼史。
进入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开始了飞速发展。要想富先修路，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提速，北京的公交事业渐渐地有了一定的规模，乘公交车出行的人多了起来。谁也不曾想过，贼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公害，会不失时机地将黑手伸向了公共交通工具。
您看，六七十年代的贼，跟现在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与时代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当时贼偷的现金并不多，因为那时人的收入水平不高，月工资能拿到三十几块钱就算不错了。老百姓外出购物都精打细算，多一点儿钱都不带在身上。那时候贼偷什么呢？运气好的偷点粮票，布票，肉票，稍差点的缝纫机票，自行车票，还有钢笔什么的。您别不信，当时人们的打扮都是一水儿的中山装、建设服。上衣都有兜，男的四个兜，女的俩兜。这都有讲儿，上边叫“天窗”，下边的兜叫“平台”，后裤兜叫“屁门”。男的钱一般都放在上衣兜里，所以当时的贼偷“天窗”的特多。这上衣兜里不仅放着比较贵重的东西，多数还插着一支钢笔，笔帽露在外边，这种打扮现在您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了。“掏天窗”的贼顺手牵羊地就把您的钢笔给“顺”走了。
由于当时的贼“掏天窗”的特多，因此这个时期在抓贼史上叫“掏天窗”时期或“建设服”时期。“掏天窗”现在抓贼的侦查员许多人都不曾见过，只是一些老侦查员还记忆犹新，它的特点是动作特大。贼一般用一只胳膊“架着”乘客的上衣兜，用来挡住乘客的视线，下边用另一只手偷。这样一来特滑稽，别说抓贼的人，就是旁边的乘客也很容易发现。您想想，一个大活人趴在您胸前偷东西，那得多大动静，离多老远都能看见。嘿，就这样还有人被偷。因为当时的人脑子里防范意识比较弱，也搭上那时公共交通还不发达，车上人少贼也少，乘车被偷真是个新鲜事儿。
进入八十年代，社会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一切从头开始。您会发现城市里人多，车多了，路多了。再看看人们的打扮，西服，牛仔裤加上各式各样的夹克，颜色也不再是过去的一片灰黑蓝色。
农民进城，工人上班，学生上课，谁也离不了公共电汽车。哪个年代也不可能没有小偷，这个时代的小偷职业的不多，兼职的不少。好多都是有固定工作，都是利用上下班坐车的时候偷，既不耽误上班，也不影响回家。您要问了，又不是生活所迫，还出来偷什么呀？那时候多数的贼是年轻人，喜欢攀比，充阔气，哥几个三天两头“下馆子”。比如说你穿了双“三接头”（皮鞋），我看着眼馋，工资又不高怎么办？想办法弄点钱，就想上车偷了。得了一次手就改不了了，一上车手就痒痒。如果给抓住了，处理完后，单位接回去继续安排工作，为的就是给他机会重新做人。
北京第一支真正从事专业打扒的队伍是1984年公交分局成立后组建起来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付作新就是这一代专业反扒民警。付作新就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我抓过一个小胖子，20岁出头，就是个工厂的工人。每天准时七点从家出来上5路，他们家在右安门。然后去倒351路，到丰台南口下车，走几步就到厂子了。天天在车上“摸几把”，不管下不下东西，按时进厂子上班。如果按常理，我一定感觉自己走眼了，再看见他也许就不理会了。可这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反扒的经验，对于这种贼心里有了准备。他进厂子上班，我们就去工作保卫处了解情况，问清了几点下班。然后我们就上别的车路工作了，等他下班，再接着跟，一点不耽误，最后把他给拿下了。”
有小偷自然就有抓小偷的。经过了数年的摸索，北京公交公局反扒队已经初具规模。侦查员不仅具有了相当的业务水平，更涌现出了好几名智勇双全的英模，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扒手当中打出了名气。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付作新的胸前已经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奖章，此时他手里有近一千名扒手的记录。与此同时，又一颗打扒新星在公交分局反扒队冉冉升起，他就是30岁以前就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首都劳动奖章、一等功等诸多荣誉于一身，被誉为公交车上的“战神”王秋生。
王秋生对八十年代的抓贼生涯记忆犹新。他们管这个时期叫“挖平台”时期。顾名思义，贼的偷窃目标从“天窗”下移到了上衣下兜和裤兜。这样一来抓贼的难度就上去了。您想想看，贼的手在下边练，前后左右都是乘客，不好发现了。特别是下没下东西你看不清楚。这时候的反扒工作也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优秀的反扒侦查员已经熟练掌握了发现、跟踪、控制、抓获这四项技术。特别是贼偷出东西的一刹那，行话叫“出壶”。抓“嫩”了贼还没偷出来，捉贼没赃。抓“老了”贼把东西都甩了，死不承认。要做到不老不嫩，人赃俱获。这个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王秋生就能做到。
当时，北京门头沟一带的贼比较多，这除了历史的原因外，与那一带离京城较远、反扒民警鞭长莫及也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原因，那边有煤矿，许多人在矿上上班，有份稳定的收入。这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可算是个白领了。所以不少贼就把目光盯在了门头沟这片儿。
门头沟的贼，“手艺”好，胆子大，车上车下都敢偷。特别是326、336两条线儿，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乘客上车都提心吊胆。于是，以王秋生为首的公交分局的反扒高手们开始了远征门头沟的行动。
当时首都公安的装备与现在根本无法相比，反扒民警的装备非常简陋。当时王秋生他们抓贼，都是坐公交车。有时早上起得太早，还没公交车呢，就骑自行车。那时全队才有一辆212吉普车，跟宝贝儿似的，谁也不舍得使。可去趟门头沟坐车就得几个小时，到那还没干活就该往回赶了，不然回不了城了。回忆起打门头沟的经历，现在已是反扒大队副大队长的王秋生总是津津乐道。
“开始打门头沟特不顺，天天长途跋涉到那了，每次却空手而回。贼是不少，车一过首钢小区，一会就上来一拨，可晃悠几下就下车了，死活就是不练活儿。后来我一琢磨恍然大悟。八几年远郊区县跟城里人的穿着差得挺大的，反扒民警的装束在市里没问题，可一到这立马儿就像外星人的感觉，特不搭调。比如，当地人穿牛仔裤不穿旅游鞋，而是多穿皮鞋或布鞋。贼的眼多尖呀，感觉车上的生人一多，扭头就颠了。后来我们观察了好几天，把衣服和鞋都找齐了，连说话都学得差不多了，这一招果然奏效。
“那天我们哥几个一早就上了326，车到了水闸，上来四个，一看动作就知道是惯偷。四个贼感觉车内没‘外人’，就放开了胆儿，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吃了一惊。有的贼直接就去拉乘客的提包拉锁儿，被发现了毫不在乎，瞪你一眼，又奔别的乘客去了。这哪里是偷，整个一明抢！
“一个贼伸手摸我的左裤兜，幸好我事先把钱和工作证放到了里怀。这时又一个长得黑黑的贼过来摸我的右裤兜，这里可有铐子，我用手一捂。那个贼气得还给了我一脚，他们人多势众，欺负我一个‘人’呗。车到了河滩站，这个贼从一名中年男子的破军大衣里扽出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可真不少了。贼特美地把钱往自己的兜里揣，这时候我一把给攥在手里了。当时他特吃惊地看着我，可能是从来没被警察抓过。抓了这四个贼以后，我们还坐着这趟车往回走。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警车，抓完人也得坐着公交车回单位。正这时候，车门一开又上来三个贼。贼有贼相，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离我还不到两米了，我这边还铐着四个人呢。我马上拿衣服往贼手上一套，想着能应付过去就应付过去。没想到仨贼上车就开始练活儿，根本没往里边走，也不抬头看人。他们这是习惯了，这边警察来得少，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车上还有便衣。也真该着他们倒霉，警察和小偷加起来有半车人了，仨人谁也没发现。几下就偷出一盒烟，现在听着都新鲜，一盒烟也偷，那时候这就算很平常的事。又被我们给摁了，后来铐子也不够用了，一个铐子铐俩，这么着给带回城里。”
从那以后，为了抓贼方便，王秋生他们索性就住在门头沟，把“贼情”摸得一清二楚。公交分局反扒民警连端大峪、河滩十几个贼窝儿，上百名扒手落网。一时间门头沟的贼成了惊弓之鸟，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