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家的宅子,是一个大四合院。本来宅子和前面的大园子是连着的,解放后东西修了一条路,路北的闲园子又起了好些人家的宅子,他家的宅子就被挡进了庄里,和南园彻底隔开了。爷爷说过,这个家里最旺盛的时候,有四十多口人一个锅里摸勺子。如今,就空荡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天早晨,他扫完天井刚一开门,玲玲就站在了门口。她瘦了许多,却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扑闪着一双传神的大眼睛,两手在胸前羞涩的捏弄着那只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掩饰不住深情地看着他。两年多了,因为她上学,更有意躲着她,民国都没见她几回,今天一见,倍觉亲切,却有些不知所措。还是玲玲打破了尴尬,她轻声说,我要到省城上高中去了,很远,不知啥时能回来,和你说一声。你……你有事吗?话没说完,她眼里的泪花就满了。民国木然的有些结巴了,惊诧、羡慕而又失望,呐呐地说,没……没事,你……你去吧。他觉得,玲玲离他越来越远了。
南飞的大雁哀鸣了一夜,南园的笛声诉说了一夜。老支书心疼地看到,民国的眼睛哭肿了。
1967年的冬天,天冷的特别早。
民国在灶膛前烧火,一边看书。他眼角已爬上了鱼尾纹,胡须不应该的散漫着,两只手不时交替着伸到灶口烤火。灶膛通着里屋的热炕,依然抵不住室外的寒气。空落落的屋里,叫人觉得格外发冷。本来,他家宽大的厅堂里,放置着大方桌,大椅子,靠边有沙发,全都雕花镂刻,大户人家气派,但早就没了。爹没出事前,一直说要把他娘俩搬到城里住,就什么家什也不置办。如今,屋中间放一个蒲墩,蒲墩上放一块不成形状的木板儿,一圈又围了几个蒲墩,就是民国的全部家俬了。那些书都整齐地放在炕头边的窗台上。枕头边上,躺着那把笛。那笛身的枣红色依然光亮,上刻两行蜡金小篆: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看似很洒脱,民国却觉得悲凉。
刚解放那年,1948年秋天,他刚上学,爹还没回国,家里的东西就都被分了,是爷爷主动要求分的,粮食、地也都分了,家什连个小板凳也没留下。老支书——那时还不老——觉得过分了,就说,这四合院就留下吧,兴许以后还是咱庄里的宝贝。地都主动献了,地主咱也不划了,就算中农吧。爷爷满是感激,多亏你,多亏你,眼里却满是心酸。过冬,爷爷就死了,没能见上儿子。死前,他拉着民国的手,对儿媳娘俩说,别怨我,我是用东西给你们买平安,那些东西早晚是人家的,现在交了,兴许他爹回来能得上劲。
民国想着,眼圈就湿了。爷爷的眼光可谓远矣,爷爷的用心可谓苦矣,可他临死的担心,最终还是变成了残酷无情的现实。爷爷死后,娘一连好几夜没睡觉,一个接一个的编蒲墩,把那麦秸一束一束编成像大姑娘的辫子,一圈一圈盘起来,就成结结实实一个蒲墩了,一直编到爹回来。
爹送他了这把笛……
民国想心事的档儿,老支书已在他门外转了好几个圈。他瞅瞅那两扇已经变了形的旧门,就忍不住叹息。最后,还是无奈地拍了两下。民国开了门,叫声大爷。老支书进得屋来,环顾一圈,虽是家徒四壁,却满屋里干净利落,连那灶前的柴禾也理顺着,一丝不乱,心里不免生出无限辛酸,差点就落下泪来。墙上的毛主席像,目光慈祥地看着他,紧闭的嘴唇似要讲出深邃的哲理。老支书满是敬畏地凝望着他老人家,心中无声的叹息。昨天晚上,大队里那盏煤气灯都熬没油了,他也没说服宋继良和公社主任。宋继良已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支部副书记,他坚决和公社主任站在一边,明天成立宋刘村革命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民国带帽。老支书愤懑地说,一个好好的年轻人,没爹没娘的,你们咋忍心?你们这不是明摆着要毁了他吗?公社主任恼羞成怒,列举了老支书种种右倾错误,宣布立即撤销他的支部书记职务,由宋继良担任明天即将成立的宋刘村革命委员会主任。老支书想着,心里不觉又一阵酸楚。
民国呀!他目光游离,不敢再看伟大领袖的眼神,漫无目的地叫了一声,民国答应了,他却没有话说。民国诧异了一会儿,心里有些明白。一年多来,周围村子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听说城里更厉害。昨天下午,离村子不远的国营农场,来了一群游行队伍,群情振奋地绕村子转了一圈,队伍前面,有一个脖子上挂大牌子的人,被凄惨惨地推扯着,象早先斗地主一样。民国认得,这人是国营农场的场长,听说打日本鬼子那时,是这一带有名的武工队长,竟也这么惨。民国从人们的议论中知道,宋刘村早晚会有事发生。特别是宋继良在街上碰到他的眼神,叫他明白,他爹的账,没完。
老支书拿过民国手里的书看了一下,是本《论语》,又递给他,压着声叹口长气说,孩子,先别看这些书了,都收起来吧,以后再看,听话。民国答应着,就去收书。老支书说,用布包好,先拿我家放着吧。民国问,这本拿么?老支书看了一眼,是本《工具大全》,就说,想看留下吧,闷得慌了也能解闷儿。书包好了,老支书说,走,到大爷家去。
天还早,街上没人,一老一少出了门,西北风割耳朵似地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