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章回小说》2010年第02期
栏目：纪实天地
这是一起尘封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旧案。打开这厚厚的历史卷宗，那已经被遗忘的曾经轰动国际社会的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第一起劫机案，以及那几个劫机歹徒的可悲下场，再次浮现在人们面前……
1983年5月5日，一架英制“三叉戟”飞机静静地停在沈阳机场。飞行大队长、296号航班机长王仪轩，这天担当从沈阳飞上海的航班任务。飞机上一共有九十六名乘客，其中三位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这次航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考察一位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是夜航，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
296号航班原定是八时二十分起飞的，但是王仪轩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发现有点故障，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大约十时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正式起飞的时间是十时四十九分。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九人，其中有三名乘务员，另外六人都在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员王仪轩和和长林，还有两名领航员、一名报务员和一名机务人员。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王仪轩就让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出去准备午饭，否则等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告诉王仪轩说，后面第六排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王仪轩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民航局要求民航飞行人员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他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几分钟后，呼啸而起，直冲蓝天。
飞机上升到九千米刚刚进入平飞状态，六个“不太对劲”青年中的两个起身离开座位向前舱走去。
空中小姐程梅迎了上去：“请问二位有什么事情？”温和的语气中带着机警。因为领航员已发现有几个乘客神态有些可疑，其中有两人一直在窃窃私语，他提醒过程梅注意。
“上厕所。”
程梅告诉二青年厕所在后头，两人又回到了自己的原位。细心的程梅已注意到，在他们坐下的一刹那两人诡秘地对视了一下，目光阴沉、险恶。
她正想去向机长报告情况，突然这两人“呼”地一下站起来，拔出了手枪凶相毕露高声喊道：“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有的旅客发出了尖叫，整个客舱充满着恐怖的气氛。而程梅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空中小姐，紧急关头依然镇定自若，在不露声色中，一只手机敏地按下了警铃。
“有人劫机！”驾驶室里报务员王永昌用急促的声音将296号飞机的险情报告了大连航空站。
警铃骤响不久，就传来了枪声，枪是从驾驶舱门锁处往里面打的，一连打了十余发子弹。子弹落在驾驶舱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顿时烟雾弥漫。一阵猛烈撞击之后，舱门被撞开了。靠门的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一看门被撞开，立即挥起木棒和消防斧进行搏斗，怎奈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木棒和消防斧都施展不开。歹徒急了，开枪把王永昌和王培富打伤。
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驾驶舱里只剩下了王仪轩与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者全冲进来了。为首的歹徒冲进驾驶舱以后，蹿到王仪轩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左148度！148度！”
王仪轩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左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呀！他是什么人？
王仪轩判断的是正确的。此人是六名歹徒的首领，曾经在辽宁航空学校学习过。
自警铃响起的一瞬间，王仪轩和和长林就条件反射般的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干扰歹徒的劫机行动。可是，晃了半天也没管用。王仪轩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要尽快想办法着陆。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王仪轩觉得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
自1973年发生第一起预谋劫机案后，民航便制定了空中反劫持预案，机长王仪轩和全体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按预案行动。
王仪轩紧急压下驾驶杆，飞机迅速减速下降。
机舱压力迅速释放，飞机进入大飘摆飞行。
机长王仪轩想趁势掉转机头向大连方向飞去，找机会在大连就近着陆。那个歹徒从方位仪上看到方向不对，狂叫：“方向不对，往东飞，往东飞。”王仪轩又想将飞机开往丹东，但又被歹徒发现。
此刻歹徒恼羞成怒，用枪口顶着王仪轩的脑袋叫道：“再耍花招，老子崩了你，大家同归于尽！”
飞机在高空中飞行，歹徒觉得难以判明飞行的准确方向，便抓住驾驶杆使劲往下压，使飞机大坡度下降，从八千米急剧下降到一千米，飞出了云层。王仪轩晓得，如果飞机再降，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
王机长估计到这伙歹徒了解飞行常识，作过充分的准备，继续在国内机场降落已不可能。他灵机一动，使劲拉了一下驾驶杆，使飞机回升到临界的安全飞行高度。既然已不可能在国内机场降落，就试图转向朝鲜，寻找机场着陆。大约飞了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过了“三八线”。一过“三八线”，南朝鲜方面的战斗机立刻围了上来。对方一看是架客机，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了什么事情，反正不可能是军事目的，所以他们的战斗机一点儿也不紧张，而是离这架飞机很近，就在眼前转，就连战斗机里面飞行员的表情都能看清楚。
周旋中的飞机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在高空气流中大幅度地跳动。而客舱里的机组成员却保持着少有的沉着和镇定，悄悄地进行着反击歹徒的准备。程梅这个文静的姑娘依然为旅客送毛巾端饮料，用平缓的语调、镇静的眼神和动作把飞机遇劫的情况通知每一位旅客，要求大家听从机组的统一指挥。王永昌、王培富血流不止，伤势严重，中国医科大学的张荫昌、张文范两位教授，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用乘客带的酒，认真细致地给王永昌和王培富进行消毒救护治疗。
飞机已经在空中周旋了一个多小时，显示油料数量的仪表上，指针快接近零位的危险刻度。此刻，王仪轩懂得，九十六名中外旅客的安全系之于自身，为了旅客的生命安全，只好准备降落，但却找不到着陆机场。终于，王仪轩发现了一个小型机场。他分析，这可能是一个直升机机场。可是这个机场的跑道也就一千多米，宽也就二三十米，而且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入口，而起落三叉戟大型客机的机场至少必须具备二千米以上的坚固跑道，眼前的跑道是根本不能降落大型客机的。可是他别无选择，毅然决断，强行降落。
也许苍天也动了恻隐之心，来护佑这些不幸的人。飞机已经冲出了跑道三十多米，如果再往前冲十米，飞机就会冲进前面的大壕沟里，极有可能爆炸起火，酿成惊天惨剧！在这万分紧急关头，航天飞行史上的一个奇迹出现了：飞机戛然停住！
这个机场是美国空军的春川直升机机场。这次降落，震惊了美国空军基地和南朝鲜的飞行员，他们称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电台联系的情况下，只凭经验和目测，完美落地，简直是飞行天才。
飞机刚刚停下来，就有人跑到飞机前面用中文喊话。几个劫机者用枪看着机组人员，不让动，也不让回答。另外三个劫机者跑到门口和喊话人对话，提出要找台湾方面的人直接谈，不然不让乘客下飞机。经过一番交涉，劫机者同意南朝鲜方面派人把王永昌和王培富两个伤员抬下去了。
当王仪轩机长借机走出机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给国内一个消息。他看见了两个日本人，便悄悄地说：“南朝鲜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一定会叫你们回家的。你们赶快到日本驻南朝鲜的大使馆去，让大使馆通知中国，说我们被劫持到这里来了。”日本人亲眼目睹了这个英雄的机长救了全体乘客的性命，感激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边连说“一定照办”，一边郑重地跪下给王仪轩磕了个头。
在近百名旅客中，坐在飞机前舱的一个中年人在偷偷地写着什么，他是东北工学院的教授，姓闻。不一会儿，闻教授写完，将纸叠好，抬起头用眼的余光扫了一下身边的旅客后，轻轻地压在那位旅客的手中。
闻教授对国际法颇有研究，他突遇险情，处变不惊，依然冷静地保持着学者的风范。他深知处理这一事件的复杂因素，觉得必须及早地向国际社会表达出旅客们的真实意愿，为以后我国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提供原始依据。
在他身边的那位旅客是航空工业部626所的工程师王贵之。此时的王贵之也在默默地思考对应的办法，接到闻教授传过来的小纸条，他打开一看，题头写的是《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马上就明白了闻教授的意思。
信件的大意是：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296号飞机，从沈阳机场起飞不久，在空中遭到劫持，现在迫降在汉城的春川机场，旅客们被劫机者作为人质关押在机舱内，我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劫机者扬言，要汉城当局找所谓“台湾大使馆”官员来解决，意欲将飞机和人员带往台湾，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飞机上除了三名日本旅客外，其余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国际反劫机条约的规定，汉城方面有义务依照国际法惩处劫机者，将飞机和机上人员全部送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人人心急如焚，希望秘书长紧急干预，要求汉城方面遵守国际法，尊重我们旅客的强烈愿望，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去。
王贵之看完信后不露声色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思索良久，觉得有必要想办法避开歹徒的监视让所有的机上人员都签上字，完整地表达出每一个人的意愿。
“我要上卫生间。”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监视机舱的歹徒提出要求。
“不行！老实点！”
“我实在憋不住了！”说着就往过道里走。
一名歹徒上来阻拦，他不得不坐下，过了一会他又站了起来连连说：“真憋不住了！”
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乘客低着头不轻不重地说出了一句话：“别的都可以忍着，这要忍不住了，你们都好受了……”
听了这句带着几分俏皮与幽默的话，在死一般沉寂的机舱里，有的人还笑出声来，机舱里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
其实这就是王贵之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他需要掀动压在每个人心头的石头，调动众人活跃思维，从中寻找契机。
趁这个机会，王贵之溜进了后舱的厕所，他将这封信重抄了一份留作底稿，然后在信后面添加了一句看似语言有点繁琐，而实际上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民航296号航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全体旅客签名。
其实旅客不好受，歹徒也不那么舒服。负责监视旅客的一名歹徒挥动着擦汗的手帕不时地到前舱去透风，出出进进。此刻王贵之工程师像一名沉着的地下工作者，他机警地示意旅客在信的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孩子的签名由大人代替。于是，传递签名在机舱里九十三人中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表面上看去人们之间就像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泰然自若。就在歹徒监视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完成了一项国际反劫机史上前无古人的杰作。
到了下午五点，歹徒们与汉城警方的纠缠还是难解难分，但对机舱内的旅客监视开始松动了，空姐可以在机舱里提供一些服务。王贵之趁机把全部中国旅客签名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交给空姐程梅，让她想法转给汉城警方。程梅机警地躲过了歹徒的严密监视，打开舱门，把信卷成一个小纸团，扔到了机舱的外面。
看见突然从机舱里飞出一个纸团，一个在飞机旁站岗的警察警觉地扫视了一下机舱门和四周，然后小心翼翼地拾了起来。
旅客和机组人员在机舱中等候。到了吃饭时间，南朝鲜方面及时送来食品饮料。
这个事件对于南朝鲜来说太严重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由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引发重大争端的历史教训实在太多，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火索都是不那么起眼的“萨拉热窝事件”，他们不得不把这件事放在历史的棋盘上来掂量它的分量。
歹徒中为首的卓长仁已经亮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企图迎合反共势力的“政治声明”，他说他在中国国内受到了无以复加的种种政治迫害，无法生存下去，劫持飞机是冲出囚笼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说他长期以来就向往着光明的自由世界，一直在寻找机会弃暗投明，希望民主自由的南朝鲜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他说他们无意加害机上的乘客，但是必须由台湾方面来处理这一事件，他强烈要求面见台湾驻南朝鲜“大使”。
对于南朝鲜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之间在历史的天平上谁轻谁重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恰到好处的处理有可能决定南朝鲜以后的外交走向。他们不能逆着历史潮流去做出不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因此，南朝鲜立即召开了高层决策者的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决定责成外交部领导亲自处理这件事。
按照上峰的指示，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容立即赶往春川美军空军基地机场。金局长赶到机场，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这时，警方与劫机者依然在僵持着。机场指挥室里，各种反劫持方案都在紧张地进行准备。
金局长不希望走到动用武力的那一步，因为那样难以保证不伤及旅客，要求警方在与劫机者的周旋中制造一种平和宽松的气氛，防止出现意外。他还要与情报机构时刻保持着联系，了解中共方面的反应。
这时，金局长已经看到空姐程梅从机舱里扔出的那个“小纸团”。这个富有经验的南朝鲜高官深深懂得，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它不仅代表着旅客的心声，更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他从中国旅客的言行中，判断出政府的政策取向。他更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让台湾介入。否则，定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他们需要排除任何一个有可能对事件造成处理麻烦的因素。因此，他无法满足劫机者提出的要面见“台湾大使”的条件。
此时，春川机场已经成了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显贵，一双双关切的眼睛都在盯着汉城。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结束这种局面。
八时二十分，即南朝鲜方面与卓长仁对峙八个小时之后，南朝鲜警方突然一改强硬的态度：答应劫机者下飞机以后可以安排面见“台湾大使”。
其实，这原本是金局长的一个缓兵之计，然而没想到它真的给解决这个事件带来转机。
此时的歹徒们，已经处在饥饿、疲劳与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知道南朝鲜的许诺不过是一个策略，但他们担心事态再发生变化，急需尽快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也相信南朝鲜与台湾唇齿相依，即使一时见不到台湾方面的人，南朝鲜也不会把他们送回大陆。
权衡利弊，他们也只好做出顺水推舟的选择。
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在机舱内等了八个多小时的机组人员和旅客，才被允许下飞机。劫机歹徒是等机组人员和旅客们都下来以后才被南朝鲜警察押下机舱的，一共六人，其中还有一个女的。
下机前，王仪轩看到后舱的乘客都在，就说：“我们现在是被劫持到南朝鲜来了，我跟你们大家说几个事儿：第一，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听我们机组的指挥，你们自己不要随便乱跑、乱说；第二，你们下去以后，南朝鲜方面肯定要你们登记，如果你们的身份比较重要的话，登记的时候不要写真实姓名；再有，你们现在身上带的有什么机密资料的话，也包括证件，马上交给我们的机组人员，我们会拿到后面卫生间的马桶里销毁掉；第三，下飞机以后，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我机组人员依然和正常航行后一样，对飞机作了离机前的检查，锁好了行李和机舱门，下机后全体机组人员静静地绕机一周才默默地离去。
那天晚上，旅客和机组成员被拉到了春川市观光旅游宾馆和色六宾馆。紧张了整整一天，大家都非常疲惫，机组人员挨个房间看望了所有旅客，劫后相逢人人眼里都含着泪花。夜深了，但大家还难以入睡。
更难以入睡的是王仪轩机长。当晚十时，机长王仪轩在春川旅馆会见南朝鲜当局人员，发表了五点声明：一、立即和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因飞机降落在美军机场）。二、立即和日本大使馆联系（因飞机上有三名日本乘客）。三、我们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联系。四、南朝鲜当局保证全部旅客、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安全。五、按照国际民航公约处理这次劫机事件。
这五点声明为后来的谈判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中国民航飞机被劫持到汉城的信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台湾当局像是抓到一根政治稻草。“总统府”里，立即召开了高层紧急会议，研讨“处置方略”。“行政院”长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注视事件的发展，了解汉城方面的动态。二、驻南朝鲜大使要通过适当的途径表达我方的意愿；三、“反共义士”向往自由世界，采取劫机的方式“弃暗投明”，如要求来台我持欢迎态度。
这三条与劫机者的声明遥相呼应，完全暴露了台当局急于插手这个事件的心态。当天下午四时，台湾驻汉城“大使”薛毓麟立即奉命驱车来到了南朝鲜外交部要求拜会外交部部长。临行他没有事先电话通报，或许是因为事情太急，或许是考虑到通报以后，如果对方借故推托，就可能失去见面的最好时机。他想通过直接面见部长，表明台湾方面的态度，要求对方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如实地说明事情真相，允许外交人员到机场去见一见他们心目中的“义士”。
韩方外交部人员热情地接待了台湾“老朋友”，他们说朋友总归是朋友，一定会妥善解决好，对得起朋友。但这个事件涉及的情况太复杂了，需要外长亲自来处理，他们让“大使”先生先回去等着，等报告部长后，在合适的时候再另行约见。
“台湾大使”吃了闭门羹，但他知道这是汉城在想着法子推托，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离去。
五月六日，应南朝鲜外交部之约，台湾“大使”赶到外交部与部长助理康洛明会晤，同时在场的还有美国和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在这次会晤时，这位“大使”无理要求南朝鲜在与中国大陆交涉时，必须坚决拒绝大陆遣返劫机犯的要求，不准大陆人士和劫机“义士”见面。
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还说，他的政府已经就此事向南朝鲜政府表示严重的关注。他请南朝鲜有关方面注意，在亚洲，南朝鲜是与台湾保持全面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台湾有关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表示，认为南朝鲜的举措和处置方案对台湾“政府”十分不礼貌，要求南朝鲜领导人记住，中国大陆是当年朝鲜战争的敌人，台湾和南朝鲜是共同的“反共国家”，应该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不要伤害素称友好的双方合作关系。
在台湾当局明目张胆的授意和鼓动下，台湾岛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所谓的“救援”热潮：先是台湾省议会代表呼吁南朝鲜本着一向尊重人权的立场，尊重卓长仁等六人投奔“自由”的意愿；后是国民大会东北籍全体代表致电南朝鲜总统全斗焕，要求将卓长仁等人早日送到台湾。紧接着，台湾的所谓“人权协会”、中央民意代表、大陆逃港难胞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大会等五花八门的各种政治和民间团体也纷纷发表言论，喧闹不止，并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南朝鲜争取自由六义士委员会”。
被台湾方面纠缠不已的南朝鲜外交部长终于忍无可忍，在汉城专门会见了台湾驻南朝鲜“大使”，婉转地告之：南朝鲜将根据国际公约来处理劫机者，依据本国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即使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存在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分歧，但仍有理由与中国大陆进行第一次的直接接触。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台湾方面是不能与劫机者会面的。
当天，设在台湾的所谓“世界反共联盟”主席谷正纲也立即致电南朝鲜，认为这次劫机事件纯属政治事件，六名“义士”投奔“自由”，动机纯正，是伟大的壮举，不应用《海牙公约》有关劫机的原则处理，要求将参与劫机的六名人员遣送台湾。
而在南朝鲜当局看来，劫机事件已完全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攸关的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劫机犯说什么、怎么说已无关紧要，他们需要的是如何走好这一着棋。他们显示出非常的耐心，一再答应可以保证所有劫机者的安全，但是他们提出，飞机降落在南朝鲜国土上，他们有国际义务和责任来妥善处理这个事件，提醒台湾方面不要干涉南朝鲜的处理方案。
接下来，作为同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南朝鲜方面对机组和旅客的安排和热情，是大家无论如何意想不到的。
第二天早餐后，机组人员和旅客登上一辆大客车，走了大概四个多小时到了汉城，被安排在一个叫华克山庄的超五星级宾馆。据说这是以一个死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将军的名字命名的，是用来专门接待高级贵宾的。不仅如此，南朝鲜方面还安排手持鲜花的少年来欢迎。但是，机组人员和旅客都不领情，拒绝了他们的献花。旅客认为，我们是被歹徒劫持到这里的，不是应你们的邀请来做客的贵宾，不是应该欢迎的事儿。
走进宾馆，警察又把机组人员和旅客带到了餐厅。餐厅里完全是一个大宴会的场面，四五十个火锅摆在那儿，高级茶具、餐具摆得满桌子都是，还有乐队，场面很隆重，可是，机组人员和旅客除了吃饭，别的一概拒绝。
当天晚上，南朝鲜方面专门为296航班准备了一场演出，演出的节目既有非常传统的朝鲜族舞蹈，也有穿着比基尼表演的杂技，旅客看了都很吃惊，但能感受到南朝鲜方面的接待还是很热情的。从七日早餐后，旅客们几乎一刻也没闲着，被安排将所有令南朝鲜人引以为荣的地方都参观了。
机组人员和乘客一面享受着南朝鲜方面的热情，一面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是的，南朝鲜方面在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面对“好朋友”台湾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压力，对机组人员和旅客如此超乎寻常的友好，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