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堂里的动员会
第2批战斗机晚了几天才到来，因此，没有参加袭击上海及保卫南京的战斗。
雷恰戈夫和布拉戈维申斯基他们是随第2批志愿队员一起来的，他们的到来，像是为战斗机飞行团队注入了生机。他们发现，此前的战斗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大家似乎不像想象的那样乐观。没有大队长，牺牲了两个飞行员，大家情绪有些波动。并且，实在地说，首战并没有真正打出苏联空军的威风来，所以，大家似乎都有些憋气。
雷恰戈夫与政委留托夫等商量了一下，觉得很有必要开一个会，分析一下利弊，调动起同志们的积极性。
此前，针对面临的形势，苏联空军志愿队召开了联席会议，空军总顾问日加列夫、驻华武官德拉特维英、雷恰戈夫、留托夫和波雷宁等人参加。他们分析了当前的状况，明确了志愿队下一步的任务，即打击日交通线，支援地面部队，轰炸敌运输队，消灭敌机场轰炸机和空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投入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空防作战，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到了该统一一下大家思想的时候了。
晚上，新上任的苏联援华空军顾问雷恰戈夫、政委留托夫在饭堂同大家见了面，公布了任命布拉格维申斯基为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的命令，进行了思想发动与战前动员。
雷恰戈夫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像是在家里一样。
雷恰戈夫说：“据说你们在这里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不要紧，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记得，在马德里也是这样。”他谈起了西班牙空战，说，勇敢者在力量悬殊的决斗中一定会胜利。
“我们的飞机不亚于日本飞机，在机动性方面甚至要超过它。问题在于自己，在于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机灵。最重要的，同志们，是战斗中的救助。要记住苏沃洛夫的名言‘自己可以牺牲，同志一定相救’。那样的话，任何敌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在话下。”
说着，雷恰戈夫站了起来，收敛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你们怀着善良的愿望来到这里，帮助中国人民，但我要提醒你们：谁要是认为干不了，就请他站出来，说一下，谁？”
“有没有？”雷恰戈夫大声问。
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应声。
“好，问题解决了。我说什么来着，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个个是好样的，就不会有一个孬种。”
留托夫接着说：“是的，我们大家都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我们的祖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亲人在期待着我们的好消息。别气馁，鼓起劲，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
立刻，掌声响起来，所有在场的人似乎立刻产生了力量。雷恰戈夫脸上也有了调皮的笑容，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
大胡子布拉格维申斯基
第2天的凌晨3点，顶着满天的星星，布拉格维申斯到了机场，对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准备工作逐一检查，一个也不放过。
1小时后，战斗机在他的指挥下升上了天空。
布拉格维申斯基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从小就养成冷静、坚强的性格。他聪明好学，1934年从航空学校毕业后就到苏联空军科研所工作，担任试飞员，他熟悉各种飞机性能，掌握了高超的飞行技术。
他总是穿一件编织的高领绒线衫、灰色的麂皮袄，皮衣上有一个战斗中被枪击中留下的洞。机械士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想给他补好，被他拒绝了。
“你怎么了，亲爱的？难道真的不明白，穿啥像啥。我穿上有补丁的衣服就像流浪汉，穿上有弹洞的衣服不就更像战士吗？哈哈！”
他还有一条哥萨克人穿的那种宽大裤子，政委留托夫问他为什么喜欢穿这条裤子。他开玩笑说：“为的是不让我的部下看到我膝盖在发抖。”
布拉格维申斯基是个圆脸庞，有点络腮胡子，中国飞行员给他送了个爱称：张飞。其实他“粗中有细”，并不鲁莽，并且勤于动脑，善于钻研。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作战时飞机相互联络很不方便，他就把歼击机大队划分为若干小队，这样就便于互相照应和联系；他还让把每架飞机上面都写上大阿拉伯数字，以便从远处就能认出是谁的飞机；他还命令把每架飞机的座舱内部都装上“装甲背心”，大大提高了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系数。
作为大队长和机群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很重视战术研究。对伊-15和伊-16的性能掌握得很好。伊-15转弯半径小，便于缠斗，空战中较容易咬住敌机的尾巴。伊-16速度快，火力猛，便于攻击。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战中经常用伊-16冲击敌机群，用伊-15与敌机盘缠格斗，并用伊-16追击逃窜的日机；或用伊-15对付护航的日本战斗机，用伊-16攻击敌轰炸机。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十分奏效。
留托夫回忆他的战友说：“布拉格维申斯基是国内著名的飞行员，对飞机，尤其是战斗机，他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在天上以惊人的冷静和高超的飞行技巧使大家赞叹不已。他在试飞新机的时候，不止一次地陷于要牺牲的危险境地，但是，迅速的动作，镇定、沉着、准确的判断，无懈可击的技能总是使他成为胜利者。”
他还说：“飞行员对布拉格维申斯基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们眼中，他就是‘空中之王’，他不仅是一位好指挥员，还是一名战胜了日本空军的飞行员，一名光荣和骄傲的、勇敢的战士。”
艺高人胆大。在南昌基地，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一般停放在指挥部小楼旁，警报一响，他第一个飞上天空，部属们跟随而上并编队迎敌。
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团队顷刻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战器，所向披靡。
这一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飞机23架袭击南昌机场。瞭望台上的蓝旗升起来，立刻，指挥所里跑出两个机械士，在地上铺了一条箭头形的布带，指示着敌机来袭的方向。
布拉格维申斯基立即率领航空队投入战斗。在空中，他舒展地画了一个圈，将飞机侧扣过来，首先瞄准了一架机身上有几条红条纹的战斗机，死死盯住不放，像一帖膏药，甩也甩不掉。那架日机几次摆脱不成，于是开始兜圈子，没料到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灵活且多变，于是发了慌，正准备采取下一步动作时，已被近距离咬住尾巴，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栽了下来。
周围的日机看见长机遭了难，急忙赶来营救。布拉格维申斯基立即脱离，只见那架敌机急速下滑，底朝天栽落到灌满了水的稻田里。
傍晚时分，政委留托夫和医生赶到了敌机摔落的那个地方，只见那架飞机直直插在淤泥里。透过座舱的玻璃能看到，那个日本飞行员已经死在里面。
第2天，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被打死的日本飞行员的照片，照片加了黑框，后面详细介绍了他的战绩。原来这是日本空军著名的“四大天王”之一、机群指挥官大井法人大尉。
战斗中布拉格维申斯基也受了伤，子弹挫伤了他左边几根肋骨。飞机的仪表板也被打坏了，如不是他提前在机舱内加装了“装甲背心”，这次可能就危险了。
当晚，指挥部代表来慰问，并带来了纪念品和一件丝绸长衫。布拉格维申斯基穿了长衫，扎上宽腰带，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一边晃着走路，一边转着圈说：“瞧瞧，瞧瞧，我像不像个中国古代的大官。”
此战以后，日本航空队变得谨慎起来。
为了防止机场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布拉格维申斯基组织了对空观察警戒通讯哨。从早到晚飞行员都背着伞包坐在飞机里，机械师伴在旁边，指挥官在不远处的指挥所里，其余飞机交错排列在不远处。当敌机接近时，瞭望台迅速打出深蓝色的旗子，代表警戒信号。布拉格维申斯基通常带头起飞。为了节约起飞时间，飞机不是滑到起跑线上，而直接从停放处起飞。
当时飞机和地面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系，在战斗中飞机要靠摇晃机翼来互通讯息。这些动作代表的意思在地面就规定好。在准备好的飞行地图上，清楚地标注有苏中两国文字，以便飞行员使用，这也是第2批志愿队到了之后特意对中方提出的。
日本航空队在遭到多次重创后，不敢在白天进袭，而改为夜间偷袭。布拉格维申斯基又研究了夜战战术。他成立了专门的“夜战中队”，让他们夜间分散部署在空中值班，一有情况立刻发信号围歼，使日本飞贼的阴谋多次遭到失败。
在南昌9个月的空战中，布拉格维申斯基一个人就打下了7架敌机，还与战友一起打下两架，创下了击落敌机之最。鉴于布拉格维申斯基作战英勇、战功卓著，中国政府奖励他一枚“金质勋章”。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一枚。
从中国回国后，布拉格维申斯基参加了卫国战争，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后担任了苏联空军多个岗位的领导职务。
突袭南京机场
马琴从飞机上下来，没换飞行服，直接去了饭堂，几乎一天没有吃上饭，他实在有些饿了。
正在这时，值班员急匆匆跑了来，说总顾问来了电话。马琴立刻推开餐盒，拿起一个面包，边吃边到了值班室。
电话是空军总军事顾问日加列夫打来的，他让马琴与总领航员奥列赫诺维奇立刻赶往汉口。
此时，基达林斯基由于健康原因已经回国，马琴接替他担任了轰炸机大队的大队长。
在汉口的指挥部里，蒋介石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苏联驻华大使M.N.德拉特维英、军事顾问H.B.斯拉维因也在那里。
蒋介石从桌子后走过来，同马琴他们握了手，请他们坐下。
随后，蒋介石摊开一张很大的战区地图说：“可靠人士告诉我们，日本人在南京机场集中了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显然，最近他们就要袭击我们的目标。我希望空军能够提前给南京机场一次打击。要尽可能快些。”
过了一会，蒋介石又补充说，马琴先生希望能提供战斗机护航的建议他已经知道了，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这个可能，但要尽快解决。
日加列夫低声问挨着他坐的马琴：“什么时候可以出发？能够派多少架飞机去？”
马琴站起身，对蒋介石与在座的人说：“苏联空军志愿队明天就可以派3个中队的SB飞机前去轰炸南京机场。”
就这样，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对南京机场轰炸的方案极其审慎地制定了，随后大家紧张地开始准备。
1938年的新年毫无喜庆色彩地过去了，那个元旦对于中苏两国的飞行人员来说，是在紧张与危险当中度过的。
元旦刚过，那一天有些寒冷。天刚放亮，27架SB飞机就开始起飞，其中9架飞机由中国机组和中苏混合机组驾驶。机群在空中很快编好9个楔形编队，以3500-4000米高度沿着长江进发。
长江上空有浓密的云层，飞机几乎望不到蜿蜒的江面，这给SB飞机编队的隐蔽飞行帮了很大的忙。
在途中，机队决定，如果南京也是这样的气象条件，就要在云层上进行轰炸，即使精度有所欠缺，也要把带来的炸弹扔下去。
快到南京的时候，能见度变好。他们看见了熟悉的河湾、发电站和机场附近的秃山。
机场上，整齐地摆放着飞机，它们停在那里正准备起飞。双引擎的轰炸机排成3排，战斗机排成两排，有100多架飞机。
苏联志愿空军的飞机向目标飞去，战机从两排目标的中间穿过，以让后面的飞机从两边选择目标。
没有任何一架敌机起飞，也没有高炮开火拦截。
立刻，炸弹冰雹似的投向目标。机场上顿时腾起烟雾。
与此同时，所有停在江边的军舰，包括中立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军舰上的高炮，通通向飞机开了火。
此时，普洛科菲耶夫发现，长机波雷宁的飞机右侧发动机转速慢了下来，估计是散热器被打坏。他马上对着长机摆动了一下机翼，以引起长机的注意。波雷宁的飞机下降了，准备迫降。
“格里沙，队长迫降了，全队注意，跟上我。”普洛科菲耶夫低沉地吼道。
立刻，机队随后跟来。
透过舷窗，普洛科菲耶夫看到又有一架飞机着了火，在下降，飞到了他的飞机的侧下方。
那是符多维英的飞机，在烟火中，普罗科菲耶夫见空中射击士柯思金想跳伞，已经爬到了射击士座舱的舷边，拉开的降落伞刚闪了一下，就被挂在了机尾上，转瞬间，降落伞就被烧掉了。
“科佳！”普洛科菲耶夫大声叫道，眼泪随即落了下来。
飞机燃烧着落了下去。3个年轻人，飞行员符多维英、空中射击士兼机械师柯思金、领航员弗洛罗夫，就这样化作长虹，留在了异国的天空中……
敌人没有料到苏联人会这么早来袭击，轰炸得以顺利实施，打击是密集而连续的。轰炸完毕，机场上升起了巨大的火舌和一团团黑烟，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停机坪上激荡着爆炸产生的气浪，机场的一切笼罩在一片烟与火之中。
有十余架日本战斗机匆匆追来，但为时已晚。来袭的轰炸机已经脱离战场。
此次轰炸，摧毁敌机48架，机场上的燃料、弹药全部被炸掉，机场设施严重损坏，一段时间不能使用。
波雷宁的飞机迫降在芜湖附近的河滩里，他们在没膝的水草中行走了一会，发现有中国人，于是拿出了随身带的请求救助的布条。立刻，赶来的村民拿来绳子、木头，把飞机垫起来，绑好，合伙往外拖，然后，将机组成员送到了岸上。
当夜，武汉和南昌的大街上，欢腾的游行人群堵塞了交通。人们用各种形式来庆祝空袭南京的胜利。
经过几次交手，日本人发现，中国空军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部队，机队变得强大，战术运用灵活。于是，日本航空队开始变得谨慎，改变了先前肆无忌惮的做法，对部署做了一些调整。
生死相救
战争开始时，由于中国空军力量消耗过大、与日本航空队相差悬殊，因此许多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几乎处于空中不设防的状态。
在南昌也是如此，那时苏联援华志愿队没有到来，敌人欺负中国空军力量弱小、防空能力差，经常对南昌进行狂轰滥炸。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南昌机场，投弹95枚，南昌机场陷于烟火之中，中国飞机损失惨重。
日本飞行员更是肆无忌惮，其中一个叫小川正一的中尉，欺南昌空军补充不及，竟率日机5架强降南昌机场示威。当中一名飞行员更为可恶，竟然趾高气扬地从机场上拔走一面旗子，作为他炫耀胜利的战利品。
这件事对我军将士来说，自然是一大耻辱。
南京失陷后，作为中国腹地的南昌，战略地位更突显出来。当时，南昌有“远东第一”的飞机场，有国民党第一战区空军司令部、空军教导总队以及全国空军主力训练机构等。中国300架战机有250架转场在这里，中国空军的轰炸机第1、2、8大队，驱逐机第4、5、9大队的飞机都由此起飞。从江浙撤退下来的人员、设备、物资等经过南昌到武汉、湖南去。南昌当时成为重要的中转基地。
南昌不保，则武汉不保，国民政府誓要保住南昌。“南昌不是南京”，中苏飞行员这样宣称。
随着苏联航空志愿队的23架战斗机及20架轰炸机转场至南昌，与原驻南昌的苏联飞机会合，南昌更成了实力雄厚的空军基地。到了该教训日本人的时候了。
1月7日，日海军第12航空队大尉潮田良平率领9架战斗机从南京起飞，掩护海军木更津陆上航空队轰炸机15架，在中午侵入南昌上空。
潮田良平是日本海军佐伯陆上航空队第一分队长，其飞行技术奇绝，被称为是“名震皇国的红武士”，也是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
只见15架轰炸机居中，9架“96”式战斗机分3个编队护航而来，最前一架突出队形的飞机上系有白布条，那就是领队潮田良平的飞机。
中国空军战斗机早已升空严阵以待，与敌机在三家店新机场至莲塘一带上空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认为己方飞机数量多，没有将中国空军的飞机放到眼里，愈加猖獗，将我战机围住，企图一举歼之。但是，我9架战机无一畏惧，抖擞精神，上下翻滚，诱敌下降。
这时，苏联志愿队的飞机赶来，对敌机实施攻击。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中见到敌机猖狂，怒不可遏，猛烈向敌机射击。日本飞机气势汹汹，中苏飞机也毫不示弱，敌我双方互相缠斗，难解难分。潮田良平倚仗着自己技艺高强，又机多势众，在空中旁若无人，横冲直撞。这一次，他盯上了布拉格维申斯基，从背后向他袭来。布拉格维申斯基正与另外一架敌机打得紧张，没料到有人从背后偷袭。正当潮田良平要得手之际，忽然一连串的枪弹从侧后射来，正好打中了潮田良平飞机的要害处。潮田良平的飞机突然起火，一下子坠落下去了，机尾冒着浓烟，坠落地面，飞行员当即死亡。从事后查获的资料文件显示，死者正是潮田良平。
布拉格维申斯基转危为安。
原来，中国空军第3大队飞行员罗英德，正驾驶一架伊-16飞机追击一架敌机，他忽然发现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领队飞机正被敌机纠缠。他从高处看得清楚。于是，立刻放弃了他追猎的目标，赶紧拨转机头，朝着偷袭苏联飞机的那架敌机猛烈开火。他没有想到，他击落的敌人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里的一个“空中红武士”。
空战结束后，布拉格维申斯基拥抱着罗英德久久不放，并把他最珍贵的纪念品——刻有斯大林赠送字样的手表，从手上脱下，送给了罗英德。当时在南昌机场的苏联专家所撰写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抗战胜利后，布拉格维申斯基被提升为苏联远东空军司令，他在驻海参崴时还通过邮局寄来该地名产鱼一箱，念念不忘与罗英德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空战过程中，许多南昌市民跑出家门，冒险观战，兴奋异常。空战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转眼到了夏天，天气逐渐变暖。随着华东全面沦陷，江西彭泽的马当失守，日军开始入侵江西。
为了摧毁南昌新老两个机场，减轻中国空军对其长江运输线的轰炸压力，日军再次将杭州、南京的飞行基地向前推进至安庆。
那一天，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出动28架战斗机，第13航空队出动18架攻击机，凶猛地向南昌机场扑来。中国空军第4大队升空5架驱逐机，苏联志愿航空队升空28架战斗机迎战。
这一仗，中苏战鹰又击落敌机6架。苏联飞行员古匹柯一人就打下了两架敌机。另一个苏联飞行员斯拉维克被敌机围攻，仍不避险难，勇猛杀敌，但因寡不敌众，在空战中不幸牺牲。
又过了几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南乡茂章率领8架“96”式战斗机从安庆机场起飞，掩护14架轰炸机和5架攻击机空袭南昌。
观察哨发来消息，称日军27架飞机即将飞抵南昌轰炸，中苏空军立即起飞25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迎敌。
双方在鄱阳湖上空展开了激战。50多驾飞机燕子般穿梭于空中，互相追逐、争斗。顿时，空中枪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不时有飞机跌落下来。
战斗中中方飞行员先后击落4架日机，自己也有多架飞机被击落。坐落于南昌的两个机场同时遭日机轰炸，地面有10架飞机被炸毁。由于当时地面没有雷达设备，通信设施较差，指挥部无法掌握空战情况。
据目击者讲述，激战场面十分壮观。有1架飞机被日机击伤，这位英勇的飞行员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驾机向附近1架日机撞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两架飞机炸成碎片，一齐坠落到鄱阳湖中。这位不知名的英雄壮烈牺牲，日机飞行员也当即殒命。事后，航空委员会搞不清哪几名飞行员是空战中被日机击落阵亡的，哪一位是撞击日机英勇殉国的，这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日本被撞落的飞机的飞行员正是南乡茂章。南乡茂章生前一再扬言要替其他3个“天王”复仇。这个33岁一直未娶妻、一心要报效帝国的飞行员的死，对日本海军航空队产生很大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亲自参加南乡茂章的追悼会，为失去最后一名“天王”而痛哭，他还到南乡茂章家中吊唁、慰问。后来海军航空队又追授南乡茂章为海军少佐，日本裕仁天皇封他为“军神”。
据当年参战的飞行员江秀辉回忆，那一天，中国空军三大队2中队飞行员黄莺起飞后，发现机场南段有苏联志愿队的3架飞机被敌人围攻，处于危险状态。他来不及通知队友，立即加大速度向敌人猛冲过去，一边猛冲一边扫射。敌机见势不妙，即刻摆脱。黄莺上下翻腾，勇追不舍。敌机队形一下子被冲散，志愿队的飞机解围了，但黄莺却陷入了3架敌机的围攻之中。黄莺与敌机从1000多米斗到300米，不幸中弹，轰然一声，掉到机场边的泥地里，顿时碎片高飞，浓烟一片。待地勤人员奔跑过去营救时，飞机已经支离破碎，只见飞机尾巴上有几个小号码——P-5873，才知道是黄莺英勇殉国！
黄莺所营救的那架伊-16战机，正是由苏联志愿队领队巴比洛夫驾驶的飞机。事后，巴比洛夫向南昌的全体中国官兵说：“中国飞行员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使我这个苏联人深受感动，永难忘怀！”
台湾“空军指挥部”的空军烈士档案里这样记载：
黄烈士莺，原名黄廊，广西省宜山县人，生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世业农，家境清贫，有姐一弟三。烈士自幼颖慧，好学，刻苦自励，为亲友所器重，资助入学；在广西大学肄业二年，转入广西军事政治学校南宁第一分校，又转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历任广西航校助教，飞机教导第一队，第五路军飞机大队第二中队飞行员，中央空军第三大队第八队少尉本级队员。烈士天性孝友，温文尔雅，能文能诗，待人接物，谦恭有礼，为诗友所敬爱。飞行技术及科学知识，均甚优良。少时在家自作炸弹猎虎，误将己家家犬炸死，亲属以为危险，遂禁止其自制炸药。思想敏捷，决断力尤强，可以其婚姻为例。他平时很少注意婚姻问题，但一遇到意中人，即妻劳氏，立即结婚，自认识至举行婚礼，还不到24小时。
黄莺原为广西空军的飞行员，后合并到3大队。1938年3月，大队长吴汝鎏率第7队及第8队驾伊-15式10架飞机，出发鲁南，执行攻击敌陆军阵地任务，黄莺在返航途中，在临城滕县间遭遇敌机，奋力搏击，会同战友击落敌88式重型轰炸机两架。7天后，随吴大队长飞往台儿庄炸敌，归途中于归德遭遇敌加藤大尉率领之“95”式战机27架。黄莺立即拉升至1万米高空，与敌3架飞机展开厮杀，射落敌机1架。另一架敌机亦升空拉高，黄莺又突跃至敌机尾后将其击落。
黄莺牺牲后，蒋介石题写挽联“精忠报国”四字，以褒扬之。遗骸运抵故土后，宜山民众上千人举行公祭大会，县长亲自主持，并将其忠骸葬于宜山公园内，立碑纪念。
作为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每次空战前都强调要相互救援，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榜样。
春节刚过，36架日本轰炸机在20架驱逐机的掩护下进袭南昌，被苏联志愿队和中国飞行员打下8架后逃走。激战中，飞行员杜申在击伤一架敌机后被数架日机围攻。正在危机之时，布拉格维申斯基主动发起进攻，赶走了敌机，使杜申安全地回到了机场。
落地后，杜申看了一下自己的飞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的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被打了50多个洞，就连防弹装甲背心上也留下了两个凹坑。
晚上飞行员分组总结战斗情况，会议结束时，布拉格维申斯基问：51号机是谁飞的？那是杜申的飞机。杜申立刻明白，是布拉格维申斯基救了他，立刻跑过去抱住他，吻了起来。
被杜申打伤的那架敌机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逼迫下降落地。随后，人们从其座舱中缴获了大量重要文件和情报资料。该机修好后布拉戈维申斯基曾使用它作过战。
在所有布拉戈维申斯基的歼击机大队里有7名中国飞行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对他们也十分关心，亲如兄弟。在一次空战中，一个姓骆的飞行员遭到敌机围攻，也是布拉戈维申斯基挺身而出，赶走了敌机，救了他的性命。落地后骆飞行员十分感动，向布拉格维申斯基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从腰间掏出手枪送给他作纪念。布拉格维申斯基与他紧紧拥抱，并把自己的手枪交给他作为交换。
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大队里，与他同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还有安·阿·古宾科和格·潘·克拉夫琴科。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就是这位传奇式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手下的两员骁将。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是一对好朋友，同住一间屋子，都是上尉，都会驾驶伊-15和伊-16两种飞机，在国内时都当过特级试飞员，都有高超的飞行技术，所以在华9个月里，战绩都很卓越：古宾科打下过7架敌机，克拉夫琴科打下6架。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俩都互相救过对方。
在1938年3月13日南昌的空战中，古宾科发现克拉夫琴科的飞机被打成重伤，而日本人仍在穷追不舍。尽管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古宾科还是勇敢地冲了过去，赶走了日机，并一直护送克拉夫琴科安全跳伞。
在后来的武汉“5·31”空战中，成功击落两架日寇歼击机之后，克拉夫琴科开始追击一架“96”式。他突然发现古宾科被击落跳了伞，而日机知道克拉夫琴科怕炮弹碎片破坏古宾科的降落伞，不会开炮射击，所以只是围绕古宾科转圈，想活捉他。克拉夫琴科以其高超的飞行驾驶技术与敌机搅缠，最后迫使日机触地爆炸。
那一次，回到了三家店基地后，克拉夫琴科被比他高得多的古宾科紧紧地拥抱，而后被高兴如狂的战友们抛甩起来。古宾科把他从国内带来的“亚美尼亚-13年”手表当众赠送给了克拉夫琴科。那个被迫触地的日机没有记在克拉夫琴科头上，原因是没有开炮攻击就不可能有击落记录。
克拉夫琴科成为唯一一位被表彰为双重“苏联英雄”的苏联援华志愿军官。
回国后，克拉夫琴科又到远东继续和日本人作战，参加了1939年5月至9月的诺门坎战役，在那里又打下了3架敌机，并与战友一起打下另外4架。因其战功卓著，1939年8月他再次获得“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担任过歼击航空兵师师长等要职，军衔晋升为少将。担任了将军的他仍然亲自参加空战，且每战都身先士卒。卫国战争期间，他的飞机被击伤，他在跳伞时不幸发生事故牺牲。
据说知道这一噩耗后，斯大林沉默了半小时之久，而后说了句名言：真正赢得战争的就是那些像克拉夫琴科那样的“工作蜜蜂”。
克拉夫琴科死后，他被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据战报统计，仅自1937年8月15日敌机首次空袭南昌起，至南昌空军转场武汉止，在南昌上空发生空战31次，共击落敌机36架。
在此期间，中苏空军还先后出击上海、南京、安庆、芜湖、台北、湖口、彭泽等地敌机场和在长江停泊的舰艇，共计15次，使敌人受到重大的损失和威胁。
苏联飞行员的事迹很快成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对象。12月18日，一名从广东到达香港的美国飞行员说，至少有50名苏联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天空中，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击落了11架敌机。两天后，香港传媒报道说苏联人在中国的空战中表现了巨大的勇气。
而在遥远的故土，布拉格维申斯基及其战友的家人们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