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刘少奇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之前，公安部门就发现台湾“国家安全局”行动特工活动频繁。安全局副局长沈之岳离开台湾到澳门；国民党驻西贡大使馆主事外交官、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被召回台湾；安全局行动特工张运昌以旅游者的身份到印度尼西亚；特情室徐仁俊以商人身份经香港到缅甸；蔡定中在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谋害总理未能得逞，今年4月初他窜到香港。
根据这些情况，我公安部门判断敌人在策划着一个阴谋，或者是在执行着一个阴谋。敌人这个阴谋，是对着即将出访东南亚四国的刘少奇主席而来的。这一判断从情报部门送来的那份敌情通报中得到证实。
“湘江案”的执行者和指挥者，是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他在1939年黔阳特训班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军统局，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在临时组建的俘虏营里度过二十几天后，被遣返回湖南湘乡，同年年底逃到香港，后转到台湾。1955年派到南越西贡，任国民党驻西贡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主事外交官。
廖时亮到西贡后曾有一度动摇，对国民党有所失望，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我们发现后，想争取他弃暗投明，于是找到廖时亮的同学、同乡、把兄弟罗玉文。
罗玉文曾是国民党伪政府中的一名职员，1949年湖南解放后被遣返回乡，在一家小学教书。经过公安部门做工作后，他感到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积极表示愿意会见廖时亮。
由于廖时亮的立场、观念所致，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地弃暗投明。凌云同志决定采取威胁、骚扰廖时亮的策略。
4月20日，凌云将“对策”报周总理后，将罗玉文调到广州，带了一封给廖时亮的警告信。罗玉文带着信，在张济忠同志陪同下，21日到达香港启德机场，拦截飞往台湾的廖时亮。
4月是香港的阴雨季节，启德机场笼罩在蒙蒙细雨中。潮湿闷热的候机大厅里，流动着各种肤色的人。
罗玉文穿着一套崭新的中山服，跟着张济忠走进候机大厅里的咖啡厅，每人要了杯咖啡，选了一个能直接观察到候机大厅出入口的位置坐下，缓慢地饮着咖啡，等待着从西贡飞往台北的客机。
罗玉文喝了几口咖啡，又不放心地掏出个小本子，打开本子看看夹在里面的廖时亮的半身近照。廖时亮其貌不扬，深陷的眼睛，清癯的面容，给人一种精明的感觉。
这时，候机大厅里传来女广播员的声音，先用英语，后用广东话。
“各位旅客，从西贡飞往台北的客机已到达香港。”
罗玉文收好照片，走出咖啡厅，来到候机大厅的出入口，透过玻璃窗看到一架银白色的客机从跑道上滑到停机坪。顿时，他的精神紧张起来。
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不多，除了少量的外国人外，大部分是华侨。人们鱼贯而入，通过验票口走入候机大厅。罗玉文仔细观察、识别每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人。旅客全部走完了，他没有发现廖时亮。
廖时亮没有下飞机？罗玉文不敢确定，他找到从飞机上下来的航空小姐问道：“我是来接客人的，请问小姐，飞机上还有没下来的旅客吗？”
航空小姐礼貌地回答：“机上没有旅客了。”
罗玉文顿时怔住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由于自己一时的疏忽，让廖时亮从自己的面前溜过去了？政府的委托和信任、自己的失职一起涌上心头，他不住地内疚与懊悔。
第二天罗玉文又来到启德机场，在候机大厅的门前找了个地方坐下，眼无旁顾地望着大厅的出口，因为他不知道飞机的班次，也不知道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只知道廖时亮是从西贡飞往台北。
时钟缓慢地移动着，他耐心地等待着。当太阳西斜的时候，从候机大厅里出来一群提着各色手提包的旅客。他眼睛一亮，在人群中认出了廖时亮，他紧走几步叫住了他。
廖时亮一惊，在香港怎么会有人叫他呢？他回头看见多年不见的同乡、同学，疑惑地问道：“是你？你怎么来香港了？”
罗玉文没有和廖时亮握手，也没有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热情，他冷冷地、淡淡地站在廖时亮面前，说：“有人托我给你带来封信。”
“什么人？”
“有关方面的。”
廖时亮顿时警惕起来，他向四处看看问道：“你是专为我来香港的？”
“对，我是专门为你送信来的。”
廖时亮马上意识到，十五六年不见的同乡、同学、结拜的把兄弟，是带着中共的任务来的。他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罗玉文后，问道：“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红楼饭店，你跟我去吗？”
“不。”
“那我跟你走。”罗玉文将信递给廖时亮。廖时亮接过信说：“住下再看吧。”
罗玉文跟着廖时亮走出大厅，坐进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在一个饭店门前停下，廖时亮提着箱子走进饭店。跟在后面的罗玉文问道：“到了？”廖时亮没有回答，他带着罗玉文穿堂而过，从饭店的另一个门走出来，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罗玉文不解地眨眨眼睛跟着上了车。
另一个饭店的套间里，廖时亮把箱子放下，抽出信，连续看了三遍：
“先生潜居南越，所作所为对祖国不利，唯念过去曾有不甘自绝祖国的表现，当于等后，以释宽大。最近台湾妄图在柬的破坏阴谋，柬我双方均已洞悉，决无成功之可能。台湾之行关系重大，尚望珍惜前途，珍重自处。汝姐对先生也寄厚望，当机立断……知名不具。”
廖时亮把信烧了。
罗玉文看廖时亮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垂头不语，于是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话全盘托出：
“有关方面对你此行很清楚，你不要做危害祖国的事情。如台湾逼得太紧，你可以拖延、应付。你们的阴谋不可能成功，柬埔寨也采取了措施，国内的亲属也很关心你……”
罗玉文把党的政策、祖国的变化说了一遍，目的是劝他弃暗投明。
廖时亮对罗玉文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忧虑的是“湘江案”已经失密，他的行动在中共侦察人员的监视下。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一阵恐惧。他不敢再想下去，他的未来就像雷电交加中的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沉浮难保。
廖时亮很佩服这封警告信的决策者，确实比国民党棋高一着。他看了一眼罗玉文，把忧虑惶恐的心情隐藏了起来，脸上恢复了原状。
“这件事如果是我执行，在时间、地点上搞点差错还好办，上面发现不了。如果任务交到行动组，我负责的那部分还能管得住。可这行动不是我搞的，是那边（他挥手指台湾），我不清楚。请转告汝姐，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罗玉文听了廖时亮的话，心里一阵兴奋，他感到廖的话中有所松动，便问道：“你要看到汝姐的亲笔信，是否就有保证呢？”
“是的，我更相信汝姐。”
“这不难，只要你一星期内回到香港，我就能办到。”
“见了汝姐的信再说吧！”
第二天，廖时亮告别了罗玉文，直飞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