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去世,我从广西回到湖南,正是老友焦达峰被杀的时候,长沙乱哄哄的。我们赶紧回浏阳,过了年再到长沙得了镜若的信,我就到了上海,镜若正弃了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一个同志会。绛士也辞了实业厅的科长,跟着镜若,还有一个当小学教员的吴惠仁,几个人租一所房子,大家都是穷得不像样,我到了就大家住一起。我又因别的事到香港走一趟。回到上海,会员增加了些,我们就借三马路大舞台演了一次镜若编的《家庭恩怨记》,我饰剧中小桃红,评判颇佳,但是演得不好。
那时候我因我尊之介绍,与筱喜禄君友善,喜禄姓陈名祥云,故名优夏,月珊君的弟子,演青衣,曾享盛名,为人慷慨交游,他和我尊是在汉口认识的,他和戏班里的人却感情不好的多。他扮相很好,可是一天一天长高长肥,因此包银反涨不上去,他便渐渐地有些厌倦。
他有时演《三娘教子》之类的戏,他说,三娘是个穷寡妇,不宜搽粉,而且昆腔的正旦,是照规矩不搽粉的,因此他就不搽粉。后台经理和一班演剧的都笑他骂他,说他胡闹,他却自鸣得意地大耍名士派。有一个人便对他说:“你在十几岁的时候又白又嫩,不搽粉人家都喜你,如今长得这样又长又大,连我都看不上你了。”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可是难说不伤他的心。
他因厌倦之故,演戏就不甚起劲,不过为吃饭而存心敷衍。班子里也不当他一回事,贪图他价钱便宜,嗓子好,戏又多,扮相到底还过得去,也就诸事将就他些。往往排他唱第二三出,他高兴就好好地唱唱,不高兴就再没有谁能比他完得快——要唱三十分钟的戏,他十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就完了。可虽是这样,也还有一帮人特为去看他。
吴彩霞到上海,一时很红,那时月薪也不过赚三百元。上海人欢喜听二黄青衣实在是从彩霞起。论彩霞的扮相,实在远不如喜禄,嗓音比喜禄宽亮些。喜禄的腔调多少带点南边味,字音咬得不甚清,可是身段婀娜,神态温雅,为彩霞所不及。彩霞是北京新到,喜禄是长在南边过时的角色,每逢同在一出配搭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卖力,喜禄得的彩也往往和彩霞一样多。尤其有许多人因彩霞而知道小喜禄,说:“那个配的也真不错。”我和喜禄认识的时候,他正在丹桂第一台,我因为访问他,常到后台去。他常和我喝酒。一面喝着,一面叫他的伙计看台上唱到第几个戏了,报告给他知道。他听见说他的戏快要上了,他就说:“你在这儿等我,我就来。”说着匆匆下楼,等不到一会儿,他果然就来了,他的戏就算完了,又接着喝下去。
我这次到上海的时候,他正在嘉兴唱戏,我就坐火车到嘉兴去找他。不久他从嘉兴回来,我们在一处玩了几天,我便到了香港。那时见有一个剧团正在演文明新戏,我认识有一个演员是我在东京的朋友,我就赶紧到后台去看他,可惜如今我再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就连他们的社名也忘记了。宣统末年我在梧州见过郑君可的一班,看广东的新戏,这是第二次。
我在香港住了十天光景,事办完了,我就又回到上海,跟着同志会许多人东混西混,先到苏州演了几天,后来又到常州。常州是镜若的故乡,他就来招待我们,担负经济的另有一个绅士。演过之后,又会见许多在东京的同学。我还记得常州的房子,是一座一座排开的。演完戏回旅馆一路上月光照着白粉墙,有的新,有的旧,有的残缺,有的整齐,都是静悄悄,也不透丝毫灯光。只有屋旁的树,路边的草,迎风颤动着,好像有些沙沙之声,和我们的脚步声相应。
我们从常州又到了无锡,一班人个个都穷,镜若也没钱。那时的办法,是到一个地方,就去找一个资本家,不,是说妥一个资本家,再到那个地方去,那时候费钱并不多,我们又都不拿什么薪水,所以资本家容易做。而且那个时候文明新戏很时髦,就有些所谓少爷之类来找我们,我们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勉强够开销就干起来。
到了无锡,住在船上,排戏就到一家公馆的后厅去,他们的招待很简慢,那个少爷出来看了我们一眼,莫名其妙地打个招呼,就进去了。第一我们穿的都是不好的衣裳,二来我们有一句话叫“庄严面孔”。我们常常保持我们的庄严面孔,少爷便觉得没趣,不能周旋。还有一层,我们欢喜乱说怪话,往往不为少爷所懂,他更觉得找我们是失败了。
开场的头一天,定的剧目好像是《猛回头》。还没有开幕,就遇着前台打架。第一幕才止,有许多丘八先生一拥而入,就椅子茶壶打得精光,打完就走。台下的看客本就不多,这一来前台连茶房都跑了,登时变成七零八落,一个空场。当时有人建议,说哪里有个“老头子”不能不接洽,哪里又有一个“马头官”不能不拜候。镜若是个最下得身段的人,他笑嘻嘻的就和那人去拜访所谓老头子去。据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他拍拍胸脯说:“好了,你们作吧,兄弟帮得到的总尽力。”但因为要修理椅子,当晚还是没有开台,我们就许多人挤在一间船舱里,喝些酒,横七竖八地一睡。我睡不着,只听得鼾声呓语,连续不断。我觉得口渴,可是一点茶也没有,只好就着河里喝些冷水,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第二天却惊动了许多绅士,又遇见许多熟人,有的是我们的同学,有的是在广西的官吏,他们都出来捧场,于是我们就一连演了好几天,完了又遇着律师唐演君,请我和镜若游惠山。我觉得好玩,又和我一个表叔骑着马去游过一次,在山上采了无数的野花,下山来就村店里喝了几斤酒,把许多鲜花插在帽子上,骑着马趁着月光跑回来,到了那家公馆门口,已经醉得站都站不稳了。
从无鍚回到上海,就没到别处去,我从同志会搬到一家四川人的号栈和记住了,从此天天和喜禄在一处,用四个月的力学会了一出《金殿装疯》。借大舞台演《家庭恩怨记》,也正是这个时候。那时我因喜禄的介绍,认识了江君紫尘和张君葵卿,又因紫尘认识了林绍琴先生。紫尘别署梦花,是南京一个知县,在制台衙门当巡捕,辛亥革命,他就到了上海,和他的同事张葵卿两位合作,唱起戏来。他唱青衣,音最宽亮,花腔造得很多。他的唱,那时候在上海要算最新鲜。他的交游又很广,于是捧他的很多。在一个时期,他可谓执上海青衣界之牛耳。他常说:“北京的青衣,丁继甫来过,彩霞来过,幼芬来过,陈德霖我们是知道的。还有谁呢?没有谁了。只有小梅没有来过,听说除了扮相儿,也有限呢!”他这样说,可见他的自负。可是他的确唱得不错。他的腔大半自创新格,哪怕同样的腔,小地方至少总有一两个音不同。他非常的自己爱惜,不是自己的胡琴,绝不肯随便就唱。起初本是葵卿替他拉,以后他不大登台,葵卿就到会审公堂去当会审官去了,于是他总觉得唱得不痛快。
人家听见江梦花的名字,以为他总是个花儿似的人。不错,论他的交际那样圆滑,真可以说是交际之花,可是他的人没有什么女性,扮起来也不像个女人,尤其脾气很刚,他能够长篇大套地骂人不敢回嘴。他欢喜盘古董,玩字画,常和许多大人先生来往,出入风雅之门,同时无论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流氓地棍,他都有法子和他们周旋。他办事很周密,临机立断,既经拿定了主意,是绝不退让的。他在三马路大新街办过歌风台,以后让给经营三办民鸣社。他和喜禄本来很亲密,以后不知怎么样弄得感情很恶劣,彼此绝交,谁都没有能调和得好。
我唱青衣当然受梦花的影响不少,他的腔我差不多都会,至于校正板眼,排练身段,就完全出于喜禄之手,梦花的身段也是从喜禄学的。
我和梦花相识未久,他就介绍我认识了林绍琴。林先生福州人,行七,人家都称他林七爷。他的哥哥林三爷(名诒书),中国学问很好,放过学差,做过宣统皇帝的师傅,会下围棋,人也很有风趣。那时我恨没有能见面的,就是林四爷(季鸿)。听说他唱青衣,很多创造,现在所流行的对面一顿,结尾一慢那些腔,都是他兴的。他是个票友,而一时的青衣名角,都奉他为圭臬。他把《黛玉葬花》原诗编成反调,一句一个腔,没有重复,妙音芳誉,周遍都城,可惜他辞世太早没有给我们听过。七爷呢,专学余紫云。听说有一回在饭馆里吃饭,他唱了几句,恰好紫云在隔壁听见,就因此订交。他的嗓音本来很好,到我和他相见的时候,他已经是鸦片烟抽得很厉害,而且有了肺病,唱几句没有谁不说好,只是四句以后,便力不能继。可是他的唱在上海青衣中算最高标准,评剧家也取他为尺度去衡量伶工,也足见他的名贵。
我的唱功很得他的益处不少。他性情有些孤僻,吃了鸦片烟当然不见得能耐勤苦,所以万不能求他从头至尾教授一段。我们和他做朋友,时时去探望他,十分熟了,他便没有拘束地随便谈些关于唱戏的话。有时候他高兴起来哼几句,来证明他的议论,我便照他所说的极力去揣摩,有时候我也唱几句,他从来不加批评,后来真熟了,他才好像半不负责任地说哪里应当重点,哪里应当轻点,或哪个腔不行的话。我注意听他说,回来就把他所说的地方一连唱他个几十遍,明天再去唱给他听,他便大为惊奇,说:“你真可以!”于是他便渐渐地教给一些腔调,和盘托出得一无所隐了。他以后常对我说,“教人很不容易,若不是真懂得的,你说他不好,他还要生气呢!”
民国二年从夏到冬,我住在上海,一部分的工夫,在同志会演新剧,其余的时间,完全费在唱功上面,我在大舞台演《家庭恩怨记》的时候,已经唱不少的段数了。而且我在《家庭恩怨记》《敬酒》一场里,加唱了一段《御碑亭》,颇引起一时的注意,无聊极了,可是当时很得意。
《家庭恩怨记》以后,还演过一次《社会钟》,那个说明书还是吴稚晖先生作的。我那时候以为说明书应当用美丽的文言,我看见吴先生头一句写的就是“阿爹老石,死在屋里”,这种无锡白话文,我很不以为然。我对镜若说:“我们所尊敬的吴先生,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镜若笑笑不说话。
我自从在《家庭恩怨记》里演小桃红,又在《社会钟》里演左巧官以后,他们认定我只能演坏女人,正当的爱情剧,从不让我演。凡属人家表同情的角色总是绛士,挨骂的角色总是我,无形之中成了定例。我当时只要有戏演,从不计较,可是我自以为什么角色我都能演,而且演一样会像一样,非但是女角,而且还能演男角,不过每逢表示想演一种另外的角色,他们总是付之一笑。
我在上海半年不回家,家里常常有信催我,及至知道我在上海演戏,弄出了很大的风潮,可是始终瞒着祖母和母亲。责备我的信当然很多,其中以先外祖刘艮生先生为最严厉。只有我内人她深知道我的性情,从来没写信劝过我,只是很委婉地叫我找个机会多读些书,就是演戏也要和寻常的戏子学问人格有别才行。
到了年底,家里实在催得紧,我无法再逗留,只好回家过年。临上船的那晚,我在张家花园演了一出《宇宙锋》,这是我正式演二黄戏的头一次。当时敦促最力的是绍琴,其余还有贵俊卿、朱素云两位,也推波助澜地把我捧了上台去。却因为这一次的成功,使我学青衣的瘾大了好几倍。那天晚上睡在船舱里,午夜梦回,觉得醇然余味,美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