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春秋时代是因《春秋》一书而得名（终于公元前480年），战国时代是因《战国策》一书而得名。但是《战国策》对战国初期的情形不会记载，因此《春秋》跟《战国策》的记载之间有一段空白期。这样，春秋时代的终期跟战国时代的始期就发生问题了，于是，一般就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作为这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也就是说，战国时代始于魏、韩、赵三国分晋，获得周室承认的时候（公元前403年）。
战国时代是春秋时代两百个国家逐渐合并而统合为七强国的时代。春秋时代，宗法制是基本原则，是同一祖先分出的宗族透过祖先崇拜的仪式而团结起来的。到战国时代，宗族的关系已从国家组织中消失，君主跟臣子是以个人间的忠诚关系团结起来的。其实，春秋时代中期，就像晋文公跟从者的关系那样，宗法制已逐渐移向君臣间的主从关系了。到春秋晚期，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豪族（如齐国的田家）中的新宗族跟家臣已全靠君臣个人间的忠诚关系结合。战国时代的齐国被新兴的田家取代，晋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这四国都把豪族跟家臣的主从关系带进国家的组织。
这些国家就像专制国家那样，君主跟臣子的关系并非基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是基于君臣间人格上的关系。换句话说，春秋时代，仍然以周王室为宗家，战国时代几乎不谈这些了。春秋时代，中央政府不仅还被尊重，而且还有一些实力。但是到战国时代，只空有其名，它的存在几乎被忘得一干二净。
春秋时代重祭祀，列国彼此有使臣往来，表面上还尊礼；会盟时，先歃血的居上位，因此常为歃血的先后发生争执。虽然这样，还是很注重传统，同姓诸侯按血缘的上下，异族诸侯则按与周室的亲疏来决定歃血的先后顺序。
到战国时代，会盟的先后顺序已完全不重视这种宗法关系了。春秋时代会盟前后，诸侯与大臣们常聚在一块举办盛大的宴会，在宴席上，各诵《诗经》的句子来交欢。战国时代，这种宴会已不再举办，政治的外交往来已脱离宗教跟艺术，缺乏宗教与宗族的精神，只一味炫耀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财力。换句话说，已从宴会外交转向实力外交。宴会外交中，博学多识的子产最受欢迎。到实力外交的时候，详知目前政治、军事跟经济，又精通各国利害关系的人最受敬重，可以说是以辩才说服对方的宣传外交的时代。
战国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都市的兴起。春秋时代的都市不十分大，城广约3000米见方，户数充其量也只有一万户左右。到战国时代，据说有方千丈的城，万户的邑，如果一户平均五人，则战国时代已有五万人口的都市。七强国的都城规模非常大，农村人口似乎已向都市集中。齐都临淄是当时最大的都市，据说有七万户，每户有壮丁三人。因此，假如这数字准确无误，只壮丁就有二十一万了，总人口将超过五十万人，在古代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城中市民都很富有，从拉琴吹笛到斗鸡、赛犬、搏斗等，各种游乐都有。
中原四国——齐、魏、赵、韩——国君是靠不法手段夺取国家的，所以总觉得有弱点，于是，尽力推展文化事业来博取市民与知识分子的欢心。其中，魏文侯跟齐宣王可说是他们的代表。魏文侯的都城安邑因聚集了许多闻名的贤者，如孔子的学生子夏，而成为战国初期的文化中心。子夏有个学生是出身批发商家庭的，他的家就在市场的旁边，据说，魏文侯每次通过这条街，都从车上站起来，远远地作揖。国君既然如此敬重贤者，太子跟其他大官自然也就敬重贤者了。太子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大儒田子方。太子避路下车行礼，田子方连礼都不回地要走过去。太子忍不住责备：“是富贵的人可以骄人呢，还是贫贱的人可以骄人？”田子方答：“当然只有贫贱的人可以骄人。诸侯骄人会失去国家，大夫骄人会失去家。贫贱的人要是不满意，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太子只好茫然地目送他过去。魏文侯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儒者当中有通晓法律、经济的李悝。文侯信任他，根据他的学说修改法律、制定新法典，文侯也根据儒家的理想准备把国家改造成理想的新国家。
魏文侯尊重学者，以学者为师，齐宣王则保护学者，奖励学术。宣王曾在临淄的稷门边，建一学者住宅区，让学者们住在那里，以上大夫的名义给予高薪，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无忧无虑地讨论学问。当时聚集到这里的读书人达千人，其中有名学者而名列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六人。到齐湣王时期，齐国依然是当时的学术中心，战国诸子百家是在当时开明君主的保护下开花结果的。战国末期，齐国衰微，学者离去，集中到楚国春申君那儿。战国最后的学术保护者是秦相吕不韦。总而言之，礼遇贤者，保护学术，也是战国时代跟春秋时代不同的一点。春秋时代学术大都由贵族阶级独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