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汉末年开始，外戚跟宦官极其专横，政治腐败而混乱，根据儒家伦理建立的社会秩序已经逐渐崩溃。儒学者对这种情形一再地批判指责，希望政治能够恢复清明，因此清论、清议风行。魏晋时候的清谈就渊源于此。但是魏晋时代的清谈跟汉末的清议有点儿不同，它并不是根据儒家思想来立论的。当时的清谈大都根据老庄之学，脱离政治和儒家道德的束缚，自由纵谈，或沉醉于饮酒跟音乐，或优游山水享受人性的自由。这些清谈人士对政治、经济、道德这一类问题都不很关心，认为这些都不是高尚的生活，只有在无为自然的地方享受山水、诗歌跟浪漫的言谈才是最高尚的生活。
在魏晋这种轻视政治、社会不安定、从政常有生命危险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不食官禄，从政治、家庭逃脱而遁入山林，或优游乡间享受自己生活的隐士。晋朝历史上所记载的隐逸人士就将近四十人。
东晋时候，贵族的清谈中心是会稽，这里留下了许多有名的佳话。东晋书法大家王献之（王羲之的儿子）曾称赞会稽的自然美说：“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这里有许多豪族跟达官显要的别馆。隐士跟山林诗人也都喜欢在这里过着闲居生活。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一位第一流的文士，聚集在会稽郊外的兰亭，咏诗饮酒作乐。周围是森林与竹子，前面是弯弯曲曲的水流，写意极了。与会的谢安也是江南第一流的名门贵族，过了四十岁才出来做宰相。做宰相之前，他寓居会稽，跟王羲之、许询与和尚支遁都有来往。他外出时，常携妓游山玩水。在家时就以诗文、清谈为乐，超脱世俗。他常坐在山中的石室，面对幽谷，悠然地叹息道：“这样，才会接近伯夷的心境。”从这里很可以看出东晋贵族的生活情境。
东晋时，佛经里头的故事也成为清谈的主要项目。中国知识分子跟佛教僧侣也颇有来往。有许多僧侣也是清谈界的名士，譬如僧侣支遁就是当时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清谈人士之一。他是佛学者，也是老庄学者，常在会稽跟谢安等一流名士游山玩水。他著有《即色论》，主张“色”（现象）就是“空”。他曾把这篇文章送给王坦之，请他指教。王坦之一言不发，支遁就借《论语》的话问：“默而识之乎？”王坦之立刻回答：“已经没有文殊菩萨，谁称赞呢？”佛经中的《维摩诘经》里有一段故事说，文殊菩萨敲着膝盖称赞维摩居士的“默”。王垣之就是借用这段故事来答复支遁的。六朝的知识分子都很喜欢把自己比作维摩或文殊，来享受清谈玄论之乐。《维摩诘经》受到当时贵族的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一次，会稽王主办《维摩诘经》的讲座，请许询担任“都讲”（就《维摩诘经》发问的人），支遁担任“讲师”（回答问题的人）。许询每问到艰涩的地方，大家都以为支遁一定答不出来，想不到支遁却答得非常巧妙。当大家认为许询没问题可问时，许询却提出了锋锐的问题。这次讲座风靡于当时许多名士之中。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东晋贵族是多么喜欢隐逸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