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架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知道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阳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吗？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习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腿，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吗？”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晓得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而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他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邓有米说：“不是让你上酒吗？”
成菊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
邓有米说：“也罢，看在张老师的面上，不整你了。”
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中午在余校长家没有吃好，张英才饿极了，一会儿就将碗里东西全吃光了。山上的夏天，同山下一样，有点活动就会热得满头大汗；不一样的是，只要停下来，用不着擦拭，再多的汗也会马上被凉风吹干。张英才稍不注意就打了几个喷嚏，他怕惹上感冒，就起身告辞，要回去赶紧洗个热水澡。
路上，拿上手电筒送他的邓有米，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肯结婚，就是因为刚来界岭小学，就和王小兰成了情人。那王小兰的丈夫结婚不久就瘫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米最后说，若是哪天夜里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最不喜欢别人打小报告，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米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已走到了学校的操场边，张英才就叫邓有米回去。
张英才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只好放下书，拿起凤凰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上山来半天了，随着心情的放松，他发现琴盒上写着一行字：赠别明爱芬同事并存念。
这时，余校长在外面敲门。
张英才打开门问：“有事吗？”
余校长欲言又止地支吾一句：“山上凉，多穿件衣服。”
张英才说：“我正想过去问你，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是谁？”
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妻子。”
张英才说：“没问过就用她的琴，她会生气吗？”
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这东西对她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
张英才被这话吓了一跳。
余校长不明不白地离开后，张英才想再给姚燕写封信，然而，思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如何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姚燕。
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忽然听到笛声，吹的又是国歌。
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起床，披上衣服走到门外。操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从旗杆上垂下来的绳子。余校长身后是用笛子吹奏国歌的邓有米和孙四海，再往后是昨晚住在余校长家的那些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又大又凉，这支小小队伍中，多数孩子只穿着背心短裤，黑瘦的小腿在风里簌簌抖动。大约是冷的缘故，孩子们唱国歌时格外用力。最用力的是余校长的儿子余志。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后，孩子们才就地解散。
张英才走过去，问余校长：“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
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
张英才又问：“孩子们也愿意起这么早？”
余校长说：“开始不愿意，教了一阵就愿意了。”
余校长忽然伤感起来，他指着正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又少了一个爱读书的学生。昨天他还在这儿。夜里有人捎来口信，他父亲在外面挖煤，出事故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男人，他不回去顶大梁，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才十二岁呀！听到父亲的死讯，只红了红眼圈，硬是犟着没有哭出来，收拾书包时一点方寸也没乱，就连借别人的橡皮擦都晓得还。我怕他难过，谁知分手时反而是他来劝我，说自己会抽空读书，将来若是出息，一定要回学校给老师们磕头谢恩。还说，他家那儿望得见这面红旗，每天早晨他会在家里一边想着老师和同学，一边唱国歌。只要能唱歌，他就什么也不怕。”
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
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叶萌，是五年级最聪明的一个。”
张英才明白这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很感动地说：“余校长，这些事你应该通过万站长向上面反映，让县里或者省城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
“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余校长说，“听说国家在搞科技扶贫，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先抓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
邓有米插嘴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早点转正。”
张英才的情绪被这句话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