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不是“主流”（mai-nstream）经济学，但属于“主线”（mainline）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从边际革命开始，而边际革命是主观主义革命，即主观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之前的客观价值论。在“边际革命三剑客”（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中，门格尔最为彻底地贯彻了主观主义，其他两位的“主观主义”只是服务于均衡思想的手段，如德索托教授所指出的，“边际效用规律只是对数学均衡模型的补充……而对门格尔来说，边际效用理论具有本体论上的必要性”。[1]“边际革命三剑客”的分歧预示着经济学的分野，一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代表的传统，也是后来的马歇尔传统，这一传统把“均衡”作为核心，后来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可视为古典经济学和边际思想的折中，它只是在名义上接受了主观主义思想，并没有去应用它；二是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该学派一以贯之地贯彻了主观主义，所以奥派也称主观主义学派。“主观主义”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为什么那么重要？一个原因是斯密的经济学缺乏一个可靠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其价值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为他自己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理论支撑，而主观主义思想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理论支持。
米塞斯无与伦比的贡献
米塞斯是奥派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门格尔——庞巴维克传统。在米塞斯扛起奥派复兴大旗之前，很多人认为奥派的思想已经被主流吸收了，它已经融入主流，一个独立的奥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米塞斯通过对门格尔传统的重新诠释，对主观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再次意识到奥派的独树一帜。米塞斯把门格尔的主观思想发展成“行动学”。行动学的基本出发点是“行动人”，相比主流经济学高度抽象化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行动人是更为真实的，它强调人有自己的目的，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是在给定的约束下追求最大化，或者说，人的行为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而外，这意味着人的行为不能用给定的函数去表示，这便意味着人的创造性。而干预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不相信人的创造性，它在“人论”上是错误的。
主流经济学把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目标，这样“人”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而在米塞斯的行动学中，不存在单独的资源配置问题，或者说它只是人行动的结果，只是个体根据自己的目的配置（选择）自己的手段（方法）。哈耶克认为，经济学是关于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无意识结果。而使每个个体受益的正是这有意识行为下的协作，也就是市场。所以“看不见的手”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行动，斯密虽然提出“看不见的手”概念，但只是作为对市场的一种“描述”，没有进行理论挖掘，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派经济学家弥补了斯密的这一不足。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把行动的个体抹去了，“看不见的手”被不恰当地简化为“均衡”，这样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可见，奥派这根“线”比新古典经济学更能接续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奥派是经济学“主线”的原因。
米塞斯构建的“行动学”理论体系相当完整。其中包括“经济计算”，这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指出计划经济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因此也是无法运行的；提出回溯定理，解决了货币价值的循环论证问题；批评利息的生产力说，捍卫了利息的时间偏好说；区分垄断与垄断价格，指出垄断是常态，只有在出现垄断价格的情况下才损坏消费者，但这种情况一般只见于原料的控制等少数情况。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经济危机的成因；他的市场过程思想视企业家为市场的驱动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对应；他的产权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权与封建社会中的产权有根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只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使用资产，因此消费者才是真正的老板。这些理论逻辑一致地贯彻了“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米塞斯所做的贡献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米塞斯的理论体系中，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先验主义方法论。行动学公理是先验有效的，它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相反，经验依赖于先验的行动学知识。人的行动本身也具有先验的性质，我们的头脑里总是先有概念、范畴和理论，然后才有行动。先验和经验不是一对反义词，而是互补的，我们有了“先验”知识，所以并不需要经历同样的经验才能理解他人的经验。“先验”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涉，有的先验知识是与生俱来的知识，但也不否认经验、内省和后天学习对于获得先验为真的公理性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先验的反义词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实证，即一种认为可以通过“假设——验证”的方式获得知识的方法，当然那种把可靠的理论作为前提的实证并不是批评对象。
经济学的敌人
在这本书中，柯兹纳提到了经济学的两个敌人：一个是历史主义者，另一个是实证主义，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否定存在普遍有效的理论，以及“排除基于内省的洞见”。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证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对实证主义的批驳也适用于对历史主义的批驳。实证方法为芝加哥学派所倡导，也是目前经济学界最为流行的方法。如前面的提到的，米塞斯最为重视的是“方法论”，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尽管同意米塞斯的很多观点，但他最不同意的是米塞斯的方法论，他认为行动学是“狭隘的”，他认为“假如不能对某些命题或陈述是否正确达成一致，那是无法通过寻找逻辑错误的方式去解决它的”。[2]他认为答案是寻找与预测相冲突的证据，这也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对于弗里德曼的批评，米塞斯早已有无数精彩的回答，或许只是弗里德曼从未理解而已。我们可以从米塞斯的《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书中随便挑出一句：“有关人的行动事实的统计资料，不同于有关人的生理机能的事实。他们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事实：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变化得快一些，有时变化得慢一些。在人类的价值判断中进而在人的行动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那种规律性。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指引，因而与过去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以及专注于预测未来的企业家，都必须努力‘理解’这种行为。”[3]对社会现象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解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而弗里德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经济学的基本性质缺乏了解，才更容易陷入到“狭隘”的实证主义中去吧。
如柯兹纳在本书中提到的，组成现实王国的是利用与动机，这个王国的存在无法用实证主义者的“可检验性”标准去证明。
我们认为，只有在一个简单的世界中，比如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才存在可以被实证的关系，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不是这样“机械”的世界，在这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很多影响根本看不见，无法观察，甚至也无法概括，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必然是瞎子摸象，忽视那些“看不见的”，而逻辑推理可以把“看不见的”考虑在内，提供全景图。经济学的“科学性”不体现在实证或计量这些“硬”的技术性方面，而是体现在论证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以及现实性等这些“软”的方面上。由于人有共同的心智结构，他人通过自己的理解，有能力对某个论证过程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这也是个体增进自己知识的过程。
奥派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哈耶克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说那是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样危险的一本书。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崇拜建立在数据与模型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是极其危险的，这不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就是道德上的无耻。当下的经济学界竟然流行“没有数据和模型，就不是经济学论文”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很多人为了发表文章，屈从于这样的观念，这自然不是科学研究的诚实态度。实证主义的流行使经济学成为“伪科学”现象最为严重的领域。也难怪拉赫曼把计量经济学流行的年代称为“经济学的黑暗的时代”。实证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敌人，也是干预主义的帮凶，因为干预主义者的政策需要“科学”的伪装，以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种伪装正是实证主义可以提供的。
对米塞斯理论体系“封闭性”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显然，米塞斯的学说具有无限的应用前景，人们可以用米塞斯的经济学分析各种现实问题，并且也有助于得出可靠的结论。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建立在均衡思想上，黑板经济学的色彩比较浓，用在分析现实问题时会出现很大偏差，如认为市场会失灵。在政策上，芝加哥学派还是强调目标管理，不相信市场自发秩序。如弗里德曼虽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预主义的支持者，罗斯巴德甚至称弗里德曼为“国家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基础并无根本不同。
或许正是因为思想方面的贫弱，如没有关于货币和资本的理论，没有企业家理论，没有市场过程的思想，甚至没有可靠的价值理论等等，现代芝加哥学派越来越朝着“技术化”的方向发展，将经济学的研究变成有关数量问题的研究。实证主义的流行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如柯兹纳在本书第六章提到的，“在米塞斯看来，战后的经济学家已经无可救药地迷失了方向。事实上，正是20世纪中叶，经济学朝着技术复杂性方向的发展才导致了这门科学被悲剧性地滥用。”另外，虽然米塞斯的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美，但也不要担心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米塞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当然还是可以站在米塞斯的肩膀上继续将其理论往前推动，如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就是一例。
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发现”表达出来，这和企业家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产品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对某些事先给定的假说进行检验，那么他们本身就丧失了“行动人”的性质，变成“机器”。经济学研究不是“计算”，而是逻辑论证的展开过程，它最终要回溯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去，这个基础是每个有共同心智结构的人都能接受的，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先验”特征。
同样，经济学的学习本身也是发现什么经济学是“好的”的过程。一个常识是“流行”不等于“好”，也不等于“发展”。在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中流行的更多的是反经济学的东西，如历史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干预主义的思想，它们都被伪装成“经济学”。实际上，米塞斯早已指出，大学中那些有着经济学名义的课程往往是反经济学的——“打着经济学的旗号反经济学”。真正的经济学知识在大学中是相当贫乏的，这是让人感到担忧的。笔者认为，经济学教育应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主干，即米塞斯的经济学加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以取代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奥派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转型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关键是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却没有共识。当人们不能真正理解市场时，容易把政府干预导致的问题归到市场头上去，这样就要求政府更多干预，使政府越来越大，市场也就会越来越遭受侵蚀。对于理解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奥派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当我们有了可靠理论的指引，就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走很多弯路。
“坏”的经济学制造认识上的混乱，导致错误的政策，误导中国改革，所以绝不可低估它对中国的危害。比如很多人推崇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论，这种观点认为政府从事商业活动是中国的优势，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到这种结合上。它是错误的“实证主义”方法的产物，也与芝加哥学派的方法有关。如果这样的错误认识得不到纠正，中国就会继续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的转型将难以取得成功。
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运行之道的阐述和揭示，奥派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之“道”。那种支持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说，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现实中也必将是有害的。自由市场，不是先入为主的立场，而是正确经济学的必然结论。遵循“道”，经济才有希望。干预主义就是试图人定胜“道”，但受惩罚的是“人”，而不是“道”。[4]
熊彼特说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哈耶克提出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经济学界受益于市场经济，但其在整体上却是反市场的，扮演着“市场经济的掘墓人”的角色。“经济学界”的转型，要比“经济”的转型更为迫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威胁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思想观念上，反市场的经济思想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威胁。
米塞斯的经济学不是由曲线和函数构成的，不是求最大化，不是曲线移动，而是由每个个体根据他自己的内省都可以理解，都能证明为真的文字构成，所以米塞斯的经济学也是非常“人文”与“人道”的。在米塞斯理论体系中个体的人始终是主角，如果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非关于“物”的科学，那么米塞斯的经济学无疑是首选。
米塞斯的所有努力都是从“挽救文明”出发的，他不是为了发展某个学派而做研究。这样的思想高度，加上他的才智，使米塞斯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米塞斯的学说是人类最宝贵的知识财富，人类应为有这样的经济学家而感到幸运。《米塞斯评传》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传记，为了解米塞斯思想提供了概览。作者柯兹纳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当代奥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也被无数人认为是哈耶克之后最令人期待的诺贝尔奖候选人（2014年，权威机构汤森路透就曾预测其为当年的获奖者），由他来介绍米塞斯的思想再合适不过。
本书第一版于2010年出版，早已售罄。相比那时，米塞斯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读者，米塞斯本人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本书的再版将为读者朋友了解米塞斯的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引（而且此书也是海南出版社“经济学家”系列书籍的第一本）。当然，对于已经读过本书第一版的读者来说，笔者相信多年以后再次阅读这本小册子，也必会有所反思，必定会获得新的启迪。此次再版对第一版中的一些文字错误做了纠正。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辛劳，也是本书再版的策划者，在此深表感谢。还要感谢著名出版人汪宇先生，著名学者姚中秋先生，中国社科院冯兴元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同事毛丰付教授、娄朝晖博士，以及我的研究生古晓洁、侯翠芳和郑苗苗等参与了文字校对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朱海就
2018年5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