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晚饭不错，满满一大盆排骨藕汤，绿葱花细若针头，点缀淡粉色汤面，四周簇拥着的几个小菜和咸菜也颇有精神。
我想起心欣昨晚说过的话，就拿起汤勺给爸妈（我的岳父母）一人舀了一勺。我十四岁起就住在这里，吃他们的饭，睡他们的床，在他们家的超市里工作，二十一岁那年，我从雇员变成他们家的上门女婿。从那以后，我就像染上了一种面部霉菌，终日眼皮沉重，喉咙发紧，这症状导致我不爱正视一切事物，包括迎面走过来的爸妈，当然也不爱张嘴说话。
刚一放下汤勺，心欣就用母羊般的眼睛瞥了我一下，她知道我不是个嘴甜的人，能有这个动作，已经算是把她的话听进去了。你不看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昨晚她在床上这样嘀咕。我承认我很重视这个警告，于是决定用这勺汤把脸上那些霉菌冲洗一下。
某些方面，心欣的确比我用心，她会当着我的面定期往大石坝打电话。妈，您还好吧？累了就歇两天，不要着急，明年干脆不要种田了，我们给您买米回来，您只要种点菜就可以了。我们还好。生意还可以。妈那我挂了？每次都是这几句不需落实的话，但她自然而然的语气令人心服口服。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个比例，比如说，她往大石坝打三次电话，我给爸妈舀一次汤，毕竟现在大石坝那边只有母亲孤单单一个人，我们这边却是满满当当一屋子。有次母亲笑着跟我抱怨人世的苦恼：人口少了真没意思，吃饭都提不起兴致。
我捏了根牙签，离开饭桌，来到外面。
我喜欢在晚饭后给母亲打电话。天边余霞落尽，大地暗如抹布，树影幢幢，蠢蠢欲动，分明是憋了一天急着出来透气的鬼。母亲说我小时候有关门哭，每天天将黑，我铁定要坐在门槛上嚎啕大哭一场。后来她说，那事儿是有个说法的，叫做“太阳落土，儿寻母。”
电话没人接，直到深夜，还无回拨，看来明天得回去一趟，不用说，母亲的晕病又犯了，我仿佛看见母亲木头人一样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动，风嘎吱嘎吱摇着窗外的晾衣杆，对她来说，那声音像催命符一样可怕。她常常咒骂自己好了伤疤忘了痛，总是不记得在杆子上挂件重东西，这不怪她，虽然这病陪伴了她大半生，她还是没摸清发病的规律，否则她一定会抢在病发前死死压住那根随风摇晃的晾衣杆。
母亲的晕病其实就是城里人说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时，病人需要像花瓶一样静置，像经过野兽旁一样噤声。
我不想跟爸妈说我回大石坝了。就在五天前，我刚刚回去过一次，一个星期超过两次的话，就算他们不背着我嘀咕，我自己也有点不自信。以前我们有过约定，一个月可以回去一两次，也就是说，平均两个星期我可以回大石坝一次。
我去跟爸说：该订土鸡蛋了。他扫了我一眼，又去看手上那些信件：下次他们送货的时候讲一声就行了，没必要专门跑一趟。他肯定看穿了我的心思，没关系，顶住，找一切理由死死顶住，这是我在他们面前的一贯策略。我说：有人在跟我们竞争了，交点订金才能稳定货源。我看着窗外，听着自己忧心忡忡的声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当演员的料。爸说：那就写个条子，到柜台上去拿。他最近总能收到信，都是他的同姓族人写给他的，他在收集资料，准备编一本家谱。这两年，稍微挣了点钱的人家，都喜欢编家谱，好像活人能挣钱真的是死去的祖先在保佑。
那个养鸡户靠近大石坝。翻过最后一道山梁，就望得见大石坝了。沿路都是两层小楼，方方的小盒子，顶上加盖几片亮晃晃的仿硫璃瓦，不锈钢门窗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把猫狗的毛映得灰不溜秋。
我们家也跟别人家一样，不锈钢大门上还贴着新华兴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标签。这里盖楼房根本不用设计，钱攒够了，交给村里的泥瓦匠，他自会带着一帮人来没日没夜地给你做，不出一个月就完工。因为出自一个泥瓦匠之手，村里的房子基本上一个样儿，就像一胞多胎。
簇新的小楼里住着新婚不久的哥嫂，当然，他们现在不在家。如果我没有爸妈的超市，肯定也跟他们一样，活跃在城里某个工地或车间。从这个角度说，我是大石坝同龄人中的异类。楼房墙角边，有一间附属屋，像新鲜竹子褪下来的笋壳，又像失去弹性的旧袜子松松地堆在脚腕。母亲就住在这间附属屋里，门房一样看守着被哥嫂锁得死死的小楼。因为这事，我们兄弟俩差点反目，最后还是母亲出来息事宁人：只要你们过得好，和睦，我住猪圈都心甘情愿。
附属屋的房门闩着，敲了一会没反应，我从墙缝里找到那根鞋拔子般大的木片，轻轻一拨，门就开了。
母亲的床放在靠窗的位置，床的对面有一扇通往主楼的门，被哥以安全为由封死了。床边有一个老式衣柜，是她当年的嫁妆，油漆掉了一半都不止，一条腿断了一截，塞了半截砖头撑着，柜门也坏了一只，斜斜地挂在那里，能看到里面四季的衣服。近门边是一只大泥灶，灶后边是我最熟悉的饭桌，以前，我们既在它上面吃饭，也在它上面写作业。母亲躺在床上，见我进来，微微哼了一声。
我绕过泥灶和饭桌来到床边，地上有只塑料盆，放在跟枕头平行的位置，盆里铺了一层柴火灰，用来吐痰，果然又犯病了。我站在她枕头边，尽量不往盆里看。
几天没吃饭了？
她闭着的眼睛艰难地掀开一道小缝：不记得了。
我提议带她去镇上挂水。你忍着点，我来背你。
她皱着眉头，一只手坚定地、幅度很小地摆了摆。
这样躺着，就算不病死，也会饿死。
她不吱声，好像她知道并且愿意承受这两种结局中的任意一种。
我在她床前一声不吭站了近二十分钟，如果我是女人，也许可以跟她絮絮叨叨地说点什么，可惜我是儿子，是男人，还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男人。我看看窗外，想起超市里还有另一件事等着我。既然她不想去挂水，那就让她安安心心在家里躺着吧，反正她每次犯病，都是用躺治好的。我把手伸向衣服暗袋，那里有我订土鸡蛋的钱。跟养鸡老板说说情，货到付款，应该没有问题。我从没在他那里赊过帐。
我用极轻的动作掀开枕头一角，把钱塞了进去，叫她病好后去买点有营养的东西来吃。她本来闭着的眼睛用力再闭了一下，表示听到了。我知道她是不会把这钱拿来买东西吃的，她一向认为，把钱用在嘴巴上，是最败家最无耻的行为。我也相信她不会躺很久了，说不定明天就能起床干活，钱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宽慰，胜过任何一种注射到身体里去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