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院子，与一般农家的院子差不多，若说不同的话，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枣树上拴着一头老驴。父亲早就不用这驴干活了，但一直养着，还特别上心，又是草，又是料，每天还要牵出去遛一遛。几年前我就劝父亲把这头驴卖了，光吃东西不干活，养着干吗呀！父亲恼怒地瞪我一眼说，你说的这是屁话，这头驴跟着我出了大力，卖了，就让人家宰了吃了，我要养着它，养到老死，扒个坑子埋了它。
我一进院门，就看到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在屋门口靠墙坐着，头垂在胸前，大概在温暖的阳光下迷糊着了。听到大门的动静，老太太抬起头，迷迷瞪瞪地往大门口的方向看，然后扶着墙站起来，回头向屋里喊：德元，你看这是厚大不？说是喊，其实她的声音有气无力，有点颤抖，像在呻吟。我看了看她，她的年龄可能比父亲还要大，个头不足一米五，头上顶着稀疏的白发，很乱，扎煞着，脸色发黄，脸上满是皱褶，干瘪得像没有一点水分。她的眼睛是干涸的，眼珠呆滞，好像不会转动，脸上的肌肉僵硬，木木的，看不出什么表情，或者根本没有表情。她迎着我走了几步，脚拖着地，颤巍巍的，像随时会摔倒的样子。我没和她说话，径直进了屋。对家里突然冒出的这个老太太，我心理上一时还难以接受。
父亲勾着头，坐在椅子上抽烟。方桌上搁着他的大茶杯子，那杯子本来是透明塑料的，已经污成咖啡色的了。墙上挂着他那根铜拐棒，还有一盘快散架的算盘。父亲这几年是明显见老了，头发已经灰白，耳朵也背了，过去他的腰挺得很直，头也硬硬地昂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习惯勾着头了。他抬起脸来，面无表情地问了句：你咋回来啦？过了一会儿，又说，傻子你还没见着吧，他看牌去了，你去街上弄几个菜，叫你四叔过来，中午一块儿坐一坐。
我想，父亲说的傻子，大概就是老太太的儿子了。我问老太太姓什么，父亲说不知道，又说可能姓杜。我又问了有关老太太的一些问题，比如老太太有亲戚没有，傻儿子是怎么傻的，等等。父亲不耐烦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看着勾着头抽烟的父亲，我无奈地想，这就是我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人家姓什么都不清楚，就敢收留在家里。
从我一进家，老太太就拖拖沓沓、屋里屋外地忙活着，似乎并不关心我和父亲说什么。
父亲喊老太太：“给我满上水。”
暖瓶就在父亲身边，他的大茶杯里还有不少水。我赶紧给父亲把水满上。
我说：“她傻儿子不是常年在外打工吗，怎么到咱家里来了？”
父亲眯着眼抽烟，烟雾在他灰白的头上缠绕。他瞪了我一眼说：“你别傻儿子、傻儿子地叫，他姓杜，叫憨头。”又说：“他娘在咱家，他来了，咱能堵着门不让进啊！”
老太太把炕上的被子抱出去，晾在天井里。又打扫外屋的炉灰，一瘸一拐地用簸箕端出去。然后又进了里屋，给父亲另倒上白开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方形的塑料瓶子，拧开盖，递给父亲，说，你该吃这个了。那是我带给父亲的深海鱼油。
老太太说：“不是告诉过你吗，俺姓赵，怎么忘了？”
听了这话，我心念一动。我和父亲说的话，她是非常留意地听了，耳朵真够好使的！看来，她是个有心人。
我隐约感觉到，老头子已经被老太太黏上了。
我家与二叔家是斜对门，中间隔着一条路。我先去二叔家看了看，然后去找四叔。
四叔一家住在芳河大街的两层楼上。四叔不在家，到街上玩儿去了。我与四婶说了会儿话，说话中自然提到了老太太和她的傻儿子。四婶说，这个老太太更差劲，还带着一个拖累，趁你回来了，抓紧把她轰走。四婶说，一开始谁也没见过这个傻小子，后来老太太在你家站住脚了，就和你爸说，她还有个傻儿子，不知跑到哪儿打工去了，整天唉声叹气、哭鼻子抹泪的，说想儿子了。你爸心就软了，说能联系上不？能联系上，就让他家来吧。你爸一放这话，第二天傻小子就上了门。说是出去打工，还不知猫在哪儿等着呢。你见到你的傻兄弟了吗？不是一般的傻，40多岁了，连个媳妇也找不上，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能抽烟，能喝酒，喝醉了还耍酒疯，有时还抽风，抽起来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满口吐白沫。说他傻吧，也不是真傻，会花钱，经常向你爸要，你爸就十块八块的给。你爸买了烟，他见了就装进兜里，你爸还龇着大牙笑。你爸这哪儿是找保姆啊，是找了俩帮他花钱的。
我一声不吭地听着，越听心里越沉重，渐渐地就生出一个念头：我必须当机立断，把老太太和她的傻儿子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