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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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国民党第69军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驻进了莒县。此时，日军为了参加台儿庄会战，从莒县、沂水、日照等地撤离。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新六师工作，新六师开始受到尊重。当时的莒县，是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此时，以新六师与国民党莒县政府的名义，开办了莒县战地干部培训班。训练班主任路雨亭是共产党员，他与国民党县长许树声是同学，所以就担任了莒县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当然，许树声并不知道他这个同学是个共产党员。
军事训练在新六师受训。讲课的是政治部主任钟辉，他讲红军长征，讲过雪山草地，大家都听呆了，下课后找关于红军的书看。比如《西行漫记》《毛泽东印象记》等。这些使很多原本对共产党没有概念的人，在政治上倾向了共产党。
战地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队伍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这个班事实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的。它为共产党在莒县的发展壮大，以及县委的建立，做了准备。
拳头的形成
1938年夏天的莒县，八路军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从西旺疃渡过沭河。这个时候的横山根据地还不存在，这个时候的滨海根据地还不存在。它还需要这个从沭河西岸过来的部队和共产党员一点一点创建。
1938年8月，在中国的长江边，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就在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一八八号”“大海令第一三五号”等，命令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对中国武汉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在山东的沭河边，一间沭河边特有的红石头垒成的破旧农舍里，中共莒县县委建立了。
这是抗战爆发以后，鲁东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
在当时的鲁东南，一片漆黑，日军势如破竹。一片黑暗中，只有莒县，这个鲁东南根据地、滨海的发源地，首先在硝烟中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滨海根据地的第一个有力拳头，在这里形成。
中国共产党莒县县委书记：郭有邻，委员董瑞仪。
到1938年8月，县委成员：组织委员魏继广、宣传委员辛玮、组织部长牛瑞甫、秘书邱也民、青年部长辛纯。
县委成立后，立刻开始了细致的工作。1938年9月，建立了八个分区委。第七分区委是在苗蒋、辛庄、主家岭一带，庄伯方任书记，这就是现在夏庄镇的管辖范围内，也就是老党员们口里熟悉的“七区”。时间过去了一年，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是中共莒县县委成立后，对全县党的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所做的行政划分，相当于现在的“夏庄镇”、“刘官庄镇”等乡镇。第八区，则是沭河以东的大店、小店一带，袁子扬任书记。这也是老党员们经常提起的“八区”。
县委建立后不久，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就沿着沭河，往南开进，他们是到良店、相邸、诛边工作。这几个乡镇现在在行政区划上属于莒南，但是，它在那时候是莒县的南部。
孔福亭就在这个队伍里。在后来一篇回忆文章里，他写道：
一九三八年的七月，烈日炎炎，溽暑蒸人。驻在莒县岳家沟一带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奉命改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当时，我在三连任指导员。连长是李子荣同志，他是沂水县埠前村人，地下党员，精明能干，生机勃勃。我们俩工作配合得很好。一排长孔庆堂，二排长孙某某，三排长武传礼，司务长庄文炳。都能恪尽职守，积极肯干。部队改编后，为了打开局面，扩大活动领域，继续向南进军，开辟新区工作。
在1938年的莒县，在沭河东岸的小店，已经建立了莒县县委，为什么还要建立鲁东南特委？那是因为山东共产党人要以莒县为核心，建立鲁东南根据地。它即将管辖的范围当然要比莒县大得多，它面对的是整个鲁东南。
1938年8月中旬，鲁东南特委在莒县大店成立。特委书记景晓村，刘涌、崔介、李仲林、刘居英、杨昆、张岗为委员，崔介为统战部部长，刘涌为军事部部长，袁子扬任秘书主任。
到1939年4月，在鲁东南地区，也就是滨海地区，已经建立了六个中共县级单位：莒县县委，书记郭有邻；日照县委；诸城县委，乔志一任书记；胶县工委，邱也民任书记；赣榆工委，刘寄萍任书记；莒赣临工委，白炎波任书记。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分区委和村支部。各个县的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
鲁东南特委的建立，统一了鲁东南地区的领导，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即滨海根据地的形成和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的8月，这个炎热的夏天，对于滨海根据地来说，是开始；是一匹光滑密实的布，刚刚把线团放上织布机，开始了第一次操作；是早春的第一声鸟鸣，是春水在冰雪下的初次涌动。
此时，八路军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莒县县委就随这支队伍行动，对外则称为八路军驻莒办事处。
1938年10月，已经是秋天了，这个时候的大店庄家庄园，一场秋雨过后，青石洁净，建筑俨然，地主庄维屏家的五间大厅内，聚集了30多个人。很多人是第一次见这么豪华漂亮的房子，这些人是莒县等地的共产党员和第二支队的干部。这是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召开的会议。
在这些人中，我们发现了熟悉的郭有邻、孔福亭、曹明楼、辛玮、辛纯、王新华、杜信、曹吉亭等。
会议开了两天。参加会议的人明确了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政策，并领取到了相关文件。其中就有毛泽东在初夏时写出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会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光辉一页。”它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主力军在内线，和外线游击队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看似每个根据地都在敌人的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将正规军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的另一个军事理论就是游击战。他说过，共产党的军队，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不是正面作战，而是在敌人后方作战，它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建立敌后根据地。
当日军进行徐州会战和准备进攻武汉时，日军的华北方面军许多部队被编入了华中派遣军，于是，日军号称晋冀鲁豫完全占领的地域，出现了许多空虚地带。毛泽东慧眼如炬，早已洞悉敌人兵力不足的状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
也是在莒县大店的庄家，莒县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开会的时候，1938年10月，共产党主力部队115师全部进入了山东。
在此之前，四月，八路军129师津浦支队进入鲁西北，与当地抗日武装一起开辟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六月，129师386旅进入河南北部，与115师344旅联合作战，开辟豫北根据地。同时，129师和115师各一部打入冀鲁边界，又开辟出一片根据地。山东与河南交接处的广大地区，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冀鲁豫根据地。
这是中国军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时期。
这也是山东省委决定成立鲁东南特委，建立鲁东南根据地也就是滨海根据地的大背景。
柏庄里的鲁东南特委
大店会议后不久，在十一月初，莒平原上的风已经很硬了，莒北山里更是收获过后一片萧瑟。鲁东南特委和二支队转移往莒北的桑园，主要开展莒北及诸城、胶县、高密一带的工作。特委所在地，叫柏庄。
桑园在莒县东北部，多山，偏僻。柏庄是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这个村落很大，甚有规模。村里有一条小河，穿过整个村子，河边是石板路，与河平行，人家就沿着河流分布在河的两边。河上有石桥，水边有石板，石板光滑平整，有的石板上还刻着现成的棋盘，石头棋盘上还搁置着石头草茎，似乎刚刚有人对弈完离去。
这个深处莒北山里的村子，因了这条穿村而过的小河，而有了几分江南味道。沿河一直往里走，到了村子的西北方向，是个比较宽阔的所在，右边窄巷子里，一户人家，就是当年鲁东南特委所在地了。
这是个大院子，大门朝东开，一进门是一个过道，过道右手是一间小耳屋，据说这是警卫居住的，在地主住的时候，这间小屋住的是他家的长工。再往里走，左边是两大间南屋，右边就是宽阔的天井。正屋是五大间，灰瓦，红石墙，木格窗棂，门楣上飘着彩色的过门笺。窗下卧着一块长条石板。
出来房子向北，是一条窄巷，再向北，就是一望无垠的田野。从岳家沟到这里，当时的共产党人选择的居住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隐蔽，便于转移。
住在这里的葛庆修说，听他父亲说，当时是特委先过来的，过了几个月，县委又搬来了。他说，当时高克亭来的时候，就在年前后，在这个屋里过的正月十五。
高克亭当时是中共山东分局组织科科长。1939年2月，高克亭带鲁东南工作团来到莒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队。他1938年来到山东抗日前线，先是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1939年2月，调任鲁东南特委书记，管辖莒县、日照、诸城、胶县、赣榆等县和高密到胶县铁路以南一带的工作。
1939年，鲁东南特委在上疃举办了青年训练班。
就在莒县共产党人在莒北的大山里苦心孤诣地发动群众时，在抗战的大后方，长江边上的重庆，形势比抗战开始的前两年有了变化。正因为这个变化，也影响到了山东半岛的莒县抗战形势。此前，在1938年下半年，武汉、广州相继陷落。而进攻广州的，就是屠戮莒县军民的日军第五师团。它是从青岛出发到广州参与攻击广州的战役的。而在这一年的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人就开始从国民政府高层中寻找拉拢对象，以达成迅速令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1939年1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它的基本信息是：自1939年起，正面战场的作战原则是守势，敌后战场将成为重要作战区域。并且蒋介石特别设立了第十战区和鲁苏、冀察战区，主要针对的不是日军，而是共产党的武装，第十战区更是把共产党的中枢机关所在陕甘宁边区完全包围。
在日军方面，占领武汉后，日军的战略进攻重点开始向敌后转移，在华北提出了“强化治安与巩固华北”的方针，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加强了对共产党游击区的扫荡，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如毛泽东的预言，最艰难的时候即将到来。
此时，拿着简陋武器的共产党部队要面对的，不仅是日军，还有重新开始面目狰狞的国民党军。
在山东，1939年春天，国民党山东主席沈鸿烈举办了政治干校和各种培训班，培养县长和各类行政人员，培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人员，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口号，在莒县也广为宣传。
群众需要明白真相，群众必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鲁东南特委青年训练班开班了。
给学员们上课的还有崔介、李仲林、李均、谢晖、辛玮、王新华等。这个班的课程主要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他们的教材有：《论持久战》《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200多个学员像火种，撒遍了莒北群山。他们为后来莒北成为滨北军区，乃至全面解放，积蓄了力量。此时，高克亭已经担任了鲁东南特委书记。
从特委院子出来，走上小石桥，河的南边，就是当时北海银行的旧址。北海银行是当时八路军全国三大银行之一。从1938年山东北海银行成立，至1948年，北海币在山东根据地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在金融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金融发展的唯一目标。建国后，在28年的时间里，正是这样集中起有限资金，建立起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以及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如果没有国家的金融独立，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那么，一盘散沙的中国不仅无法搞建设，更会被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拖垮。事实上，这就是国民党治理下的中国现状。
所以，北海银行发行的那些薄薄的纸，实质承载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人民金融全新的开始。这就是人民的货币诞生的第一步。
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它是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它是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奠定了金融基础。
这个意义，还有许多人远远没有认识到。
1948年，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农业银行三大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当年的春节，北海银行从莒北的大山迁往上海市。
觉醒了的女人不可战胜
鲁东南特委发现，最难发动的是农村妇女。抗战前期，没有文化、习惯了受压迫的她们，在农村巨大的封建势力和乡村势力面前，都不敢出头，于是莒县南部的妇女训练班开课了。此时特委与县委又转到了小店镇的心河村。
三十多名女学员个人自带小板凳，拿着破瓦盆底做的写字板，到东心河学习。三间屋里墙上挂块木板，锅底灰一抹，就是教学用的黑板。
学员中距家三里以外的住在东心河村的农户里，晚上集体学习；三里以内的回家住，在家复习学过的课。县委统一发餐票，随户吃饭。学习班编成两个组，年龄稍大又没有文化基础的编为一组，以学习文化为主结合学习抗战理论。年轻妇女又有文化基础的编为二组，除学习文化外，重点学习革命理论，提高组织领导能力。
大荒村学员毛建福参加训练班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从学习班回家后，她很快把全村的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在80多年前，她得有多么大的勇气，扔开家务，还有三个号哭的孩子，冒着被丈夫揍的危险，在寒冷的冬天，涉过沭河，去上那半个月的课程？
永远不要轻视女人。女人的坚毅，女人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女人的坚忍。只要她们一旦启蒙，一旦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就会觉醒，就会具备不可战胜的勇气与力量。是谁说过，如果街道上只剩下了一个革命者，那一定是个女人。女人对事物的坚持与专一，女人几千年所受屈辱，使得她们比男性具备更多的力量与忠诚。
觉醒了的女人，不可战胜。
在长岭镇石井村，有一个姑娘，为了动员参军，她说，谁第一个参军，我就嫁给谁。
这个姑娘，当时也是19岁。当时她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淮海战役的时候，村里青年参军的已经不少了，动员工作已经很难。她在全村的动员大会上，说了这句话。比她大8岁的青年刘纪坤报名了，她就嫁给了他。
这个姑娘叫田树荣。她的老家离烈士曹吉亭家很近，甚至，后来在打石井据点的时候，炮就放在她家的胡同里。田树荣去世了。我找到的，是她的儿子刘彦雷。刘彦雷说，他妈妈经常说一件事，就是在1944年八路军部队打莒城时，她们识字班去青山区送给养的事情。“那么沉的车子，那些好吃的，她们饿着肚子，就一晚上推着车子不停下，一点不动那吃的，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动员当兵，那可不是容易的事！人家好容易拉扯大一个儿子，你叫人家上战场，那有个好歹，你能赔？”
“当时我妈一心想做好工作，她说打仗不能没人，不管怎么样，得给党一个交待。她早就去我奶奶家动员过，我奶奶一口就堵回来了，说俺儿连个媳妇没有，不能去！我妈说，说不着，找我。”
“我奶奶当时还说，怎么找你？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后来就是动员大会了，在会上，我妈就说了那句话。谁第一个报名，我就嫁给谁。我姥爷姥姥在下边听着，急了，那还了得？碰上个瘸子、麻子的怎么办？丑的怎么办？”
“我妈又重复了这句话。”
“我爹就上去了。说我报名！”
“就这么着，他们就一辈子了。也没打仗，很好。当时我爹家穷啊，我姥爷姥姥不同意，全家都不同意，说他家连个屋头没有，你去住哪？”
“我姨说我妈傻，哪有这么实心眼的，反悔就是了！我妈说，人说了，就要做到，何况我是党员。结婚的时候，家里一个人也没去，她穿着个旧褂子就出门子了。好几年我姥姥家人不上我家门。”
田树荣还是幸运的，她的丈夫没有牺牲在前线，而是退伍后一直相守在村里。而且他还很英俊，除了年龄大一些，其他的都还好。
我为68年前那个19岁的少女松了一口气。
莒县妇女，她们用觉醒的力量，为驱逐侵略者做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有很多，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她们用无数实际的卓有成效的行动，用写在历史上的无数故事，向身边的人，向这个从来都只属于男人的世界，证明了女性的价值。
这是女性的尊严。
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滨海第一个红色政权
1939年，抗战进入第三年。1939年6月，当日本的飞机在重庆上空投下密集的炸弹时，山东的鲁东南特委决定撤销中共莒县县委，以莒日公路为界，把原莒县划分为莒南、莒北两部分。
这一分，莒南从此自成一县。
1939年7月，中共莒南县委在高家沟（现属莒南）成立。新成立的莒南县委工作区域是原来莒县的七区、八区、九区、十区、一、二、六区莒日公路以南的部分。县委书记是白炎波，组织部长曹明楼，而宣传部长则是辛玮。我们发现，在后来成为莒县北部的五莲县委第一任书记的辛玮，也曾是莒南县委成立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莒南县委的秘书名字叫申平。
莒北部分，则在10月在长兰（今属五莲）成立了中共莒北县委。
1949年的9月，115师的津浦支队到了莒南，滨海区的武装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
后来，1940年12月，又把原来莒南部分划分为莒南县和莒中县。这次的分界点是大店的北洵河。河南是莒南，河北是莒中。
这就是说，1939年的莒南比现在的面积大，事实上还包括今天莒县很多地方，而1940年这个划分的莒南范围，就是今天莒南的范围。
当时的形势比1938年变了很多。正面战场已无太大战事，日军掉转枪口，对准了敌后根据地的共产党武装。这一年的6月1日，日军发动了第一次对山东根据地的大扫荡。这个扫荡，针对的是鲁中山区，即沂蒙山区。为了支援鲁中反扫荡，鲁东南特委把自己的第二支队，整编为一支队二营，在当年的5月，就派往了沂蒙根据地。
鲁东南特委自己只留下了一个二大队，分了四个小队，共200多人，谢晖任大队长，高克亭任政委，这就是鲁东南特委当时的兵力了。
1939年7月，中共山东一区党委成立，下辖一、二、三、四、五地委，鲁东南特委隶属一区党委领导，为第五地委，高克亭任书记。
一个月后的8月，一支队二营返回鲁东南的开到马綦山。那里，就是红袄抗金的大本营所在。
就在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工作的问题中强调：八路军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经建立的政权决不能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成立新的政权。
随着日军不断攻城略地，沦陷区国民党政权随着部队后撤，在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当然是侵略者乐于见到的。而共产党人在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并使得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了公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共产党人坚持敌后战争的重要任务。
在建立新政权的样式上，共产党人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中共中央特别强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绝对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执掌的政权，而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对构成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抗日民主政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普选”。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凡是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共产党人明白这一点：政府首先是在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
1940年3月31日，莒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中楼镇上涧村成立。
中楼镇现在属于岚山区。当年开会的地点就是在紧靠磨石山的一家农户家里。
谢晖是第一任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施政范围包括莒南、莒北。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在莒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从此，千年古莒，终于有了人民的政权。此时，距离王尽美在上海和浙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已经过去了19年。
英雄之后 回不去的故乡
从上涧出来，往西南，就是小店镇的方向了。赶到前山头渊村，已经是黄昏。这个村子是英雄王玉璞的村子。从这个村庄往南，就是横山根据地了。
1940年的盛夏，日本人开始了与重庆方面的秘密谈判，代号为“桐工作”。
日军占领宜昌后，正面战场上沉闷，交战双方对峙。日本支撑战争的国力日渐衰退，东京军界高层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与汪精卫的交易结束不了战争，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必须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天皇认可后，日本方面开始了“桐工作”的准备。
此时，板垣征四郎已经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他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等都主张与蒋介石接触。接触也事实上开始了。后来因种种原因当然没有成功，但日本人对重庆的寻求谈和，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蒋介石的安全感，而一旦安全，就要对共产党毫不手软。这个时候，德军在欧洲所向披靡，苏联一面支持中国的抗战，一面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个举动，等于是解除了日本扩大在中国战争的后顾之忧。
在1940年的山东，国民党山东主席牟中珩告诉他的手下：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中央是永远不会原谅了。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伪军部队果然全部被蒋收留，伪军将领都被委以高级军职。
在曲线救国论调下，一些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开始与日伪联系，甚至与他们联合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山东第十二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杀害了八路军官兵500多人。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多达90多次，杀害了八路军官兵1000多人。
在“桐工作”的谈判过程中，国民政府方面向日方透露了一个消息：不久，国民政府将会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
当然，谈判过程里，日军也毫不留情地对重庆实施了大轰炸。而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在进行时，重庆与日本的谈判停止了。
这是1940年的世界和全国局势。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为什么莒县的根据地会到了如此困难的境地。
1940年，在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不久，莒北沦为了敌占区。共产党在莒北已经无法生存，原来莒北、莒南两部分的划分已经没有意义。当年12月，原莒南分为莒南与莒中县，同时成立了莒中行署。行署归1940年12月成立的莒县、日照、临沂、赣榆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这个办事处，后来改称为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
这是滨海的名字首次明确出现。即是说，在政权组织这一层面上，滨海作为一级政府，它出现了。这是鲁东南特委在莒县成立后，在两年的时间里，在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近万名新四军官兵没有死在异族的枪下，却死在了自己同族人的袭击下。从1941年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开始推行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日军集中侵华兵力的60%、伪军的90%以上，进攻抗日根据地。最标志性的行动，就是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用来扫荡根据地的兵力达80多万，超过了正面战场的投入。
此时，日军大本营派“中国通”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岗村宁次亲自主持编了一本《剿共指南》：他们是党政军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镇压，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
1941年，在华北地区，日军与八路军交战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八次。这一年的3月，日军推行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阶段。
在鲁东南的莒县，日军第二次入侵后，控制了台潍路、泰石路，沿路设立了专用电话线路，并在公路两边挖出了深3米、宽2米的封锁沟，并在公路两侧重要村镇安了据点。北边到招贤，南到夏庄的马坡，东到石沟崖，西到三十里堡，平坦广阔的莒平原上，被分散的碉堡像钉子一样楔进大地，像是固体的耻辱一样，矗立在人们的视线里。
到1941年年底，莒中据点已经由28个增加到56个，控制了413个村庄。
此时，莒中县已经被切割成几块，县城里修筑了小围子，更建了碉堡，日军的司令部就藏在那里边。莒中县党政军民四面受敌。有莒城的日伪军，还有大量的日伪据点，东边有国民党57军和地方土匪朱信斋，根据地只剩下了那十几个村庄：前横山，后横山，一溜崮西青山前。纵横不过十几里。敌人形容为：一枪就可以穿透。
当时的莒中，无论部队还是地方武装，以及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两斤粗粮，青菜咸汤，高粱糁子煎饼也一天吃两顿。没有火柴，只能用火石代替。洗衣服没有肥皂，就用过滤过的柴灰水来洗。生活艰苦可以忍受，让人们着急的是武器装备的低劣。鬼子用的是飞机大炮，八路军用的是土造枪、横山造，少数捷克式，连主力部队能有一挺轻机枪就不错了。而且子弹袋里，从来没有装满过，只有两三粒，遇到紧急情况才能使用。
1941年3月上旬，115师和山东分局领导机关由鲁中转移到滨海区。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绝大部分时间驻在滨海区；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大部分时间驻在临沭、沭水一带；1943年到1945年间，驻莒南一带。滨海区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这一个月，日北工委成立，日照县委书记郑子久兼任书记。成立后，着手整理恢复日照北部和诸城南部地区党组织。
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终于爆发。
这个月，莒中行署主任主纪先调到滨海中学当校长，接任他的，正是王玉璞。在此时，就在沭河的下游，距离此地20公里处，有一个16岁的男孩子被父亲送到了八路军部队，1943年，这个小八路被送到了滨海中学读书，这个小八路的名字，叫程金瑞。
8月10日，王玉璞牺牲。
当他84岁的老父亲在坟头痛哭时，滨海专员公署成立了，专员是谢晖。
王玉璞牺牲后第十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决定，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靠拢，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
王玉璞家兄弟五个，在他的影响下，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的大哥王治，“福兴东”兴盛时期是大掌柜，全部土地的春种秋收，生意上的筹划等都由他来处理。王玉璞在八路军山纵二旅六团三营当营长的时候，部队需要什么物资，就写个条子叫人送给王治，王治看到弟弟的字后，二话不说，就赶紧去筹措。要钱给钱，要粮给粮，从未说半个不字。他们的家，不仅是六团三营的后备库，还是其他部队的应急点。
1947年，此时鬼子已经打跑了两年，王玉璞已经牺牲六年，他的坟墓上，已经青草离离。那年的中秋节，河边的另一群人正在月亮下挖坑。月光非常明亮，坑快挖好了，几个人拉过来一个人，把他扔到坑里。月光照着这个人的脸。这是个年轻人，眉目清秀文雅。这个人，就是王玉璞的儿子王德荣。王玉璞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王德荣，1939年入党，一个是女儿王勇，1938年入党，莒县第一期妇女培训班学员中就有她。王玉璞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王玉璞一家四口人，全部是共产党员。
王德荣有三个孩子：女儿王增英，两个儿子王增琪、王增环。
王德荣的妻子孙秀兰也是共产党员，1939年入党。她和王德荣结婚时，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孙秀兰还是党的小组长。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了其他党员上缴的党费，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数，丈夫王德荣悄悄过去了，他猛然冒出来，正在数钱的孙秀兰吓了一跳。
王德荣就问她：这是哪里来的钱？
孙秀兰只好说了：“这是党费。”
当时夫妻两人结婚不久，还不是非常熟悉与了解。孙秀兰恳求丈夫为她保守秘密。结果，年轻的丈夫嘿嘿一笑：“我也是共产党员！”
两个年轻人从此真正成了血肉相连的亲人，不仅是夫妻，他们还是同志。
王增琪说，“其实我爷爷死了后，我们家在村里情况就很糟糕了，因为当时爷爷铁心抗日，把自己家的东西全拿出来，也发动村里的人捐东西，可他们说，俺没你那么积极，也没你家有钱。我爷爷就规定必须捐多少，他们都不高兴。后来说村里被鬼子烧了一千多间房子，都是因为我家人当八路军招来的祸。人家说你家要不是出名打鬼子，鬼子也不上这里来烧。都是你家人连累的！”
“爷爷急啊！他这个人从小脾气就急，干什么事都得快点，他这个人就这么个缺点。可是就坏在这一点上了。当时根据地太困难了，他心疼八路军没吃没穿的，就采取摊派任务的办法，赵家捐多少米，钱家捐多少布，孙家做多少双军鞋等办法。”
“除了在社会上筹集军需物资，我们家从爷爷参加革命开始，捐给八路军粮食枪支，弹药、布匹、银元不计其数，最多的时候一次就捐给八路军驻莒县办事处七百块银元，捐枪最多时一次捐二十四支，爷爷把八路军兵站设在我们村里，我爷爷奶奶及全家人都是热情接待，过往人员有时一次200多口人，吃喝等全由我家负责。”
“前方只要有伤病员，我爷爷就转送到我家来养伤，就藏在那里。不管花多少钱买好药，都由我爷爷指示他的侄子们偷偷外出购买。伤员的吃喝、端屎端尿、拆洗缝补全由我奶奶和母亲照应。伤员痊愈后，爷爷还给每人发2块银元作为归队路费。”
“有一次，八路军伤亡很大，一部分伤员还在那里，部队转移了。我爷爷听到消息后说怎么能放弃这些人！就立刻带人连夜赶过去，把伤员抢救出来，安排在我家。”
那是1939年6月29日，鲁东南特委书记高克亭，带领部队转移时，在圣母冢被敌人追击，他们勉强越过沭河，到了前山头渊，整个队伍已经疲惫不堪。王玉璞一面让家人安顿照顾好队伍，一面带人去战场抢救伤员。此时的八路军和鲁东南特委，哪里有什么医院！伤员抢救出来后，王玉璞在自己的家里救治，50多个人，命活在他的手里。
当时，王玉璞已经有了孙女，就是王增英。王家大院厨房里，院子里，好几个锅，大的，小的，一天到晚，火光不停。整个家族的女人都在忙着。她们头发湿透、衣服湿了又干，给伤员做饭，煮纱布消毒，烧水，换药……
那个时代，最好的东西就是面粉和鸡蛋了。而王玉璞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这两样东西家里的大人小孩一口都不准吃，全都省给伤病员！
他的妻子给他做了一碗鸡蛋，不敢送给他吃，就让儿媳妇去送。儿媳妇也紧张，碗摔地上了。王玉璞没好意思对儿媳发火，但当天就召集全家开会，重申：面粉鸡蛋自己家人谁都不准吃！
——谁能想得到，这个万贯家财的“地主”，连一个鸡蛋都不舍得吃，只是为了给八路军吃！
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雄，他是什么呢？
有这样的中国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永远不会！
这样的人，他应该得到后世，得到这片土地的永恒尊敬。
1947年中秋节的晚上，当英雄唯一的儿子在沭河边被捆绑着躺在沙坑里的时候，莒县县委的一封信件已经到了前山头渊村里，信的内容是要求村里妥善保护王玉璞后代。当后来县里知道此事派人追查时，已经晚了。
那个晚上，孙秀兰和10岁的女儿王增英把丈夫从沙坑里抬出来，用高粱秸子卷起来，从村南头围子墙外转到村东草草葬下。
这个地方，6年前，当王玉璞牺牲的时候，就是埋葬在这里。而仅仅过了6年，他又要在这里迎接自己的儿子了。
孙秀兰和女儿回到家后才发现，她的脚上只有一只鞋子。从27岁丈夫去世，到85岁去世，孙秀兰一直一个人。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王玉璞家仅剩的那个小院里，几十天后，又办了一场丧事：王玉璞的妻子去世了。
很多人都忘记了，王玉璞的妻子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沭河边的这个家族，一共有11个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王玉璞的女儿王勇，1938年2月入党，是前山头渊村第一位妇救会长。王德明，1939年入党，他是王玉璞二哥的儿子。王玉璞的四哥家，有两个共产党员王德民、王德高。王德民抗战时期被日军杀害。王德高十五岁跟随五叔王玉璞参加革命，一路跟随部队去东北，后来南下，在南京工作。王增福，王玉璞的大哥王治的孙子，1937年入党。还有一个是王德庆。
关于1947年前后农村工作，我查阅了相关资料。1947年4月8日滨海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根据华东局相关指示，研究布置了土改复查工作。由于对特务的破坏活动缺乏全面分析和正确估计，这次会议提出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的错误方针，结果形成了普遍反特运动，引起了干部群众恐慌，助长了此后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到这年的7月16日，滨海地委召开的莒南、莒县、日照、竹庭四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结束，会上，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由贫雇农当家作主，放弃了党的领导，此后，出现了乱打、乱杀、乱扫地出门的现象。
这个会议是在7月，到8月，就出现了王德荣的悲剧。
其实，对于复查中出现的问题，华东局已经有所发现，于是8月1日发出指示，滨海地委在8月4日转发：在土改复查中，有些地区对地主无论大小，也不分一般地主与恶霸地主，一律采取扫地出门的办法，且有的提出对军工烈属只要是封建势力亦应毫无例外。这种办法将造成贫雇农孤立，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要求各地必须注意在群众运动中防止干部的过火行为。
到了1947年的12月20日，滨海地委发出《关于召开土地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禁止乱打、乱杀、乱抓的现象，杀人须经过地委批准。
已经迟了。王德荣的新坟已经被这年的大雪压住。
王增英说，她一直梦想着能回到前山头渊，在老家屋里再睡一回觉。那是最踏实的睡眠。她每天晚上都梦见回了老家，在沭河边的石头上洗衣服，太阳在头上照着，衣服在石头上晒着，她们在水里打闹着。
我问，你妈妈后来，后悔入党了吗？
王增英摇了摇白头发，她苍老的眼睛里一片平和：我娘说，党最后不是给了咱公道吗？你们想想，咱那沭河，是一条直路吗？不是。不知道得拐多少弯，才淌到咱山头渊……
她说，我娘说，要说难受，就是难受这辈子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
凤凰山：唯一没有建成的据点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1941年的莒中，形势太严峻了。
1941年3月，日照黄墩土匪朱信斋叛变。这个人本来在1938年8月被鲁东南特委收编了，现在一看共产党这么困难，于是就变脸了。1941年8月12日，莒中行署主任王玉璞牺牲。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7日，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一件影响这次战役与战后世界格局的事情：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重庆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决定对日宣战。此前，已经被日本人打了十年，中国也没有对日宣战。
9日，国民政府终于对日宣战。并提出了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答复。
1942年的第一天，联合起来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共同作战的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战争结束后，当这个联合组织成为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不但是创始国之一，也是当然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在这个宣言的签名顺序上，中国排在了第四。因为，中国的抗日战场牵制着大量的日军，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对日作战的东方主战场。
关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的一段话已经很清楚：
“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这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摘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钳形攻势，他们会在近东会合，然后完全切断苏联与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
就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莫斯科城外，德军已经撤退了。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了。
也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另一支部队向香港发起了进攻。8日凌晨，日军扑向香港的启德机场。
此时，女作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上学，她在后来的《倾城之恋》中写了一个以香港的陷落为背景的故事。
此时，在鲁东南，沭河边，共产党领导的武器简陋的民兵们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对付入侵的日军，这就是沭河大戒严。沭河贯穿整个莒县，沭河大戒严的长度，就有160余里。
中共莒中县委要求有党支部的村子，以支部为核心，以村干部为骨干，迅速建立游击小组，党员响应党的号召，立即组成若干游击小组，县委将上级发来的枪支、手榴弹分发到民兵手中。至此，莒中县产生了第一代民兵武装。
1942年6月，日军为了反击莒中县的民兵联防活动，又抽调大批兵力，在凤凰山建立新据点。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好的计划。凤凰山是附近最高点，又紧靠沭河，控制了它，就是在河东的横山根据地砸下了第一根钉子。
这个计划日军想得出来，横山根据地的莒中军民自然更清楚。一旦让日军的据点修筑成功，则横山最后的那十几个村庄都将面临深重灾难，抗日民主政府和共产党在莒县最后的藏身之地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
于是，当通知下达后，凤凰山附近民兵立刻组织起来，马上组织破袭凤凰山。距离凤凰山最近的，是旺疃区。虽然前山头渊村也很近，但毕竟隔着一条河，不如河西的村庄方便。距离凤凰山最近的，是我的村庄，它就在凤凰山的山脚下。
在很短的时间里，民兵就已经到了一千多人。山上本来有一座古庙，就是王光伟、孔福亭、王玉璞经常开会的那个庙。全部拆除并藏入一个山洞。
凤凰山距离山下，步行需要半个小时，西面坡缓，东面直临河面，地势十分特殊，又加上民兵破拆的决心十分坚定，无论白天日军逼迫抓来的民工们修了多少，第二天，当他们到山上一看，一定是被拆得干干净净。而且连建筑材料也消失不见。下一次，再上来，不仅材料不见了，而且还踩上了地雷！如此折腾了几次，日军终于放弃了在这里建据点的打算。这是莒县境内第一个，日军全力修筑而终于不得建成的据点。
这是整个凤凰山周围所有民兵的胜利。这是莒中县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论断“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的胜利。
硝烟中的读书声
胜利大街是山东省委附近的一条小街，胜利小学因此而得名。这个小学的前身是山东战工会驻地的抗日干部子弟小学，抗战时期，它曾长期驻在滨海。
这是曹根培就读过的学校。他说，“1942年，我上了滨海军区抗日小学。”
“学校没个固定的地方，到处跑，刚开始是在官路村，我有个老师叫尉晋生，很好，学校里一个姓刘的妇女做饭，没地方住，没床，老师就叫我们用谷秸打地铺，趴在地上睡。”
“滨海行署在1945年3月25日设立了烈属小学，7月23日我父亲牺牲后，就叫我们兄弟三个全去上学了。”
“冬天有日头的时候，我们就靠在墙根下捉虱子，有的放在嘴里咬，一咬就响，我们男生就把棉袄反过来，照墙上摔摔，再穿上，虱子就摔死不少，再穿就痒得轻了。”
“那一回，刚睡下，老师叫快起来快起来，不吹哨子集合，说不穿军装，把书都放在老百姓家的鸡栏里，还叫装一些土坷垃在口袋里。是防止你晚上转移时万一咳嗽，出了声，叫敌人听着就坏了，所以老师叫我们一想咳嗽就吃土坷垃，就止住了。”
“那一次，学校开了三天三夜诉苦会，老师问，你们爹娘都是烈士，他们是怎么牺牲的？你们面对敌人应该怎么办？我们全哭了。我们能不哭吗？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全部是跟敌人有杀父母之仇！”
抗日小学是根据地儿童各种学习形式的统称，有全日班、半日班、早班、午班、识字组等。
1942年，莒中县文教科长石明远具体筹划，将官路小学改办为“莒县抗属子弟小学”，抗属小学由石明远兼任名誉校长。他选派了思想进步、文化水平高的唐蓬仙当校长，卢兼三、虢文德、薛仲林、毛介卿、来运农等当教师。卢兼三是小店卢家孟堰村人，思想进步，1938年7月，他在老家闲居。此时，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开到了小店，卢兼三倾力帮助部队做工作，当部队暂时开走后，他到沂山避难，避难时读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这本书，让本来只是革命的同情者的卢兼三彻底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从此豁然开朗，并终生对毛泽东崇拜有加。
在此时的莒县，还有许多人，也在行军的间隙，在草屋的屋檐下，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并从中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比如曹吉亭。这个时候，他正在卢兼三的老家村庄。
后来，卢兼三担任滨海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务，建国后他到了曲阜师范学校负责工作，这个学校，就是王乃征曾就读的山东第二师范学校。
而此时，这个抗属小学，就是曹根培上的那所学校。抗属小学分成了高、中、低三个年级上课。当时，根据地财政极其困难，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都需要自己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自己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但是，抗属子弟小学所有的吃饭、穿衣等全部由民主政府来负担。
每个学生的衣服上都缝了一个纸条：莒县抗属子弟小学学生某某，请各村干部好好照管，将其送回学校等字。并盖有学校公章，一旦失散，取出来找干部，求得帮助。
1944年冬天，在莒中县，全日制抗小有48处，70个班，学生2390人，其中高小9个班，学生253人，半日制和其他学习形式52个班，学生812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70%。全日制的抗小学制是“四二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
曹根培回忆：那时我们用罐子底、盆底当石板来写字。
在老家，十几岁初长成的女孩子有一个特有的称呼：识字班。这个称呼，源于从抗战时期的成人教育。当时，成人教育很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常年性的妇女识字班，一是季节性冬学。识字班闻名天下，甚至成为年轻女孩子的称呼。
冬学和妇女识字班的政治课程是广泛而全面的，从抗战道理，到互助变工、反迷信、反不卫生，大家平等、斗争、革命前途等都进行学习。政治课不仅村干部和小学教师讲，县区干部也讲，他们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学习组织中讲课。所以根据地的群众，尤其是男女青年，在战争年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一点上，张凤臻就很典型。她是一个典型的根据地识字班。她是个天性健康完整，没有被压抑的姑娘。她的眼里没有压抑，尽管已经年老，但是她的脸不是受气的脸。
1944年横山根据地共办冬学96处，学员2000多人，妇女识字班102个班，学员1900多人。然而，这种教育只能在根据地内才能有条件举办。而在一河之隔的夏庄，就没有可能举办类似的抗日小学。
在当时的滨海根据地，还有抗大一分校等学校。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在陕北创办于1938年12月，第一分校是它的12所分校之一。1939年11月，奉命开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校长周纯全、政委李培南、副校长韦国清等带领教师、学员1300多人，以“八路军挺进纵队”的名义，40多天长途跋涉，1940年1月到达沂水，3月，在山东招收第二批学员。抗大一分校直属3个教学大队，其中二、三大队是在山东新招的，五大队由原来一纵随营学校改组而成，共有20个中队2670人。抗大一分校坚持了抗大的办学传统，教学贯彻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军事方面，结合游击战争的特点，开设连排基本知识、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课程，并结合反扫荡进行实战教学。
1941年1月，抗大一分校第三期开学。学员编为三个大队：第二大队改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政权的县、区、乡干部，每期4个月。第三大队为特科大队，训练工兵、炮兵、机枪防化兵、测绘等专业干部，每期的学习时间为6个月。第五大队是普通科，训练连排军事、政治干部。每期是4个月。
莒县最早党支部之一、西辛庄支部书记的创始人之一孔福亭，就属于这个大队。
抗大一分校为山东培养了军政干部14000多人。1945年10月，它带着第七期学员离开滨海，到了东北，当年年底，到吉林通化市，1946年春天，与抗大总校合并，改编为东北军政大学。
山东根据地的三大教育系统：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普通教育系统，都创造了奇迹。三个教育系统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最大限度地运用各种教育资源，把山东军民男女老少都纳入到了学习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学习。是硝烟中空前绝后的壮举。
山东根据地的教育，滨海是样本，也是抗大一分校等学校的所在地。孔福亭毕业于抗大一分校，曹根培则读了抗属小学、烈属小学、公安干校，他接受了完整的根据地教育。张凤臻则上的是识字班。
曹根培唱起了他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则是第一次听到：吹起小喇叭，哒滴哒滴哒，打起小铜鼓，嘚咙嘚咙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
他说，这个歌，当时抗小的学生人人会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