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酒店房间，发现门下有信，通知我十二点到两点的午饭时间到城市剧院诗歌厅去商谈晚上的节目，去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才是诗歌节的心脏——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大多诗人也来了，到此吃午饭——我从来不吃的午饭就在这里：是汉堡、热狗之类的快餐，还有各种饮料。负责晚上节目的达丝佳女士反倒不在，我取了一杯红酒，躲在书架的一角翻阅鹿特丹诗歌节的资料合订本——哦！从遥远的1970年开始（那年我4岁），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1984年开始邀请中国诗人（那年我在读高二，已经开始写诗），从这年以后我每本都看，中间达丝佳来了，简单而清楚地交代了一番，然后我继续查阅——一位声称来过鹿特丹的中国诗人怎么资料上没有？噢，原来有人虽然到过此会，但并非正式代表——这是在国内时无从了解的情况。早年来此的中国诗人留下的还是每首诗的手稿影印件：北岛、多多的字太好了！好如硬笔书法家！顾城、杨炼的字太糟了，糟如小学生！一位我印象不佳的诗人在这里展示的诗却很好，一位我印象颇好的诗人在这里展示的诗却不好。一些仗着外语好或裙带关系来到这里的主儿，只能充当过客，他们的诗太差了！别看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落，却有着一套近四十年世界诗歌的档案，正式邀请来而资料上有的不到二十个中国诗人（主办者将台湾地区当作一个独立的单位另计）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诗的缩微历史，我为自己能够加入到这个进程之中而感到光荣、庆幸和感奋，我还没有正式地登台亮诗，先不算数，在我之前，我认为要评选一项“中国诗人最佳表现奖”的话，非1985年首次来此朗诵的北岛莫属，从此以后，世界诗坛再也无法小觑中国诗人了！
看完资料回到酒店，我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想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又怕一觉睡过去，所以不敢拉窗帘。三点整——我原本以为的教堂如今事实上的市政厅的钟重重地敲了三声——我便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又做了八十个仰卧起坐和一百二十个俯卧撑，然后沐浴、更衣、剃须、对着镜子拔掉两根鼻毛，利用酒店提供的茶袋泡了一杯英国红茶，点上一支骆驼烟，开始认真准备晚上朗诵所需的资料，照相机也要准备好，我还朝喝空的可乐塑料瓶中灌了一些凉白开进去——这是为着随时饮水润嗓之用。两支烟抽完，茶也喝得差不多了，所需的东西都已备齐。看看表：现在四点不到，达丝佳叫我五点钟赶到城市剧院主厅试音，我准备提前出发，先去参加一下四点正开始“诗歌下午”活动，今天下午的受访诗人有叶觅觅和施家彰，给同胞捧场是应该的。出酒店才发现：外面在下雨，好在我已经在这里养成了伞不离包的习惯，又将那把破得不能再破的伞给撑上了。正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下午的活动搬到城市剧院的门厅举行了，让我感动的是：还是来了不少人，伞都放了一堆，座位都坐满了，以至于来迟的我得跑到书摊后面去取一把椅子过来。我就坐在运送饮料食品的小推车旁边，用招待小票要了一瓶可乐，除了给台上的两位同胞诗人各拍了两张很好的照片外，我一直在低头看着自己晚上将要朗诵的九首诗（有一首被放到明晚的闭幕朗诵中去了），看完一遍再看一遍……
门厅的活动结束以后，我就跑去主厅试音，有点像是精简的彩排：晚上将出场的诗人依次上去读上一首……唉！我在国内朗诵哪里试过音啊？连我上课所在教室的麦克风也经常处于无声的状态（好在我嗓门大），在这里，正是这些细节一点一滴地加重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和庄严感……我估计在夜深人静时暗自偷阅到此处的某人又要放屁了：西方的朗诵传统来自于教堂，中国的不朗诵传统来自于山水，中国诗人的自由散漫万岁——去他妈的吧！这种鸟人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古人——古人是不朗诵，人家吟唱、歌咏！为着一点与生俱来的自卑随处在找阿Q式的心理平衡并将此玩成一种“精神胜利法”的鸟文化……唉！对不起！我又愤世嫉俗了。一首诗读完，台下DJ说OK，尚未走下台去，我便看见柯雷正站在台下，我说：“嗨！哥们儿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