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从不穿皮鞋,而只穿布鞋,黑色或藏青色的方口布鞋。农村妇女纳的千层底儿,密密匝匝的,很结实耐磨。鞋帮是用青布条绲过边儿的,看上去很精致,穿着很透气、很柔软、很舒服的那种。他不穿皮鞋,不是买不起,而是不喜欢,嫌它不透气、嫌它硌脚、嫌它娇气。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布鞋,同事和同学就没见他穿过相同颜色的。更绝的是,谁也没见他洗过、晒过布鞋,难不成他穿脏了就扔?或者说穿脏了就送人?这么看来,他的穿戴以舒服为第一原则,或者说,他只为自己穿戴。怎么叫为自己穿戴呢?譬如,中山装的袖口、领口、前襟和口袋角都磨毛了,他仍然穿着,他的理由是:磨毛了咋的,磨毛了并不影响整齐和保暖嘛。
满脸麻子以外,曹老师还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人家有的,他也有;人家没的,他也不具备。人家不高,他也不矮;人家苗条,他也不胖。就那么一个人儿,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就像海里的一滴水,戈壁滩的一粒沙,天空中的一颗星。
可是,就是那么一个人儿,接触过的人就没有一个会忘记的。这就怪了,怪就怪在他外表与众相同,性格与众人大相径庭。这就像电脑,看上去外表一个样儿,黑色、方形、满身键盘和窟窿,但内存、速度、显卡、硬盘什么的,却迥然不同。而起根本作用的,不是外表,却是内在因素。
他的内在因素跟别人一定是不同的,不然,他走路为什么总是那么目不斜视、急急匆匆的呢?就像人们只见麻雀蹦来跳去而没人见过麻雀走路一样,也没人见过曹老师闲庭信步,更没人见过他优哉游哉地散步、踱步或莲花碎步。当然,也没人见过他跑步。实际上,师生们在校园里几乎看不见曹老师活动的身影,他的活动轨迹就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宿舍。食堂也很少去,打饭、打水、买菜什么的,都由汪勇代劳。汪勇是他的远房侄子,高一学生,学校篮球队队长兼中锋。
大多数时候,同事或同学总是见他在自己的房间门口,一个四脚的、方方的、齐腰高的大凳子,两个矮矮的、方方的、尺高的小凳子,一边是曹老师,一边是汪勇同学,叔侄俩面对面坐着,一人一个牛眼睛大小的祁门瓷酒杯,把盏品酒,自得其乐。两人都不说话,也没什么下酒菜,不是一碟花生米,就是一小碗掰碎的油条或麻花,就那么悠悠闲闲地坐着,就那么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闲云野鹤一般,宛如戏迷盯着戏台看戏般,看着门前人来人往——拎着暖瓶打开水的,端着饭碗打饭的,走来走去背单词或课文的,或者,就是装着散步的样子、背单词或课文的样子。更有胆大的学生,找一两个英语问题,踟蹰着上门来向曹老师请教,以此借口来一睹曹老师喝酒风范的。
因为学生们听邱老师说,学校来了一个魏晋名士式的老师,他的喝酒与其说是品酒,不如说是风度的展示。被高考所苦的学生太需要一睹魏晋名士的风采了,他们羁绊的内心需要魏晋名士式的释放或宣泄。曹老师既有刘伶式的嗜酒如命,又有王子猷式的不羁,还有阮籍的孤清和高傲,或许还有东床袒腹者王羲之式的吊儿郎当。
慕名而来的学生听说,曹老师喝酒是有自己的一套程序的,换句话说,他喝酒的仪式感很强。有人说他是故意表演,就是现在所说的作秀。但曹老师从来不承认,就像他从来不邀人喝酒、给人敬烟一样——从不。
他喝白酒(那年头,大堂里的柱子或墙壁上贴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条幅的供销社里也就能买到白酒,红酒、黄酒压根儿就不见踪影),但他不像别人那么喝,所谓“感情深,一口闷”,端起杯子、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这完全是酒鬼的喝法。他不是酒鬼,他不酗酒;而是酒仙,酒仙怎么能那样喝酒,糟蹋粮食、暴殄天物嘛。“酒是粮食酿的,糟蹋粮食,该打五十(大板)!”他曾笑眯眯地对汪勇说。
因此,他端起杯子喝酒之前必定半天不说话,目不转睛地凝视前方,深深吸一口气,放松,再放松。然后,郑重其事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一口,赶忙闭上嘴,紧紧地闭上。不但抿紧嘴唇,还用右手掌捂住嘴,紧紧地捂住,像用扳手拧紧阀门一样。过了半晌,才大大地张开嘴,如释重负,极其享受般,满脸漾出喜悦的神色,仿佛享受了人间至味,陶醉而满足。又好像沙漠中久渴的人喝到水,似乎饥饿无比的人吃着美食,宛如守财奴得到了大笔金钱,恰似极度疲累的人安然躺下……恕我没有笔力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幸福和满足。反正,每个麻点都散发出熠熠的光芒,仿佛阳光照在湖面上,反射出粼粼的波光,一派祥瑞。
因了他喜欢喝酒,校长曾经请他去陪评审学校教学工作的上级机关检查团,发挥他的专长。可当他听说是陪人喝酒,立即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黑着个脸,一言不发,立马离开了校长室。校长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骂了声“这头犟驴!”目送他远去,无奈地摇摇头,无计可施。
但他后来跟校长解释了拒绝的原因,他说:自斟自饮是享受,被人按住头喝酒是难受。我在家喝酒是享受,干吗去酒席上遭罪啊?校长听了,既爱又恨,啼笑皆非,说,你啊,不管是享受还是难受,就是不顾别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