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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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母亲埋好之后，父亲在家里翻了半天，把母亲生前吃剩的药片子，还有几双布鞋、几双袜子、几件衣服，包括一条断齿的桃木梳子，统统地搜腾出来，堆在院子中间，打火机弄了半天，才一把火点着了。
衣服、梳子都很好烧，燃起蓝蓝的火苗，很快就烧成了灰。而鞋底子是塑料的，衣服扣子应该也是塑料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片子不知是什么，加在一起就特别难烧，沤出来十分刺鼻。在这个初冬的黄昏，我们整个塔尔坪村子，就弥漫着这种中药熬煳了的气味。烟也很浓很大，把半个村子都遮挡住了。
说是母亲，其实我的母亲在三十年前就去世了，当时三十九岁，父亲四十多岁。这次埋掉的，是我的后妈。后妈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三天前因为心脏病突然离开了。把七十三岁的、牙齿一颗不剩的、耳朵聋得要命的、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独自一个人抛在了这个世上。
我们塔尔坪坐落于秦岭山区，至今还没有手机信号，还不通班车，有点原始部落似的。依山建有九个大院子，每个院子便有一个姓氏。都是从南方逃难来的，在这里开枝散叶，就形成了几个家族。每个家族原来儿孙成群、几世同堂，每隔几年就修一次族谱，记下各个家族的生老病死。如今族谱没法修了，晚辈们都进城了，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在城里安了家，就是添个丁什么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一年半载知道了，也不清楚具体出生年月。如今塔尔坪的这九个大院子，有雕着龙的柱子，有天井，有回廊，有磨坊，唯一没有的就是年轻人，也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
我家这个大院子，属陈氏，共有九间正房，三间厢房，院门边上还有三间牌楼，原来住着父亲兄弟四个。父亲排行老二，我哥哥二十岁那年，为了娶媳妇去河南灵宝淘金，中途翻车被矿石砸死了，我则在十几年前就到各大城市晃荡，最后落脚到了东边的上海。三叔一辈子没有成家，不到四十就去世了。大伯大婶去世得晚一些，我的大堂兄有个儿子，毕业后留在咸阳教书，娶了乾陵边的媳妇，落地生根了。大堂兄一下子没了着落，带着堂嫂跑到一座寺庙出家了。前阵子，大堂兄还打听到我，让我在上海给他买一套密宗教义，我满口应承下来说，不就一套经书吗？不要你的钱，我买好了送给你。不承想，我跑了玉佛寺、静安寺几个寺庙的书店，统统都没有。我还去了福州路旧书店，还是没有这本书。最后，就去了上海图书馆，终于查到了，却是馆宝级的。向管理员一打听，这套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当年定价就是六百多块。我给大堂兄回话，这书恐怕只能去日本买了，价格可能需要六千人民币，如果在图书馆复印的话，得花得更多。大堂兄说，就是这个价呀，你帮我复印一套吧，到时候我把钱算给你。不承想，管理员说，此书不能外借，不能复印，就是阅读一下，也要办一张特殊的证明。
还是说说我的四叔吧，四叔与四婶身体不错，但是两个一直不和，大儿子在县城当了局长，整天忙得昏头昏脑，喝得东倒西歪，四婶干脆随着当兵的小儿子，去了河北石家庄。我的后妈离开前，四叔也得了肺癌走了。四叔一死，父亲就一个兄弟也没有了，原来还可以一起搭搭伙吃个饭，有时候为了一棵核桃树呀，一只鸡呀，一铣土呀，甚至一根草呀，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吵得莫名其妙，就明白他们不是吵，而是兄弟之间的一种交流。四叔一去，这个地主庄园式的大院子，小时候住着三十多号人，如今显得空空荡荡的，就剩下父亲一个人了。
其实整个塔尔坪都空了。有一回，一位堂兄回乡探亲后打电话告诉我说，每次看到村里的老人，真的老了。活着的时候，你的我的争来争去，去了谁的都不是了，再过五十年，塔尔坪真的不知道是谁的了。
太阳终于掉下去了，山头还是红的，依山而建的塔尔坪，已经乌漆麻黑的了。帮着安葬后妈的人陆续离开了，空落的大宅院安静了下来。父亲坐在门槛上，我则坐在猪圈边。感觉不是坐在家里，而是坐在一只死老虎的腹中。我说，塔尔坪像不像王铁匠烧红的一块铁？父亲没有吱声，只在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
王铁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蹲在院子里的那棵桑树下，在嗑着葵花籽。王铁匠说，你们到底有文化，是挺像的，像一把刚落火的大斧头。不过我的铁匠铺子十几年前就熄火了。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几十年前整个塔尔坪，就是依靠着每家的几亩地生活，所以种庄稼是天大的事情。种庄稼用的锄头、镰刀、铣子、斧子，包括犁铧，都是在王铁匠家打的。那是个农耕时代，他家真是热火朝天，打铁的人都排起了长队，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叮当叮当的声音。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拉风箱了。因为拉风箱，可以清楚地看到打铁的过程，一块毛铁放入炉子，几分钟就被烧红了，铁烧红了骨头就软了。然后就被王铁匠的一把大钳子夹出来，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把镰刀或者一把斧头，就成形了。最后一关就是淬火，一下子浸入水中，“”的一声，冒出一股雾气，就完成了。一有空闲，我就偷偷地跑过去，帮王铁匠家拉风箱。有时候王铁匠高兴，还让我抡几下小铁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