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与群体脱节时，不得不让我想起经过的岁月，有的画面变得如此温馨，如此纯净。那些画面让我原本不温不热的心感到了温暖。往事和人、村庄与山路、树木与河流，在芸芸众生中，许多的人和事都成了一张张清晰的画，也成为我区别他人的信息，我怎么也抹不去忘不掉。前面是什么，我真的无所谓了。
现在，我坐到了餐车的座位上，麻木的双腿稍有舒缓，血液开始畅流，已是下半夜了，我竟然全没有睡意，眼睛环视着整个车厢，七倒八歪，各种困相，谁也不认识谁，整个车厢的脸庞除了陌生还是陌生，身上的衣服，打扮的帅气得体的，也有几个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有一人干脆睡在走道上，嘴巴角流着口水，有时还长长嘘叹一口气，似乎整个的劳累与乏困都被这口气吹出。我一直这么看着。黑沉沉的夜，让我过滤着从前那样亲切与坦率。
旁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从包里掏出易拉罐啤酒不停地喝，有时还不停地招呼左右几个年轻人和他一块喝。开初我以为他们是一起的，后来才知道不是。喝酒的小伙很兴奋，一个劲地说着他的经历。我听着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有时是陕北话夹杂着关中腔。显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用吹嘘的口气说着他跟他们老大一块拼天下的事，如今这帮小兄弟都爱这样说自己的不非凡故事。其实车厢里没有几个听众，只有隔壁一位光脑袋小子问他一些问题，他竟然越说越有劲。不管别人正在睡觉，那种接近嘶哑的叙述，一点也不动人，而且语无伦次。从他的话里能听出，他跟一帮哥们在北京是如何的潇洒，如何的从一个外乡人变为某区域的主导者，像许许多多从家乡走出去的打工者一样，仿佛摇身一变就个个是孙猴子了。其实，无论他怎样夸大其词，无论他是醉话还是疯话，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一种无奈，一种凄凉，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一刹那，我随之也困惑，如果我置身于这样偌大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呢？
有一阵车厢里很静，除了彼此的呼吸声与偶发的鼾水声。车厢两边出现一团光亮，忽闪而过，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显得那么生硬、僵直。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喝酒的小伙子并不具备在江湖上混的品质，消瘦的身材，黑黝黝的皮肤，目光有些浑浊，让人不禁想起在县城某一角落蹬三轮的车夫，说起来一套一套，雄心壮志，看似十分强悍，其实内心十分脆弱。再说，北京是什么？有你自由发展的空间吗？
“神经病。”有人低声说。
我没在意，事实上全身上下的所有神经与细胞早已松松塌塌。我平日舒服日子过惯了，一点苦都受不了的。此刻，无法入睡，整个世界隐入黑洞，车窗外没了界限，只有单调的、枯燥的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这声音一波一浪，在黑夜里异常清晰。
有一会我脑子有些迷糊，伏在餐桌上死硬合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听见。可是，大脑摇曳着无法静止下来，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此刻，过去的时光在黑暗里渐渐又恢复了形状，却仿佛变成了极具攻击性的食肉动物。车厢里的静止始终没有使我安静下来。相反，我有一种突然间要扯着嗓子大喊的冲动。
没人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拿着公务员录取通知书去报到的那天，要比拿着大学通知书兴奋的多。大学通知书拿到手时，母亲见人便说自家的儿子考上省城的名牌大学，村里人都说这老吴家三小子还真能行。这种荣耀与光彩没持续多久，剩下的便是父母一脸的忧愁和无奈。我晓得，家里穷的叮当响，兄弟三个靠父母省吃俭用拉扯大，光景过得可想而知。就这样，父母硬是把大哥二哥供到高中毕业。因为穷，两个哥哥都放弃了高考，早早出去打工。我晓得，全家人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然而，这种近乎于钻心的疼痛让我没有一刻的缓解下来，我告诫自己，努力、不懈地努力，这样做是为了家人的希望不要破灭。我经受不住他们的世界，因为缺少我的努力而坍塌。我也晓得我的重要性。他们那么的慈祥、和气，甚至宠我，给我关心。这让我没有喘息的机会，始终有一个目标在支撑着我。有时，我无奈地小声呻吟，减轻压力与恐惧，既希望有这种压力，又渴望它赶紧消失。
我的家乡是个穷地方。
当年我考上大学最终还是接受人家资助才去学校的。县上有关单位举办了一个贫困生捐助仪式，我站在贫困生人群中，脸上毫无表情，心里老是在想，自己为什么要穷呢？为甚要别人资助呢？看着被资助学生一张张茫然的脸，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的心情。仪式很隆重，领导讲话，大都是希望学业有成，报效社会之类的。受助学生代表发言，那个小女孩带着本地的醋溜普通话，眼圈有些发红，一看便让人怜惜。她说一定不辜负父老乡亲和领导们的希望，大学毕业一定回报故乡，大家都鼓掌，心情激动。我凝视着这一切，眼里不知是悲伤还是庄严。还有，不知什么要命的东西堵在胸口，连出气都有些困难，我拿着装有人民币的信封，越攥越紧，生怕掉在地上。此刻，我晓得什么叫份量。从那一刻开始，我心痛如割。
我曾不止一遍一遍说服自己，一个贫困家里的孩子，接受现实吧。但是，我一直没能说服自己，心总是在半空悬着，好像这辈子便开始欠债了，就像不散的游魂开始纠缠着我。
所以，我很孤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