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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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说，要珍惜，詹周氏快90岁了，我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媒体人。这算激励还是抚慰？没任何意义。我估计连主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采访她，无非是在哪里翻档案，看到了民国三大奇案，发现这三个案子，百十来号人，好像就詹周氏还活着。盯着民国时期的影印照她突发奇想，如果这周末把我派过去，拍一张她90岁的样子，彩色数码的，贴在她30岁的黑白照片旁边，一定很有趣。
可是这对我很无趣，上海到大丰农场来回600公里，主编只批我500块经费，况且两地不通火车，早上一班从人民广场出发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从那边再折回来。主编提醒我，千万别误点，那就是个农场，可能连招待所都没有。
用不着她提醒，还没出发我就急着赶回程车了。坐上大巴我便开始睡觉，睡到睡不着的时候，我翻出民国三大案，试着做点功课。但我很快就被另两个奇案吸引了，回头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儿呢？也许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让最初的那个人活到了最后。
大巴12点多才到，下了车照着地址坐两站区间公交。好像农场都这样，街名地名都是按数字排的，5号门47街区518栋3楼36中门，不在这儿待个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5号门和6号门有什么不一样。
站在门前，我弄平衣领才按门铃，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问我找谁。我说詹周氏。
“没姓詹的，”她说，“找错了。”
是弄错了？我下楼给主编打电话，我说詹周氏原名叫什么？
“不是詹周氏吗？”她说。
“那是民国的叫法，她嫁给了一个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现在早不这么叫了，她原名叫什么？”
“让我想想，”电话那边停顿了一阵，思考过后她告诉我，“她应该姓周。”
“对的，”我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干脆像她一样停顿一会儿，“还有吗？”
“还不够吗，你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还不够吗？”
她说了两遍还不够吗，那一定是够了。可是再上楼还是不对。还是中年女人开的门，我说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她摇头，警惕地盯着我，好像我成了一个专门搜集老太太的变态。就在她怀疑的时刻，我又问了一句蠢话，我说：“那你们家有老太太吗？”
这次连头都没摇，直接把我关在门外。下楼再跟主编确认，这回是确认地址，没问题，5，47，518，3，36，这五个数一个都没错。说着说着她突然转换话题，让我拍张照片给她。
“我怀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没去。”
“我在这里。”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36中门。”
我重新上楼，再次敲开门，这次没再打听，直接拿出黑白影印照给她看。“你母亲今年87岁，这是你母亲30岁的样子。”
她有些犹豫，端详了半天，没理会我，转身冲房间说：“妈，外面有个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让我等，但依然把我关在门外，门再开启，是一个拄拐的老人站在门边。她用普通话问我是找她吗。我一时慌神，脑子里将她此时的样子和照片对不上号。除了衰老，她过于瘦小了，看起来一米五出头，也就七十来斤。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算，她现在弓着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风华正茂时该有多高。她又问我一遍，我从哪里来，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确认一下：“您是詹周氏吗？”
我没想到她反应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开了。看她瞪着眼睛，嘴唇发抖，弄得我还有些愧疚。我冲她微微点头表示歉意。平复过后，她说起了上海话，问我是不是上海来的。她的上海话有种很奇怪的腔调，像老酒陈酿，弄得我一时接不住，只是点点头。她邀请我进门，坐在沙发上我明白了，这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话，她五十多年前就离开上海，没回去过，不知道上海人现在怎么讲话。不堪可以封存半世纪，她把上海话也封存在大丰农场，难得拿出来讲一回。
她女儿听说我是从老家来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净水果端上来，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她把兄弟姐妹都叫过来聚一聚。
“他们都在农场吗？”
“是啊，都住得不远。”
确实不远，不出20分钟，就进来七八个拎着鸡鸭鱼肉的中年男女。我脑子里瞬间冒出一个画面，这些接到消息的儿女们，一个个撂下电话，就从1号门2号门3号门走出来。这令我有些无措，我说还要赶晚班车，不能等晚饭了。
“那我们一会儿就吃。”她的某个儿子说，之后冲着厨房喊，“别做菜了！吃火锅，有什么下什么！”
好一阵詹周氏没说话，倚在沙发一边端详我，似乎怀疑我是哪个故人的孩子。我把名片递过去。她不识字，她女儿接过来读给她，大声说人家是《泰来报》的记者。
我补充道：“我们报社上世纪40年代报道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她女儿问。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还好菜摆上桌了，大家陆续围着炭火锅坐下来。他们向我敬酒，我推辞说不能喝，他们说就这一杯，多了不劝。但这一杯也喝得我有点难受，脸上热腾腾的。他们套话问詹周氏年轻时怎么了，这么多年还要来采访？我不方便说，他们就问问题，让我回答是或否。有名吗？轰动吗？全上海人都认识她？这些我都点头，答案显而易见，原来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明星，十里洋场的交际花。我这次没点头，但也没忍心摇头。我想象，如果我说出真相，此情此景会是什么样？你们都别兴奋了，你们的母亲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没演过任何戏，之所以六十年之后还有人采访她，是因为她年轻时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女杀人犯。
我当然没法说，我只要求给老太太拍张照片存档。有两个男的放下筷子，在老太太身后铺上背景墙。我数一二三，按下快门的时候感觉不对劲。我说放轻松点，再拍一张。这次没数数，抓拍了几张自然点的。工作完成，有人建议我拍张全家福，还有几个孩子在外地，不过这回有几个算几个。我连拍两张，镜头里面的每个人都笑得过于幸福。看着小片我都有点拿不准，这些人真的会是一个女杀人犯生育的吗？
四点半左右我要告辞了，老太太说送送我。年纪大了，平常她几天都不下楼的。大家明白母亲的心思，是想单独跟我聊聊。于是陆续都找些理由要走，什么接孩子放学，去市场买菜，去农场上夜班。就连住在她身边的那个女儿，也在屋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房间瞬间只剩下我们俩。她先对我说谢谢，我没有戳穿她。我说应该的，不管你过去干了什么，该判的刑也判了，该坐的牢也坐了，到安享晚年的年纪了。她没接话，仅仅凝视着我，忽然问我是不是警察。
“是不是我的案子翻了？”
“怎么翻？”我问。
“你们查到别的了？”
“不知道，我不是警察，我就是一名记者，被主编派过来给你拍张照片，甚至都不写稿子，不发报纸。”
她不明白，那表情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骗她。我转话题问她，您儿女真多，儿孙满堂。
“都是收养的，”她说，“我不管，他们就饿死了。”
怪不得他们都笑得过于幸福，原来这些幸福都是捡来的。我奇怪她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孩子。她说出狱后她在幼儿园工作，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把孩子们带进幼儿园蹭吃蹭喝就行了。
似乎不这么容易，孩子们小学怎么办，中学怎么办？总之她熬过来了。差不多五点一刻，我说我得走了，要赶回上海的大巴。她依然疑惑，问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吗？
“没有了，我没准备什么问题。”
“你不是记者，”她摇头，“记者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来拍张照，我连你的案子，还是来时在大巴上才读到。”
“你不是记者。”她嘀咕着。
好吧，我问一个：“你叫詹周氏，为什么解放后不姓周？”
“我恢复原姓了。”
“那以前姓周？”
“我也是孤儿，被周家收养的。”她说着说着眼睛发亮，“詹云影也是，只不过他来的时候十几岁了，就不改名了。”
“也在周家？”
她点点头。
“那是老爷许配的，还是，你想嫁给他？”
她仰头望天，像是在回忆，又像是不想回答。我也不方便多问，90岁的老人了，我又不发稿，没必要让她痛苦一回。我冲她微微鞠躬，穿鞋出了门。
当地人说回程车在2号门，走走就能到。穿3号门的时候下雨了，不过很小，本来天就是蒙蒙的，要不是雨点啪啪啪打在玉米上，我都不知道正在下雨。我踩在垄上走，左边是农田，右边也是一片农田。我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主编，这一天的采访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标题。赎罪？杀戮与扶生？算了，不上稿是对的。
后来雨停了，至少没有了雨点声。想起某个朋友说过的话，在这种地方，你每个脚印都是告别，因为你不会再回来的。2号门前有个长途车站，看起来比上海的公交站还小。有两三个一起等车的，上了去往盐城的大巴。到六点十分我着急了，30米远有个调度亭，一个老人在里面听收音机。我过去趴在窗口问：“去上海的车几点走？”
“去哪儿？”
“上海。”
“这里就是上海啊。”
“不是，我说我要去上海。”
老人把收音机关掉，从钱袋找出身份证说：“小伙子，你看我身份证啊，是上海户口啊。”
我接过来，是310开头，地址是上海大丰农场。这里叫飞地，这地方是上海的。就好比在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打听怎么去美国一样可笑。当然老人在跟我抬杠，他知道我说的美国是纽约和洛杉矶，我说的上海是浦东和浦西。他说早就发走了，每天晚上五点半，大巴就停在车站，凑够一车人就走。
“再说就算等你，也没座位了呀。”
“下班车什么时候？”
“明天，”他把收音机打开，暗示我，这是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明天早上有一班。”
我给主编打电话，我说没赶上车，而且真被你说中了，这边没有旅馆酒店。
“去敲詹周氏的门吧。”
“只能这样了。”我左手握着电话，在垄上往回走，想一想自己都笑了，“我刚才还在想，每走一步都是告别，现在我还真就回来了。”
“没准还真是告别。”
“嗯？”
“你去詹周氏家，在她家过一夜，她不睡觉，在客厅等你睡着，五六点钟握着菜刀把你喊醒，是不是跟詹云影的死很像？所以啊，不是没什么写的吗，明天你就有料可以写了。”
我没说话。
“我开玩笑呢，她都90岁了，你怕什么啊？”
“我本来不害怕。”
“那现在也别怕，去敲她的门，说借宿一夜。”
楼道里的声控灯，连敲带喊也不亮。开门的一刻反倒是亮了。她女儿开的门，要我快进来，倒一杯热水给我。没几分钟，詹周氏出来了，让女儿回房休息，指了指空房间，说我可以睡在那边。我说你也早点休息，匆匆进卧室避开她。
房间能关不能锁，我搬把椅子倚在门前。关上灯我有点害怕了，坐在床边看门底客厅的光。不一会儿客厅的灯也熄了。我想这总算好了吧，没事了。躺倒在床上我才听出来，詹周氏并没有回房，客厅里还是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她一直在那里，靠在沙发上等我睡熟。我想出去看看，假装上个厕所，但我真的恐惧，也许她正握着菜刀等着我。
不能就这么睡着，也不能贸然开灯。我掏出相机翻照片，最新的几张是合影，看着大家喊茄子心里好多了。往前翻是詹周氏抓拍的几张，怕什么，不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嘛。那张作废的照片，我数一二三拍下来的詹周氏，还在我相机里。为什么不对劲呢，我把相片放大，嘴角过于紧绷，上下牙合得太紧，主要是眼神，瞪着相机，真的是目露凶光，就好像那一刻，有个更凶险的灵魂钻进了她体内。也许那个人一直住在她身体里，时不时出来一次，也许今晚就是他出来的时候。
我关上相机，看着无边无际的黑暗，这时有脚步声离我房间很近了，然后在门前停下来。我声音发抖，有些失声地问，谁？门外没回答，倒是将手掌贴在了门上。
“有人吗？”我问。
是的，有人，手掌向前一推，门咯吱一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