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当了台阶
美国当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培根曾说过一句话：“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它的设计是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这位杰出的建筑师是把北京城放大了看的。当然，他这里说的北京城是几十年前的北京城。
我想，凡是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地道的老北京，都会留恋北京古老街巷和古老建筑，以及由胡同和四合院构成的北京风土民情。北京是六朝古都，在中国的七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之中，北京是离我们今天的时空最近的古都。
现在人们常说：“山西的文物在地上，陕西的文物在地下。”北京呢？可以说到处都是文物。
说这话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到同事小胡家作客。他家住在宣武区的菜市口胡同，是一个挺大的大杂院北房的一间耳房。没进门，我发现这间小屋的台阶是一块石碑。把石碑当台阶，自然引起我的好奇。我俯身细看，石碑上的字迹还很清晰。仔细辨认，居然在石碑上刻着的一组人名中发现了王士祯的名字。
王士祯就是清初大诗人王渔阳。山东新城人，清顺治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诗自成一派，在明清诗坛负有盛名。当年他的宅子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这块石碑记载的是什么事，因为碑的上端断了，不得而知，但这块石碑肯定是件文物却是毫无疑问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的同事住的院子里，还有一个埋在土里垫花盆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我发现了康有为的名字。康有为的故居在米市胡同43号，紧挨着菜市口胡同，因为石碑的半截埋在土里，也不知这块石碑记载的是什么事。
当时看到这两块石碑被当成了极普通的石材，我不禁大发感慨。同事小胡对我的这番感叹莫名其妙。在他看来，这用不着大惊小怪。文物！这就是当年文物的命运。
门礅的命运
修平安大街时，我的一位朋友搬家，我去帮忙。他住在一个大杂院的一间南房，那间房低矮破旧，房上长着草。我的朋友在这间小屋结婚生子。在这小屋“落草儿”的儿子现在已上了大学。
当年房子不够住，我的朋友跟妻子蹬着平板车到西直门外去捡烂砖头，在屋前接出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子。他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着修路拆迁，终于等到这一天，并且如愿以偿地把它的这间接出来的小房，归到了实际住房面积里。他拿到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又凑了几万块钱，在北四环买了一套三居室。
说来也怪，搬家的时候挺高兴，住上新楼房以后，他又留恋起那间破平房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约我一起又回到当年住过的老院子。此时，院子已经夷为平地，他住过的那两间房子也成了一片瓦砾。
站在废墟上，我们各自感慨一番。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在破砖烂瓦之间，我发现了两块老城砖。我的朋友说这是当年他修那间小平房时，在西直门外捡的。我和我的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把这两块城砖从瓦砾中捡起来，抹去灰土，发现砖上刻着窑号，有“明嘉靖三十年窑户祝楚造”的字样。
“这可是文物呀！”我对他说。
“文物？这破城砖当年扔在路边都没人捡，你怎么拿它当宝贝？”我的朋友诧异地问道。
我告诉他：“这砖可是明代的，到现在有600多年了，而且它不同于一般的城砖，这砖是灌了浆的，留着吧。十年二十年以后，它也许能换一辆自行车。”
那会儿，在一般老百姓眼里，自行车还是值钱的物件。
听我这么一说，他动了心。第二天，他找了辆车，把这两块城砖连同在瓦砾中又找到的三块运回了家。前不久，我又见到了我的这位朋友，他笑着对我说，还真让我说着了，这五块城砖现在真成了宝贝，有人开价每块两千块钱要买，他没舍得卖。他说这是文物，也是他在胡同生活的记录，将来要捐献给博物馆。
尽管古老的北京城在世界级的大师眼里是人类建筑设计史上的杰作，尽管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遍地都是文物，但是有些北京人对文物的认识，再直接一点说，对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文物保护的认识却是不走脑子的，甚至是麻木的。这里所说的北京人包括北京城的有些管理者（领导人）。
严格地说，北京人对古建文物保护的认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再确切一点说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
笔者最深切的感受是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南城的几条胡同拆迁时，看到有两对保存相对完好的门礅，被抛弃在废墟的瓦砾之中。也许是没人搬得动，当然最主要的是没人拿它当文物。笔者发现这两对门礅的造型和品相至少应在清晚期。
几天以后，笔者再次来到这片废墟，询问住在附近的一位老者。他说门礅已被拆迁的人当成垃圾随渣土拉走了。笔者大为感叹，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当然一年以后，品相好的老门礅，在旧货市场上的价位已攀升到几千块钱一对。所以，可以说北京人对文物保护意识的觉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而这时候，北京城的一些宝贵的，难以重建的古建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对古建保护的觉醒之时，京城的一些重要古建已经不是保护而是抢救了。
毛泽东下令保护北平古迹
老北京城规模宏大，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它的建都史再往远一些追溯，可以到金代的中都和辽代的南京，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而它的建城史已有3050多年。这座享誉世界的文化古都，荟萃了我国历代精神文化、建筑艺术以及国都建设的精华。老北京城明清时期的建筑基本保持完好。这里所说的老北京是指1949年北平解放之前。
1948年，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古老的京城。这一年的12月，几十万解放大军包围了北平。
是炮轰攻打这座城市，还是用和平谈判的方法来解决战斗，是摆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正是出于对这座历史名城的保护，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谈判的方法。
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前委的电报，要求务必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军委关于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的指示”。）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明确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军委关于准备攻占北平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文化古迹的指示。”）
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军委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先跟北平守军傅作义的部队和平谈判，如果谈判破裂，那就用武力采取强攻。自然，以当时的军事实力，用武力攻下北京城，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不在话下。所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对攻城做出了精密计划，但这是万不得已的下策，因为要攻打的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它是北京城呀！
在北京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城门被攻陷，受到战火洗劫的记录。而这一次北京城却幸免于难了。这是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且我们也应该感谢傅作义将军的开明。
北平和平解放保住了北京城。回眸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北京城古建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
他对故都别有情怀
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但对老北京不无情感。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的助理员，追随李大钊，投身于革命理论的研究，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块钱。此时的毛泽东正与他的老师杨昌济18岁的女儿杨开慧谈恋爱。
杨开慧是毛泽东一生最钟爱的妻子。北京是他和杨开慧播下爱情种子的地方，自然会在他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第一次来北京的印象时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也是一位诗人。诗人眼中的故都北京充满了浪漫色彩。
三十年过去，1948年的冬天，当毛泽东以领袖的身份重新回到北京城的时候，不能不回忆起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和在三眼井胡同那间小屋生活的情景。
当然，他对古都的眷恋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可以说，保护古都北京的古建，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当然作为新中国的人民领袖，他提出保护古都北京，还有高瞻远瞩，展望未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意义。
抢修城门楼子
人们至今对北京的明代城墙、城楼的拆除，依然情怀难释，对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精美绝伦的建筑感到惋惜。
但是，您也许不知道，拆除北京的城墙与城楼以及牌楼和一些古建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有诸多因素，是经过反复论战，而最终把它上升到政治而产生的结果。
这一过程相持了若干年。
其实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古都古建是非常重视的。1949年3月，北平市建设局技士王德新对内外城的城墙进行了勘察，并将城墙的破坏，损毁情况写了专题报告。同年4月18日，北平市建设局针对城墙破损的情况拟出了修复办法，向市人民政府做了汇报。
当时的北平，正处于百废待举之际，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建设局4月18日写的修复城墙汇报，4月25日，市长叶剑英和副市长徐冰便作了批示，市建设局于4月26日便下令工程队奔了城墙的修复现场。
1950年，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以“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为由，向政务院呈文，并通过财政部向北京拨款15亿元人民币（当时的人民币），对有损坏、脱榫、糟朽、危倾等险情的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城楼进行了全面维修。这些城楼修缮后，保持了北京古城特有的风貌。（见《北平市建设局档案资料》）
并没贸然拆城墙
1949年定都北京以后，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对故都的古建包括胡同和四合院，采取了保护与改造并举的方针。虽说从1950年开始，围绕着城墙城楼的拆除问题，以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民主人士张伯驹、张奚若为代表的一方，与华南圭等为代表的一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对古都古建的抢修和保护并没有中断。
那几年，几乎年年都有文物古建的修缮工程，比如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对北海团城城墙的修缮。1951年，对故宫太和门至保和殿的修缮保养工程。1952年，对正阳门的整体建筑进行了修缮。1953年，修复了万里长城八达岭段，同时对天坛的斋宫、故宫的皇极殿、宁寿宫、隆宗门、体仁阁、乐寿堂、养性殿进行了修缮。1954年，投资19.59万元修缮了碧云寺中山纪念堂，对颐和园的佛香阁进行全面修缮。1955年整修了位于建国门的古观象台。1956年明十三陵的定陵挖掘工作开始。1957年9月打开了墓门，进入地下宫殿，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同年，对长陵的祾恩门、祾恩殿、明楼进行了维修。这一年，为了对古建文物的保护，北京市还公布了39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
当然，在对重点文物古建保护及维修的同时，为了改善北京的交通，也拆毁了一些古建。如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1955年拆除前门大街五牌楼。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即现在的东四西大街到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等。
但这种拆除还是非常慎重的。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将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和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拆除。5月9日中央批复同意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通过。中央在批复时明确指出：进行此项改善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见1953年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善阜成门朝阳门交通办法的报告》）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北京的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也就是拆城砖盖房，此举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1957年6月，国务院转发文化部的报告称：“北京是驰名世界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最近获悉，你市决定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外城城墙现已基本拆毁），针对此举，在文化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望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北京市接到通知后，制止了拆城墙之举。（见申玉荣、王勇《北京城垣的保护与拆除》）
应该说，从北平解放到1958年“大跃进”，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悉心保护下，同时也对一些重要文物古建采取了必要的修缮。北京城的城墙，包括城市的大部分古建基本上是保持完好的。但是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有关北京城墙的存废以及一些古建的拆除的争论，被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形势便发生了变化。
“大跃进”与拆城墙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炼钢铁，1958年钢铁产量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和在农村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意见。此后，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这一年的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针对当时的民主人士、教育部长张奚若提出的意见，反驳说：“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说：“农村房子很不卫生，苦战7年到10年，改变农村房子的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他老人家把拆牌楼、拆城墙上升到了“政治问题”，您想谁敢说个“不”字？
同年9月，在反“保守”的“大跃进”浪潮中，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使零星的拆除活动，变成为大张旗鼓，全民动员。
1959年3月，北京市委员会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需争取在两三年内拆完。”随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见申玉荣、王勇《北京城垣的保护与拆除》）
故宫差点儿被拆
北京的明代城墙无疑是文物，城墙都拆了，城里的文物古建还留得住吗？在“大跃进”的年代，别说对一些寺庙，皇家苑林的保护，就连故宫，也有人提出那是封建皇帝办公的地方，必须进行改造。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的方案，其中“第一个方案，是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半部分交园林局建成为公园。这样博物院的陈列成一线，可以大大精干，在紫禁城东西后部开辟两个便门后，故宫可以四通八达，参观便利。”这个方案提出对故宫的宫殿建筑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于把紫禁城肢解，确实体现了“根本改变故宫的面貌”的决心。（见谢荫明、瞿宛林《谁保护了故宫》）
在那个让人人头脑都发热的年代，提出改造故宫，把故宫变成人民公园的设想不足为奇。
这里引用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的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您就明白当时人们的思想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了。
文章写道：“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要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样式！’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得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另外大家还说：‘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我们现在认为：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很难想象那位老手艺人会说出：“故宫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这种话来。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人们的思想已经被扭曲，现在看来是荒谬的话，那会儿是被当作豪言壮语的。
如果说当时改建故宫，还是“纸上谈兵”的话，那么到了1966年“文革”，则几乎演变为一场真要“砸烂”的实际行动。
1966年，泥塑《收租院》被搬到了故宫的奉先殿展览。故宫博物院的大理石门匾被红卫兵用纸盖住，改用墨笔书写的“血泪宫”三个大字。神武门的外墙上贴着红卫兵写的大标语“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格外醒目。
这一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数千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周恩来闻讯，果断地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次日，红卫兵再次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天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才保住了故宫。
故宫在“文革”“破四旧”的风浪中得以幸免，北京的其他古建却遭了殃。可以说“文革”的“十年内乱”，北京的历史文物包括文物古建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损坏的程度超过了除了战乱之外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古建遭到批判和重创
笔者翻阅了建国以后北京地区文物古建修缮工程项目记录，发现从1958年到1972年，这14年中，完全是空白，几乎没有任何古建修缮的记录。
建国以后，一代伟人毛泽东是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破不立”、“要消灭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批判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建筑的。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在东湖盖这两所房子像是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劲头可大了，连北京阻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1959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更直接：“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为什么一定要讲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见陈晋《文人毛泽东》）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也没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在建筑上他对“洋房”的赞成，是不是在建国初期，受到了前苏联专家的影响不得而知。从后来他对中国古代文物建筑的批判来看，很大因素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要知道他老人家虽然极力反对古建，可他自己却工作和生活在中南海的古建里呀！
不过，从北平和平解放之际，他几次起草保护故都的文物的指示来分析，他的观点是在建国以后才产生变化的。
有人说，毛泽东从来没去过故宫，这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没进过故宫。1954年4月，毛泽东在四天之内三次登上了故宫的城墙。
毛泽东在中南海办公，这里离故宫近在咫尺。4月18下午，他乘车到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磴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4月20日下午，他乘车到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4月21日下午，他乘车到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磴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见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故宫博物院八十年》）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的城墙上绕了一圈儿。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3次记载。
为什么他不到故宫里面去走走？他在故宫城墙上漫步时，想到的是什么？也许到现在也是一个谜。
但是从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所说的话来看，显然他面对雄伟的紫禁城，对中国文物古建是有感慨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对梁思成完整地保护文物古建的建筑思想进行批判。
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那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谁敢不唯命是从呢？
他老人家对文物古建的批判，自然会影响全国。难怪那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会说出故宫“其实并不怎么样”的话，也难怪从1958年到1972年，北京的文物古建基本上处于修缮和保护的停顿状态，即便是修，也是因为一些重要古建濒临倒塌所采取的抢修措施。
专职文物干部“跑单帮”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古建是由北京市的建设工程单位负责修缮的。由于一些古建被中央直属单位占用，这期间他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维护和修缮。
1949年，虽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了文物局，但北京市的文物局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才成立的，之前文物的主管部门长期处于挂靠形式。
1951年7月北京市成立了文物调查组，由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傅振伦任组长，金梁任顾问。这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直属的第一个主管文物的机构，从调查组的成员来看，大多数属于专家学者，文物调查属于兼职。
1955年3月，北京市成立文化局，原来的文物调查组改称文物调查研究组，其职能主要是进行文物普查，掌管市属博物馆的陈列设计，专题展览等事务性工作。以后北京又成立了文物工作队，负责北京地区的考古挖掘。
从这一时期的文物工作来看，北京的文物古建的保护以及修缮基本是空白。而且从事文物管理工作的干部也少得可怜。1949年11月，原本负责北京市文物管理工作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划归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真正属于北京市的文物干部近于零。
北京不但有丰富的地上文物，地下也埋藏着大量的文物。建国初期，北京城的市政建设全面展开，挖河筑路，农田改造，从地下不断挖出各个时期的文物。按当时颁布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规定，老百姓发现古墓葬要上报到有关部门。
1949年初，在北京市郊区委员会设了一个专职干部周耿兼管这项工作，因为全市只有一个人管，还是兼职，所以人称周耿是“跑单帮”的。虽然周耿单枪匹马，在1951年4月，对朝阳区高碑店村南岗的两座汉墓和同年8月到11月，对海淀区金山（董四墓村）明代妃嫔墓群的发掘，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他一个人难以完成这些重要的地下文物的考古挖掘，只能邀请中央在京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比如南岗的汉墓挖掘时，请的是裴文中、阆文儒、宿白、罗福颐、傅振伦等著名学者。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
对古董的反思
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人们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建设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北京上。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文物古建的保护和修缮，自然不会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前面提到的政治因素。
文物古建是“老古董”，当开创一个新时代成为社会主流时，旧时代留下来的老古董，自然会面临冷落甚至被扬弃的命运。
北京是古都。也许因为古都的文物太多了，所以让人们觉得它过于沉重。比如老北京的牌楼，在当时就让上至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下至芸芸众生的老百姓觉得碍眼。
尽管当时对拆牌楼毁城墙拆城楼痛不欲生的梁思成发出：“你们现在拆了真古董，五十年以后，你们还会造假古董的”叹息，但是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
事实上，后来梁先生的话果然应验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爱跟人们开玩笑。
反思那些年对古建的保留、保护，还是拆除、扬弃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本没有必要把它“上纲上线”，视为政治问题。
其实，时尚与传统永远是矛盾的，时尚有时确实让人赏心悦目，而传统则容易让人感到陈腐。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曾流行板式家具组合柜和大衣柜、电镀折椅和圆桌，当时买大衣柜和组合柜、电镀折椅还要票。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些东西很时尚，姑娘找对象往往把“二十四条腿”（即家具腿）作为结婚的条件。
我有一个朋友结婚，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张家具票。手头儿紧，为了买这几件新式家具，他偷着把家里老辈儿传下来的一个小叶紫檀的大柜、一张小条案、一对太师椅和一张八仙桌五件老家具搬到西四的信托商店卖掉。
卖了多少钱？八十多块，正好能买一套组合柜。
他爷爷在老北京是有名儿的花儿把式（专门养花的），养蝈蝈儿也非常有名，曾经在王爷府当过把式，后来王爷的家败了，把这套老家具送给了他爷爷，一直传到他父亲这儿，可是他觉得这些老家具太陈旧，样子也过时了，又沉又重，搬着都费劲，还占地方，而组合柜、大衣柜、电镀折椅则又新鲜又时髦，看着又顺眼。
他父亲知道他把老祖宗留下的家底卖了，恼羞成怒。
因为老爷子懂眼：这几件老古董是从宫里出来的紫檀木器呀！而那些组合柜是什么？三合板、五合板做的！但是再想收回来为时已晚，因为信托商店第二天就把这几件老家具卖掉了。
时间刚刚过去二十多年。一次，我见到这位朋友，提起当年卖家里的那几件老家具的事儿，他对我说：“想起这档子事，跳楼的心都有。”
因为他从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看到了他家的那件紫檀大柜，起拍价已达到了二百万元。
“这可是一件呀！我当年卖出的是五件！”他瞪着眼睛对我说。
我问道：“你结婚时，买的那套组合柜呢？”
他苦笑道：“早让我给扔了，那东西是一槽儿烂的胶合板，收破烂的都不要，只能当劈材烧火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这位朋友现在开了两家不小的饭馆，已然当了小老板，在北四环买了一套挺体面的高档住宅。我在他的新居里看到了他刚买的一套仿明清的红木家具。毫无疑问，这是假古董。他告诉我买这套红木家具花了二十多万元。
看到这套家具，让我不禁想起梁思成说过的那句话：“你们拆了真古董，再过50年，你们还会造假古董的。”
是呀，这还没到50年呢。我们的这位老兄不是卖了真古董，又买假古董吗？
文物古建要有“护身符”
经济上的贫穷，往往会让一些人远离文化，而文化的贫穷，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贫穷。
赶时髦，只会满足一时的愉悦，而老古董之所以有魅力，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考验。
现在古玩收藏和投资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热点。古玩就是老古董，曾经在“文革”时，被视为“四旧”恨不得统统砸烂烧毁的古玩，现在又受到了人们的宠爱。一件“官窑”的粉彩瓶或青花瓶，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拍到了上千万元人民币。
古玩的价值是由它自身的品质所决定的。有人以为凡是古玩都值钱，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古玩都那么值钱。同样是古代的瓷器，“官窑”的属于文物，而一般“民窑”的则属于大路货。因为“官窑”的瓷器是专门给皇家烧制的，不论从瓷质釉色，还是绘画艺术都非常讲究；“民窑”的则属于大众消费品，也就是一般老百姓用的瓷器，在古代不值钱，流传到今天也不会太值钱。
古建也如此，并不是凡是古代的建筑都有保留的价值，只有够得上文物的才有保护价值。
老北京的寺庙众多，当时有“一步三庙”的说法，几乎每条大一点的胡同都有一到两个庙，比如笔者的出生地西单辟才胡同西口儿，我小的时候周围就有几个大庙。现在的西城区档案馆原来是二龙路小学，当时就是一座大庙改的，而离它不远有个地名叫王爷佛堂，当时也是一座庙，在它的北面不远还有一个大庙。我的不少小学同学就住在这个大庙里。当然那会已成了一个大杂院。不过，平时人们问：“您住在哪儿？”依然说：“住胡同西口儿的大庙里。”
这些普通的寺庙在老北京几乎到处都是。如果都一一保留，自然也没法做到。所以，对古建的保护，首先要确定它是不是文物，是哪一级的文物，然后才能确定对它如何保护。
今年四十出头的吉晓平，是西城区文委副主任，主管文物工作。他对笔者说：“北京的古建很多，但确定它是不是文物，十分重要。一旦确定它是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的行话叫‘挂牌’了，就算有了户口，有了‘护身符’。建国以来，国务院公布了6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北京市公布了7批，西城区公布了两批。应该说凡是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任何人想拆它都很难。”
重建西单牌楼
2008年7月24日，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西单文化广场，经过一年多的整修，终于拆除了围挡，一个崭新的西单重新在京城亮相。与以往不同的是新西单不但复建了古牌楼，而且藏在民族大世界之内的蒙藏学校也初露真容，成为时尚的西单大街上一道古色古香的风景。
复建西单牌楼，让许多老北京人异常欣喜。您也许知道，西单这个地名的来历。西单之所以叫西单，正是因为当年这里有一座三间四柱冲天式的牌楼。由于牌楼位于长安街的西部，是木制的四柱一楼，规格比较小，所以叫西单牌楼。与之对应的是东长安街的东单牌楼。
这两座牌楼同时建于明代，清代康熙年间又重建。西单牌楼上的题额为“瞻云”，民国初年改为“庆云”。东单牌楼的题额为“就日”，民国初年改为“景星”。北京解放后，因扩路，这些街道上的牌楼（包括东四西四等）纷纷被拆除。
这次复建西单牌楼，虽说不是在原址，却也能看出人们对逝去的文物古建的留恋之情。尽管也有“假古董”的意味，但是毕竟给繁华时尚的商业街找回一点古韵。要知道当年拆西单牌楼时，张奚若等一些民主人士掉眼泪，是受到毛泽东的批判的。
保住了绵德府
值得一说的是蒙藏学校的重新修缮。蒙藏学校实际上应该叫绵德贝子府。原在西单小石虎胡同23号，是一座很大的府第。绵德是乾隆的第一个儿子定亲王永璜的长子。永璜死后，绵德袭定亲王爵。但是后来犯了事被革爵，后封镇国公。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晋升为贝子，所以这座老宅也叫贝子府。1913年，蒙藏院在此开办蒙藏专门学校，学生多来自蒙古地区。1923年秋，李大钊派赵世炎、邓中夏等人在蒙藏学校开展革命工作，培养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批蒙古族党员，组建了蒙古族中第一个党支部。这批中共党员后来成为内蒙古地区革命的主要领导，如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1950年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一直到“文革”以后。
笔者住家离此很近，曾多次到民院附中玩。院子非常大，有三进。记得后院有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纪念碑，碑有3米高。此外院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周长近3米，非常粗壮，树龄至少有300年，传说是绵德所植。
此外，1924年到1929年，在绵德府的东侧院还设立过松坡图书馆。松坡就是蔡锷，他病逝后，由友人建立松坡图书馆以资纪念。由此看来，这座贝子府不同于寻常住宅，所以1989年被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您现在看到的西单北大街的西边，当年有若干条胡同。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些胡同随着西单大街改扩建陆续地拆了。当然也包括小石虎胡同。唯独绵德贝子府被保留下来。
为什么能保留？吉晓平对笔者道出其中的原委。
吉晓平说：“绵德府正好处于西单商业区的开发地段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要在此处盖民族大厦，有关部门批了1000万元，与华远房地产开发公司一起做这个项目。但是区里在1989年已公布绵德府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按当时的《文物保护法》规定，文保单位谁要拆，必须得征求上一级政府的意见，也就是说区级文保单位，要征求市文物局的意见，市文保单位，要征求国家文物局的意见。绵德府是区文保单位，要拆，必得征求市文物局的意见。开发商报到市里，市文物局坚决不同意。他们找人托关系，折腾了好几年，也没人敢同意要拆，市文物局愣扛着不批文。与此同时，2001年，绵德府从区级文保单位升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等于给绵德府又加了一道‘护身符’。但开发商仍然不甘心，还往上边找人。2006年，绵德府升为国家级文保单位，这下等于进了‘保险箱’。您想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谁敢同意把它拆了。所以周围大厦林立，绵德府却安然无恙。”
吉晓平对笔者说：“文物古建的保护，关键在于人们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老的东西拆了，即便是再重建也不是原来的味儿了，所以，要想保护，得先给它一个说法，也就是让它身上戴上被保护的‘护身符’。”
这也许是经验之谈，但从这番话里，能够听出这位文物工作者由衷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