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4年第05期
栏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布鲁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长期在广东海南和东南亚一带从事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同时也为革命牺牲了一只手。1932年布鲁被马来西亚遣返回香港。
轮船到达香港。布鲁和何健雄依依告别,两个都没说明自己的去处,也不问对方的打算。他们明白对方也接到党的秘密指示,只能在这里挥手作别了。
一踏上祖国的热土,思亲思乡的情愫是如此强烈地激荡着布鲁。这里离家很近,他多想回到海南,回到东屿岛上,看看阿爸阿妈和弟兄姐妹呵!但是,党的指令就是铁的纪律,就是召唤,一刻不容耽误。他一路靠打零工赚钱吃饭,辗转半个多月,终于到达厦门;可是,这里地下党因市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已遭到严重破坏。当布鲁找到纸条上所写的地址时,那里已人去楼空,大门上贴着落满灰尘、字迹斑驳的封条,赫然盖着警察局的红章。显然,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已被敌人查抄。布鲁大为失望,不过看封条久经风雨的样子,这里似乎已经被敌人遗忘了,接连几天,他都到街对面走走坐坐,期望党组织能派人来接上头。
毫无动静。偌大厦门,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党?布鲁又一次产生深深的孤独感。那些天,他没事儿就翻翻报纸,见报上常刊登上海“共党组织”和“共党分子”活动的消息,他想,上海是个大城市,工人很多,在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党的组织。临行前,他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又来到接头地点的街对面,装成正在等候雇主的打工仔,默默注视着对面那紧闭的门。不多时,一个同样像打工仔的年轻人走到他身边,并排坐下,问:“你不是本地人吧?”
布鲁警觉地看看他:“我是广东的,家里遭了台风,到这里找点儿活干。”
两人东拉西扯聊起来,布鲁冷不防说出接头的暗语,那人不动声色,对上暗语。布鲁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笑了,说:“这些天可让我等得好苦啊!”
那人神情严峻地说:“因为叛徒出卖,厦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力量,大部分人都转移到漳州一带下乡打游击去了,厦门恐怕一段时间很难开展工作。组织建议你转去上海工作,记住,我把接头地点和暗号告诉你,然后尽快离开,这里很不安全!”交代完毕,那人匆匆离去。
布鲁怀着悲凉的心情,转赴上海。按照厦门党组织的交代,他每天在外滩黄浦公园门口,等待接头的同志。一等又是七天,毫无踪影。这时的布鲁身无分文,失望和饥饿折磨得他身心极度虚弱,竟发起了高烧,可他依然咬牙挺着,每天继续到接头地点久久等着。第九天,临到下午,他实在饿急了,见不远处路边有一个卖荸荠的摊子,老头用小刀不断地削着荸荠,然后把皮扔进旁边的破竹篓里,再用竹签把白嫩的荸荠串起来叫卖。布鲁一步三晃地走过去,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抓起大把大把的荸荠皮就往嘴里塞。老头急忙说:“这不是人吃的啊!”布鲁吞下几口,有了点力气,连连说:“好吃,好吃!都给我吃吧!”凭着如此坚忍不拔的毅力,布鲁终于与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开始他在党的地下报纸《真话报》(后改名《真理报》,前后共出四十多期)负责刻蜡纸,画刊头插图,后来又担任上海码头总工会书记,领导十二万码头工人与资本家和黄色工会展开英勇的斗争。现在许多描写我党地下工作的电影电视作品,一律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叫后人以为革命是何等的潇洒和浪漫。其实,那时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政治环境极为险恶,党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牺牲者不计其数。为防发生变故,地下党同志在一起秘密开会时,中间都要隔上布帘,以避免相互认识。布鲁和他的战友们,有的拉黄包车,有的当搬运工,有的卖报纸,生活穷困到了极点。布鲁曾在街头装成国民党伤兵乞讨,卖过画,当过报童,有空儿就在大街上捡烟头,用那只健全的右手一个个剥开,再细心地卷成长短不一的纸烟,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码头工人,以此维持生计,联络工人。他与地下党战友一起,夏天睡马路,冬天睡弄堂。与他单线联系的总工会组织部长郑文卿(离休前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靠拉黄包车为生,有一次郑文卿拉一个饭店的老板,央求老板每天把“泔脚”(即顾客吃剩的残汤剩饭)倒在一个桶里,以两个铜板的价钱卖给他,由此解决了他和布鲁等几位同志的吃饭问题。后来布鲁同妻子吕璜回忆起在上海时的艰难岁月,常常热泪盈眶,哽咽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