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倒不是，”大哥字斟句酌地说：“你知道的，爹这辈子也没存下什么钱，就只留下了后院那三间堂屋。爹临走时留话说，谁都不能动，留给驴子住……”
夜深人静，大哥电话里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她忍不住地问道：“干嘛好好的房子给驴住？住人不好吗？”
老公哭笑不得，小声跟她嘀咕了一句：“驴子就是他儿！”然后又对着电话厉声质问道：“大哥，你跟大嫂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回家给爹送殡，原来就是为这三间破堂屋，是不是？是不是？”
“不是的，不是的，你误会了……”
“我不管你是不是，我不到谁要敢送老爷子入土，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一定等，一定等。”大哥唯唯诺诺地说道，“那……那房子的事咋说？”
老公火冒三丈，他不是在说，而是在吼了：“等把爹送下地再说，你能死啊？！”
她和老公是在第三天的上午到老家的。
接电话时已是半夜，老公除了嘤嘤地哭，别的啥事也办不成。她诚心诚意地劝了一阵子，劝不通，索性就随他去了。他再接再厉抽抽嗒嗒地又哭了好一气，累了，也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就进行了细致的分工：他去学校请假，把下周的课调一调——因为两人分别兼着云河师范大学文学院大一年级和传媒学院大三年级的班主任。然后去火车站购买火车票；她则先去银行取点零用钱，因为乡下现在还不能刷卡。然后开车去父母家接两位老人来家帮助带几天孩子，再准备些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啥的。一切收拾停当，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夫妻俩稍稍填了点肚子，匆匆忙忙往车站赶。
云河通文登的火车只有一班，去年刚开通的。开通当月，刘志军出事了。所以，她经常跟老公开玩笑说，文登通火车是刘志军同志为胶东半岛人民办的最后一件好事。夕发朝至，晚七点钟发车，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到。由于是仓促决定，老公没有买上卧铺，只买到了两张座位票。
老公满怀歉意地跟她说：“看来得让你在硬席车厢委屈一夜了。”
她淡然一笑：“能顺利到达比什么都好。”
老公感激地望着她，眼里湿漉漉地。
火车有些晚点，到达文登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了。
出站时，老公用空着的那只手搂着她的肩膀，亲亲热热地说：“老婆，昨晚大哥电话里说的那事儿你也听见了，也不值什么钱，就别争执了，给了他算了。”
她跟老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虽说门不当户不对，她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孩子，但她从未嫌弃过他是一个农家子弟。连类似的玩笑话都没说过。她经常跟自己说，婚姻不只是嫁一个男人或娶一个女人那么简单，它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结婚；第二重境界，是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及他（她）的习惯结婚；第三个境界，是还要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及他（她）的习惯，还有他的背景结婚。由此，才能做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结婚这么多年，每次两人一起或者他独自一人回老家，从吃的到用的，大到老人的羊皮袄，小到孩子的笔记本，全都置办得齐齐全全，不让他操星点儿心。有时甚至还从她父母家里扒东西让他往家里带。逢年过节，都是及早就督促他赶紧往家里寄钱，多寄点。有时他忙，她自己就把钱给寄过去了，公公从老家打来电话他才知道。她总说：“老人一辈子不容易，也该享享清福了，别的忙咱帮不上，再不出点儿钱，就是别人不说，咱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啊！”每每想起这些，老公从内心里感动，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世上少有的好媳妇。所以，老公坚信这次她绝不会跟大嫂斤斤计较。
她故作一脸茫然：“昨晚大哥电话里说啥事儿了，什么东西？给谁算了？”
老公诞着脸说：“就那三间堂屋的事，别装了。我知道你听见了。”
她猛一绷紧脸，学着老公的腔调说道：“等把爹送下地再说你能死啊？！”
“老婆——”
老公还想说啥，就看见一个留着平头的小伙子坐在拖拉机上向他们频频招手。
“这就是驴子。”老公说。
“来了叔、婶子。”驴子跳下车，一边热情地跟他俩打着招呼，一边懂事地接过手里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车厢。驴子用衣袖将放在车厢里的一条长条凳使劲儿地来来回回地蹭了好几下子，确认已经干净了，讨好地说道：“上车吧叔、婶。”
路上，驴子告诉老公，公公走得很安详，没受一点儿痛苦——
那天，公公吃罢早饭就出门了，步行了十里地，到集上称了二斤烟叶，中午在集上吃了一碗羊肉面，没饱，买了俩烧饼吃了一块半。吃饱喝足揣着剩下的那半块烧饼到澡堂子泡了个澡，在那儿睡了一觉，傍晚上才回到村上。
晚饭是在村西头的四奶奶家里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