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6年第03期
栏目：中国往事
本文故事开始的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属蛇。新世纪的最初十年，犹如一幕大戏，至此正好演到剧半，正派反派，主角配角，尽是龙盘虎踞的一时之豪，就是那些暂时跑龙套的，台下作看客的，也都不安于一时之运命，或拿血一拼，或拿命作豪奢一赌，于那绛紫色的历史天鹅绒大幕后，演绎着幽暗曲折的传奇。
是年1月，俄国发生以“流血星期日”为序幕的革命，黑海舰队战列舰“波将金”号哗变。在远东的冰天雪地中，驻守旅顺的俄军在付出上万人的伤亡代价后向日方投降。落入亚欧两个强国夹缝间的老大帝国，既要防虎，又要防狼，发愤图强当成朝野共识。年初，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吁请清廷立宪。清廷在迁延不决中也有行动，先是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非人道的重刑，再是下诏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并谋划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北洋六镇新军亦于年中全部练成。4月，年仅二十岁的革命党人邹容在保释出狱前一日，瘐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西牢，一时引发物议汹汹。到年底，曾参加拒俄义勇队的留日学生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绝，留下万言绝命书，以期唤起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邹、陈二士，以一身死，作警世洪钟，唤醒百千猛士，皆有古义士之风，从长沙数万人公祭陈天华的规模来看，已然让整个民族热血沸腾。这一年也是清末的暗杀年，处处杀机四伏，血案频传，2月，有湖北省反清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谋刺钦差大臣铁良未遂案，至9月，乃有哄传一时的“刺杀出洋五大臣”案。
故事的开始是在这年7月，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逼窄溽热的小楼上，三个年轻人正在密谋一场狙击行动。此三人都是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青年，安庆人陈独秀，小字孟侠的桐城人、直隶高等学堂学生吴越，来自江苏丹徒一个世代书香家族的赵声（字伯先）。朝廷7月16日发布诏书，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以为立宪预备，但在身为党人的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要揭穿之，惟有迎头狙击。
三人密计中，赵声抢着要北上从事这必死的任务。赵声曾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自负一身武艺，尤擅左手枪法，年少时在家乡为人鸣不平，曾入狱砸械，是个胡天胡地的主。吴越也毫不相让，争执中，吴越说了一段话，可谓在革命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吴问：“合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于是，狙击方案就这么定下了，由吴越北上执行任务。三人分别时，如两千年前燕太子丹在易水畔送荆轲赴秦的情境再现——“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今人余世存编的《非常道》，把与吴越争北上任务的记为陈独秀，中有“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越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等语，后又云“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不知典出何处。此则轶事对陈独秀的年龄记述是有误的，吴越1878年生人，陈独秀小一岁，为1879年生人。吴行刺时27岁，陈是年26岁，而非20岁。
吴越自告奋勇领受这一任务，固然出于其抱有的必死之心，也是考虑到他有直隶高等学堂学生身份作掩护。这个出生于桐城一个清寒的读书人家庭的年轻人，好古文，向往古时侠风，他原字孟霞，自作主张改作孟侠，从改名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楷模就是春秋时轻死生、重然诺的侠客，在石破天惊的一击中，让生命如流星划过黑暗的天幕。
三年前，吴越北上投靠堂叔吴汝纶。堂叔是桐城派文章大家，曾做过几任州官，退出政坛后在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动用关系把侄子安排在推行新式教育的高等学堂就读，却不知道侄子已经秘密加入“北方暗杀团”，并任支部长。
这个暗杀团是由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义勇队（被取缔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衍生出来的，后来同盟会的两大班底，湖南黄兴、刘揆一等发起的“华兴会”，上海陶成章、蔡元培等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皆是其同志。加入这个秘密组织，身份须严格甄别，其成员皆有徽章以供识别联络。徽章为圆形镍制，一面为轩辕黄帝头像，一面镌刻誓词。组织聘有俄、日教官教习格斗、爆破、刺杀军械等各项技能，其宗旨为力图民族解放、光复汉室，纲领有三，一起义，二暴动，三暗杀。在北方暗杀团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有：叶赫那拉氏，满洲亲贵铁良、载湉、奕劻诸人，封疆大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
1905年前后的清廷政局复杂而微妙，中枢清流派、地方重臣派、满洲少壮派，还有袁世凯的北洋派，都在想方设法扩充实力，非个中人难以洞悉其秘。然在吴越这样的革命党人看来，管你改良还是立宪，皆是朝廷鹰犬。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清廷奴才。他早就想玩一票大的，以革命的恐怖手段达到“杀一儆百、杀十儆千”之目的。
五大臣出场之前，吴越盯上的是铁良。铁良，满洲镶白旗人，荣禄幕僚出身，曾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军事，时为襄办练兵大臣，入值军机处，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此人对汉人极为警惕和仇视，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清国汉族留学生学警察，不许他们学军事，就是他干的；收刮东南各省财富，私自提取上海江海关数十万两银子，编练京师八旗防备汉人，也是他干的。名义上，此人是襄助袁世凯训练新军，实际上几乎是袁的克星。
吴越早就想入京刺杀铁良。他预测，如果一击成功，朝廷必将对汉人大行压制，满汉冲突会愈加剧烈，革命就会愈有希望（“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但没等他动手，湖北一个叫王汉的革命党人提前发动了。1月，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巡查各省军事财政，“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决定在其返京途中发动攻击。他约了同伴准备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动手，但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王汉便带着那把没来得及打响的手枪，只身前往火车北上必经的河南彰德潜伏。几日后，铁良一行乘车到达彰德时，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但因他缺乏枪械训练，举枪对准铁良时，竟然连发不中。追捕中，王汉自忖不能得免，留下遗书和手枪，于道旁投井自杀。
晚清的这些革命党刺客，未经专门暗杀训练，热血上头，仓促上阵，论身手几乎都是蹩脚的。比王汉更为不堪的是一个叫万福华的杀手，一年前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的金谷香菜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屡扣扳机，却不闻枪响，原来他从好友刘师培那里借来的那把枪，撞针早已朽坏，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目标大摇大摆在眼前消失。也正因为那把枪没打响，万被逮后，只被判了10年徒刑。
吴越听到王汉在彰德谋刺铁良不成的消息，不免有些失落，因为自己的暗杀计划不得不告夭折了，但对王汉舍身成仁的勇气，他还是相当敬佩的。他说，万、王二子事迹，非勉他人，乃勉我尔。尽管再向铁良动手已经不可能，但身为革命党人，全天下的满人自然都是他的敌人，“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满人的头又岂是割得尽的？现在轮到自己上场了，可千万别再闹前两位的笑话了，踩点、枪械、炸弹，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到，暗杀的预案，自然也是制订得越周详越好。
吴越挑选了两个好友，作他这场暗杀行动的掩护和助手，此两人一个叫张容，一个叫孙岳，年龄相当，都是志在反清的热血青年。张容是他高等学堂的同学，祖籍山东，客籍辽东，祖上为汉军旗人，世代为努尔哈赤守陵，饶有家资。他本名张焕容，因读了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改单名为容，以示追随。此人精于刀术，据说寻常三五人难以近身。那个孙岳，就是日后参加领导过滦州起义、曾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的那位，他是北方同盟会早期成员，早年因击杀地痞入五台山剃度，此前不久，披着袈裟投考保定北洋武备学堂，以优等生成绩入选炮科。正值学堂假期，三人小组于这年夏天秘密潜入北京。
吴越是徽人，以前往来京城必下榻桐城会馆，此次行动为保密计，需另择客栈。当时北京城住店有一惯例，店家为结账方便，以及为店客和访友之间容易查询探访，须将住店客人姓名写在一长方形小木牌上，俗称水牌，公开挂在柜台后面的墙上。若用“安徽吴越”的名字挂出，容易暴露身份不说，事后还会牵连同乡。三人一商量，孙岳选择了一家来京时常住的旅店，位于距正阳门火车站不远的廊房头条一带，以“高阳孙岳”的名字挂牌。选择这家旅店，除了离火车站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附近有好几家绸庄布店，便于采购行动时的服装。
吴越决定以炸弹实施暗杀。此次狙击目标共五人，自己单枪匹马，若用手枪，肯定不能把他们一一干掉。炸弹就不一样了，只要一击得手，巨大的威力足以把他们全都送上西天。正好一个叫杨笃生的同志从上海来京，此人系前国子监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与黄克强、宋教仁等谋划在长沙起事，精于炸弹制造，吴越就向他学习炸弹爆破技术。杨笃生告诉他，制造炸弹的技术有两种，一是银药法，即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炸裂，但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极不安全，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引发。但问题出来了，刺杀机会稍纵即逝，哪容导火线慢腾腾烧过去？后来他们研发出了撞针式法，即炸弹抛掷出去一落地，就以撞针激发爆炸。两人跑到僻静的西山八大处多次练习，手法渐熟，有一次爆炸的声浪引来了巡山清兵盘查，多赖他们机智应对，从容逃脱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待探得五大臣离京时间就可动手。等待似乎把时间成倍拉长了，在客栈那些不眠的夜里，吴越写下十三篇文章编成《暗杀时代》一书。序言里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指出，革命年代往往从暗杀年代进化而来，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他认为自己的暗杀是在唤起革命，即便身死，也是引发革命狂飙的一粒火种，“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
在写给未婚妻的两封诀别信里，他跟那个远在桐城的姑娘讨论了一番死生大义，要她克制一己之痛苦，多向法国罗兰夫人学习，“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信中还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的豪迈之语，似乎革命年代已经呼之欲出了。未婚妻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暗杀哪容得如此沸沸扬扬，事先张扬。他还与堂姐介绍认识的南方女侠秋瑾一起前往前门火车站踩点。后来秋瑾女士先回南方筹备大通学堂的事，他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中有“不成功，便成仁”等语。他还写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给同学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不几日廷旨下，八月廿六日（按西历为9月24日），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启程出洋考察。此前一日，吴越已从杨笃生处得知这一消息，是夜，他与张容、孙岳等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言谈举止颇为出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悲恸，有人不解，问这酒是为什么而喝，三人笑笑，皆不答。
是日清晨，三人离开旅店，直奔正阳门火车站。着便装的孙岳和张容在通往月台处望风，吴越则怀揣炸弹，一身学堂操衣打扮，伺机往里运动。站内早已戒备森严，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原定发车时间是上午十点，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五大臣中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是载泽。
吴越的这身打扮果然混不进去，情急之下，他们去客栈附近的绸布庄购买了一套仆役的衣服，蓝布薄棉袍，皂靴，无花翎的红缨帽，让吴越赶紧换上。趁着站内乱糟糟的当儿，吴越混入随从的队伍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容在他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挤隔到了远处。
在试图由第四列车厢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的时候，一个警觉的卫兵把吴越拦下了。盘问中，吴越答是载泽的随从。他的一口安徽话让卫兵愈发起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越趁机冲进花车。当他准备引爆红布包着的炸弹掷向五大臣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随即，火车头后退与车厢接驳，因惯性驱动，引起车厢剧烈震动，他手中的炸弹竟被震落，瞬间引发爆炸。
砰地一声巨响，第三节花车车厢顶上顿时被炸出一个大洞，硝烟中，到处是飞溅的碎木片、鲜血、断肢，哗啦啦地落将下来。徐世昌因前有仆人挡着，只是前额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吴越当场殉节，孙岳和张容站在月台进口处，距离较远，加之杨笃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此处暗杀现场的叙述，参酌了吴越的同学汤谪青的回忆文章《读章士钊书吴越狙击五大臣事后》、绍英的儿子马士良的回忆文章《记五大臣出洋事》等）。
戴鸿慈有日记记当天惊魂一刻：“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即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当时除了绍英被送往医院外，其他几位大臣当即商定“改期缓行”。次日，戴、徐、端三位早起进宫，戴鸿慈当日记曰：“八时，蒙召见。……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几日后，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刊出五大臣遭袭击照片三幅，包括暗杀现场被炸毁的车厢，杀手满身血污被炸身亡的纪实照片。京师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传旨为防亡命之徒携炸弹潜入，将颐和园围墙再增三尺有余，并在园内各紧要处架设电话，增派军警昼夜巡逻。
引爆者炸裂胸腹，手足皆断，自躯干以下被炸得七零八落，当场身死，所幸面部尚可辨认。警察部门把死者头部用药水封存，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让知情者辨认。更派出各路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等旅客逗留之处暗访。但由于刺杀者在行动之前制订了周密计划，留下线索极少，以至于事发很长一段时间，此案一直未能侦破，更无人因此案遭受牵连。
且说吴越在直隶高等学堂有一同学，见他开学多日未归，结合其他端倪，开始怀疑刺客是吴越。查办本案的官员问有何物证，此同学披露了一个细节，吴越的一只脚，有六只脚趾。官府马上调看现场残肢，这才锁定凶手身份，确系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吴某。但也有一说，吴越先前下榻的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是在会馆住过的桐城吴公子，前去报官邀赏，遂使真相大白。不管如何，死者的身份不再是个秘密。
此案经办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吴越等三人曾下榻的客栈。尽管吴越行动前为防拖累他人，曾置一信于枕下，声明此次行动与会馆众人无关，但还是有好多无辜者遭到逮捕。桐城人金寿民任保定莲池书院讲习时，是吴越的担保人。吴越出事后，金受牵连入狱。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隶女学堂总教习，后经日本女学生出面，请日本驻华使馆斡旋，慈禧下懿旨：“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金寿民遂与妻子郝漱玉回老家，留住了性命。此是闲话不提。
袁世凯亲自侦办此案，表示要将涉案的贼臣乱党尽数抓捕归案，但吴越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正好归袁管辖，这岂不是自打巴掌？要不要将吴越的真实身份披露，查办本案的官员犯了难，为了不让袁难堪，他们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办法，给案卷中吴越姓名的“越”字，加一“木”字旁，以示戴木为枷，吴越就这样成了“吴樾”。手下倪嗣冲查办后向袁世凯禀报，“据云现在诸生并无与吴越亲故知交……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越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故犯貌似安分并无异常盲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
正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从报上得知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的消息，第一时间想到了吴越。他用隐语写信给哥哥的小舅子、时在直隶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不几日，张啸岑回信到，寄来了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并说吴越赴难前，曾留有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稿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自己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后来他将两部书稿并部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蔡元培在吴越追悼会上提到了此事，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云云。
1911年初春，陈独秀在杭州写下六首回忆同道和朋友的诗作，第一首写的就是六年前那场未遂的刺杀案：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存殁六绝句·之一》）。龙眠是桐城西北名山，此处借指吴越老家。这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在他看来，吴越就是刺秦的荆轲，是一个“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的君子，一个“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