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王八蛋对你的浪漫主义没好感吧？”一回到寝室，吴宇便满怀希望地问我。
“唉，别提了。”我把讲义夹往桌上一扔，怨气冲天，“你说得对：姓王的的确是卖国八蛋、崇洋媚外——我这题目真给他枪毙了两次！”作为在社会上混过几年的人，我知道这世上倒霉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比他更倒霉。
“嘿嘿。”果然，这剂药一灌下去，吴宇脸上马上浮出欢笑，像白捡了个大便宜似的，“我早就知道：那家伙只会挖了坑等你跳。他怎么不念及你替他写文章扬名声的丰功伟绩？——那篇什么‘相对美’的文章可是上了《新华文摘》的煌煌大作呵！这也欺人太甚了吧？”
“这有什么？”我故作坦然，“大学里边，老师巧取豪夺学生成果的事儿多了。”
“你……”吴宇眨眨眼，继续撩拨，“你可是帮他欺世盗名的有功之臣呵，有功之臣的论题也给他枪毙两次——这气你也咽得下去？我可告诉你：什么都可容下的可不是宰相，而是垃圾桶！”
“有什么办法？印把子在他手中，我们小老百姓除了任其宰割外，尚能何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呵。”
“老兄，你也太封建了吧？”吴宇乜晃着眼跟个革命导师似的，“现在什么时代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帝且怕人民，美帝的走狗我们人民还怕他不成？我们干嘛做鱼肉？我们应该做刀俎嘛：洪哥，我们一块上报社。我和那哥们儿铁着呢，我这哥们儿尖牙利嘴，咬起人来入骨三分，姚文元见了都要五体投地，要经他批判，王教头非变成臭狗屎不可。先生可有意之乎？”
“把自己导师搞成臭狗屎？”我乜斜他一眼，“于我们自己有啥好处？语云：名师出高徒。狗屎能出什么？”
“狗屎能出鲜花。”吴宇鲜花般灿烂一笑，“你想：王八蛋乃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中国作协理事、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这‘狗屎’肥力多足？现在我们将其揪出示众，还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算啦。我这人吧，忒传统，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
“什么什么？”吴宇一听，惊奇得眼都圆了，“王八蛋将你的学术成果窃为己有，你不愤怒不反抗不说，还认他作‘父’——你这不认贼作父是什么？”
“小子，作为过来人，我送你几句处世格言：咱们中国人什么时候都得有个中国人样。中国人什么样？天地君亲师这几样东西千万尊重别乱碰，否则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咦，”吴宇眨眨眼，“那，那民主呢？民主哪儿去了？”
“本来就没民主，所以不存在哪儿去了的问题。”我冷笑，“民主是西方玩意儿，咱汉家自有家法，安用民主？”
正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地瞎扯，门又被什么鸟人敲响。我去开门，门口站了个一身灰尘满脸疲惫整个儿像刚从垃圾桶里爬出来的家伙，肩上还挎了一个鼓鼓的旅行袋。“你是……？”我一边问一边猜：是哪个乡镇企业的推销员上门推销他们伪劣产品来了？
“刘兄，怎么他妈连我都认不出来啦？”这家伙一脸委屈，“我是何进呀？”
“啊呀，何兄呀。”这下，我认出来了：这不我四川上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么？“来来，坐坐。老同学从四川来？”我忙从他肩上接过旅行袋，然后替他倒茶，发现水瓶是空的。
“我去我去。”吴宇让人感动地热心，还冲何进一笑，“你与刘兄是同学，我与刘兄也是同学——我们差不多也是同学啦。”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进油腔滑调得像条刚从《水浒》上跑下来的好汉。
“唔，”待吴宇提着水瓶出去后，我上下打量着这条梁山好汉，“何兄这次到上海，是出差还是旅游？”
“不出差，也不旅游。”何进笑一下，“是打工来啦。”
“打工？”我一愣，“你不教书教得好好的么？我记得毕业后不久你来信还讲你给评为了优秀园丁什么的，党组织正准备拉你入党……怎么也出来打工？”
“别提啦别提啦，”何兄一脸霉气，“我操他妈的昌宁县教育局，太黑暗啦，我受不了啦，乘黑打了教育局长一顿，到你们上海混饭来啦——这叫先打老板后打工。”
“是么？”我嘴都合不上了。于是，何进便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起了他们教育局长对他的迫害：他看不惯那个长得五官紧凑形同包子而又喜欢打磨教师嘲弄知识的教育局长，背后叫他包子，结果被局长从县中赶出，今年考研究生上了线又给局长硬扣了档案。何兄气忿不过，这才大开“打”戒，揍对方个一佛升天二佛落地的。
“你……”听完何兄这番“革命家史”，我目瞪口呆，“你怎么可以替顶头上司取绰号？在咱们中国，你骂天骂地都可，却千万骂不得顶头上司——天地君亲师，这几样东西可是说什么也碰不得的呵。”
“我也是为人民大众呐喊呀。”何进苦涩地一笑。
“《呐喊》之后可是《彷徨》呀。”我叹息，“我们早过了呐喊的年纪了。”
“不说这不说这。”何进烦躁地摆摆手，“嗯，上海打工行情如何？”
“糟透了。”皱皱眉，我决定给这一腔热血，“打了老板来打工”的老同学泼泼冷水，“上海几十万纺织工人全都下岗待业，电子产业也不景气，现在上海正处于由传统工业城市向金融中心转型的阵痛之中。”
“难道，混碗饭吃也不行？”
“混饭当然可以。”我笑笑，继续打击他的热情，“我们宿舍楼就缺一个扫地的：一幢楼的清洁，月薪三百。你愿干的话，我可以推荐。”
“什么？”何兄一听，大吃一惊，“三百块钱一个月？我在地铁吃一盒快餐就八块。三百块，吃十多天快餐？”
“而且，还没有住处。”
“不干不干，我他妈又不是随身携带住房的蜗牛——扫了一天地到晚上还去住垃圾桶呀？这不自己也成了垃圾？老兄另外给我推荐一样工作——最好跟资产阶级搭点儿界。”
“唔，你现在普通话如何？”我又问——印象中，何兄念书时一口川腔。
“告诉你吧：今儿出了地铁，我向一小食店老板用普通话问他你们学校怎么走。问了半天，那老板都抓腮搔耳，最后问我：‘你能不能用普通话再讲一遍？’”
“扑哧。”刚进门的吴宇笑了，“你这普通话是有些不普通——要不与刘兄住了这么久我还真不知道你这就叫普通话。”
“所以，在上海找什么与资产阶级搭界的事恐怕不容易。”我耐心道。
“那——那我干秘书怎么样？我文才可以，口才也还不错。吴兄你说：我能找个诸如秘书之类的工作来干干吗？”
“这个……”吴宇暧昧地笑笑，“一般而论，这儿的资产阶级需要的是女秘书——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也就是说，秘书对老板不仅要提供文字服务，还要提供色情乃至性服务。换句话说，做秘书不仅需要上边这口，还需要下边那‘口’——你有么？‘口才’也好么？”
“资产阶级就这么腐朽？”何进纯洁得像十五岁少女不知道与男人睡觉是怎么回事。
“何兄，我看你到这儿中学碰碰如何？”我也觉得何进想干秘书不太现实，便积极建议，“你教了六年书，又是优秀园丁什么的，糊弄学生的本事大大的有，何妨再作冯妇？”
“操他妈的，教书不能再干了！”孰料何兄一听，竟像一屁股坐在火炉上般跳而大叫，“我现在对教书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听这词儿就头皮发麻。我不是女人，也没被强奸过。可我老觉得被迫教书就跟被强奸一样——没准儿还更难受：被强奸还有快感，教书有什么快感？不干了，不干了！好马不吃回头草！”
“教书不是强奸人的行当么？”吴宇没教过书，眼下又正被教他书的王教头搞得死去活来，所以大放厥词，“怎么自个儿倒觉得被强奸了？”
“其实，被强奸一次后第二次就好多了。”我像自己给强奸过许多次般好言相劝。
“你那叫破罐破摔。”吴宇横上一枪，“好个屁。”
“你不教书干什么？”我不理吴宇，继续做这给什么“包子”糟践得视教书为畏途的“好马”的思想工作，“前不久，我听人说上海的中小学教师流失得厉害，讲台因此空空如也。老兄何不去填填空？”
“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教书。”何进像碰到流氓的贞女一般不肯就范。
“这样吧，”见他如此坚贞，我也不好硬把他往窑子里送，“明天市展览中心有一场大型人才招聘会，我陪你去试试，看有没有从良机会。”
“那太荣幸了。”何进高兴道，又开始贼眉鼠眼打量我们这间寝室。
“至于住处，我们楼下寝室有张空铺，被垫什么的可以想办法，只是没有蚊帐，何兄看……”
“没关系。这次进上海我都准备像当年亲人解放军一样睡大街了——没蚊帐算什么呀。”
“上海人民可不欢迎你这样的亲人解放军。你现在要再来做这睡大街的解放军的话，他们准把你送盲流收容所。好，现在我带你洗脸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