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报告刚打上去，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就知道了，很快有人来看望。一次，一位军委领导跟我说：“李炎唐同志，你手术要仔细呀，出了问题，九亿人民饶不了你。”
“一定照您的指示办！一定仔细，主要是按科学办事，给首长多缝一针，就要狭窄，少缝一针，就要漏尿。”
“对！这就很对。”那位首长听了之后才满意地离去。
在等待上级批准的日子里，首长一直在病房里休息、看书，我因此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听他的家人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之后，他被通知“不带秘书、不带警卫、不带车”，从被软禁的家中神秘地接走。后来才知道是汪东兴怕邓家受冲击，叫警卫局在东交民巷给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在东交民巷17号，邓小平夫妇自己洗衣、做饭，在平静之中承受着由“四人帮”导演的、全国上下热气腾腾的“批邓”。无奈的日子里，邓小平一面靠出门时孩子塞在他口袋里的一副扑克度日，一面关注着动乱的时局。
在苦难的岁月里，邓小平在地震棚里得知“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如同林彪事件后一样，他再次给中央写信展露自己的心迹。在信的最后，他发出了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的呐喊：“让我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的离奇让这位伟人发出心里的呐喊，但历史的渐进又让这位老人磨难重重。
中央的批示很快下来了。邓小平的手术，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亲自批准的，批准时间是1976年12月16日。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
现在回想起来，对小平同志的到来，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兴奋。不安的是，他这么大年纪，受了那么多的磨难，这次患病无疑是雪上加霜；兴奋的是，在经历劫难之后见到他本人，并通过我们的治疗使他康复，能很快返回政坛。
我们在准备，小平同志的家人也参与了准备。手术前要理发洗澡，当时政治环境下不便于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卓秘书（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卓琳）推荐女婿贺平，也就是邓榕的老公来理发。他是我们总后卫生部老领导贺彪的儿子，插队的时候学会了理发，连理发工具都是自带的。
手术前一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例行查房。那是晚上八点左右，首长跟夫人坐在沙发椅上，邓楠坐在靠近办公桌的椅子上。见我去了，首长跟卓秘书都让我坐下。
“你就坐在我旁边。”首长说，“这么晚了，你还过来干什么？”
卓秘书也问我：“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
首长接过话茬：“你不懂，不要问。我，相信你们医院，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觉，不要有顾虑。”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面真是特别感动。我从1956年当医生以来还没人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说首长非常懂心理学。他明白，他这样的高级领导，谁都不敢马虎，这样是为了让我精神上放松。于是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睡一觉，在病房总是睡不太安稳。这也是我在首长来了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回家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天气特好，我们请首长进手术室。护士推来了接病人的车，到了手术室，首长自己从车上挪到手术台上。为了避免污染空气，家属都退到外面的休息室等候。手术室外还有一支有力的后勤队伍，保证绝不突然停电和缺氧。他们不知道为谁做手术，只管保证完成好任务。
因为首长坚持不要全麻，我们就采用硬膜外麻醉，就是手术那一段麻醉，一旦需要，可再给药。
麻醉之后，药已见效，但他脑子很清醒，见吴院长、许主任和我在身边，他再一次给我们减轻压力：“我没事，你们放心做！”一句话让手术室里连空气都似乎变得轻松了。
首长不愿全麻，也不愿意睡觉，手术进行到一半时，麻醉师问他要不要用点药睡觉，他说：“不要紧！我不用药，没事。”
一句没事，让大家肃然起敬。作为医生都知道，只要手术，患者都不会好受，许多重要人物在手术时都要使医生紧张一阵。但我感到唯物主义者的意志的确不一样。据说，毛主席手术时听着“满江红”的音乐，周总理手术中还谈着工作，刘帅眼部手术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而现在首长也是连吭都没吭一声。
等到缝针快关腹腔时，首长突然问了一句话：“现在缝哪呢？”
我马上说：“缝膀胱了。”
“哦，还有3层。”
奇怪，他怎么知道，这是医学专业问题啊。事后我好奇地问，首长说：“总理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首长不学医，但很细致，记忆力特别强，也表明他对周总理是多么关心！
几乎就在他问我答之间，手术顺利地做完了。手术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取出来的东西有小苹果那么大，首长看了笑着说：“哦，这么大！”
术后第三天，坚持要起床
手术后，首长只能或坐或躺，估计很不好受。可他一剂止痛针、一粒止痛片都没用，翻身活动自如，又是一个奇迹。
为了让首长早日康复，我开始让他吃半流质食物，喝牛奶，首长进食很好，恢复非常快。手术后两天，就听说首长想吃肉，还要肥一点儿的。卓秘书怕他血脂、血压高，不表态。后来还是我们说，反正就这么几天，偶尔吃一点没关系，“开斋”两周吧。结果，他见了红烧肉就说香，吃得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