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是在早晨，司机说早晨高速公路清静，好跑车。既然在北京治不好我的病，那么我在这里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倒不如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城市去。我们退了宾馆的房，退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当做办公室的那间套房。这套房每天要花八百块呢，当时西西和伯爵都嫌贵，坚持要个标准间，我说你的办公室太寒酸了，太贫下中农了，谁敢跟你打交道，更别说给你预付款了。事实证明，我是英明的，每个客户进得门来，先就被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滴答作响的铜制落地钟和反映宫廷生活的贝雕屏风所吸引了，或者说是被蒙蔽了，所以当我提出订我的书要先交些订金，他们都没表示任何的异议。尽管这间套房我包了三年，而实际上我连一天也没住过，住在这里我睡不着觉，因为我是睡在棺材里长大的……我总是把我的套房让给新结识的批发商住，既是为给他们省点住宿费，也为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不用说，我的目的显然达到了。多少年以后，有人提起我，还夸我仗义。我在告别这间套房的时候，留恋地望了望那水晶吊灯、那落地钟和那屏风。
在疾驶的车上，一想起我可能会见到我曾经的妻子和有着一对长睫毛的女儿，我脸颊上的肌肉就禁不住抽搐，我不知该不该让她们见到我这张病态的脸子，想起这些，我便忧郁得不能再忧郁了。一路上，我仿佛有撒不完的尿，司机便不得不停下车，让我在公路边上卸掉膀胱里的负担，西西和伯爵怕有碍观瞻，还特意给我遮挡着。
我们书店里的那些女店员早已在我到达之前，就给我找了个安逸的住处，在一个幽静的小区。
我一进屋，她们就唧唧喳喳地告诉我，床上特意给我铺了两条褥子，让我试试舒服不。一路颠簸，我早已喘得不行了，只好一把一把地吞服速效救心丸。我对她们说我不在乎躺在哪里，也不在乎舒服不舒服，我是在棺材里长大的。
我们乡下的规矩是这样的：人一到四十岁，就开始准备棺材，而且把棺材停放在堂屋里，隔两年还要刷一遍大漆。要是谁到了岁数，没准备棺材，会叫人笑话的，就像笑话千金小姐上街没穿鞋似的。那时候，我一直睡在为奶奶准备的棺材里，因为我喜欢。三九天睡在里边，暖和；夏暑天就把棺材盖翻过来，睡在凹进去的盖子上，跟一只猫似的……
对了，我好像忘了说我的书店，我的书店是专门卖旧书的，鲁迅、杨振声和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各种版本的作品应有尽有。也许就是因为书太陈旧的缘故，伯爵给我找来的店员也都很陈旧，年岁大就不说了，模样也都像濒于绝种的部落里挑选出来的爬行动物一样。不过，既然伯爵是我请到这里当经理的，自然一切都该由他，我不好指手画脚，况且伯爵经营得也不错，许多读书的、教书的和藏书的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进行了一半的生意，不能就此打住，即使是结束，也要做好善后工作，这一切只好由西西接手，只是怕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外号叫“摇篮”的小子。一个月以前，他到北京找过我，说是他下岗了，闲散着，想给我打个杂什么的。他那恭敬和谦卑的态度，我倒没特别在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含着眼泪跟我倾诉他父亲如何瘫痪在床，而他母亲如何辛勤劳作的情景。我决定了，让摇篮来辅助西西一下。
若是问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哪一件，那么不用说，莫过于是起用摇篮这件事了——至今我还在后悔。
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以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了，可以像一只猫似的趴在床头上翻阅那些我四处收罗来的医学书，既然医生不能给我的病下一个确诊，那么我就只好自力更生了。我要自己给自己讨个说法。这么多年来，我读书写字都是趴在床上，而不是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习惯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在写字台上写过字，因为家里没有。早年是家里穷，买不起，现在倒是买得起了，可是坐在那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大脑的那个玩意儿，一到这时候就是一片空白。我把我的这种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结果，一位大学教授读到了，给编辑来电话，偏要捐献给我一张书桌不可，希望我能够成材。
截止到目前，也没一个人来探视我，原因是我让西西封锁了消息，免得人家提溜着水果来看我，我连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都说不上来，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