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脸，据说，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这么沧桑。十二的时候，就跟二十差不多。不过，教授说，这样的脸孔一般来说，不显老，到六十岁上，也还是现在这个模样，顶多会头发白一点而已。
究竟到六十岁，我的光辉形象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起码知道，截至到目前，我这个配备了五官的椭圆形的玩意儿，给人的第一印象虽谈不上纯洁天真，却也没有发育成对龌龊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地步。
所以，当我再一次走进教授的心理诊所的时候，又面对着那些跟我一样的病人们审视的目光，那目光锐利而警觉，让被审视的人手脚都无处放，尽管我紧张，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但是我故意摆出一副地下工作者打进敌人内部时通常有的那种表情，那种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表情。
西西去跟教授接洽，而我一个人只好孤零零地站在那，座位已经没有了，整个客厅就跟春运期间的火车车厢一样拥挤。一个打扮得像修女一样的女孩过来，问我：你也忧郁？她的舌头似乎不太灵光，含糊得嘴里好像含了一颗话梅。我也忧郁，我说。“修女”死死地端详了我半天，仿佛我这张脸生来不配忧郁似的。所以，我赶紧补充了一句：我总想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哎呀，你竟然都有自杀倾向了！“修女”的惊叫吸引了差不多所有人的眼球。但是，我发现他们注视我的眼神发生了化学反应，柔和了，甚至亲切了，这让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充足多了，可以做深呼吸了。
又过来几个人跟我握手，做自我介绍，可惜我一个都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显然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这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一张乜斜着眼睛的脸：你总想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却从来没跳过是不是？他个头很矮，嗓音却很高亢，遗憾的是，声调稍微死板一点，他是那种能把朗诵《红楼梦》里的“枉凝眉”整出车间主任竞选时唱票的效果来，也能把车间主任竞选时的唱票整出朗诵《红楼梦》里的“枉凝眉”的效果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是电台DJ。我对他说：我只是想想而已，从没真正地跳过，否则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扯淡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虽然现在站在这里跟你扯淡，可是我确实跳过楼，不过是在五层跳的。“修女”悄悄咬着我的耳朵说：他在这里很有权威，因为他跳过楼，而且不止一次，是两次。
这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显然与众不同，谁的病情重，谁就是老大，谁就可以气使颐指地指手画脚，而轻微的焦虑或抑郁的人，在这里只能做唯唯诺诺的可怜虫，不管你是英国某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还是歌舞团领唱——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修女”的职称是图书馆研究馆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在这里就只能垂着黑黑的眼睫毛，很乖的样子。也许是因为穿了一身黑衣的缘故，她的皮肤显得又白又嫩。她告诉我，她对黑色有歇斯底里似的酷爱，不光着装是黑的，家里的所有家具甚至墙壁的颜色也都涂得是黑色的。
西西过来招呼我去见教授，电台DJ叫住了我，问道：你信服我们教授的医术吗？我只好实话实说：半信半疑吧。那不行，你要我们的教授给你治病，你就得拿他当上帝来崇拜，他才能施展他的魅力，让我们不再忧郁，他说。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称呼教授为“我们的教授”，而且称呼得津津有味。临走，DJ又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我们忧郁的症结所在吗？我说：不知道。DJ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一个具体的信仰，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授，我们干吗不去信他呢？要知道，我们活着不单单是靠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