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爷在整个晚年都把自己关在那个用红砖围砌起来的院子里，足不出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一直像阴影似的覆盖着我们家，使我们常常感到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侵时的寒噤，高兴和欣慰顿消，心里的沉重陡生。我们都闭口不谈它，也闭口不谈他。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禁忌。它也许是一座火山，但它毕竟已经死去了，没有生命了。我们站在没有生命的死亡之谷，眼前是一片砾石，四周是生涩麻木的风，天空瓦蓝蓝的没有鸟儿飞过，我们站在那里，和谁去交流沟通呢？
那个用红砖围砌起来的院子，它坐落在北湖边上，四边都是湖汊，在春夏两季的时候，弥漫着水葫芦和鱼腥草的味道。午后时分，有一两只狗匆匆地从湖岸上跑过，更多的时候是一丝绿翅水鸟从湖面飞过，匆匆跑着的狗有时会突然站下来，扬起下颏，去看扑扇着翅膀掠水而过的鸟儿，狗总是被那些飞鸟飞翔的姿势感动得热泪盈眶。风儿这时一如既往地裹挟着阳光鱼贯而来，湖面上顷刻间如宝盘打翻，碎金万点。
那个院子并不受惊扰，无论是有风有雨的日子，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从来没有大惊大诧过。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始终是那种暗红色栖伏下去的样子，有点像一块伤疤，鲜艳和惊心动魄都是往昔的事情了。它的身边不断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着——几千万尾鱼苗儿入水，它们让生命的数量成为一种水灵灵的奇迹；一船船肥腴的鱼儿出水，它们让网在活蹦乱跳的生命的张扬面前更有了警示意义——但这一切于它都只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风景，不会引起丝毫缘于生命的触动了。
这座院子，它有一个能交错对驶两辆奥迪牌轿车的大门，实际上，有时候——我是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真的会有一辆或者几辆轿车鱼儿一般无声地驶进驶出。这个大门通常是大敞开的，任人自由进出。但是我的四爷，他在他晚年的时候自己把自己囚禁住了。他在他的心里上了一把锁，然后扬手将钥匙丢进了湖里。钥匙像一尾轻盈的鲳鱼苗，在冷冽的空气中无声地划过，插入冰凉的湖水中，湖水被什么东西咬破似的绽开了一圈涟漪，很快恢复了平静。那个情景，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映出来。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想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过。我只是说那里有一把锁，它锁住了一道门，锁住了我的四爷和这个世界沟通的那道门。那个顽固的老人，他把自己与这个世界对立起来了。
四爷这样做使我们家处在十分尴尬的情境中。我们家不知道应该拿他怎么办。我说的我们家，是指我父亲的那个家。父亲、母亲，我们五个兄弟的第三代成员。这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就像一株枝叶茂盛的榕树，充满了祥和和伦理的气息。这和我的四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四爷比我的父亲只年长两岁。小时候他们在一起玩，总能玩得天翻地覆。他们有时候会因为争抢什么打起架来，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联合起来打别的孩子。他们把东家的牛放到山上去之后就玩打牛拐骨或者赌铜板。在孩提时他们更多的不是一对叔侄而是一对好伙伴。有一次，我父亲失手打破了一只碗，我奶奶要用竹篾抽我父亲的屁股。她要他把裤子脱掉。我父亲哭哭啼啼地照办了。四爷恰好来了。四爷气咻咻地扬言，如果我奶奶敢打我父亲，他就向曾奶奶告状，告我奶奶虐待我曾奶奶的孙子。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威胁说，有本事你就试试，你会晓得厉害的。
我的四爷那些年有多少次从我坏脾气的奶奶手中拯救过我的父亲，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晚年是截然不同的。四爷他终身未娶，孤寡一人。在春天或者秋天天气尚好的日子里，他坐在那个红墙围砌的院子长长的走廊一角，让太阳半遮半掩地晒着他。他阖着眼，有呼吸没呼吸的样子，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有点像一头失去了活动环境和欲望的老棕熊，把自己深深地蜷缩在洞穴里，终年地一动不动。这使我的父亲既压抑又难过。我的年迈多病但却婚姻美满儿孙绕膝的父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我的四爷永远都孤独一人坐在那里晒太阳，并且像是没有了呼吸的样子。我的父亲他肯定想要改变我的四爷的那种潦倒颓寂的状况。但是他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们年龄相仿。他们曾经是儿时最好的伙伴。他们后来还生生死死地为同一支军队服务过。但老实说，一个侄儿真的能把一个叔叔怎么样呢？何况这个叔叔已经决定固守自己了。
至于那座院子，它就平静多了。那个院子，它是用上好的红砖盖起来的，盖得很漂亮，尤其很结实，是有着永久性考虑的。既然如此，它肯定就具有冷静和淡泊的素质了，肯定就荣辱不惊。那座院子盖好之后住进了很多像我四爷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自己走进去的，有的是让人搀进去的，还有的人是用担架抬进去的。那些人全都很有经历（或者说很有历史），他们走进了那座院子，那座院子一下子就变得很有经历（或者说很有历史）了。那座院子在初始的激动、骄傲、矜持和尊严之后很快就习惯了自然，再以后它就和构成它的红砖以及永久性的时空品质一样，淡泊下来了，不再为任何人任何事激动。我的四爷走进这座院子已经十八年了。他是自己走进院子里的。他走进院子后再也没有走出去过。他的进去十分的平淡，在这种装满了经历（或者历史）的地方，谁又有资格说他的经历（或者历史）能够引起他人足够的谈兴呢？
这座院子真正注意我的四爷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这对于院子和四爷都已经晚了。人们只是感到我的四爷在十八年之后已经和这个院子紧紧地融合到一起了。同时人们也感到我的四爷和这个院子是对抗着的。一个老人，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变成了一片阴云，从他站立的地方蒸腾起来，不声不响地笼罩在院子之上，这种情况，永远都无法让人释怀。
现在我来告诉你那座院子是什么，它是一座荣誉军人疗养院。
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总结一个人的一生。我不知道那对不对。尤其是用语言，尤其是对四爷这样的人。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残酷的事。我不知道若是真的用一些简单的文字把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比如我四爷的经历——总结出来，那份总结，它离那个被总结的生命——比如我四爷的生命——有多远的距离？它们还真实吗？它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把它们展示出来，展示给这个世界上别的人看，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对那个生命以及我们大家的生命有什么好处？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是独立着的。我们更像是天空中的星星，或者是空气中的微生物，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以及一棵橡树上的某一片树叶。我们在那里闪烁着，划空而过；游动着，迁徙繁衍；摇曳着，婆娑作响，由绿渐黄，然后飘落。如果不是为了忏悔和赎罪，我们谁有资格去总结甚至去关照别的生命？谁？！
但是我现在必须来总结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了，用简单的文字，总结我的四爷。这样做肯定是有禁忌的。我肯定会碰碎一些什么，把我们涉及的生命和历史弄疼，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窒息。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能停下来。有时候我宁可背着不孝不敬的罪名，背着把历史弄疼的罪名，背着让大家都窒息的罪名去做一些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老是在梦里惊醒过来，我们即便孝敬着舒坦着畅快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我的想法。
四爷叫简乾和，1917年生，湖北省麻城县乘顺区料棚乡东冲村人，弟兄四个，排行老四。年少时在家乡替亲戚放牛，年资两石糙米，稍大后租种亲戚家二亩三分土地，以养家度日。1933年春在四川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任战士、班长。1933年5月在强渡嘉陵江的战斗中再度负伤，伤愈后参加长征，任班长、副排长。1936年11月在古流战役中被俘。1937年3月从西北地方武装韩起禄军中逃出。1937年9月在三原县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任战士。1938年4月在山西辽县九路围攻战役中再度被俘，成为日军劳工。1944年从井陉煤矿出逃，辗转流浪。1944年11月在河南境内参加新四军五师，任战士、副班长。1949年7月在攻打宜昌时负伤，伤愈后归队。1951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枪械员、押运员、司务长、管理员。1951年5月在汉江被俘。1953年8月释放回国，在贵州北陆农场工作。1958年转业，任农工。1961年被疏遣回原籍，中途在长沙落脚。1967年到长沙红星牛奶场当临时工。1979年进入荣军疗养院至今。
我不知道别人的历史是怎样的，但是四爷这样的经历，真的是有点让人窘迫，真的是有点让人说不出话来。他是一名军人，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军队服务，在各种名目的战事中死去活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负伤，有时候是挂点小彩，有时候简直就是支离破碎，身上满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碎片。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他甚至把自己弄到朝鲜的白山黑水之间，端着三尺半长的步枪跌跌撞撞地冲锋去了。他这种老兵的资历，拿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中去，都足以向人夸耀，都有资格博得对方的大拇指。但是我现在提到他，更多的不是骄傲，而是另一种复杂生涩的心情。
我说的复杂生涩的心情，不是四爷的官衔。四爷几乎没有官衔，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四爷领到了一副中尉肩章，虽然这和他二十二年的浴血军龄以及浑身的伤疤不对等，虽然大多和他同时入伍的军官都在那一次领到了将校衔的肩章，但没有人觉得四爷和那副一杠两花的中尉衔肩章有什么不配之处。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大家甚至觉得这样做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这样想，果然在接下来的几次调衔时都没有四爷的份。大家都认为还有更多的同志需要考虑，他们更有资格得到考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四爷离开军队的那一天为止。
我的四爷他当了半辈子的兵，却几乎没有军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兵。他的运气真是糟糕透了。他在他的职业军人生涯中三次被俘。三次，他都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拖着鲜血淋漓的身躯，举起双手，从冒着烟火的尸阵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走进军人最强烈的耻辱之中，他刚刚丢弃的枪支枪管灼烫如炭，枪膛里也许还装填着没有打光的子弹，但是他已经从生命的自尊和生命荣誉的高处坠落下来了。这真是令人屈辱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才是我面对时遭遇到的叙述尴尬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迈出最艰难的一步了。我开了这个头，说出了我的四爷，一个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作战以及为作战所累的军人。他在他军人的生涯中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他的生命除了枪弹的摧残之外还遭受到尊严扫地的屈辱；他的自尊在屡次打击后已经相当脆弱，细若游丝；他在更多的时候，在被指证军人身份的时候，是没有荣誉可言的，是遭到他人唾弃的，是被嘲笑、鄙视、斥责、怜悯、宽容、引以为戒、遗弃和尽可能掩盖起来的。我知道了这一点。我开了这个头，然后我该怎么办呢？
面对一个生命，我们的了解和我们的开头究竟有多少意义？
在我的家乡东冲村那片干爽的土地上，四季都有新鲜的山风从大别山的深处吹来，它们畅畅快快地在田野上奔跑，一路如歌。因为如此，因为如歌的山风四季不断，我的家乡总是显得湿漉漉的，变换着红花草的味道、油菜花的味道、麦穗的味道和番薯藤的味道，它们在整个四季都让人陶醉不醒。
我的家乡属于那种贫穷但民风甚悍的地方，它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具有单薄和倔犟的双重禀性，这就使我的家乡充满了农耕社会的典型性。我的家乡千万年来都没有让它怀抱里的人们富裕起来，或者反过来说，它怀抱里的人们没有让它富裕起来，它和他们一直为最基本的生计窘迫着，贫瘠相缠，以此来把彼此留在自己身边。人们习惯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贫穷，即便是在秋天这个具有狂欢性质的季节里，人们的欣喜也只不过是来自泥土教育的习惯而并非对收获的报答。
我的家乡的父老们由此就具有一种反叛性，那是一种对土地下意识的反叛。他们对土地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既感恩戴德又抱怨不休。他们是深深地、长久地、铭心刻骨地不满足着。这种不满足因为人们对土地拥有的两极分化而最终被触发了，它使那些缺少土地或完全失去土地的人们像煮熟了的粽子一样团结起来，去夺取和分割土地拥有者们手中的土地。这种夺取和分割土地的行为世世代代屡有发生，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渐至高潮，如火如荼了。
我们简家是个大家族，粮食贫乏却盛产男人。在那个年代，我们简家几乎所有成年的男人都参加到土地革命中去了。他们参加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他们当兵，或者当农会干部、苏维埃干部、CP干部。他们如果年龄太小，比如只有十一岁或者十二岁，不被批准入伍，就哭，就扯人家的衣襟，就跟在队伍后面十里二十里地死缠硬磨，非要当兵。如果这一招还不灵，他们就气鼓鼓地回家，把家里狩猎的土铳或者砍柴的砍刀翻出来，参加少年赤卫军去。那真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年代，一个让所有少年和青年男子兴高采烈和有所作为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丧失了土地的男人们几乎都有着一种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对当兵这件事情一往情深。
我们简家只有一个男人对当兵这件事无动于衷，这个男人就是四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