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吉尔曼比他的室友大十二到十五岁左右，我想他没花多少时间练哑铃和跳绳。他一头红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透过尖角镜框里的深度镜片闪烁着冷冷的蓝色光芒。他穿着西装裤、白衬衫，戴领带。他的西装外套披在罗尔夫警告过我的那张椅子上。
罗尔夫说过吉尔曼是一名律师，因此他向我要证件时，我并不讶异。我向他解释，几年前我已经离开了警察局。听了这则新闻，他抬了抬眉瞥了罗尔夫一眼。“我是应芭芭拉·埃廷格父亲的要求才插手这个案件，”我继续说，“他要求我做调查。”
“但是，为什么呢？凶手已经抓到了，不是吗？”
“发生了一些问题。”
“哦？”
我告诉他路易斯·皮内尔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那一天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他立刻说：“那么杀她的另有其人，除非他的不在场证明是乱编的。这就可以解释她的父亲要这么做的原因了，他可能怀疑，是呀，他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人。假如我打电话给他确认你来这里当他的密探，希望你不会见怪。”
“他可能不好联络。”我带着伦敦的名片，并把它从钱包里拿出来。“他现在可能已经离开办公室了，不过我想他现在应该还没到家。他一个人住，太太几年前去世了，所以他很可能必须在餐厅里用餐。”
吉尔曼看了名片一会儿，然后把它还给我。我看着他的脸，看得出来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哦，好吧，”他说，“我想与你谈谈不会有什么伤害，斯卡德先生，不过，我好像也不知道任何会有实质上帮助的事情，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桥下流水滔滔而逝，流过了水坝，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说到液体，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喝一杯，要不要加入我们？”
“谢谢你。”
“我们通常调些马提尼来喝，还是你喜欢喝别的？”
“马提尼对我而言有点太烈了，”我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喝威士忌，波本威士忌，假如你们有的话。”
他们当然有。他们有野火鸡波本威士忌，比我通常喝的那一种要高上一两个等级，罗尔夫用一只雕花水晶酒杯倒了五六盎司给我。他再把孟买金酒倒入一只壶里，加冰块和一汤匙的苦艾酒，轻轻搅拌，最后将调好的酒倒入两只和我的款式相同的玻璃杯内。唐纳德·吉尔曼举起杯子，提议为星期五干杯，我们都喝了。
我一直坐在罗尔夫先前叫我坐的那张椅子上。罗尔夫双手抱着膝盖和以前一样坐在席子上，还穿着带我去见朱迪·费尔伯恩时穿的牛仔裤和衬衫，举重器和跳绳都不见了。吉尔曼坐在那张不舒服的椅子的边缘，身子向前倾，眼睛向下看着他的杯子，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试着回想她死掉的那一天，”他说，“很困难——我那天没有从办公室直接回家。下班后我和一些人去喝酒，然后在外面吃晚餐，好像那天我还去格林威治参加一个舞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次日清晨才回家，因为我吃早餐时看了晨报，所以我知道回来会遇到什么场面。不，不对，我记得我买的是《新闻报》，因为它在火车上看起来很方便，容易翻页。头条新闻是‘冰锥大盗攻击布鲁克林’，或是其他同样意思的字。我相信他先前在布鲁克林已经杀死过一个了。”
“第四个受害者，在羊头湾。”
“然后我翻到第三页，我知道在那一页一向有整个事件的报道。没有照片，只有名字和住址，当然那不可能会弄错。”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我记得那时候的感觉，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你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降临到你认识的人身上，让我觉得自己也很脆弱。你知道，在我住的公寓里发生这种事，我先感觉到这个，然后才感到朋友死去的失落感。”
“你和埃廷格夫妇有多熟？”
“可以说相当熟。他们是夫妇，当然，大部分的社交活动也都和其他夫妇进行。但由于他们就住在对门，我偶尔会邀他们过来喝酒或咖啡，有时候他们也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来参加过我办的一两次舞会，但没有待太久，我想他们和同性恋者相处很自然，但次数不多，这我可以了解。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做团体中的少数，不是吗？感觉难为情是很自然的。”
“他们生活快乐吗？”
这个问题把他拉回埃廷格夫妇身上。他皱起眉头，斟酌着他要用的字眼。“我想他有嫌疑，”他说，“通常配偶都有嫌疑。你见过他了吗？”
“没有。”
“他们快乐吗？这是个老掉牙的问题。但谁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看起来快乐，大部分的夫妻看起来都是如此，然而大部分的夫妻最后都会分手。当他们分手时，他们的朋友都会一致表示惊讶，因为他们看起来快乐得要命。”他喝完他的酒。“我想他们够快乐了，她被杀时已经怀有身孕。”
“我知道。”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
他轻轻地转动他的空杯子，罗尔夫很优雅地站起来，将酒倒满吉尔曼的杯子，又为我倒了一杯野火鸡。喝完第一杯我有点醺醺然，所以第二杯我慢慢喝。
吉尔曼说：“我想那会使她安定下来。”
“孩子吗？”
“是的。”
“她需要安定下来吗？”
他喝了一小口马提尼。“话是这样说的，‘勿非议死者’。批评死人的话，人们总是不轻易说出口。芭芭拉身上有一种不安定的特质，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你知道，迷人、精力充沛又机灵，我想不起来她念的是哪一所学校，不过肯定是所好学校。道格上的是霍夫斯特拉，我不是说霍夫斯特拉有什么不好，只是不像芭芭拉的母校那么有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不起来。”
“韦尔斯利。伦敦告诉过我。”
“当然，我应该记得的，我念大学时曾和一个韦尔斯利的女孩子约会过，有时候自我接受也要花一段时间才做得到。”
“芭芭拉算是委身下嫁吗？”
“我不会这么说。表面上看来，她在韦斯特切斯特长大，上韦尔斯利学院，嫁给了一个在皇后区长大、上霍夫斯特拉的社会工作者，但这些不过只是标签而已。”他啜了一口金酒。“不过，话虽如此，她可能也觉得她对他而言太优秀了。”
“她当时在和什么人约会吗？”
“你的问题实在直截了当，不难相信你以前是个警察。为什么离开警察局？”
“私人原因。她有外遇？”
“没有什么比诋毁死者更不敬的，不是吗？我曾听他们说过这些事。她指责他与因工作而认识的女人有性关系。他是福利部门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去单身女子家里拜访。假如有意四处留情，他当然有机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占人家的便宜，但是他让我觉得他是那种会这么做的人，而且我猜她也这么想。”
“所以她为了报复也要有外遇？”
“你的脑筋动得真快。是的，我是这么想，但别问我那个人是谁，因为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我有时候白天会留在家里，不经常，但有时候会。有几次，我听到她和一个男人上楼的声音。还有几次，我经过她的门前听到有男人的声音。你必须了解，我不是好管闲事的人，所以不管他是谁，我都没有试着去窥视这位神秘的男人。事实上，我对这整件事也没有太注意。”
“她竟然在大白天款待这个男人？”
“我不能断言她是在款待任何人，也许是一个水管工人来修理漏水的水龙头。请你一定要弄明白，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她可能在和某人约会，而且我知道她指责丈夫的不忠，所以我认为她会对那只呆头鹅以牙还牙。”
“可是她白天不上班吗？”
“哦，在那间托儿所。我猜她时间上很有弹性，她是因为没事做才去上班的。定不下来，又是这个问题。她主修心理学，也去念研究生，只是没念完。她那时候没事做，所以才到托儿所去帮忙，我想他们没付她多少薪水。而且我想如果她有几个下午没去上班，他们也不会反对。”
“她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天呀，我在他们的公寓里碰见过一些人。但我不记得了，我想大部分是她丈夫的朋友，其中有个托儿所里的女人，但恐怕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贾尼丝·科温。”
“是这个名字吗？没办法，我想不起来。她住在这附近，就在对街，我说对了吗？”
“你说对了，你知不知道她还住不住在那里？”
“不知道。我不记得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认得出她。我想我只见过她一次，我还可以想起她是因为芭芭拉谈起过她，你说名字是科温吗？”
“贾尼丝·科温。”
“托儿所已经不在了，好几年前就结束营业了。”
“我知道。”
我们没有再往下谈太多。他们有个饭局，而且我想问的问题也问完了。酒精在我身上产生了作用，当我发现酒杯竟然空了时，才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喝光了第二杯。我觉得自己没有喝醉，但是也不怎么清醒，我的神志应该可以更清楚一些的。
冷空气帮了我一把。风吹着，我弓着肩膀迎着风穿过街道找到我手上贾尼丝·科温地址的所在地。这是栋四层楼的砖造建筑物，几年前有人把它买下来，租约一到期就解约，然后改造成单间出租。
据业主表示——他的名字我连听都没听清楚——改造还在进行中。“真是没完没了，”他说，“任何事都比你想象的要困难三倍，时间拖延四倍，成本高出五倍。这些数据还算保守的，你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门柱上的旧漆刮下来吗？你知道像这样的一栋建筑物有几个门吗？”
他不记得他解约掉的那些承租户的姓名。贾尼丝·科温这个名字他不熟，他说他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一张承租户名单，但他简直不知道该从何找起。此外，那单子上也没有他们的联络地址，我告诉他不用找了。
我走到大西洋大道。在那些摆着维多利亚式橡木家具的古董店、盆栽店和中东风味的餐厅中，我设法找到了一家普通的咖啡厅，里面有富美家牌耐火板装潢的柜台和红色人造皮的高脚椅。我不想吃东西，只想喝点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再不吃点东西就会有麻烦。我点了索尔兹伯里牛排，土豆泥和青豆仁，并强迫自己吃下去。还不坏。我喝了两杯普普通通的咖啡，这中间我还跑出去在电话簿里找姓科温的。其中有一个姓科温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J，此人的住址看起来在湾脊区或本森赫斯特一带。我拨了那个号码，但无人接听。
其实也没有理由认为她还在布鲁克林，也没有理由认为她一定用自己的名字去登记电话，但我又不知道她丈夫的名字。
去邮局查也没意义，他们对迁移地址的资料仅保留一年，而怀科夫街那栋建筑物已经转手超过一年了。但总有办法可以找到科温夫妇的，通常会有的。
我付完账单并留下小费，服务人员说离这里最近的地铁在走过去几个街区的富尔顿街。我坐上开往曼哈顿的地铁才想起，我甚至没有到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附近的第七十八分局看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没有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