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名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我并不真指望能找到她。我曾打算照实告诉她父亲，不过告诉别人一件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听到的事是很难开口的。
沃伦·赫尔德特克有个大大的方下巴和一张大脸，一头像钢丝一样的胡萝卜色浓发已经泛灰。他是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斯巴鲁车商，我可以想象他自己当电视广告的主角，指着一堆汽车，面向镜头告诉人们，在赫尔德特克的店里买斯巴鲁最划算。
保拉在赫尔德特克家六个小孩中排行老四，毕业于曼西市当地的鲍尔州立大学，“大卫·莱特曼（注：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1947—），美国知名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喜剧演员、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前也念过那个学校，”赫尔德特克告诉我，“你大概听说过吧，当然那是在保拉之前好久的事情了。”
她主修戏剧艺术，一毕业就去纽约了。“要走戏剧这条路，在曼西或这个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前途，”他告诉我，“你得去纽约或加州。可是我不知道，就算她不是想当演员想疯了，我想她也还是会走的。她有那种逃走的冲动。她的两个姐姐都嫁了外地人，可是两个人的丈夫都决定搬到曼西来。她哥哥戈登和我一起做汽车生意。我还有一儿一女还在念书，谁也说不准他们以后会跑去哪儿，不过我猜想他们还是会住在这附近。可是保拉，她有流浪癖，她能留在本地念完大学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她在纽约进修表演课程，当女招待，住在西五十街，此外她不断参加各种选角面试。她曾在第二大道一个商店的店前广场参与《城市另一边》的展演，还参加过西格林威治村一出叫《亲密好友》的台词排演会。他把一些演出的戏单拿给我，还指着演员表下头她的名字和简单的介绍给我看。
“她演戏没有酬劳，”他说，“拿不到的，你知道，刚起步都是这样。那些戏是让你有机会表演，让某些人认识你——经纪人、选角指导、导演。你以前听说过那些演员的高片酬，哪个人演一部电影拿五百万片酬之类的，不过大部分演员演很多年都只赚一点钱，甚至拿不到钱。”
“我了解。”
“我们想去看她演的戏，她妈妈和我。不是念台词那出，那只不过是一群演员站在台上照剧本念念台词，听起来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保拉希望我们去，我们也会去。但是她连那场演出都不希望我们去看，她说那出戏不怎么样，而且反正她只是演个小角色。她说我们应该等到她演个像样点儿的戏再去看。”
她最后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在六月底，听起来她过得还不错。她说可能会出城去避暑，可是没有谈到细节。过了两星期没接到她的消息，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给她，不断在她的电话答录机里留言。
“她很少在家，她曾说她的房间又小又黑又丧气，所以她很少待在那儿。前几天去看过之后，我了解为什么了。其实我没真去那个房间，只是看了那栋建筑和楼下前厅，可是我可以了解。在纽约花一大笔钱住的房子，换成别的地方早就该拆掉了。”
就因为她难得在家，所以她父母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她，而是有一套暗号系统。她每隔两三周会在星期天打叫人的长途电话回家，说要找她自己。他们会告诉接线员说保拉·赫尔德特克不在家，然后再打长途电话回去给她。
“这也没有真占到电话公司的便宜，”他说，“因为打叫号电话回家的电话费是一样的，可是采取这个暗号的话，电话费由我们付而不是由她付，她就不会急着挂电话，所以实际上电话公司还可以多收点钱。”
可是她没打电话，也没有回复答录机里的留言。到了七月底，赫尔德特克和他太太还有小女儿开着一辆斯巴鲁，北上到达科他旅行一星期，在牧场骑马，还去恶地国家公园和拉什莫尔山看了四个总统的岩石头像。回家时是八月中，他们打电话给保拉，这回没答录机了，而是一个录音通知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暂停使用。
“如果她出门避暑，”他说，“有可能会为了省钱而停掉电话。可是她会不通知任何人就走吗？这不像她。她可能会一时兴起去做什么事，可是她会跟你保持联络，让你知道她的情况。她很有责任感。”
不过也不尽然，她并不是凡事可靠。她从鲍尔州立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偶尔也会超过两三个星期没打电话回家。所以她可能是去哪儿避暑，玩得忘了该跟家里联络；也可能她试着打电话回家时，她的父母正骑在马上，或者正在风穴国家公园徒步。
“十天前是她母亲的生日，”沃伦·赫尔德特克说，“结果她没打电话回家。”
“这种事她不会忘记吗？”
“从来不会。也许她会忘记，没打电话回家。但如果是这样，她第二天就会打。”
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打电话到纽约跟警方联络，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也猜得到。于是他跑去找一个全国性侦探社的曼西市分社，他们的纽约办公室派了一个调查员去她最后一个住所，确定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如果他肯再付一大笔钱，那个侦探社很乐意再继续追查。
“我心想，他们拿我的钱做了些什么事？去她住过的地方，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儿？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就搭飞机赶过来了。”
他去过保拉以前住的那栋套房出租公寓。她在七月初就已经搬走了，没留下转信的地址。电话公司拒绝告诉他任何新消息，而且问题是电话也早就被停掉了。他去她曾工作过的那家餐厅，发现她早在四月就已经不干了。
“说不定她跟我们提过这件事，”他说，“她到纽约之后，至少换过六七个工作，我不知道她每次换工作是不是都告诉过我们。她会因为小费太少，或者跟同事合不来，或者因为老板不让她请假去参加试演而换工作。所以她可能辞掉最后一个工作去别的地方了，只是没告诉我们，或者她告诉过我们，我们忘记了。”
他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办，于是就去找警察。得到的回答是，第一，这并不在警察的工作范围内，她显然没有通知父母搬家的事，但她是个成年人，她有法定权利这么做。警方的人也告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她已经失踪将近三个月，即使原来有任何线索，现在也都已经很难追查了。
负责的警官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追查，最好去找私家侦探。照规定警方不能建议任何特定的侦探，不过，那个警官说，或许他把自己要是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的方式告诉他也没关系。有个家伙叫斯卡德，事实上，他以前当过警察，住的地方刚好离赫尔德特克先生的女儿以前的住所很近，而且——
“那个警官是谁？”
“他叫德金。”
“乔·德金，”我说，“他人很好。”
“我喜欢他。”
“是啊，他人不错。”我说。我们坐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隔着几个门面就是我住的旅社。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所以我们就进去喝了点咖啡。我已经续杯了，赫尔德特克面前摆的还是第一杯。
“赫尔德特克先生，”我说，“我不确定我能符合你的需求。”
“德金说——”
“我知道他说些什么。事情是这样子，你找以前用过的那家侦探社，就是在曼西市有分社的那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会多派几个人手来调查这个案子，而且他们的调查报告会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做得更好？”
我想了想。“不，”我说，“不过或许他们会让事情看起来是如此。有一点，他们会提供你详尽的报告，把他们做了什么事、跟哪些人谈过、发现了些什么都告诉你。他们会记下详细的费用，把他们花在这个案子上头的每个小时都列入账单。”我啜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托碟里，身子前倾。“赫尔德特克先生，我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但我一点也不照章行事。你想要一个本州发的侦探执照，我没有，也从没想过要花心思去申请一张。我不会详细列出我的费用，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个小时，也不会提供细节的报告。同时我也没有办公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喝咖啡。我真正有的，就是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当侦探的直觉和能力，我不确定你想雇用这样的人。”
“德金没告诉我你没有执照。”
“其实他可以讲的，这又不是秘密。”
“你想他为什么会推荐你？”
我一定是迟疑了一下，或许我不是很想接这个工作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我给他介绍费。”我说。
赫尔德特克的脸色一暗。“他也没提到这个。”他说。
“我不意外。”
“这样很没职业道德，”他说，“不是吗？”
“没错，不过首先他推荐任何人都不太符合职业道德。而且虽然我会给他一点佣金，但除非他觉得我是适合你雇用的人选，否则他也不会向你推荐。他或许是觉得我对你有好处，而且不会跟你耍花招坑你。”
“你是吗？”
我点点头：“不耍花招的一部分，就是事先告诉你，你很可能会浪费你的钱。”
“因为——”
“因为她可能会自己出现，或者永远找不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想着我刚刚说的话。我们都还没提到他女儿已经死了的可能性，而且看起来大概都不打算提，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免想到这一点。
他说：“我会浪费多少钱？”
“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一千元。”
“那是订金还是聘请费之类的？”
“我不知道你想怎么称呼它，”我说，“我没有每日固定费用，也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只是去做些我觉得有机会的事情。一个案子要起头有一些基本步骤，我会从这些步骤开始，不过我并不指望真出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接着就会有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能不能追下去，或者该怎么追。等我觉得一千块钱花光了，我会再跟你要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付给我。”
他无奈地笑起来。“不怎么有条理的方法。”他说。
“我知道。恐怕我不是个很有条理的人。”
“你的方式很特别，让我有了些信心。一千元——我想你的开销是额外计算的吧？”
我摇摇头：“我不太动脑子考虑费用的事情，而且我宁可自己付钱也不替客户记账。”
“你要不要在报上登广告？我想过自己去登，可以在寻人栏登启事，或找张她的照片登广告悬赏。当然这部分不包括在给你的一千元里头。要登广告的话，可能同样要花一千元，或者更多。”
我的建议是不要。“登广告寻找失踪儿童她显得太老，”我说，“而且我不确定在报上登广告是个好主意。这样只会招来一些无聊的人和专门骗赏金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只会找麻烦。”
“我一直在想她可能得了失忆症。如果她在报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或某个人看到——”
“嗯，有这个可能性，”我说，“不过我们先看看情况吧。”
最后，他给了我一千元支票、几张照片，还有他所有的资料——她最后一个地址、工作过的几家餐厅的店名。他还给了我那两张节目介绍单，我确信他手上一定还有很多份。我记下他在曼西的地址，还有家里和汽车展示店里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他说。
我告诉他，除非我有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说，否则我不会打电话。但只要有需要，我一定会打。
他付了我们两个人的咖啡钱，又给了女招待一元小费。到了门口，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我踏出了正确的一步。你很诚实很坦白，我很欣赏这一点。”
外头，一个“三张牌芒提”（注：三张牌芒提（three-card-monte）是一种街头牌戏，庄家把三张扑克牌一字排开，等人看清牌色后盖牌，再迅速交叉轮换。赌客可押其中某张牌在哪个位置。但庄家有各种作弊手法，基本上是一种利用人的贪婪心态而设的骗局。）的摊子旁围了一小群人，庄家要大家注意红色牌，他自己则注意提防着警察。
“我看透那种牌戏了。”赫尔德特克说。
“那不是牌戏，那是种小骗术、小欺诈。去玩的人从来不会赢的。”
“我就是看透这一点了，不过还是会有人去玩。”
“我知道，”我说，“真让人想不通。”
他走了之后，我拿了他给我的其中一张照片，到复印店印了一百张皮夹大小的副本。我回到旅社房间，找出刻有我姓名电话的橡皮图章，在每张照片后头盖章。
保拉·赫尔德特克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是一个专门出租套房的公寓，这栋脏兮兮的红砖建筑位于五十四街，离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只有几户远。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刚过五点，街上挤满了返家途中的上班族。入口大厅有个门铃盘，总共有五十来个按钮，角落有个标示着“管理员”的铃。按这个铃之前，我先检查了其他门铃上头的标签，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的名字。
管理员是个很高的女人，瘦巴巴的，有张三角脸，宽宽的额头往下收成个窄小的下颚。她穿了一件印花家居服，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她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现在没空房，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几个星期再来找我。”
“有空房间的话，房租是多少钱？”
“一星期一百二十元，但是好一点的房间还要贵一点，包括电费。没有厨房，但你可以弄个小电炉，无所谓的。每个房间都有个迷你冰箱，很小，但可以放些牛奶之类的，免得馊了。”
“我喝黑咖啡，不加牛奶。”
“那你大概不需要冰箱，不过也不重要，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空房间，而且我想短期内也不会有。”
“保拉·赫尔德特克有电炉吗？”
“她以前是女招待，所以我想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饭。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以为你是警察，可是接着由于某些原因，我改变了想法。几个星期前有个警察来过，前几天又有个男人跑来，说是她父亲。长得真不错，满头亮红色的头发刚开始泛灰。保拉怎么了？”
“这正是我想查清楚的。”
“你想进去吗？我知道的都告诉过第一个警察了，后来也都告诉她父亲了。不过我想你另有些问题要问，一般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随着她走进里头一条长廊，楼梯口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信封。“大家都在这儿拿信，”她说，“邮差不会把信投进五十四个不同的信箱，而是把一大叠信就扔在这张桌子上。信不信由你，这样更保险，其他公寓的门厅会有信箱，不过常会有嗑药的来偷，找福利津贴的支票。我就住这儿，左边最后头的房间。”
她的房间很小，可是收拾得异常整齐。有一张大沙发床，一个直背木椅和一个扶手椅。还有一张有掀开式桌面的小枫木书桌，一个上了漆的抽屉柜，上头摆着电视机。地板上铺了拼花油毡布，在那上头又铺了一块椭圆形的镶边地毯。
她打开书桌翻着房租账册时，我找把椅子坐了下来。她说：“找到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的时候，七月六日。那是星期一，她固定在这一天交房租，她付了一百三十五元。她的房间不错，就在二楼，而且比较大。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没看到她，到了星期三我就去找她。一般要是到了星期三，房客还没交房租的话，我就会去找他们。我不会因为迟交两天房租就赶人，可是我会去找他们要钱，因为我遇到过一些人，如果我不去要，他们就永远都不付。”
“我敲了她的房门，没人应，后来我下楼前又去敲了一次，她还是不在。第二天早上，应该是十六日星期四，我又去敲她的门，没人应，我就用我的备用钥匙进去，”她皱起眉头，“我为什么这么做？她早上通常会在家，不过也不一定，要是房租晚了三天没付，她就不会在。噢，我想起来了！有一封她的信放在那儿好几天都没拿走，我看到那封信好几回了，加上她的房租一直拖着没付——反正，我就开门进去了。”
“你发现了什么？”
“不是我害怕发现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很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进门。你是警察，我就不必多说了，是吧？那些人单独住在连家具出租的套房，你很怕打开他们的门会发现那种事情。感谢上帝，这次没有，她的房间是空的。”
“完全空的吗？”
“现在想想，倒也不是。她留下了寝具，房客得自备寝具。以前我会提供的，但后来我改变做法，呃，应该是十五年前的事吧。她的床单、毯子、枕头都还在床上。但柜子里没衣服，抽屉也是空的，冰箱里也没有食物。毫无疑问她搬出去了，走掉了。”
“我不懂她为什么要留下寝具。”
“或许她要搬去的地方提供寝具；或许她要离开纽约，没办法带走太多东西；又或许她只是忘了。你收拾行李打算离开旅社房间的时候，不会把床单和毯子带着，除非是想偷走，住在这儿就有点像是在住旅社。之前有几次我还得要求房客把床单留下来。老天在上，他们想拿走的可多了。”
她还打算继续讲，但我转移话题问道：“你刚刚说她以前是女招待？”
“是啊，她就靠端盘子维生。她是个演员，或者应该说想要成为演员。我们这儿的房客很多都想进演艺圈，都是些年轻人。还有几个老房客住了好多年，靠养老金和政府补助过日子。我有个女房客，每星期只付我十七块三毛，你能相信吗？而且她住的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之一。还有，我得爬五层楼去跟她收房租，有时候我连爬上去都懒得爬。”
“你知道保拉离开前那阵子在哪儿工作吗？”
“我连她有没有在工作都不知道。就算她告诉过我，我也不记得了，而且我怀疑她根本没跟我说过。我跟房客不太熟，你知道，顶多只是闲话家常而已，因为他们来来去去的。老房客会住到上帝叫他们回老家，不过年轻人一直搬进搬出、搬进搬出。他们可能受挫后搬回家，或者存了点钱换个普通公寓，或者结了婚搬走，诸如此类的。”
“保拉在这儿住了多久？”
“三年，快满三年了。她刚好是在三年前的这个礼拜搬进来的，我知道是因为她父亲来这儿的时候我查过。当然她两个月之前搬走，所以不算满三年。即便如此，她也算是房客里面住得非常久的。除了那些有房租管制的老房客之外，有几个住得比她久，不过并不多。”
“谈些她的事情吧。”
“谈什么？”
“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朋友？她平常做些什么？你观察力很敏锐，一定会注意到一些事情。”
“我是很敏锐，没错，不过我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懂我的意思吧？”
“应该懂。”
“我有五十四个房间出租，有些房间比较大，由两个女生合租。我一度有过六十六个房客。我只计较他们安静不安静、好不好相处、交房租准不准时。我不计较他们靠什么赚钱。”
“保拉接客吗？”
“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不过我也不敢在《圣经》前面发誓说她不接。我打赌我的房客里至少有四个是用这种方式赚钱，可能还更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几个。要是哪个女孩起床出门去工作，我不会知道他们是去餐厅里端盘子，还是去按摩院做别的事，或者随便大家怎么称呼的那种事情。我们这儿的房客不准带客人来，这是归我管的；他们在外头做些什么，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你没见过她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她从没带过任何人回家，规定不准。我不笨，我知道大家偶尔会偷偷带人进来，不过我管得很紧，所以不会有人试图天天带人来。要是保拉跟这栋公寓里的女孩或任何小伙子很要好，那我也不会知道。”
“她没给你任何转信地址吗？”
“没有，自从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后，我就没再跟她讲过话。”
“那她的信你怎么处理？”
“退回给邮差。上头写个‘已迁居，无转信地址’。她的信不多，只有电话单，还有每个人都会收到的那些垃圾邮件。”
“你跟她相处得还好吗？”
“我想是吧。她很安静，讲话很有礼貌，不会惹麻烦。她会付房租，三年之中只有几次交晚了。”她翻翻账本。“有回她一次付了两星期的房租，还有一次她几乎一整个月都没交房租，接下来她就每星期多付五十元，直到前面积欠的房租还清为止。如果跟房客处得比较熟，知道他们这方面信用还不错，我就会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分期还清。不过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就是了。有时候你得帮帮别人，因为每个人都偶尔会有手头紧的时候。”
“你觉得她为什么不跟你说一声就搬走了？”
“我不知道。”她说。
“没有任何想法吗？”
“你知道，有些人会这样的。就这么消失了，半夜里提着行李箱偷偷跑掉了。不过这么做的人通常都是拖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房租，而她还没拖这么久。事实上，她可能已经付清了房租，因为我不确定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她最多也不过晚了两天，但据我所知，她星期一付了房租，隔天就走掉了，因为我记得在她最后一次付房租之后，和我用备用钥匙进她房间之前，中间我有十天没看到她了。”
“她什么都没说就走掉，看起来好像有点怪。”
“唔，或许她走的时候时间很晚，她不想吵到我。或者可能时间并不晚，但我不在。你知道，我一有机会就出去看电影。我最喜欢在工作日下午去看电影了，那时候电影院几乎是空的，只有你和银幕。我曾考虑弄个录像机，我就随时都可以看我喜欢的电影了，而且也不贵，租一部片只要两三块钱。可是那不一样，在自己的房间看自己的电视，屏幕又小小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自家祈祷和在教堂祈祷一样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