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保近年几乎变成了人们的口头禅，随着中国大地山河变色，雾霾弥漫，大家终于抑制不住纷纷怀起旧来，想象着当年古人居住的环境大概一律是青葱欲滴、幽雅惬意的吧。近读张钦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师》一书，张先生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大都当年可是个标准的“生态城市”，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这汉人眼里的“野人”王朝，皇都居然能摊上个这么时髦的称呼，总觉得有些不搭调，仔细一想，还未必不那么贴切。蒙人一贯逐水草而居，常年栖身帐篷之内，自然习惯青翠幽幽的环境，不思定居之乐。所以汉人从来不担心这些“夷狄”闯进来后会赖着不走，因为他们生性粗鄙不文，在一个地方根本待不住，形同抢完了就走的浪荡贼寇。这也是当年大宋和辽金打仗，议和派总能赢得皇帝青睐的一个理由。议和派认定只要稍用点钱财贿赂这些野蛮人，就可确保平安，何必劳师远征去和他们硬拼死磕，好像他们天生就爱在草地上闲散地待着，对搬进城里没多大兴趣。姑且用一种穿越的说法，把蒙人和后来的满人都叫作“生态主义者”，一点都不夸张。
元朝的两个都城元上都和元大都均有生态城市的模样。元上都在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城中留有大片空地，可搭架穹庐毡帐，祭祀场所更是隐在丘陵茂草之中，宫殿周围分布着大片草地和水池，还辟有大面积的猎场花园，草地上到处放养着兔子和鹿群。元朝君主每到夏天都要到上都居住游玩，故称为夏都。元大都在设计上与元上都有那么点近似，建城时不是死守汉人工匠奉为经典的《考工记》，而是在周边点染了大量的绿色地块，特别是宫城周边的水系密如蛛网，这环保生态理念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清朝皇城的设计构想。清朝君主喜欢把处理政事的地方与休闲场所区分开来，紫禁城皇宫森严庄重，符合礼仪安排，郊外的御苑却要求舒适宜人，加入更多享乐休闲的元素。如西郊的“三山五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显然强调议政时不必过于庄严，可以融入一些幽雅闲适的情趣，城市的生态格调由此奠定。
清朝城市格局的多样性自然与帝王品味有关，乾隆爷六下江南，总是到处寻访园林胜景，凡看中者均令画工描摹绘本携回京城加以仿制，所以北京的“三山五园”中就出现了藏区的白塔和江南私家园林一体混搭并峙的画面。反过来，这出景象也常常被复制在江南水乡，如扬州瘦西湖畔也耸立着一尊白塔，当是乾隆南巡时灵机一动的作品。有人说这是皇帝品味征服江南的结果，但也可看出南北文化互渗的大趋势。曾看到一幅清宫画，乾隆爷身穿一袭汉服慵懒地倚在凉亭内，凝望着一队仕女鱼贯从桥上走过，有人解读说这是乾隆爷故意放下架子向汉族文人示好，表示自己也是汉人的一分子，也有学者从性别角度分析，说那些美女隐喻的是被征服的“中国”。
人文品味如何融入生态环境最容易从避暑山庄的规划中看出来，看避暑山庄的布局宛若是在阅读一张缩微版的中国地图。西北方是一带延绵起伏的山峦谷地，依山势建起的是藏区风格的外八庙，喻示着清朝对西藏新疆地区的控制，北部留出大片草地，仿佛昭示的是对蒙古广漠地区的统治，地图的下方是规制严整的宫殿区，乃皇家议政之所，完全是紫禁城的缩影，东部一带是湖泊区，里面一派水乡景色，隐喻的是皇权对江南的拥有。
城市中如何点缀绿色是生态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从元大都一直贯穿到清代北京城的布局基调。但生态环境的营造并非是到处机械地铺铺草坪，种种花木，而是应安排得参差错落，曲折有致，各展胜场，是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各行其道，两不相害。记得舒国治在《门外汉的京都》一书中曾讲到避开旅游主线路，在京都各个角落随性游走，都可发现柴扉半掩、小桥流水那古意浓浓的景色，甚至有些路边小店的风貌都古朴到如《水浒传》好汉们打尖的村野客栈，这在号称古都的北京却早已绝迹多年。
我们对生态、环保的浅薄理解就是玩命种草植树，城市中到处千篇一律地覆盖着同一种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园内花木品种和种植密度也总是那么似曾相识，没有例外。如果把北京比作一个人，什么地方拼命种草就美其名曰“绿肺”，好像摆弄得到处绿草茵茵，就能让城市肌体无法得癌，健康长寿。有一次去山西著名的常家大院游览，院子前面倒是典型的山西砖墙院落风格，可到后院定睛一看，花园点染的满眼绿色恍然似曾相识。原来草坪的修剪和植物的种类几乎和北京各大公园难以区分，不由联想起北京植物园内虽遍布乾隆为攻打金川练兵搭设的碉楼，可碉楼下面仍如颐和园里复原的乾隆“耕织图”景区那般铺展得绿草萋萋，不由人不感叹全国园林规划一盘棋的妙处，这可是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居然做到了。由此可见，即使一个劲地拼命在北京城各个角落添加出无数的绿肺，也未必能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令人心仪的宜居城市。
这就涉及公共空间和私密场所在一个城市中如何配置的话题。当年明清园林点缀在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城市中，犹如今天绿肺的样态。不过园林要修出品味显然并不简单，所以著名的随园主人袁枚在造园时特别强调要“有我”，就是设计谋划一定要彰显出主人的个性，不可如现在装修全交给那些头脑单一的设计师，肆意把古典园林拨弄成千篇一律的假古董。要做到“有我”就要全身心地投入，袁枚说过一句话：“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台，皆得之于好学深思之余。”当然这是需要有大量闲暇时间做保证的，袁枚就是故意购买了一座半荒芜的宅第，作为构造随园的基础。有人认为按他的财力，完全可以收购一个现成的豪华花园直接拎包入住，岂不省心省力。但在袁枚看来，只有在造园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想法，才终获乐趣。古代建筑师中不乏兼有文人身份的例子，如北魏的王椿和冯亮都自造园林怡乐其中，他们亲力亲为，铺设林泉奇石，曲尽山水之妙，北宋的王禹偁在黄冈建有竹楼，苏舜钦则在苏州筑了沧浪亭，可见袁枚强调园林要表现自我的意图自古就有同调。
与之对比，如今大城市中不仅是茵茵草地如出一人之手，在此巨手的拨弄之下，那些富含传统意趣的园林难有存活的余地，即如一般建筑的内外装饰，也是这般粗糙丑陋，甚至本来风格卓异的巧思设计也被强行删除更改，直至面目全非方才作罢。在我居所附近，本有一家北京著名的连锁餐饮企业湘鄂情餐馆，据说最初效益颇好，这家餐馆处于半地下位置，特意邀请了一位日本建筑师设计内景。一入正门，步下几级台阶，只见一席水帘挂将下来，转过水帘，一眼望去，在粗犷裸露纵横交织的钢架管线下，随意散放着数张餐桌，据说这款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后现代简约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可过几天再去，发现那给人以神秘纵深感的水帘消失了，黑白对比的质朴色调换成了极其艳俗的玫瑰色，开阔自如的场地被切割成一个个暧昧的封闭包间，整体风格像极了青楼妓院，人处其中恍如嫖客入席，感觉浑身好不自在。
一些颇具古典或近代建筑风格的校园也面临着同质化之觞。最美的校园往往集中着最有个性的建筑，如北大的办公楼和临湖轩，清华与中山大学的老礼堂，其周边的建筑搭配也是交互借景，相映成趣。如今的校园设计则杂乱无序，构思犹疑，没有统一制订出体现校园特色的规划方案。即如北大校园的东西布局就严重失衡，西部的赛克勒博物馆完全复制老燕大的品相，配以庭院小湖，与它南部的外文楼和办公楼趋于一体，保持了相对一致的典雅传统。可是东部地区却盲目照搬香港中文大学楼群样式，与西部的新图书馆大屋顶构造完全无法搭配，与北大的标志物水塔及未名湖景区也难以形成呼应关系，造成视觉上的严重割裂。即使当年一些校园模仿殖民建筑风格，无论是英式的还是日式的都无妨景观的独特效果。台湾大学的林荫大道和两边对称的旧式建筑，台中东海大学呈日式风格的建筑群以及教室之间交叉连接着的迴廊，在观感上显得颇为小巧精致，配上周围疏阔空地中高低错置的植被，多样景致相互借镜，很有一种微缩园林的韵味在里面。
如今的校园风格往往受制于校长们的不同欣赏趣味，又受所谓国际化导向的支配，校园建筑日益向西洋化的方向发展，而在所谓商业理念的主导下，据说现在校园规划的赞助人都有权干预某个建筑采取什么样的风格，比如我听说某大学的教学楼改造，就必须按照赞助人要求，把门厅部分一律装饰成美国西点军校的模样。
城市建筑不仅供人居住还应具有观赏功能，因此，除了皇家御苑外，文人修建的园林虽属私密空间，却并不排斥有格调的人物进入欣赏，袁枚的随园就没有围墙，无论高爵大士还是落第秀才，均一体接待。明清戏剧中徘徊园林巧逢艳遇的往往都是落魄书生，如《牡丹亭》里的柳梦梅和《西园记》中的张继华。园林乃是心意堆积凝练所成，一定应供心有灵犀的人去鉴赏把玩，戏曲中书生反复在园中流连观赏景色，才得遇佳人青睐，也说明须先有品鉴园林景致的雅兴，才有抱得美人归的际遇。据说在考试之年，特别是每逢秋日，随园的入园人数常达数万人之巨，为此每年都要更换两次门槛。今日的园林貌似开放，却早没了当年雅集的氛围，总闹得满园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满为患。有一次在苏州园林中想寻些访古的情调，一进门就被卷入游客洪流，四处裹胁盲目游走，只能约略从攒动的人头中看到导游挥舞的小旗，指示着汹涌人群流动的方向，完全分不清自己是在拙政园还是在网师园。遥想当年入园时感受到的清幽静谧，真让人情何以堪！所以，打着让人民满意的旗号，把本属小众的私密空间不加甄别地盲目向大众开放，只能导致文化贫血，对传统的精致生活不啻为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