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使戴笠坐不住的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已经去上海赴任，并且，据说宣铁吾到上海后对新闻界的每一个谈话就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大有来者不善的意思；接着新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将率领大批随员启程赴上海指挥接收；另外，汤恩伯、何应钦以及各省市成立的党政接收委员会派出的接收大员，犹如飞蝗一般，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遮天蔽日地扑去，而上海犹如一块肥肉，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目标。
同时令戴笠忧虑的是，宣铁吾的上海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在接收过程中多次发生冲突，以至双方剑拔弩张，几至动武。
戴笠经过考虑，决定亲自到上海坐阵，指挥接收。经蒋同意，戴笠于1945年9月9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这天上午，上海地区倾盆大雨，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恰逢新市长钱大钧赴任的专机先期到达，机场欢迎的人很多，又很乱，戴笠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的，便一边命令警卫人员在周围布置警戒线，一边在机内坐等，却不见上海方面的几个军统大特务到机场来接他。
戴笠是一代特工魔王，虽在工作上处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唯在行踪上却喜欢独来独往，轻装简从，飘忽诡秘，神出鬼没。他深知自己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遍于天下，只要自己稍一不慎，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戴一向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十分严格，除毛人凤及自己身边几个亲信特务外，即使是本局的处级大特务也是难以把握的。每到一地，也只是临时通知对方被点到名的几个大特务到机场迎接。
这次到上海，戴笠就只点名京沪区长程克祥和王一心、邓葆光到机场接他。谁知直到雨止，戴笠仍不见程、王、邓到来。戴笠是容不得下属的这种失职，也是受不得这份冷待的。久等不见来人，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巨鹿路刘吉生的住宅而去。
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是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创始人、号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抢运出部分机器原料到后方兴办毛纺织厂、火柴厂等企业，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的红人。
不久，刘吉生带领全家迁往香港，由他的同班同学宋子良（宋子文弟弟）委任他担任军统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刘氏兄弟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时都与戴笠交好。
戴笠刚到上海，为避开各方面的熟人朋友的应酬，既没有去受各方面注意、每日里“高朋满座”的唐生明公寓，也没有去程克祥为他布置的盛老四的花园洋房，却来到刘吉生家做客，并由刘吉生将其介绍到刘鸿生的二儿子、伪日用品联营公司负责人刘念义的花园公寓住下。
此处环境幽静，来往人员很少，房屋豪华宽敞，保卫工作好做，戴笠十分满意，这里成为戴笠到上海初期的落脚点。后来，戴笠更利用这里举办大型舞会，由刘念义邀请上海所有的社会名流及夫人、小姐慰劳中美所陆续到达上海的美军特务。
戴笠到达刘吉生家不久，王一心、邓葆光即匆匆赶到，向戴笠禀报未去机场迎接的缘由。
原来，程克祥本想利用一般官场讨好长官的手腕，以找车为由，将王、邓安置在京沪区机要室坐等，自己却开车单独到江湾机场迎接，本意是想独占头功，见面就给戴一个好感。谁知道戴笠的卫士都是一些无比机警骄横的家伙，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况又没有见到一向熟悉的王一心、邓葆光同来机场迎接，当即如狼似虎地把程赶开，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能见到戴老板。
程克祥到此方知自己做下蠢事，等到他回头带上王、邓再到机场来找时，戴笠已经失踪。无奈几人只得分头去找。王、邓长期在戴身边工作，素知戴最恨办事不牢靠的家伙，往往一个特务只要有一件事落在戴的手里，这个特务一生的前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所以王、邓找到戴笠后，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以洗清干系。
果然，等程克祥得到消息赶到时，一进门即遭戴一顿痛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戴即对程起了厌弃之心，让程坐起了冷板凳。
后来，说是要调程去东北，然程奉召到北平后，又长期搁置，不给工作。原因盖出于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的评语。
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招待于9月4日先期到达上海的梅乐斯，自然是名流汇集，盛况空前。
戴笠到上海的目的，主要有3个方面：
（1）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和76号特务机构，扩充特工实力；
（2）清查和接收逆产，大发一笔横财；
（3）布置肃奸行动。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1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
9月10日下午，戴笠在杜美路70号的2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自抗战西撒以后，戴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个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40余人。宣布正式成立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戴自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
戴笠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号。
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及汪伪76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故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当时，戴笠帮邓葆光争取到了3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3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逢迎的“财神爷”，以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房产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1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在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5年9月20日晚，正值中秋。
门前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时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
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村，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发表在这种喜庆场合，由权势熏天、信誓旦旦的戴笠来说，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
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拼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
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9月23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刷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
戴笠导演的鸿门宴要开场了。
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如法炮制，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新建了一个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出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
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的经理李泽等，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
其实，在戴笠看来，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
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起来。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又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上海。1939年被76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都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戴笠很快死去，在1946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1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名军统叛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1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入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瞻，难以开展工作，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戡乱”大队长。另一个中途投敌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76号的头目丁默村、李士群都是CC系统的人，诱迫拉拢CC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CC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工人员。
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
这使中统局对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由CC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在上海肃奸中，人们最为敏感的是如何处理周佛海。
论汉奸，在整个沦陷区人民的心目中，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了。汪精卫已病死东瀛，死人谁还追究；陈公博出逃日本，据说，也将押解回国。剩下的只有1个周佛海，在胜利后竟然大红大紫了一阵，弄得人人对此侧目而视，天怨人怒。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十分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为此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
戴笠是个极敏感的人，从抗战胜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而带给他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大。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权衡半天，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这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
此计进可以对周佛海等人说，是让他们离开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进行保护；退也可以对国人辩解，把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审查处理。
戴笠的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很快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选，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方案批准后，戴笠与周佛海关起门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戴笠故意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征求周佛海的意见，说：“考虑到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你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方便，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
周佛海谨慎地问：“到重庆后，还能不能回来？”
戴笠又欺骗周佛海说：“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一切都很安全，请放心。”
周佛海、丁默村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说道：
“有人劝周先生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先生这时心绪已乱，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派我前来请教蒋先生。”
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
“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村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
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
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
“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致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朋友，这几年他也对我照应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
金雄白说：“您放心说，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
“佛海此去，凶多吉少，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口气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让我做个把月的休养罢了。”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
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酌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凤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1个排的武装和1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1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1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祥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9月30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3辆军用轿车和1辆民用轿车鱼贯而入。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村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
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
“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
刘马上回答：“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行任务的。”
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
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
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
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
“你在重庆呆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
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
戴笠哈哈大笑。
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月30日与周佛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仅有到机场送行的人。
到达重庆后，周佛海等人便被送到白公馆，形同囚禁。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泉、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
经毛人凤等人安排，周佛海一行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1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村住右边的1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沉闷。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1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
“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
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
“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
“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说：
“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
戴笠死后，蒋介石一声怒吼：“要这条死狗干什么？”周佛海死于狱中。
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阅。
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每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唱完戏，戴仍然不让走，叫特务把言慧珠胁迫到他的临时公馆过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市50多名汪伪特任级、简任级和兼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
“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兼任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做任何主张。”
“第一个，王克敏。”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年2月去职。
这时，“鸿门宴”已经结束，王克敏饭后正在漱口，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
戴笠见状，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王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
“你愿意去很好。”
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
“第二个，曹汝霖。”
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他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后来，经王克敏极力拉拢，仅挂了1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领公费2000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1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称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
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所以，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曹汝霖被开释回家，虽然庆幸这次逢凶化吉，由蒋出面，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
于是，在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则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但遭张拒绝。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前，通过各自的渠道星散。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查封逆产1456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年3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年5月21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子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
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病死于上海第二监狱）。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村因叛变中统，CC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