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何以称“花乡”
丰台既是北京市的一个区县名称，也是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名之一，古有“花乡”之称，其花木种植的历史源远流长，兴于金元，盛于明清。这里不仅是旧京春日人们郊游赏花的好去处，还是京城花木供应地。
“丰台”得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有关“丰台”这一名称的由来，历史上已争论了数百年。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曾列举了如下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丰台”是对金代中都城南面的正门“丰宜门”外拜郊台遗址的简称，“丰台”之名即取自丰宜门之“丰”，拜郊台之“台”；其二，今天的右安门外草桥一带有金朝的别墅群，名“远风台”，史料上有“今之丰台疑即远风台之遗址”的记载。明时此处已出现村落，名曰“风台村”，清时称“丰台镇”；其三，元代的园亭多在此地，“丰”是说养花的花房繁多的意思，“台”则是指花乡中许多亭台的遗迹。
关于“丰台”的来历，传说是金章宗赐名。一天，金章宗完颜璟梦遇百花仙女，相约同游百花谷。待他步入其中时，只见遍地奇花异草，四处香气袭人，到处云杉成荫。完颜璟暗喜：果然是人间仙境！众仙女摆宴敬酒、送歌献舞之余便纷纷跪地讨封，恳请他将“丰台”一地赐予她们。完颜璟不明“丰台”位于何处，众仙女笑答：丰台在中都城南面丰宜门外的拜郊台一带，就是皇城的南郊啊！回到皇宫后，金章宗即传御旨，将丰宜门外至拜郊台间的地区赐名“丰台”，并令当地百姓广植花木，按时进奉。
从史料记载上看，“丰台”这一地名的出现，确应上溯至金代，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早年间北京城的花卉大多来自丰台，当地农民多以种植花木为生，尤其是黄土岗、草桥一带，不但种植花木品种多，而且四季有花，故有“花乡”之美称。
明清时期，今天的丰台一带为京畿之地，1952年北京市在城区南部设行政区时，以“丰台镇”之称得名“丰台区”。
丰台成“花乡”可追溯到金代
丰台种植花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金代。清代文人李汝珍有诗云：“丰宜门外丰台路，花担平明尽入城。”丰宜门乃金中都城南正门，“平明”即天刚亮的时候。也就是说，金代时，在黎明时分，花农们已挑着鲜花进入中都城内。元灭金以后，改中都为大都，重建都城。此后，元朝的一些士大夫和文人便在今天的丰台一带修建别墅花园，会友设宴郊游，由此推动了当地花木业的发展。到了明代，当地花木业更加兴盛。据《春明梦余录》记载：“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由此可见，明代这里已成为京城花木的主要产地。
到了清代，丰台的花木业达到鼎盛时期。《日下旧闻考》记载：“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千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昳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清代麟庆在其所撰的《鸿雪因缘图记》中称：“丰台为养花之所……培养花木四时不绝。”当时京城花市上所出售的花卉，大多数来自丰台的黄土岗、草桥一带，尤其是每年的农历四五月间，大量的花木上市，花农们或肩挑、或车载，“每辰千百，散入都门”，将大量的鲜花源源不断地送到四九城的花市、花店。
丰台不但种植花卉的历史悠久，且所产花卉品种繁多，各种名贵花卉应有尽有。孟春之季有梅、山茶、水仙、探春；仲春之季有桃李、海棠、丁香；季春之时有牡丹、芍药、攀枝。入夏则除石榴花外皆为草花。古称：“燕地苦寒，江南群芳不易得。”但花乡人不断提高技艺，靠温室暖房培育花卉，实现了“南花北养”，花木四时不绝。
“丰台十八村”统称为花乡
据记载，丰台种植花卉以“丰台十八村”闻名遐迩。《鸿雪因缘图记》称：“（丰台）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养花为业，而花中以芍药为最佳。”这里所说的“十八村”，而今多泛指丰台草桥、黄土岗、樊家村一带。
然而，有关“丰台十八村”的说法也一直没有定论。一种说法认为“十八村”是指右安门外丰台一带十八个以花卉种植为业的村落，即柳村、管头村、樊家村、刘村、纪家庙、张家路口、黄土岗、赵家店、马家楼、玉泉营、镇国寺、中顶村、造甲村、白盆窑、铁匠营、万泉寺、丰台、史家寺；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八村”是一个虚数，并非实指某些村落。因为丰台一带以花卉养植为业的村落较多，远远超过十八个。其中的夏家胡同、草桥、郭公庄等种植花卉就很有名。当年丰台一带建有两座花神庙，以求神灵保佑鲜花产销双收。一座在镇国寺村，一座在夏家胡同。而夏家胡同的花神庙，又是丰台各处花行会馆所在地，每年阴历仲春十二日，丰台各村的花农来此聚首，祭拜花神。而未列入“十八村”的草桥，至少在明崇祯年间养花的名气就很大了。明《燕都游览志》记载：“草桥众水所归，种水田者资以为利，十里居民皆莳花为业。有莲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稻麻。”相对来说，在丰台一带，草桥的花木种植更为知名，所以说“丰台十八村”只是一个泛称。
黄土岗曾是丰台区的一个乡，其辖域包括“十八村”中的大多数村落及夏家胡同、草桥、郭公庄等。由于地处永定河冲积带，形成了堆积大片沙质黄土的岗丘，故名黄土岗。这里的土质适宜种花，养花业发展很早，明代已进入盛期，清代为京城主要的花卉供应地。1987年，为了更好地借助地域优势，发挥花卉的品牌作用，丰台区决定将管辖原“丰台十八村”地区的“黄土岗乡”更名为“花乡”，可谓名副其实了。
丰台一带之所以成为“花乡”，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台地处永定河洪水冲积扇的脊背一侧，永定河几次迁移改道所形成的冲积扇，地势平坦，由此造成地下潜水承压溢出，湿地众多，土壤肥沃，水源丰沛，其酸性沙质土壤，溶肥渗水，装盆土不粘手，浇水不板结，换花盆时土坨不散。正是永定河的滋润，使得花乡人种花养花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以被古人誉为“诚此地难得之佳壤也”，“唯植花木最盛之地矣”。
右安门素有“花门”之称
右安门为明清两朝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之一，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重修，清代乾隆年间多次修葺，城楼连城台通高15米。登城远眺，京南景色尽收眼底。当年，出了右安门往南便是大片的农田，其中以花圃居多。因紧邻京城，每到春季，百花盛开，城里人多出此门去踏春赏花，而花农们也多经此门将鲜花运到城里出售，所以右安门有“右安花畦”之美誉，由此也就有了“花门”之俗称。史籍中所载“每辰千百，散入都门”之“都门”，指的便是右安门。
清初京城较大的花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西侧下斜街，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卖花者云集。这里离丰台草桥不远，天还没亮花农们就肩担或车载着鲜花，经过右安门，赶到下斜街花市出售。清末民初，京城较大的花市设在崇文门外西花市西口路南的黄家店胡同里。集日，花农、花贩们从草桥或右安门一带把花木用圆筐肩担或用排子车拉到这里售卖。既有四时鲜花，也有各种苗木。花农们多在春、夏、秋三季将各色鲜花送入京城，而寒冬时节也有进京送花的，只是数量极少，大多是将在春节前在“花（暖）洞子”培育好且含苞待放的梅花、水仙等绿植。
春日踏青是不少北京人的雅俗，也称探春。由于旧时交通不便，人们多是到京城周边的一些地方看绿赏花，而位于右安门外的草桥、黄土岗一带紧邻京城，出行方便，且花木繁多，柳绿花红，景色宜人，便成为人们赏花踏青的好去处。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墨客到丰台看花，并即兴吟诗作赋，写下《春老丰台芍药红》《丰台看花歌》《寻花曾一到丰台》等诗篇。其中以清代举人庞垲的《丰台看花歌》更为知名：“四月晴和芍药开，万紫千红簇丰台；相逢俱是看花客，日暮歌笙夹道回。”据传乾隆皇帝也多次出右安门，到丰台赏花，并即兴写下多首《丰台诗》。
通州因何成为北京“东大门”
通州区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历史上为交通要冲和漕运仓储重地，被视为“水陆之要会，畿辅之襟喉”，堪称“京师屏障”，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美誉。历史上因是京城东部陆路、水路之交通要道，故有“水旱码头”之称。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
清代《光绪通州志》记载：相传远在颛顼、帝喾时代，这里属畿内地；尧、舜、夏、商、周时期分别为冀州、幽州、燕所辖；秦朝隶属渔阳郡，到了西汉正式设县建治，始称路县，东汉改路县为潞县。金天会三年（1125年），废燕山府改置燕京路析津府。金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于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颁布诏书决定自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都燕京，随后在辽南京城（今北京）的基础上兴建中都城。为保证中都粮食等物资的供给，金海陵王还下旨开辟漕运，即利用金口河引永定河水，开凿东至今天通州一带的运粮河，遂在潞县设刺史州。因是运粮河北端的终点，故取“漕运通畅周济”之意称“通州”，意为漕运为金都粮道，千万不能堵塞。此后800年来，通州地区一直是漕运及仓储重地。
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城市规模和人口不断增加，为保证大都的粮食供给，仍靠漕运将江南粮赋运入京师。但粮食从北运河运至通州后，还得再通过陆路运至京师，非常不便，所以忽必烈令郭守敬主持修建漕运河道。自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工，历时一年多完成。
漕运河道开通后，江南的粮船可直接行驶到积水潭东北岸的码头。据传，为了察看漕运情况，忽必烈乘船自积水潭沿玉河向东巡视，但见河道越来越宽阔，碧水之上运粮船只浩浩荡荡首尾衔接，形成了“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的壮观景象，他问随驾官员：“如此畅通之河渠，以何而称？”随行官员言道：“此河尚未命名，请万岁恩赐！”忽必烈站在船头，看着来来往往的漕运船只，即兴将此河赐名为“通惠河”，意为此河永远通达，惠及大都。漕运的发展使通州的地位愈加重要，成为享誉全国的漕运仓储重地。
“潞县”乃通州之别称
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载：“西汉初（前206年）置路县治于此（今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东汉改路为潞，县从水名（潞河、潞水，即今白河），渔阳郡治曾置此，曾建有土城，始称潞城。东汉建武中（40年前后）……成为普通聚落，因曾为潞县故城，故名。”由此可见，历史上今天的通州大部分地区曾为古代潞县所辖之域。
经考古发现，西汉于今通州区境所置路县，其治所在今通州区城东八里古城村一带。王莽篡汉后，改路县为通路亭，属通路郡。东汉建立后，废王莽新朝所改名称，恢复西汉旧称，但改“路”为“潞”，始称潞县。
三国时，潞县归曹魏版图。唐武德二年（619年），潞县为玄州治所。贞观元年（627年），废玄州，潞县属幽州。天宝元年（742年），幽州改为范阳郡，潞县仍属幽州。乾元元年（758年），范阳郡复称幽州，潞县所属亦随之而改。唐代迁县治于今通州城区。金初，潞、漷阴二县隶属于析津府。至贞元年（1153年）漷阴县直属于中都路大兴府。天德三年，潞县为通州治所。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通州及所领潞、三河二县隶属于大都路。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将徐达攻占元大都，改名北平，并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同时潞县入通州，从此潞县之名变成历史地名。民国元年（1912年）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通州改名通县。如今通州区尚有潞城镇建治，位于城区东部、运河与潮白河之间，有通州“发源地”之称，其所辖古城村即为古代潞县故城所在地。
通州为北京的“东大门”
通州东濒北运河，西距京城咫尺之遥，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理所当然地成为出入京城的东大门。《永通桥碑记》载：“通州在京城之东，潞河之上，凡四方万国贡赋由水道以达京师者，必萃于此，实国家之要冲也。”早年间无论来往北京的官员，赴京应试的举子，还是南来北往的商客，甚至外国来华的使臣，大多自运河而来，在通州弃舟僦车（轿子）进京，所以通州历史上就被称为北京的“东大门”。
有学者考证，《红楼梦》第三回所写林黛玉“弃舟登岸”之地，便是通惠河的张家湾码头（另说大通桥码头）。据传曹家曾在张家湾开有当铺，所以曹雪芹对通州及运河沿岸较为熟悉。林黛玉北上投亲戚走的就是京杭大运河，终点站是通州府张家湾，再换乘车马进城，由此曹雪芹笔下便有了“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的描述。
当年清廷到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祭祖时也曾经过通州。据传有一年乾隆皇帝到东陵祭祖，令大臣刘墉随驾。当行至通州城时，乾隆皇帝想起不久前南巡时去过的江苏通州，便对刘墉说：“此地称通州，但不久前朕还去过一个通州，大清有两个通州呀？”刘墉解释道：“这是直隶之通州，也称北通州，皇上所巡视之通州，为江苏通州，也叫南通州。”乾隆皇帝想，何不以两个“通州”为题出一联？于是说道：“刘爱卿，朕有一联，你若能对得上有赏。对不上便有一罚！”刘墉知道这是圣上有意难为他，但又不敢抗旨。乾隆皇帝言道：“我这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刘墉抬头看了看通州街头，见当铺较多，随即对出了下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见这下联对得极为工整，乾隆皇帝当即取下手上一个硕大的翡翠扳指赏给了刘墉。
一枝塔影认通州
在通州城区北部的大运河畔，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古塔，这就是通州的标志性建筑——燃灯佛舍利塔，也是大运河北段之突出标志，“古塔凌云”曾被列为明代“通州八景”之一。
燃灯佛舍利塔原为佑圣教寺塔，始建于南北朝北周时期，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震，其身倾圮，发现一颗佛牙与数百粒舍利，重修时又将佛牙与舍利放入塔中，故被称为燃灯佛舍利塔。
据《古韵通州》记载：燃灯塔原高56米，基围38.4米，直径11.6米。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十三层，须弥座，双束腰，各面均嵌有精美砖雕，花纹非常精细。塔身各角雕有佛像，各具姿态。每椽悬风锋（铜铃）一枚，共2232枚，每枚外壁刻有善男信女的姓名。在十三层正南一面斗拱间有一块砖制诗碑，由修塔僧篆刻七律一首，诗曰：“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该塔距运河仅三百米，其塔影垂映河中，景色十分美丽，乾隆皇帝曾赋诗句“郡城塔景落波尖”赞叹其美。
京东胜迹“永通桥”
永通桥在通州镇西边的通惠河上，因东距通州治所八里，俗称八里桥。远望此桥如长虹卧波，月轮堕水，故有“长桥映月”之称，为“通州八景”之一。该桥是京东入城咽喉，曾有“陆运京储之通道”之称。它与京西卢沟桥、京北朝宗桥、京东南马驹桥合称拱卫京师四大桥。
永通桥最初是一座木桥，因通惠河坡度较大、河水湍急，常将木桥冲毁，影响交通，因此有内宫太监李德奏于明英宗，建议于此地建石桥，英宗准奏。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二月石桥竣工，英宗赐名“永通桥”。该桥南北走向，长50米，宽16米，其造型极为特殊。中孔特高，达8.5米，宽6.7米，两边的孔仅高3.5米，相差悬殊。这种构造是专为满足漕运需要设计的。通惠河运粮船多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拱桥，势必阻碍漕船的航行，为此工匠们将桥的中孔建造得相当高耸，漕船可直出直入，故有“八里桥不落桅”之说。
清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自天津向北京逼近，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自通州郭家坟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清朝军队在僧格林沁率领下与英法联军近两万人在永通桥上浴血奋战，用大刀长矛、血肉之躯英勇阻击洋枪洋炮，血染通惠河，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八里桥之战”，至今在古桥护栏上尚留有当年炮弹轰击的弹痕。
“密云”之名因何而得
密云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据燕落寨雪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陶器等文物考证，距今6000年前，密云一带已有人类聚居。历史上因物产丰富而被誉为“燕地天府”，又因地处北京东北部，古有“燕京门户”之称。
“密云”因密云山得名
密云县的来历据传源于密云县城南部十余里的黍谷山（也称黍山），该山虽不高，但时有云雾缭绕，俗称“密云山”。每当山上阴云密布时附近就会下雨，所以密云一带流传着“黍山盖帽，大雨来到”的谚语，后来在此设县治，故以山名称之“密云县”。
但这只是民间传说。据《北京市密云县志》记载：密云县设置于北魏皇始二年（397年），其县治最初在今天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城南部十余里的南关村一带，城址东南方有一座高山，海拔2047米。因山高多雨，雾气迷漫，云雾翻滚，变幻莫测，故名“云雾山”，也称“密云山”，其附近所设县治称“密云县”。东魏（534年至550年）在密云县设“密云郡”，下辖密云、白檀、要阳三县。
北魏正光六年（525年）8月，杜洛周（今内蒙古兴和县人）在上谷（今延庆）起义，于东魏元象元年（538年）攻陷安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隆化县境内）等处，安州及其所属的密云郡、安乐郡、广阳郡和三郡所辖的密云、要阳、白檀、安市、土垠、燕乐等县全部南迁并置于渔阳县（今密云县）境内。北齐（550年至577年）时废密云郡，将白檀、要阳合并为密云县。此后的千余年间几经变迁，自明清以来，“密云县”正式取代其他名称成为今日密云地区的县名。1914年密云县属京兆，1928年以后隶属河北省，1958年10月划归北京市。
密云古称“渔阳”“檀州”
密云古有渔阳之称，源于两千多年前燕国所设的渔阳郡。《密云史话》载：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年），燕大将秦开击退东胡，收复今天的密云地区，并在此地设郡，同时又置渔阳县。县址与郡址同在今天密云县统军庄村南面的南城子。因其位于渔水（今白河）之北，故称“渔阳”。《辞海》记为：“渔阳，郡名，以在渔水之阳而得名，治所在今密云县城西南，秦汉时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围场以南，蓟运河以西，天津以北，北京市怀柔、通县以东地区。陈胜、吴广戍渔阳即此。”东魏元象元年（538年）杜洛周起义军相继攻陷位于今河北省隆化一带的安州、密云等县后，密云县衙门便南迁，置于渔阳县境内。北齐废渔阳县并入密云县，此后渔阳成为密云的故称。
密云还古称檀州，最早见于隋朝。据《密云县志》记载：“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正月，于旧玄地置檀州，辖密云、燕落二县。”
“檀州”之称自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前后达700多年，其范围虽有变化，但总的称呼没有改变。
历史上的檀州城正是在如今密云县这个位置。据说“檀州”一词源于黍谷山上的白檀树。北周之前，密云地区称为安州，到了北周年间，改安州为玄州。隋开皇年间，佛教已传入这个地区，当时的太守信奉佛教，他认为这一地区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称为“玄州”不吉利。因为“玄”与“悬”谐音，意为危险、危及，这样对国家疆土不利，也对自己的官位不利，于是想更改地名。但改成什么名字好呢？太守左右为难，“玄州”之名被老百姓称呼已久，若一下子改成其他名称，恐怕一时难以让人接受。太守沉思良久，忽然想起附近的黍谷山上有几棵古檀树（白檀），木质坚硬，色彩绚丽多变且百毒不侵，万古不朽，又能辟邪，有“圣檀”之称，且梵语中“檀”有布施之意。于是将“玄州”改称为“檀州”，其治所在燕乐（今密云县东北）。到了明洪武元年，檀州并入密云县，隶属北平府，由此“檀州”成了“密云”的故称。
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城池共工城
共工城是密云县境内最早的古城，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城池。据传，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尧的大臣共工被尧授为工师（掌管手工业），在云峰山前开阔地（今密云县不老屯镇燕落村南）建一城池，取名共工城（龚城），后共工与欢兜、三苗、鲧并称为“四罪”，被舜流放于幽州，仍居此城。《史记·五帝本记一》曰：“舜请流共工于幽州。”《括地志辑校》载：“故共工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志传之，舜流工幽州，居此城。”《顺天府志》也记载，共工常到鲍丘水（今潮河）钓鱼，并建有钓鱼之高台，至今此处仍有钓鱼台村。
如今，共工城遗址还在已淹没于密云水库之中，据当地人讲，在燕落村南八华里处的密云水库淹没区原有一金沟村，村东南石桥外百步许，有一座方形土城，被称之为“土城子”。该城四边各长五六百米，高十余米，系黄土堆积而成，未见砖瓦。在1972年大旱时，密云水库水位下降，水落城出，共工城得以重现。史学家考证认为：共工城堪称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古城，距今已4100多年，比房山区拒马河畔距今3700多年的古城还早400多年，比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潭柘寺也要早得多，所以密云地区有“先有共工城，后有北京城”之说。
“燕京门户”古北口
古北口位于密云县北部，历史上是山海关、居庸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也是辽东和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燕京门户”“京师锁钥”之称。
据《古北口史考》载：五代时期（907年至960年）的史志中已有“古北口”这一名称。早在夏、商时期，这里便成为古代先民往来的通道。从西周开始，延至春秋战国便在古北口筑墩设防。汉武帝刘彻时为防北部匈奴入侵扰边，命守军在古北口开始筑城布兵，使古北口成了汉与匈奴屡次交战的必争之地，西汉时于潮河西岸建厍奚县城，北齐修建长城，在此建设关口，唐朝时，这里有了“北口”“虎北口”的名称。古北口城北东有蟠龙山，西有卧虎山，山势险峻，崖壁陡立，两山紧锁潮河，河岸只有一条一辆车可通过的道路，金代曾于此处修建铁门扼守，故称“铁门关”，也称“古北口关”。清朝在古北口河西村增设柳林营，建提督府，开辟御道，修行宫，置重兵驻守关口。历史上数不清的战争都以攻占古北口为第一步，古北口成了夺取中原的桥头堡。
杨令公庙位于古北口北门外，坐北朝南，殿内供有杨令公（北宋名将杨业）塑像。该庙始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杨业虽未在古北口作战，但在其死后，契丹人曾把他的头颅装入木匣，经古北口运往契丹的中京。宋辽修好后，辽朝皇帝耶律隆绪敬重杨业精忠报国、英勇善战之举，同时表示辽宋结盟为友，特在辽宋南北往来必经之路的古北口建立了杨业祠，也称杨令公庙，许多来往于契丹的大宋官员到此参拜。宋元祐四年（1089年）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作为翰林学士出使辽国，途经古北口时，特意拜谒了杨业祠，并写下《谒杨无敌祠》（杨业对辽作战屡建战功，被称为“杨无敌”）一诗。
“天下首邑”说大兴
大兴位于北京城南部，有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自先秦建县迄今已有2400余年；“大兴”之名也有80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年《大兴县志》记载：“大兴得名实自金始，历元明不易”；在元明清三代，大兴都曾被誉为“天下首邑”。
大兴的前身
大兴历史悠久，自先秦建县以来有2400余年，为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天下首邑”。
大兴区最早之前身为古蓟县，因建于蓟城地区得名，为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所建。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朝廷于蓟城地区置广阳郡，蓟县属之。自汉至隋唐五代，蓟县的建制始终存在。辽会同元年（938年），蓟县改名蓟北县，隶属幽都府。辽开泰元年（1012年），蓟北县改名析津县，隶属析津府，为辽南京附郭县（古代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附设于府城、州城的县）。金迁都燕京后，改名中都，改析津府为永安府。金贞元二年（1154年），永安府又改称大兴府，析津县更名大兴县，隶属大兴府，为金中都附郭县。据传，“大兴”二字系金海陵王完颜亮所赐。他即位后励精图治，于是用“大兴”寓意疆域辽阔，兴旺发达，祈望大金朝能入主中原，振兴王业。当时，大兴、宛平二县分治中都城东、西，同为赤县（京都所治之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创盖”大兴县署。元明清各朝大兴县域大致包括今北京城东部、昌平区东南、顺义区西南、朝阳区大部和大兴区东南大部，因辖域紧依京师，号称“天下首邑”。
“辛亥革命”后，废顺天府，改京兆地方，下辖大兴、宛平等20县，民国十七年（1928年）直隶改称河北省，京兆所属大兴县等划属河北省。当时大兴县疆域东至通县，南接安次县，西连宛平县，北靠顺义县、昌平县，东西约55里，南北约85里。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大兴县治所迁至南苑北大红门奉宸苑。此后几经调整，1958年大兴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且改县为区，1960年复改为大兴县，并形成今日之辖域范围。2001年撤销大兴县，设立大兴区。因其辖域位置处于北京市区的正南部，所以被誉为首都的“南大门”。
黄村被誉为“京南门户”
若论大兴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以及经济重镇，黄村名副其实。自古以来，南方各省官员、商贾若陆路进京，多在此落脚，由此这里成为北京南部最大的驿站，素有“京师首驿”和“京南门户”之称。
“黄村”这一地名始于元代，而成村于汉代，辽为析津县招贤乡东綦里。金元时这一带由于古浑河（今永定河）泛滥，风沙淤阻，造形成大片沙丘荒地，形成聚落后遂称“荒村”，元代谐音为“黄村”，明代置黄村社。据传，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后，多次巡视京畿。一天他巡至大兴县的一个村落时，询问当地人：“此为何地？”当地人答称“荒村”，意为荒凉之地。忽必烈觉得不雅，于是将“荒村”改为“皇村”，意为真龙王子所到之地，但当地人不明其意而谓之“黄村”，且沿用至今。
清康熙年间，黄村已成为京南商旅云集的重要集镇，乾隆年间直隶巡抚于成龙建议，在畿辅近地特设四路同知（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其中南路同知府亦称南路厅。清光绪《顺天府志》载：“南路厅驻右安门外三十五里大兴县之黄村，黄村地当孔道，旷野人稀，时有萑苻（指盗贼、草寇）之患，故置官吏，建庙宇……马步兵百名驻此。乾隆四年（1739年），厅署落成，又建大堂三间，以为蒞事临民的场所。”厅署“前门有仪门、大门”，院内有“廊房计三十四间”，“两边有房十八间，为岁科童子考试的处所”。由此可见，清代黄村已设官署，且建置完备，成为京城南部重镇。
黄村老街曾有两座京南最大的庙宇：火神庙和关帝庙，每逢庙会及赶集的日子，这里商贩云集，人头攒动，香火不断。据传，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回鸾时，曾在黄村驻跸，特意到火神庙和关帝庙进香，并赐香火银三千两，由此这两座庙宇的香火旺盛，黄村也因之被称为“京南福地”。
大兴已成为京城“果菜园”
大兴素有“西瓜之乡”的美誉，除了西瓜，还有不少物产也很知名。据记载：元明时大兴即有桃、梨、李、杏和枣树栽植。《元一统志》有“核桃：大兴县贡，桃：大兴县出”的记载。《明英宗实录》有“顺天府大兴等县附近果园，宜令上林苑监仍旧领管……上命各领管官司将果园用力培植、果品时进”的记载。可见，在元明两代，大兴的作物中果树已占一定比重。
民国八年（1919年）《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记述：“枣，大兴县郎家园最著”；采育营“所产果品桃、杏均多”；前野厂、后野厂“桑葚最盛，专卖作果品”；高家店“梨、桃、杏最多”；罗家庄、李家堡“产山楂最多，制作山楂片”；庞各庄桃、李、杏“果物均有”。此外采育葡萄、鹅房油桃、洪村大枣、西红门萝卜、青云店大葱、瀛海盖韭、礼贤瓜籽等均为大兴特产，颇有名气。
大兴之所以物产丰富，主要是因其地处永定河冲击平原，且境内还有十几条河流，地下水资源丰富，利于多种作物生长。明代永乐年间，已有山西移民在京畿为皇家种植蔬菜、水果，今大兴北部及丰台中部曾属上林苑嘉蔬署管理，所产果蔬按时令供奉皇宫，故有京城“果菜园”之称。到了清代，不少大兴物产又成为清廷贡品，其中最有名的是西红门的萝卜。
北京有句老话：“西红门萝卜叫城门。”明清时期，北京城门黎明开、日暮闭。如果有宫里发的“腰牌”便可以不按钟点随时进城，故称“叫城门”。那么，大兴西红门的萝卜怎么能叫城门呢？据传，有一年冬天，慈禧太后到南苑（又称南海子）打猎、赏雪。她玩累了想吃梨，随行的太监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梨，可是由于保暖食盒的盖子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梨冻成了冰坨子。这时，西红门行宫的管事端上一盘切好的“心里美”萝卜，请“老佛爷”解渴，这才给太监救了急。慈禧太后见这萝卜翠绿的皮，紫红的心，透着一股鲜亮，只吃了两块儿，便觉得清脆爽口。她连声称好，并随即传旨，将西红门萝卜列为宫中贡品，按时令进奉。从此，只要西红门的菜农给宫里送萝卜，什么时候叫城门什么时候就开，于是便有了“西红门萝卜叫城门”之说。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西红门“水萝卜，圆大如葖，皮肉皆绿，近尾则白。亦有皮红心白，或皮紫者，只可生食，极甘脆”。1935年清明节，时任北平市市长袁良曾送给西红门萝卜种植大户陆明通“一乡善士”牌匾一块，以褒奖京郊种植能手。
魏善庄地处京南中轴线“龙脉”上
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设在大兴区魏善庄镇，“魏善庄”因此大名远扬。
魏善庄位于大兴区中部，地处京南中轴线上，自古以来就有“龙脉”之称，谓之“吉祥之地”。明清时期属顺天府大兴县黄村、礼贤巡检司。曾传魏善庄因最初有魏、善两姓在此定居而得名，但此说未见史料记载。据《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志》载，明朝初年，“山西省洪洞县陈家台移民至此，时有陈、刘、韩三姓，耕垦成村，其村名来历无从查考。魏善庄一名始见清光绪《顺天府志》，时属礼贤镇”。据当地人介绍，魏善庄明代成村，最初只有陈、刘、韩三姓人家，是被迫由山西洪洞县迁移而来的。他们一路奔波，饱受疾苦，到此定居后只希望能永远安定下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他们与周边村民和睦相处，待人以善，渐渐成村后被称为“唯善庄”。到了清代，在此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成为几十来户的大村，同治年间“唯善庄”被谐音为“魏善庄”，民国时曾有“前魏善庄”“后魏善庄”之称。
魏善庄地处古无定河（永定河）畔，附近还有大龙河流经，地势平坦，水源丰沛，历史上以农作物种植为主。清末在村落西部修建了一座火车站，这里成为交通要道，九省十八县（清末民初对移民讨荒较多的直隶、山东、山西、安徽等九省十八个县的泛称）的移民纷纷云集此地，逐渐成为京南重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立魏善庄人民公社。魏善庄几经变迁，而今已成为一个月季盛开的美丽乡镇。
《红楼梦》里的北京地名
《红楼梦》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一直是个“谜”，有的说是北京，有的说是南京。但书中所描写的景致，却南方、北方兼而有之，其中涉及的地名就有近百个。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书中确实提到了十余个老北京的地名。
北京是曹雪芹生活和写作《红楼梦》的地方，特别是他在到西山著书之前，曾在乾隆九年（1744年）至十九年（1754年）期间，在右翼宗学府任过职（地址在西单的小石虎胡同33号），应当说他在京城生活十年，对北京的人文地理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而且他的创作并不完全是杜撰，而是曹家兴衰的艺术反映，所以《红楼梦》里出现的地名也应是有现实对照和一定背景的，只是这些地名与他笔下的“大观园”一样，被艺术化了。它们的原型应是取自北京，而这些地名对老北京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人们阅读《红楼梦》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书里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北京。
“鼓楼西大街”是《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所写的地名，书中写道：“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闪着还了得！——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做什么恒舒，是鼓楼西大街的。’”说到鼓楼西大街，老北京人再熟悉不过了。“东四西单鼓楼前”这句俗语就描述出了老北京内城比较繁华的商业区。鼓楼大街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元明时称斜街。因位于鼓楼之西，所以清末时又称“鼓楼西斜街”，1965年改称“鼓楼西大街”。它是北京城内比较古老的街道之一，因为处在曾经的漕运码头“积水潭”附近，所以从元代开始沿街的商业就比较发达，并有多家著名的当铺。该街的南侧有著名的恭王府，有人考证，《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此为“蓝本”而写的。
“兴隆街”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书中写道：“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据红学家考证：“兴隆街”是贾雨村在京城的住处。历史上北京有五个兴隆街：一个在东郊，三个在外城，只有一个在内城。这内城的兴隆街位于现在的西城区和平门以北，南通大栅栏，北通横街二条。而外城比较著名的是位于崇文区西北部的兴隆街，就是现在台基厂路口往南的祈年大街上，有东兴隆街和西兴隆街之分。元朝时是官府养羊和堆放草料的地方，称羊坊草场，明代时被废除，后因胡同内的兴隆寺而得街名。这个兴隆街的位置与曹氏“蒜市口十七间半”故居邻近。
“小花枝巷”这个地名出现在第六十四回里：“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北京曾有多条叫“花枝巷”或“花枝胡同”的地方。至今在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附近还有一条“花枝胡同”，民国时曾称“花针胡同”。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恭王府考》中认为，《红楼梦》中的“小花枝巷”指的就是这个“花枝胡同”。但也有人认为曹雪芹所写的“小花枝巷”是位于通州城东南角的“花枝胡同”。而说到“小花枝巷”，应该先交代清楚这个“花枝巷”。此巷在张家湾镇南门内以西，东西走向，约有四百米，曹家当铺就在巷内路南，多年前遗址尚存。此条巷内南北两侧古时住居的都是豪门富户，就在“花枝巷”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街，被称作“小花枝巷”。由此联想，曹雪芹对这一带的景致也应当熟悉，以此巷名写入书中，也是很有可能的。
“苇子坑”这个地名出现在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中，书中写道：“贾蓉心内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马令人搀了起来，笑道：‘薛大叔天天调情，今日调到苇子坑里，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要你招驸马去，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说起“苇子坑”，住在京城北部，特别是德胜门外一带的人都知道，多路公交车曾设有“苇子坑”站，而老北京人一般都称其为“德外苇子坑”。早年间在北京周边曾有多处叫“苇子坑”的地方，皆因水塘较多，里面生长着许多芦苇而得名，并以德胜门外的“苇子坑”而知名。据红楼家考据：从书中的风物描述看，曹雪芹所写的“苇子坑”应是“德外苇子坑”，因第四十七回中还有薛蟠被打得不能骑马，贾蓉只得去前面的“关厢”内雇了一乘小轿，将之送回府中云云。“德外关厢”北面不远就是“苇子坑”，书中所说的“北门”应是德胜门，因为北京城的另外一个北门安定门外没有“苇子坑”，只有德胜门外有。
“西廊下”出现在第二十三回：“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西廊下这条胡同始见于清乾隆《京城全图》，地处阜成门大街北侧，有“东廊下”“中廊下”“西廊下”。《京城全图》只此一处“西廊下”，而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既在乾隆年间，所以有可能是以《京城全图》中的“西廊下”为蓝本写成的。此外清末朱一新的《京师巷志稿》中还提到安定门街附近也有一处叫“西廊下”的地方。
第二十五回中提到一个叫“玉皇阁”的地方：“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说送祟的，有说跳神的，有荐玉皇阁张道士捉怪的，整闹了半日，祈求祷告，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清朝时北京有三处“玉皇阁”，一处在红庙附近，另一处在狮子府附近，还有一处在酒醋局胡同附近，与旧鼓楼大街相通，系明代所建，据红学家考证，《红楼梦》的张道士应是这处“玉皇阁”里“任职”。
第二十九回有个“清虚观”，其中描写道：“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清虚观”位于旧鼓楼大街南端与鼓楼西大街交界处，今称“清秀巷”。朱一新的《京师巷志稿》中在介绍“旧鼓楼大街”时写到街中“井一，有清虚观，明景泰间建”。《天府广记》中也记载：“旧鼓楼大街有清虚观，明景泰间建。”原来这清虚观是明景泰年间皇帝下令建造的，北京只有这一处，到了曹雪芹所在的清乾隆年间，可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了，有可能《红楼梦》中的“清虚观”指的是这里。
“天齐庙”是第八十回里的景观：“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齐天庙还愿去。’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听见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齐天庙”在北京有两处，一处在朝阳门外，就是现在的东岳庙；另一处在西郊红山口，也就是颐和园北面不远。按书中所写，是“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再联想到曹雪芹曾在西山一带写书，离红山口不过十余里，所以有可能写的是红山口的“齐天庙”。
在第七回、第十六回和第九十三回中都曾写到“水月庵”这个地名，第七回写道：“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两个一处玩耍呢；见周瑞家的进来，便问他何事。”第十六回写的是：“原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来找秦钟，不意被秦邦业知觉，将智能逐出，将秦钟打了一顿，自己气的老病发了，三五日，便呜呼哀哉了。”而第九十三回的回目就是“甄家仆投靠贾家门，水月庵掀翻风月案”。经查阅史料，北京曾经有多处叫“水月庵”的地方。据1926年7月商务印书馆所编印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记载，西单牌楼西南闹市口和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坡两地均有“水月庵”；东四牌楼北五条胡同路有“水月寺”一座，现在多已消逝。至于曹雪芹写的是哪处“水月庵”，难以考证。
尽管不能绝对肯定曹雪芹所写的这些地名就是北京城里的地名，但有一点红学研究者已达成共识，就是《红楼梦》里的这些地名绝非没有根据的杜撰，而是与北京有着密切联系。
北京的“厚德地名”有哪些
“厚德”是“北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善良、仁爱、互助、知礼、勤俭、孝顺、谦让和诚信等美德。作为历史文化古都的北京，“厚德”也体现在地名之中，仅北京市各区县的地名志中就有上百个，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有故事。
以“善”而称的地名有崇善里、信善里、义善里、善安里、弘善胡同、积善胡同、同善胡同、永善胡同、迁善居胡同、良善庄、善台子、玉善庄、魏善庄等。
善台子位于大兴区安定镇，《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志》称：该村“明代成村，因村西原有沙岗子，故名沙台子。1924年冬，村中来了一个姓刘的郎中，行医舍药，救济贫人，人称活佛善人，为此改名善台子”。良善庄位于顺义区北石槽镇，曾称西石槽，后村中梁姓人家多为村民行善事，修路、掏井、建房并接济孤寡之人，为村民所敬佩，故将村名改为良善庄。积善胡同位于南苑，据传早年间附近有一座寺院，定例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舍缘豆，广施香客，劝人积善行善，终有好报。民国时形成聚落，并将东西向的街巷称为积善胡同。迁善居胡同位于西城区鼓楼西大街，据传早年间胡同里有姓李年轻人，曾好逸恶劳，为了改过自新，自食其力，在胡同口开了家小饭馆，并请胡同里的教书先生给起个字号。教书先生见他有改过自新之意，便取《周易》中“君子见善则迁之，见过则改之”之句得名“迁善居”。意为从善如流，从此向好人学习，有了过错就改。后来这条胡同便以小饭馆之名，称迁善居，再后来称迁善居胡同。善缘桥位于海淀镇东北部偏北，呈南北走向，北起辛庄大胡同东头，南至八家村西头，是一条150多米长的街道，因桥而得地名。善缘桥即广结善缘之意，“善”即为心地善良，情存善意，多行善事。历史上的善缘桥在街巷的中部，早年间每到雨季，这一地段水流成河，成了泄水的通道，人们出行多有方便。胡同里有位80多岁的居士，拿出所有积蓄，修了一座小石桥，长约一丈，东西两头桥墩为花岗岩砌就，上架四块长条石板，由此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为褒扬老居士的善举，故将此桥称为“善缘桥”，此后这条胡同被称为“善缘桥胡同”。
以“孝”而称的地名有孝顺胡同、贤孝里、双孝村、贤孝牌胡同、孝女台、孝德村等，其中北京历史上称孝顺胡同的有十余条。
前门大街的孝顺胡同以鲜鱼口为界，分南孝顺胡同和北孝顺胡同。据传明代时，胡同里有刘姓老人，因得到子孙的孝顺，竟活了百余岁。为此有人在胡同里树起一块石碑，上书“孝顺大德”四个大字，以褒扬尊老重孝之人，时称“孝顺碑”，此后这条胡同也被称为“孝顺碑胡同”，到了清代简称为“孝顺胡同”，1965年被改成了“晓顺胡同”。房山区石楼镇有个双孝村，初称小营。相传村民高国栋与妻子王氏对高母非常孝敬。为了使老母疾病早日治愈，夫妻二人四下寻访名医。因老母年事已高，要想治愈实属不易。万般无奈之际，高国栋只得到云居寺烧香求佛，并将实情告诉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闻听高国栋诉说后，托词说：“若想治愈老母疾病，非补以活人肉汤汁不可。”这本是算命先生故意虚造之言，暗示其老母疾病已无法救治。然高国栋不悟话中之意，未假思索即信以为真，真的从腿上剜下一块肉来，迅即熬成汤汁，喂其老母。知县闻其孝行，奏请匾额并捐俸立坊以旌表，遂更村名为“双孝”。孝女台位于密云县大城子镇，《北京市密云县地名志》称：该村早年间曾有王姓人家，老两口双目失明，膝下只有一女。为侍奉双亲，其女终身未嫁，为父母养老送终。村人为褒扬其女之孝德，故将村名改称孝女台。
以“礼”而称的地名有礼让胡同、崇礼巷、讲礼村、南礼士路、北礼士路、礼士胡同、礼贤街、礼贤村等。
讲礼村位于昌平小汤山镇，《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称：该村明初属蔺沟社能俭里，清代称讲礼村。另据当地相传，该村最初只有姜、李两姓，为明永乐年间从山东（另说山西）移民而来，初称姜李村。此后马、王、张、朱姓人相继到此定居，且村民和睦相处，以礼相待，民风淳朴，民国时谐音为讲礼村。礼让胡同在丰台区南苑，此胡同为东西走向，最早是一条无名的小胡同。1937年前后，由附近寺庙里的僧人取《论语》里的“礼让”二字而称“礼让胡同”，意在告诫人们邻里交往，要礼让三分，礼尚往来。而以“礼士”而称的几个地名均取自“礼贤下士”之意而得名，即对贤者以礼相待，对学者非常尊敬。
以“勤”“俭”而称的地名有勤劳胡同、尚勤胡同、辛勤胡同、崇俭里、勤俭胡同、恭俭胡同、扬俭胡同等。
辛勤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地区，清代称抄手胡同。勤劳胡同位于西城区南长街西侧，北部曾称灵官庙、中部称油漆作胡同、南部称铁香炉。解放后大力宣传勤劳创造幸福，所以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这两个街巷分别改称辛勤胡同和勤劳胡同。崇俭里位于丰台区南苑，早年间为买卖柴火的地方，曾名柴火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崇尚“勤俭节约”和“勤俭持家”，1965年改称崇俭里。其实，体现“厚德”风范的地名还有很多。互助巷位于西城区府右街西侧，清代称鞑子营，曾有汉、蒙、满族等人家，1965年以“各民族互助友爱”之意更名为互助巷。友爱巷位于西城区丰盛地区，清代称鞑子庙。1949年之后取“团结友爱”之意得今名。大兴区长子营镇有个叫和顺场的地方，清代成村，时名庆泰庄，有李、刘、王等户相继迁此，因几十年来村民们礼尚往来十分和睦，故改今名。其北面不远的地方有个永和庄，因何姓最早定居，称何家行子，后有多个姓氏的人家先后迁居于此，1912年取“永远和睦相处”之意，称永和庄。
北京街巷里的“钱”
从古至今，“钱”在人们的生活中可谓不可或缺，甚至连老北京的胡同名称也有不少与“钱”有关，如宝钞胡同、钱粮胡同、钱市胡同、大钱市胡同、老钱局胡同、房钱库胡同、白纸坊等，抚今追昔，这些地名有着厚重的历史渊源。
宝钞胡同：元代钱币以旧换新之地
宝钞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北侧、安定门西大街南侧，呈南北走向，北起东绦胡同，南至鼓楼东大街，全长800余米，是京城最为古老的胡同之一。明朝属金台坊，嘉靖年间张爵所编《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倒钞胡同”。相传元朝时“倒钞库（司）”设于该胡同南口，故称“倒钞胡同”。清代属镶黄旗，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清内务府京城全图》记为“宝钞胡同”，系“倒钞”讹为“宝钞”，民国以后沿称。
据《中国古代金融史》载：元初仿宋、金旧制，由各地自行印造“会子”“交钞”（均为纸币），但互不流通。元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开始发行中统元宝钞（即钞票），面额有九种，不限时、不限地，在全国通用。为保证钞值，元政府下令禁止银铜（钱）流通，违者处以极刑。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为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了至元宝钞，票面上印有：“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等字样，犯人的家产还会被赏给告发者。纸钞使用久了便有破损、毁坏，为此朝廷制定了《倒钞法》，即新旧纸币的兑换方式及相关规定，并设置“倒钞库”，以回收旧币，偿以新币。“倒钞库”由户部主管，其办事机构便设在今天的宝钞胡同南口，故该胡同被称为“倒钞胡同”。
“倒钞库”下设“宝钞总库掌贮藏”“印造宝钞库掌制作”“烧钞库掌焚毁昏烂宝钞”“地方设宝钞提举司”，各司其责，同时对违反《倒钞法》者予以严厉处罚，当时列有“伪钞罪”“改钞补钞罪”“阻滞钞法罪”等罪名。其中对制造伪钞（假币）者处罚最为严厉，伪造首谋及参与伪造者均处以死刑。
据传，大德年间（1297年至1307年），“倒钞库”有个姓邓的官员负责新旧纸币的兑换。一天趁人不备，他在兑换钱币时，本应在收回的旧币上盖上“销讫”印章，但他却私下里收藏了二十张面额“一贯”的旧币，且未盖“销讫”印章。当时一贯钱约合一两银子，私藏二十张“一贯”旧币，就是贪污了二十两银子。当“烧钞库掌”在“焚毁昏烂宝钞”前做最后的抽样清点（即从众多准备销毁的旧钞中抽出极少的部分进行清点）时，发现有一捆（每捆一千张）面额“一贯”的旧币中少了二十张，于是立即上报“宝钞总库掌”。几经核查，最后邓姓官员私藏旧币之事败露，随即被送交刑部问罪，不久被问斩于大都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
钱粮胡同：明清时期铸造钱币之地
钱粮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且与附近的钱粮南巷、钱粮西巷、钱粮北巷等胡同相通。《北京地名志》称：元代已有钱粮胡同，明代属仁寿坊，因明时钱局，即铸造钱币的机构设此而得名，最早称“钱堂胡同”。到了清朝，宝泉局在此设铸币厂（时称南厂），所铸钱币以发放薪饷（饷银）为主，而清代薪饷又叫钱粮，所以便把南厂所在的“钱堂胡同”改称为“钱粮胡同”。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北京设置宝源局，隶属工部，天启二年（1622年）又在北京设宝泉局。清代沿袭明制，其中户部所辖宝泉局有四个铸币厂。东厂在东四四条，西厂在北锣鼓巷千佛寺街，北厂在北新桥三条，南厂就在钱粮胡同。宣统二年（1910年）宝泉局被裁撤，钱粮胡同的南厂也被撤销，但地名被沿用下来。
而今的钱粮胡同，只是京城一条普通的街巷，可在清代却名扬京城。据说在此所设宝泉局南厂所铸钱币多为京城各衙门官员、城内八旗及京旗外三营（即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西山健锐营）官兵所发饷银（钱粮）之用。旗人世代为兵，朝廷按人头给月例（饷银）和俸米（粮食），有兵额就有一份饷银。各衙门、各旗营按规定的日子到此领取饷银，然后下发到官员、八旗将士手里。每到饷银领取之日，这里是车水马龙，除了主管领取饷银的各衙门、旗营的官员外，还有各旗营的领催（即负责登记档册、支领官兵俸饷的下级军官），此外还有负责押运饷银的八旗兵丁。
据传，乾隆年间大臣和珅曾在此查办过几起“吃空饷”的案子。当时，任户部尚书的和珅掌管朝廷财政大权。一天，有人向他密报，说健锐营、火器营有人“吃空饷”。按照清廷规定，八旗兵丁死后要呈报本旗档子房（清代八旗营房中办理文书和管理档案的机构），随后取消“旗档（档案）”，应领钱粮一笔勾销。而有的旗营的官员却不将已死兵丁的“旗档”消除，每月仍为其领取钱粮并占为己有。和珅禀报给乾隆皇帝，乾隆龙颜大怒，令和珅立即查办。和珅先派出亲信到各旗营点校“旗档”，遂又密访，一个多月之后便查出有多个旗营官员“吃空饷”，于是在各旗营到钱粮胡同领取饷银时，严格核对各旗营应领饷银份额，对虚报人数、冒领饷银的几个旗营官员予以查办。此举使和珅受到乾隆皇帝的奖赏。
钱市胡同：老北京最早的金融街
钱市胡同位于前门外珠宝市街西侧，临近大栅栏，呈东西走向，只有50多米，是老北京最窄的胡同，平均宽仅0.7米，最窄处仅0.4米。因清代在此设有官办的银钱交易大厅，简称“钱市”，胡同名称由此而得。
据《南城纪事》记载：清朝，钱市胡同两侧都是当时政府特别批准的专门从事贵金属熔铸行业的作坊，称“炉行”。清《朝市丛载》记载：“银钱市，在前门外珠宝市中间路西小胡同。”在清末废“两”改“元”之前，北京全城的钱庄、粮栈及各行各业较大的商号，每天早晨都要到钱市参加交易，即将银两（银锭）换成制钱（铜钱），或将制钱换成银两。因为清中期，货币主要以白银和制钱为主，白银就是炉房铸造的大小元宝，主要用于批发交易和大宗薪俸支付，制钱主要用于零售买卖，两者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可相互兑换，钱市胡同就是官办的银钱兑换的主要市场。民国建立之后，“炉行”失去了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加之币制改革，对贵重金属熔铸的市场需求萎缩，“炉行”萧条，钱市无市，遂改建成银号铺房，由此这里便成为京城最早进行金融交易的地方。
当年钱市胡同内的银号以“大通银号”和“万丰银号”最为知名，至今部分建筑尚存，有的院落保存着清光绪年间的木架构天棚，有的门框上还钉着当年“京师商务会”的铁牌照，是考查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银号商业建筑和早期金融市场的标本。
白纸坊：光绪年间开始印刷大清银行钞票之地
白纸坊位于广安门南街和右安门内大街之间，北起枣林街，南至南菜园，东起牛街，西至广安门南滨河路。因历史上造纸作坊大多集中于此而得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朝廷颁布诏书，把户部改成度支部，并决定开设大清银行，发行钞票、国债，代理国库。次年光绪皇帝又下诏批准兴建“度支部印刷局”，专门印刷大清银行的钞票以及邮票、契纸等官方证券，其厂址选在北京外城西南隅白纸坊的一座旧火药局内。
该厂坐南朝北，主要建筑为主工房大楼、机务科工房、活版科工房、办公楼等。主工房大楼是建筑质量最高的一座，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砖混结构，整体高大简洁。宣统元年（1909年）印刷局从美国聘请了海趣等五位美国技师，不久设计完成了大清银行兑换券钢凹原版的刻制。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张钢板凹印的“大清银行兑换劵”正式开印，二月初一为印刷局印钞之始，定为“印钞纪念日”，这是中国现代雕刻凹版工艺印钞第一张（套）钞票，也成为第一套由国家官办银行发行的钞票，由此开创了中国印钞技术史上的新时代。
“辛亥革命”以后，度支部印刷局改称“财政部印刷局”，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控制了该局，并强令为其大量印刷伪钞。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接收，改为“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1949年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组成的军事接管组接管。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印刷局建筑作为印币厂使用，曾称“国营五四一厂”“北京印钞厂”。
北京最美的“鸟地名”
北京地区不但鸟类资源丰富，而且与之相关的地名也较多，粗略统计一下就有五六十个，探寻其由来，多有趣闻与掌故。
喜鹊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鸟类，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北京有多处以其而称的地名。喜鹊胡同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始称于明代，据传此地曾有一棵老槐树，喜鹊常在树上筑巢，因此得名，清代改为喜雀胡同，民国时又改称喜鹊胡同，1965年谐音改为喜庆胡同，1990年拆迁后在原址上建起了北京邮政枢纽等。喜鹊巷是西城区广内定居胡同里的一条小巷，民国时称喜鹊胡同、喜雀胡同，也因此地一棵老槐树上时有喜鹊栖息而得名，1965年改称喜鹊巷。喜鹊洼位于昌平西南部，因地势低洼时有水塘，多有喜鹊栖息饮水而得名。
燕子是北京地区季节性很强的候鸟，人们总是把它与春天联系起来，象征吉祥。聚燕台在大兴采育镇南面，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土阜，高一丈多。每年秋社，许多燕子在辞巢南归时，先到此地相聚，成千上万，呢喃二日后即去，如同话别，故称聚燕台，被列为“大兴八景”之一，称“燕鸣秋社”。燕羽山位于延庆井庄镇和大庄科乡交界处，为军都山主要山峰之一。当地人也称其为燕山，远眺山形似展开的燕子之双翼，近看则像两三根羽毛刺向青天，故此得名。燕子口位于昌平十三陵西北部，明代称雁子口或雁门口，为明十三陵陵域十口之一。因该山口形似张开的雁尾，故名，清代成村，谐音为燕子口。此外海淀香山有燕儿岭、朝阳有燕翔路、门头沟有燕家台、密云县有燕落村。
鸽子是北京常见的鸟类，多将其视为和平、友善的象征。北京人自古有养鸽子之好。大鹁鸽胡同位于东城区灯市口附近，明代称鹁鸽市，清代称大鹁鸽市，1965年改今称。这里曾是京城有名的鹁鸽交易市场，胡同由此而称。鹁鸽即家鸽，是早年间老北京人比较喜好饲养的宠物。金鸽台位于京西香山樱桃沟源头，是一座高高的山崖，相传在很久以前，一对金黄色的鸽子栖息于此，这对金鸽子凤头白羽，红框金睛，格外美丽，在山林中自由翱翔生活。后来雄鸽被官府派来的恶人捉去献给了皇帝，雌鸽终日哀鸣不已，最后撞崖而死。为了纪念这对忠贞不渝的金鸽子，便将这高高的山崖叫成了金鸽台。鸽子洞位于昌平东北部，为一天然洞穴，因早年间常有成群的鸽子栖息于此而得名。
鹰是北京地区常见的飞禽，早年间饲养这种动物的人不少，俗称“玩鹰”。大兴黄村镇向东20里有个晾鹰台，为元代所建仁虞院和鹰坊的旧址。台高六丈，因台地处于南海子最南端，地势低洼，水朝丰盛，很适于禽兽繁衍生息，是历代帝王狩猎，尤其是纵鹰围猎之地，俗称晾鹰台。明代以后，建筑物逐渐被废，仅遗留高大土台。鹰咀乜位于平谷北部，是一座海拔933米的高山。因山体远望酷似雄鹰展翅，近观岩体似卧鹰扭嘴眯眼状，故此得名。莺房胡同曾是海淀镇的一条胡同，莺房原为“鹰房”，为清代皇家饲养猎鹰之所。据考，鹰房最晚建于清嘉庆年间。后来在此处建造房屋，形成胡同，谐音为莺房胡同。几年前随着中关村西区的建设，该胡同拆除，但莺房胡同改为道路名称被保留下来。
鹞儿学名叫雀鹰，样子像鹰，比鹰小，北京人多称其为老鹞子。鹞儿胡同地处前门大街南半段儿路西，初称“鹞子口”，明代叫“要儿胡同”，清代演变成了“鹞儿胡同”，据传因此地曾有多位养鹞儿的人家而得名。鹞子峪位于怀柔九渡河镇二道关村，是北京长城脚下唯一一个保存完整的古堡，据传此地早年间曾有猛禽鹞鹰出现，所以这个古堡命名为“鹞子峪”。古堡建于明朝，为石头结构，固若金汤。
此外，北京还有几处比较知名的“鸟地名”。
鸦儿胡同位于什刹海附近，明朝因附近有广化寺而称广化寺街，清初因胡同位于后海北沿又被称为沿儿胡同。后因此地水域宽阔，野鸭成群，而谐音为鸭儿胡同。1949年后“改鸭为鸦”，称鸦儿胡同。该胡同沿着什刹海的北岸蜿蜒向西，与后海北沿平行，一直延伸到后海西沿的甘露胡同，全长820米，是京城较长的胡同之一。
铁鸟胡同位于西城区琉璃厂附近，因铁老鹳庙得名。铁老鹳庙前原有古槐，殿顶鸱吻上设有铁鹳雀两只，昂然高立，随风旋转，以驱鸟雀，故而得名。《燕京访古录》载：“燕城多鸟，独此槐无鸟敢栖，或畏铁鹳，望影避之。”乾隆时称铁老观胡同，清末称铁老鹳庙，直至民国，1965年更今名。海鶄落位于昌平东南部，海鶄是传说中的水鸟鵁鶄，早年间今昌平北七家一带是一片沼泽地，栖息着许多鸟类，其中就有鵁鶄，俗称“海鶄”，若干年后这里有人定居后，被简称为“海鶄落”，沿用至今。
鹫峰位于海淀北安河，原名秀峰，因岭头如一只兀立的雄鹫而称鹫峰。相传这里曾是辽代七十二营寨之一。鹫，又名雕，是一种大型猛禽，为世界上飞得最高的烈鸟之一。
北京最美的“鸟地名”莫过于房山西北部的“鸳鸯水”了，鸳鸯是永恒爱情的象征。相传清代在大堰台沟畔的山洞中栖息着一对鸳鸯，山洞下有一片山泉水汇成的水面，这对鸳鸯常在此戏水。有一年山洪暴发，这对鸳鸯在水中拼命挣扎，其中一只被山洪冲走了，另外一只不顾一切地顺着水流追去，最后它们一同消失在洪水之中。为了纪念这对生死不离的鸳鸯，人们将大堰台沟畔的一个无名小村落叫成了鸳鸯水，如今为史家营乡的一个自然村。
北京有哪些漕运地名
漕运是我国古代运输方式之一，即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等货物等。北京从辽代开始，已有漕运为都城运送粮食，历经元明清，尽管已消失了百余年，但至今在北京地区仍保留着数十个与漕运有关的老地名，是古代交通发展史上留下的难忘印记。
萧太后河位于京城的东南部，因辽萧太后（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主持开挖而得名。它始于元统和六年（988年），是北京成为国都以来最早的漕运河，最初是为运送军粮所用，后成为皇家漕运的重要航道。它比元代漕运的坝河早280多年，比元明清漕运的通惠河早300多年，而今依然是北京东部主要河流之一。
通惠河位于京城的东部，是元代由郭守敬主持修建的漕运河道，也是大运河最北的一段。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为“通惠河”，史称“陆运京储之通道”。当时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船到通州后，可经通惠河直达城内积水潭。此河于明初淤废，其后至明清各朝曾屡以修复，但终因水源不足，功效远不及元朝。又因城内故河道被圈入宫墙之内，漕船河道遂以城东南的大通桥为终点。今仅东直门水闸至通州二十公里河道还基本保留原貌和“通惠河”之名。
朝阳区望京有阜通东大街和阜通西大街，因元代的漕运河流——阜通河流经此地而得名。阜通河又名“坝河”，即现在望京西南四元桥南侧的那条小水渠。不过在元代的时候，这可不是一条小水渠，而是一条可以进行漕运的大运河。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政府开通了北线运粮河，取名叫阜通河，终点在今天西坝河的光熙门附近。到了清代后期坝河才逐渐失去了漕运能力。而附近的“西坝”和“东坝”两个地名，也是根据阜通河上的两个水坝得名的。
朝阳门内有许多带“仓”字的地名，多与漕运有关。如海运仓、禄米仓、北新仓、南新仓等。通惠河开挖之后，便陆续建起一些大型粮仓，到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时，已有粮仓54座。到了明朝，因北城墙南移，使许多重要仓库的配置也有了变动，北侧有海运仓、北新仓；中部有南新仓、兴平仓、旧新仓、富新仓；南侧有禄米仓等。清代的时候，又在明代原有七座官仓的基础上建起了万安仓、太平仓、裕丰仓和储济仓、本裕仓和丰益仓六座仓，统称为“京城十三仓”。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后，随着黄河北徙，阻断了运河的航运畅通，漕运逐渐减少，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南方各省原来交漕运的米粮不再漕运，于是漕运逐渐成为历史。进入民国以后，许多粮仓无米可储，便改作他用，有的变成居民区，其附近的街巷便多以老粮仓的名称命名。
海运仓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南大街，西至东直门南小街，因明代有海运仓而得名。元代的时候，北京所需的粮食均从南方运来，主要由海上运至直沽海口，再由白河、通惠河运至大都。明正统十年（1445年）在此建立官仓——海运仓。同年在江苏淮安、徐州和山东临清、德州等地建有分仓，令附近各省运漕粮至分仓，再由军队押运经通州至京城海运仓。以后又在它的南北各建了一座粮仓，与其连为一体。解放以后，海运仓逐渐成了大杂院，直到本世纪初，政府部门才对海运仓、北新仓、夹道仓、南门仓和东门仓地区进行大规模改造，建成新型居民住宅区，并沿用“海运仓”之名。
北新仓胡同也是因明朝的粮仓而得名，它是在海运仓北面建的一座粮仓，清初时，有仓廒49座，康熙年间发展到85座。而在海运仓南门所建的新粮仓被称南新仓，实际上它是在元代的北太仓旧址上建起来的，当时有30廒，以后不断扩建，到清代的乾隆时期已达76廒，在皇家几大粮仓中，算是储存量最大的，最多的时候，储藏量达一亿多斤。但是到了清道光年间，清政府因国势日衰，其粮食储存已经很少了，民国时曾改为储存军火的仓库。随着时光的流逝，历经六百年沧桑，南新仓现存9座仓廒，曾一度成为北京市百货公司的仓库，近年来经过保护性改造，成为经营艺术品的商店，9座仓廒组成的“古仓群”与周围的仿古建筑一起形成一道历史人文景观。
在海淀区和朝阳区有几个以“闸”而称的地名，多与漕运有关。当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时，沿河建造了24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相互启闭来调节水位，解决了北京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难题，从而使货船可以由低向高行驶，直达积水潭码头。其中从西向东有11个水闸更为知名，依次称广源闸、西城闸、朝宗闸、海子闸、文明闸、魏村闸、籍东闸、郊亭闸、杨尹闸、通州闸和河门闸。而今这些水闸大多已消失，但作为地名保留下来的有广源闸、籍东闸（二闸）和杨尹闸（杨闸）等。
广源闸位于海淀区万寿寺东侧，横跨长河，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桥闸，素有“通惠第一闸”之称。闸的结构分为闸基、闸门、闸墙三部分。闸墙两端镶嵌着汉白玉石雕兽头两个，首昂目瞪，前爪隆起，栩栩如生。早年该闸具有调水、桥闸、码头等多种作用。
杨闸位于朝阳区管庄附近，据《元史·河渠志》记载：“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据传该闸修建时的监工为一杨姓官员，人们称其为杨府尹（府尹为古代官职），于是称此闸为杨尹闸，后简称杨闸，而附近形成村落后也得名“杨闸”。如今是扼守在京东朝阳路和京通快速路两条干道之间的重镇。
二闸位于朝阳区建国路南侧，原名籍东闸，最初为上下两座木闸，是通惠河上的主要桥闸之一，元至顺元年（1330年）重修后更名庆丰闸。明嘉靖七年（1528年），上下两闸合为一。明清两代在闸口均设官执掌，专司漕运。因该闸是东便门外第二道闸，故又称二闸。大约在清初时该闸附近形成村落而称二闸村。当时通惠河两岸水草丰盛，树木葱茏，尤其是二闸一带是极其繁盛的旅游胜地，所以《竹枝词》中有“乘舟二闸欲幽探，食小鱼汤味亦甘，最是往东楼上好，桅樯烟雨似江南”的描述。
与漕运有关地名最多的是通州区。“通州”之名本身就与漕运有关，金天德三年（1151年）设州，是运河北端的终点，海陵王取“运河漕运通畅周济”称“通州”，意为漕运千万不能堵塞。八百多年来，通州地区一直是漕运及仓储重地，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美誉。
四员厅位于通州城区南部，清代在此设仓场总督衙门，简称仓场署，由仓场侍郎、巡仓御史四名官员统理漕运粟米，监督河道及漕运和仓储各厅署员，署内建有理事厅一座，在此共议管理漕运、仓储事务，故俗称四员厅，清末形成街巷后依厅称今名。
上营在通州城区东部，紧邻北运河，明清漕运兴盛时，南方诸省随船而来的运夫多居住此地，因他们讲话带有南方口音，故曾名“蛮子营”。1946年前后，因这一地名带有歧视南方人之意而更名为“上营”，意为北上运夫曾上岸居住于此。
上店位于通州张家湾镇，元代已成村。自金代开始因北运河（元代称白河）经此，为历代南粮北运的漕运通道，曾有上姓人家最先在河道旁开店，向过往船只供应生活用品，此后张、王、祁、车四姓相继至此，形成聚落，名“上家店”。后上姓人家迁走，但名称未变，清代被简称“上店”。
石坝位于通州东北隅，因早年有石坝码头而得名，该码头是朝廷漕粮的专用码头。附近有著名的大光楼，始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明清两代，户部坐粮厅官员在此验收漕粮，又名验粮楼。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通州时，将大光楼及众多古建烧毁。现在，验粮楼已按原样复建，坐西朝东，面向运河，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三层重檐歇山顶，楼高近17米。
说起土桥这个地名，并不陌生，是地铁八通线的终点站，它也与漕运有关。早年间当通惠河水量不足之时，南方漕米和北方贡物便在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张家湾下船，然后再陆运北京和通州。为了便于车马通行，就在通惠河咽喉必经之地修建了一座木桥，因临近广利闸，初名“广利桥”。该桥的桥面为灰土填垫夯实，因日夜车马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俗称“土桥”。明朝万历年间，将元代木桥改建成独劵平面石桥，清代乾隆年间又进行了重建。200多年过去了，石桥至今保存完好，仍被称为“土桥”。
此外，与漕运有关的地名还有高碑店、张家湾、万寿宫、北马头、上码头、江米店等。
京城街巷中的“条”
如果说“胡同”是从蒙古语转化来的，那么“条”就是北京本土化的创造发明，且最具特色，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与街、巷、胡同共存延续至今。历史上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以“条”而称的街巷，已很难考证，仅1987年出版的《北京市城区街巷地名全图》中，就有422个称“条”的街、巷和胡同。
从字面上看，“条”作为形容词，是指狭长的东西，而作为地名中的“条”，则是指狭长的街巷。这是老北京小胡同儿的统称。一般是指比大街或胡同小的小胡同，故有“胡同中的胡同”之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许多以“条”相称的街巷，又是直接从以“胡同”相称的地名转化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条”与“胡同”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北京的“条”有几个特点：一是相对来说，其长度和宽度，大多要比“街”短得多和窄得多，并处于街与街的中间区域，与胡同并存；二是多由东西向或由南北向依次排列的居多，并以数字顺序命名，但数字前不加“第”字，也就是说，第一条要称为“头条”，而不说“一条”；另外，“条”的排列顺序至少是三条以上，最多的像东四头条至十四条，一直排到了十四，有独在一处的是单独的街巷能称“条”的。如果条数太多，还可以在数词前加上东、西、北、南、中、上、下等方位词，但不能有前、后、左、右等方位词；再有，“条”多集中在老城区内，也就是二环路以内，在老城区的边缘地带也有一些，但也只集中在三环路以内，多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的居民区，因街道较窄，于是多以“条”相称，而郊区就很少了。老北京为什么有许多以“条”相称的地名呢？按照考证，相当一部分以“条”相称的地名，是从明朝流传下来的。明代张爵所著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已开始有“某几条胡同”的记载了。
从北京城的发展看，明代的北京城比元朝大了许多，街道、胡同的数量明显增加，为了便于记忆，也尽量避免重名，便采取街道名称的“序列化”，就是将同一区域内依此排列的胡同、街巷，以数字顺序命名，最初叫“某某胡同头条”“某某胡同第二条”，或是“某某街头条”“某某街第二条”，但很快觉得这样称呼很绕嘴，于是便简称为“某某头条”“某某二条”，而将“胡同”“街”和“第”字省略掉，但保留前面的处所名，这样称呼起来，既简洁，又好记，很是方便。像是东四头条到十条，就是明代保留下来的，是指东四路口东北处，自南向北排列的十条胡同，后来又增加了四条。
东四十条现在已成平安大街的一部分。往北的东四十一条东段，明朝时叫钞纸胡同，清代改叫抄手胡同。西段叫十一条，清末统称十一条胡同。东四十二条明代叫老君堂，清代改为十二条。东四十三条明代分为两段，西段叫汪家胡同，东段叫照慧寺胡同，沿用到1965年改为十三条，东四十四条明代时叫新太仓南门，清代乾隆年间叫王寡妇胡同，清代宣统年间东段称五显庙，西段称船板胡同，1965年改为十四条。
还有一些以“条”相称的地名，是在历次调整地名时，为了雅化和简捷易记而更改的，就是将原来的地名直接以“条”相称，如西四北头条到八条的名称就是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改的。
西四北头条在明代称驴肉胡同，因胡同有驴肉集市而得名，1911年改为礼路胡同。西四北二条在明代称西帅府胡同，永乐年间在东西两城设了两个元帅府，因西元帅府设在这条胡同里而得地名，清代被改称为帅府胡同。西四北三条在明代称箔子胡同，清代改为报子胡同、豹子胡同和雹子胡同，1911年统称为报子胡同。西四北四条在明代称熟皮胡同，因胡同里有一制皮的作坊而得名，清代称臭皮胡同，1911年改为受壁胡同。西四北五条在明代称石老娘胡同，因胡同里住着一位姓石的接生婆而得名。西四北六条在明代称燕山卫胡同，因燕山前卫衙署在这条胡同而得名，清代改为称魏儿胡同、卫儿胡同、卫衣胡同，1911年改为魏南胡同。西四北七条明代称泰宁侯胡同，因永乐重臣泰宁侯陈珪的府第在此而得名。后因清代道光皇帝的名字叫旻宁，为避讳“宁”字而改为泰安侯胡同，也称泰安侯胡同。西四北八条在明代称武安侯胡同，因永乐皇帝所封的武安侯郑享府第在此而得名，清代称五安侯胡同。
关于以“条”相称的地名，一些史学家还认为，与工匠作坊、店铺和兵营有关，并有一定的史料为依据。
先说与工匠作坊有关的。
宣武区有个叫香炉营的地方，现在有头条至六条。从明朝准备定都北京开始，明政府就从全国各地征募各种工匠来北京，香炉营是铸造香炉的工匠聚集的地方。房屋建好后，就依着顺序叫头条、二条、三条、四条等。像这样的工匠聚集地，还有在雍和宫附近有个炮局，曾是铸造火炮、制造炮药的地方，也称炮局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崇文有一处草厂，现称草厂头条至十条。这些地名在明朝时就有了，草厂头条当时称羊房草厂一条，清时称草厂头条胡同，1965年改称今名。崇文区幸福大街南口一带，曾有一处细木厂，也是按条来排列，共九个条，现在已消失了。
再说说与店铺有关的。
在前门外往西，有廊房头条、二条、三条。有史料记载，明永乐初年间，在这里统一建了廊房。所谓廊房，其实就是带廊子的屋子。这些房屋是专为出租出卖给商户经商的。清乾隆年间称廊房头条胡同、廊房二条胡同、廊房三条胡同，宣统年间改称廊房头条、二条、三条。老北京还有一些与商家店铺有关的“条”，如崇文门外的西花市大街附近有16条以花市命名的胡同，分别是花市东条、二条、三条、四条，花市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花市中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花市下头条、二条、三条、四条。
从明朝这里就有许多出售绢花和鲜花的店铺，地名因此而得。花市上头条，明时称头条胡同，清朝时该胡同被断为三截，改称花市上头条胡同、中头条胡同和下头条胡同，后简称为花市上头条、中头条和下头条。这些胡同所出售的绢花和鲜花各有特色，老北京人要买花，大多来这里。
另外就是与兵营有关。
有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将一些八旗兵营由内城迁到外城时，多以“条”来表示八旗兵所驻扎的街巷和胡同。宣武区中北部有个槐柏树街，它的西头俗称宽街，也称营房，因清朝时曾是镶蓝旗的兵营而得名。这条街的南北两侧依次排列着21条胡同，北面的自东向西，称槐柏树街北头条至十条；南面的自东向西，称槐柏树街南头条至十一条。从分布看，这里曾是一座很正规的兵营。
由此往东不远的宣武门外大街西侧，还有一个叫校场的街区，自东向西称校场北头条至六条及小五条、小六条、小七条、小八条、小九条等11个以“条”相称的街巷，显然这些名称也与兵营有关。另外，在崇文门外大街东侧也曾有一座正蓝旗的营房，共有14个带“条”的胡同，规模很大，现在也建成新的居民区。这些营房以“条”来称街、巷、胡同，既简捷方便，还很实用。
“中关村”因何得名
40年前的中关村，只是北京西北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而今的“中关村”，既是闻名海内外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也是“高新科技园区”的代名词。地名之由来史籍中未见记载，多有民间传闻，追溯寻源，其由来有六七种。
历史上的中关村位于海淀区东南部，东南部临近保福寺，西南部临近海淀镇，东北部临近三才堂，西北部临近成府。
关于“中关村”这一地名的由来，曾有不少学者追溯寻源，但说法不一，争议很大，多以传闻为佐证，缺少翔实的史料记载。综合起来看，目前对“中关村”这一地名的来历主要有七种说法。
由“中湾村”演化而来。中关村最早叫“中湾”，据说过去这里曾是永定河故道，有旱河流过。当地人称“中湾”，形成村落后，被称为“中湾村”，以后河道逐步消失，人们便把“中湾村”谐音成了“中关村”。
由“中官村”演化而来。据传明朝的时候，一个很有权势的太监攒了一大笔钱，便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开了一个茶庄，起名“中官茶庄”，因太监不能经商，便以“中官”二字暗指此茶庄为太监所开。“中”字乃是“内”的意思，过去指宫中的太监为“内官”。以后这茶庄附近逐渐形成村落，地名就被称为“中官村”。清宣统年间在编制《京师全图》时，因“中官”二字寓意太监，不太好听，故改为“中关”，并在后面加上“村”字，“中关村”这个地名就出现了。
由“居官屯”演变而来。相传畅春园、清漪园（颐和园）和圆明园建成后，皇帝和皇后都非常喜欢那里的景致，一年中有近一半儿的时间都住在里面，并召见群臣和处理朝政。因这里离城里较远，大臣们怕早晨赶不过来，于是就在离清漪园和圆明园都不远的村子里租住民房过夜，人称“居官屯”。后来英法联军烧了清漪园和圆明园，大臣们就不在这里租住了，但“居官屯”这个名字却流传下来，以后被谐音，叫成了“中关村”。
由“中官坟”演化而来。据传清代的时候有一位总管大太监，在这里购置了几十亩地，打算以后作为养老和葬身之地。没过几年他就出宫住到这里，以后陆续来了不少年老的太监，于是这里被称为“太监营房”，还建有一座太监祖师庙，里面供奉着太监的祖师刚秉。后来有太监死了，就埋在附近，逐渐成了得名“中官坟”，“中官”二字在过去有太监的意思。以后又死了太监也往这里埋，时间长了，这一带就成了“太监义地”，形成村落后，称“中官坟”，后因人们忌讳“坟”字而讹为“中官村”，以后又谐音为“中关村”。
由“中关屯”演变而来。据说清代雍正年间，在蓝旗营控制的辖区内设置五关，东关在五道庙，西关在苏州街，南关在石板路，北关在成府，蓝旗营汛防居中，所设之关被称为“中关”，此关扼住西南通向东北的要道。以后中关一带形成村落，被称为“中关屯”。后被改称为“中关村”。但历史上是否有“中关”，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已无据可考。
由“城关村”演变而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京城搭了许多大戏台，连唱数日，以示祝寿。在海淀镇东北面也一连搭了三座大戏楼，因高达两丈多，故称小城关。其北城关在圆明园南门的成府村外，南城关在今天的海淀黄庄附近，中城关在南北两个城关之间，也就是现在的中关村一带，后来人们就把搭建中城关的地方称为“城关村”，又因是中城关，也称“中关村”。
由“钟关村”演变而来。有人考证，历史上中关村的位置大致在今天中关村北侧的北大中关园一带。早年间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由于太小，也没有个名子。后因村里有一座小关帝庙，庙前有一口古钟，于是村里的人将此庙称为“钟关儿庙”，日子一长，这小村子就被称为“钟关儿”，有时也叫“钟关村”。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便谐音为“中关村”。
以上几种说法，听起来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均缺少足够的历史资料为佐证。据几位在中关村居住过的老人证实，这一带过去确实有许多太监的墓地，但是否被称过“中官坟”，没见到过明确的文字记载。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一带也确实被称为“中官”，他们曾亲眼看见过一些墙上和门框上写着“中官”二字，并以“中官屯”作为这一地区的称谓。六七十年代，这一带曾属于东升人民公社辖区，有蔬菜种植，后被逐渐开发。
40年前，中关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附近有不少的农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身居中关村附近科研单位的一批科技人员率先突破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从科研院所走出来，“下海”创办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将科研项目转化为科技成果。短短几年，“四通”“联想”“方正”“京海”“科海”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应运而生。这些企业大多沿道路两侧经营，到1986年底，从白石桥到中关村之间的道路两侧已有近150家民营科技企业，形成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此后经过不断探索和开拓创新，形成了“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2年5月在中关村大街矗立起一块高达8米的“中关村纪念碑”，给中关村以新的“定位”。
京城几多“望京”处
提起“望京”这个地名，在北京的名气可算不小。它位于朝阳区的东北部，在四环路和五环路之间，为北京的大型住宅区。其实北京称“望京”的地方还有几处，如望京楼、望京石、望京山等，但名气远不如朝阳区的望京知名。
作为北京的地名，“望京”二字最早出现在辽代，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关于“望京”的记载：“幽州东北三十里有望京馆”。但这个望京馆所处的位置并不是现在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望京，而是在距离此十余里的孙河（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一带。辽代的时候，契丹官员经常来往于辽国的陪都南京（今天的北京）和东北大后方之间，一些外国使臣进出南京城也都要在这里歇宿，辽国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驿馆，因设在孙侯（今孙河村），故称孙侯馆。又因这里距西南方的南京城只有几十里，据说天气晴好时能望见南京城的城楼，所以又称望京馆。辽国灭亡后望京馆便在此消失了，如今到孙河去找寻望京馆的遗迹，已是一无所获。即使是当地人，也大多不知望京馆曾为当地之旧称。
而今的“望京”之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因望京墩而得地名。望京墩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当时的明朝正处在战乱年代，北方蒙古族瓦剌部不断进犯，战事频繁。兵部尚书于谦为了加强北京城防，便奏请皇上：“京城四面，因无墩台瞭望，寇至不能知其远近及下营处，卒难提备，可用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筑立墩台，以便瞭望。”景泰帝马上恩准，不久在京城北面和东北面筑起几座瞭望的高台。当时“墩高三丈，阔十二丈”，日夜有重兵看守。明朝灭亡后，望京墩逐渐荒废。明代以前望京墩附近曾有一个小村子，明后期逐渐扩大，并分为南北两个村子，北面的村子较大，叫大望京村，南面的村子较小，叫小望京村。两村以一条小河相隔，大望京村居东，小望京村居西，其望京之名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二是说“望京”二字为乾隆皇帝所赐。相传有一次乾隆皇帝到承德避暑山庄时路过此处，他站在一个高台上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东直门的城楼，随即赐名此地为“望京”，从此附近的村落被成为望京城村。如今几百年过去，望京墩早已不见了踪迹，只留下望京地名。
除了朝阳区的望京外，北京还有几处称“望京”的地方。
望京楼位于密云县东北部，屹立在海拔近千米的古北口长城的最高点，据说如果天气晴朗时，白天可望景山和北海白塔，夜间可见北京城的灯火。它以“高”和“险”闻名，在金山岭长城上的百余座敌楼中独具一格。古人给这座敌楼命名为望京楼，也完全出于“望京”这个含义。它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双层碉楼，外侧的墙壁上有三个瞭望孔，东西两面的墙壁上各有一个瞭望孔。从碉楼墙壁上的文字砖来看，这座碉楼建于万历五年（1577年），由驻守古北口的明军修筑。其主要用途是观察远方的敌情，一旦发现敌情，就通过施放烟火或击鼓鸣锣传递信号，动员守城士兵立即投入战斗。虽然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但这座碉楼依然矗立于高山之巅，并成为人们旅游的著名景观。
望京石既是一个地名，更是一处著名的景观，位于八达岭关城东门外的道路南边，也是“关沟七十二景”之一。这块巨石头有三米多高，因修公路时垫高了路基，现在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了，而上面的“望京石”三个大字却十分醒目。说起“望京石”，还有不少掌故。当地传说，有一次天上的王母娘娘率众仙女云游至此，降落于该石上歇息，此石便有了“仙气”。仙女们想看一看人间的北京城，王母娘娘让她们登上大石，众仙女登石后，立即惊喜地欢呼起来：“遥望到京城啦！”从此这块巨石被称为“望京石”。除此之外，当地还流传着两位历史人物与此石的传闻，一位是李自成，另一位是慈禧太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大军打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当他走到关城东门外时，看见不远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还刻着三个大字“望京石”。这里能望见北京城，想必是离京城不远了，于是他登上那巨石之上，向着北京城的方向遥望，还真的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北京城。于是连忙叫来十几位将士也站在石头上望上一望，他们也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北京城，接着李自成命令将士们继续前进，向京城进军。不久，他们就攻进了皇城，推翻了明王朝。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之后，慈禧太后急忙带着光绪皇帝及宫眷西逃，直奔西安。到了居庸关附近，才停下来歇脚。慈禧看见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望京石”，便让人搀扶着登上那石头，向着北京城的方向观望。念及己身竟然落到如此狼狈逃窜之地步，伤心落泪。她足足在这石头上站了一个时辰。因那慈禧在这“望京石”上遥望过京城，从此这石头的名气就更大了，许多路过此处的人，都要登上这石头上向着京城的方向望上一望。据说晴天的时候，站是在这石头上仔细观望，还真能望见北京的德胜门箭楼。
望京山位于京东平谷区北部镇罗营镇，是一座数百米高的山峰，据说夜里站在此山上，可以看到北京城的灯火。望京坨在房山区十渡景区内，是海拔950多米的高山，据说站立在峰顶眺望，北京城隐约可见。望京台在密云县北部的云蒙山上，也是因天气晴朗时可以遥望北京城而得名。
这些以“望京”而称的地方大都位于北京城的北面、西北面和东北面，其原因是北京市西、北、东三面环山，自古就有“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之说。所以地势为北高南低，在原始环境没有被污染的年代，只要天气晴好，就能看得很远，特别是北京的城楼高大，紫禁城更是金碧辉煌，如果人在北京城的西北、正北和东北高地势较高的地方，即使远离数十里，也有可能隐隐约约地眺望到京城。
“八达岭”由来之说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部延庆县境内，以长城而著名，号称“天下九塞”之一，是都城北京的重要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集巍峨险峻、秀丽苍翠于一体，以苍茫的风光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口号而冠绝天下。
“八达岭”之名，最早时见于金代诗人刘迎的长诗《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和《出八达岭》。元代这里称“北口”，是与南口（今昌平南口镇）相对而言。此后才有“古人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形容这里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形势极其险要。然而，关于“八达岭”这一地名的由来却一直说法不一，甚至多达八九个“版本”，且各有渊源。
“八大岭”谐音说：八达岭山峦层叠，地势险峻，据说最初所建的长城在这里要转八道弯，越过八座大的山岭，所以当年兴建这段长城非常艰难，建筑材料难以运送到山上，工期迟迟完不成，曾先后有八个监工为修长城而死。最后通过“仙人”的“点化”，采取“修城八法”，即“虎带笼头羊背鞍，燕子衔泥猴搭肩，龟驮石条兔引路，喜鹊搭桥冰铺栈”，才把建筑材料运送到山上，所以人们就把这段长城称为“八大岭长城”，后来地名就谐音成了“八达岭”。
“巴达岭”谐音说：相传元代有一位叫“巴达黎黎”的皇帝到此，见这里关山险峻，层峦叠嶂，于是龙颜大悦，给此地赐名“巴达岭”，后讹传为“八达岭”。但此说不实，经查阅《中国历代帝王录》《中国皇帝大事年表》和《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等史料，均查不出元代有过叫“巴达黎黎”的皇帝。但却有一位叫奇渥温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帝，他就是元朝第四位皇帝仁宗，在位9年。其出生地在今天的八达岭所在的延庆县内，其名字中确含有“八达”二字，也许“巴达黎黎”是一种误传。若联想到元朝时皇帝每年要从大都（北京）到上京（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部）往来一次，而处于必经之地的八达岭，被这位皇帝乘兴赐名“八达岭”也是有可能的。
“八字岭”谐音说：从高空俯视，八达岭长城是建在一处呈“八”字形的山脊上，北一楼至北八楼是左边的一撇，北八楼至北十二楼是右边的一捺，所以最初的地名称“八字岭”，所修建的长城被称为“八字岭长城”。到了明朝，永乐皇帝巡视到此，站在长城上左右观看，觉得八字岭长城看着比较形象，但名字太俗了，于是改名为“八达岭长城”。
“把鞑靼”谐音说：明代的时候，八达岭一带有大量驻军，以防范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因明时汉人把东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鞑靼”，所以有人认为八达岭是“把鞑靼”（意为把守鞑靼之岭）的谐音。历史上，满族人多生活在今天的辽宁、吉林大部分地区，亦即山海关外，而离这里较近的应是蒙古族人。明朝迁都北京后最担心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所以在今天的八达岭一带部署了很多军队，守护边关。
“八卦岭”谐音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云游四方的道士云游到八达岭一带，他站在山上举目四望，但见这里的山川秀丽，景色宜人，便住了下来，在一个石洞里研读《周易》，并走遍了附近的八座山峰。每登上一座山峰后，都要朝四处仔细察看，并对照八卦图仔细揣摩，最后由东北向西南依次将这八座山峰命名为“乾卦岭”“坤卦岭”“震卦岭”“巽卦岭”“坎卦岭”“离卦岭”“艮卦岭”“兑卦岭”。但这些山峰的名字不容易记住，于是人们就将这八座山峰俗称为“八卦岭”，后来被谐音成了“八达岭”。
“八道岭”谐音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统率主力大军由西安出发开始东征，直奔北京城。三月十五日，起义军抵达今天的八达岭一带。据传大军征战到此时，因城关易守难攻，起义大军受阻于长城之外，数日不进，李自成不由得心急如焚。这时探马来报，说前方还有八道险关。李自成听罢长叹一声：“这里的八道岭实在是难以越过，看来强攻不行！”于是命令起义大军改道而去，后来这里被称为“八道岭”，时间一长就被谐音成了“八达岭”。
“八斗岭”谐音说：八达岭长城连绵起伏，将八座陡峭的山峰联系在一起，而每一座山峰都像一个扣着的大粮斗，不但坡度大，而且呈不规则多边形，由东北向西南依此排列，所以当地人将这八座山峰称为“八斗岭”。明弘治年间，曾对这里的长城进行修葺。一天，弘治皇帝朱祐樘“巡幸”至此，得知此地称“八斗岭”，觉得不雅。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山西、蒙古、张家口及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路径通达，于是重新赐名，将“八斗岭”谐音成了“八达岭”。
“八家岭”谐音说：很久以前八家岭一带并无人烟，到了元朝时才有人定居，因最初住在这一带的只有八户人家，并以放牧为生，故称“八家村”，放牧的高山被称为“八家岭”。后来村落越来越大，已有百十户人家，再叫八家村有些不妥，于是谐音成了“八达村”。而附近的“八家岭”也被谐音成了“八达岭”。
其实，以上几种说法大都缺少确切的文字记载，有些过于牵强附会。“八达岭”之得名，最可信的说法应是明代学者蒋一葵在《长安客话·边镇杂记》中的解释：“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因为八达岭是居庸关的外口，由此往北是延庆、赤城、内蒙古，往西是张家口、怀来、宣化、大同，往东是永宁、四海，往南是昌平、北京城区，可谓“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所以它是古代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和防卫前哨，素有“京北第一屏障”之称。
新机场址的历史与掌故
北京新机场位于京南永定河北岸的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礼贤镇和河北省廊坊市的广阳区，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然而，其原址所积淀的悠久历史文化我们却不应淡忘。
“京南首镇”榆垡镇
历史上，榆垡曾长期以物产富庶、人文荟萃而著称。因紧邻永定河，且属平原地带，水量丰沛，且以粮食、果木等作物生产为主，也是西瓜产地之一。
榆垡镇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张华的故里。据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固安县东北八里张华村头，村人指井栏八角焉，曰故宅处也。”1982年该村发现此八角井栏，经文物部门鉴定确系张华故里之珍贵遗物。
张华，字茂先，生于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范阳方城人（即今大兴区榆垡镇南张华村，西晋成村，曾名张贤里）。晋武帝时，张华官拜中书令。在西晋灭吴的战争中，张华力排众议，极力主张伐吴，以“度之尚书”之要职运筹谋算，保证军需，立下大功，晋武帝封其为“广武侯”，称之为“有谋谟之勋”。惠帝继位后，赵王司马伦与孙秀结党谋篡，张华拒从被杀。张华学识渊博、工于书法，被比作子产（春秋时政郑国政治家、思想家），著有《博物志》《异物志》《列异传》等，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
明末清初名将史可法的祖籍也是大兴榆垡镇。史可法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转平各地叛乱。北京城被攻陷后，他拥立明福王（弘光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官至督师、兵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史可法拒绝投降而被杀。南明朝廷谥之为“忠靖”，清高宗也敬重史可法英勇善战之举，追谥为“忠正”。
北京新机场西邻大兴区榆垡镇，该镇地处北京最南部，自古有“京南首镇”之誉，也被称为“首都南大门”。
据《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志》载：“榆垡元已成村，开垦者初以榆树为志，故名榆垡，曾名榆垡店，清为宛平县南重镇，1949年划归今属。该村地处近代永定河洪冲积平原，条状沙带地貌。”历史上榆垡镇是外埠进京的要塞通衢，明清时期出永定门向南有一条官道，经南苑、黄村、庞各庄、榆垡，过永定河至固安城，再向南可达南方各省。榆垡为清代宛平八镇之一，早年间，来自南方的各省官员、赴京应试的举子、商贾，若陆路进京，多经过榆垡，并在此稍做歇息，榆垡便成为进入宛平县的第一站，所以被称为“京南第一镇”，也被视为北京的“南大门”。
榆垡之“垡”为“耕地起土”之意。历史上这一地区地势低洼，多沼泽地，大约在唐宋时，沼泽才干涸，于是有人来此“起土耕种”，形成聚落后遂以最早耕种人的姓氏加上一个“垡”字而命名，或以附近风物而称，榆垡即附近多榆树，故名。“垡”字实为耕地、耕种的意思。
千年古镇礼贤镇
北京新机场北邻大兴区礼贤镇，它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曾以蔬菜生产为主，故有“京畿南菜园”之誉。
据《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志》载：“礼贤辽已成村，时名礼贤，取‘礼贤下士’之意。元、明曾名里险社、李贤社。清设礼贤镇。”“明清为畿南名镇，设巡检司、驻县丞，属京都顺天府大兴县管辖。清康熙帝南巡河工常驻跸于此。”“解放战争时期大兴县人民政府曾驻礼贤镇。1956年设礼贤乡，1958年3月随大兴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
礼贤镇旧有土城，始建年代无考。据传其东门砖雕楹联为“礼贤下士”“雅歌投壶”。该镇西侧原有一处黄土高阜，阜上建寺，称金台寿峰寺。相传高阜为春秋时燕昭王为招贤纳士所建，后人称为“黄金台”。辽代台西修建寿峰寺，其建筑雄伟，为大兴县之名寺。据1946年出版的《大兴县地图》记载：时该寺房屋佛像已荒圮殆尽，尚有楹联一对，上联为“黄金台畔犹闻郭隗之言”，下联是“即墨城边宜识乐生之志”。此联记录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佳话。
据史料记载：燕王哙七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攻破燕国，哙被杀。赵武灵王闻燕国内乱，将燕王哙的庶子职从韩国送回燕国。燕昭王元年（前311年），职被燕人拥立为王，称燕昭王。昭王为报齐灭燕之仇，复兴燕国，拜访郭隗，求计问策。郭隗以古人“千金买骨”为例，劝昭王广纳天下贤才，建筑“黄金台”，设“招贤馆”。此举天下震动，乐毅、邹衍、剧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皆来归附燕国。燕昭王采纳乐毅论功授爵受禄的政治制度，并改革吏制，制定严厉的法律，使燕国日益强盛。这段历史故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不仅为后人留下“招贤纳士”的美谈，还由此留下了“礼贤镇”这一地名。
礼贤镇南邻永定河，清代设有行宫，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曾驻跸于此。据传，有一年康熙帝亲自到无定河（后改称永定河）督导治理河患，当巡视到礼贤镇时，已是酉时，于是驻跸于礼贤镇附近的行宫。第二天一早，康熙皇帝换上便装，与工部大臣一起到河堤上巡视。他见几十名河工正在修筑河堤，但护堤用的木桩又细又短，且已打下的木桩间距很大，根本起不到保护河堤的作用，随即令工部大臣彻查。原来朝廷所拨筑堤银两被层层盘剥，大多被治河官员贪污，到了河工手里已所剩无几，施工时只得偷工减料。不久，调查结果上报康熙皇帝，他勃然大怒。于是，修筑河堤的“包工头”被押至大兴县大牢，都水司、营缮司、节慎库郎中等多位对工程督查不利的工部官员被革职，而贪污、克扣筑堤银两的几个官员有的被廷杖八十，有的被“秋后问斩”，连工部大臣也被问责。
“民俗之乡”广阳
北京新机场东邻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之名源自战国、秦、东汉时期所设广阳郡，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广阳区的前身为安次区所属辖域。“安次”之称始于西汉。《长安客话》称：“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遂隶涿鹿之阿。”釜山是指今河北保定、徐水一带，而安墟则是指今廊坊安次一带，即今广阳区九州镇北常道村附近。夏商时，这里属冀、燕、幽州。周武王封召公长子于燕，设采邑常道城，常道城即古安墟庄《廊坊安次志》称：据考古发掘，7600年前广阳区境内已有先民繁衍生息。上古时期，辖域为安墟地。秦代属广阳郡。广阳郡设置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0年），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郡遂废除。汉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刘彻封皇子刘旦为燕王，设置燕国。元凤元年（前80年），燕国废除，又改为广阳郡。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刘建为广阳王，改广阳郡为广阳国。王莽新朝改为广有郡，东汉复称广阳郡，其下设蓟县、广阳、昌平、军都、安次五县。
西汉高祖初年（前202年），置安次县，隶属幽州渤海郡，县治在古县村（今廊坊市古县村）。“安”即安全、平稳之意；“次”指远行中的住所；“安次”即是和谐、安稳、祥和的住所之意。东汉永元八年（96年）复设广阳郡，安次县属之。此后千余年几经变迁，民国时仍称安次县。1988年9月改称安次区，2000年调整安次区时划出部分辖域增设广阳区。
广阳区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有“民俗之乡”的美誉。炊庄村高腔戏音韵宽厚，唱腔声调高锐，以锣鼓伴奏，一唱众和，委婉抒情。东尖塔音乐会和南汉村音乐会均属佛教音乐，主乐器为管子，伴奏乐器有笙、笛、云锣等，曲调古朴典雅。此外，南王力村“高跷会”同样享有盛誉。南王力村所用的高跷总长一米二，表演时双脚离地八十厘米，集体演出时配以小车会、秧歌会、龙灯等，集歌、舞、戏、杂技、武术于一体，热闹非凡。
广阳区还是历史文化名人韩延徽和吕端的故里。韩延徽，字藏明，生于唐中和二年（882年），幽州安次（今属廊坊市广阳区）人，曾奉命出使契丹时被耶律阿保机留用，成为他身边的主要谋士。后辅助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其子孙世代在辽为官，开创幽州韩氏一族。吕端，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宋朝名相，为官四十年，为相四年，是宋太宗、真宗两朝重臣，更使其名声远扬的是两个著名的典故，即“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以及“宰相肚里能撑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