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于公历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诞生在奥廖尔城。父亲是破落的世袭贵族，很早去世。母亲是富裕的地主，极其专横任性，她手下的农奴们经常受到残酷无情的惩罚。这种惨状引起了屠格涅夫的愤慨和抗议。他说：“我诞生并成长在殴打和折磨的环境里。”“那时候我心中就已产生了对农奴制的憎恨。”这种憎恨便是他后来创作《猎人笔记》的动机。
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的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古典语言学的课程。在国外结交了俄国哲学家斯坦凯维奇和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同他们一起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别林斯基，这段友谊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发展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了。
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鲜明的反农奴制特写，这就是《猎人笔记》，这个总的题名是当时《现代人》的编辑给加上的。这些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招致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一八五二年，尼古拉一世以屠格涅夫在报上发表哀悼果戈理的文章为借口，把他放逐到故乡并加以监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时，教育部大臣上书给尼古拉一世说，屠格涅夫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批准《猎人笔记》出版的图书审查官因此而被沙皇撤职。
一八五三年年终，屠格涅夫流放期满，来到彼得堡，在那里积极给当时最进步的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撰稿。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徒有崇高的憧憬，却不能采取积极行动，正如后一作品中主人公所表明的，他们这个阶级不能再在历史上起领导作用了。
五十年代末期，屠格涅夫是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警钟》杂志的积极的通讯员，他常常写信给他报道国内的情况。然而在他的信件中总不免流露出自由主义的思想。
随着俄国的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落后的农奴制成了工农业发展的障碍，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尖锐化了。头号大地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1]就在这时候，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阶级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早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某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支持民主主义者消灭农奴制的主张。但是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进行农民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害怕革命，转而同专制政体接近。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观点在这时候也随之起了变化。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羡慕温和的君主制和贵族的宪制”[2]，对亚历山大二世寄予希望，热烈欢迎他自上而下的改革。
正在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屠格涅夫发表了他首次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表现了当时革命活动家出现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社会政治斗争激化的情况下，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曾有显著分歧，现在，由于他不同意他们从《前夜》引出的革命结论，终于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彻底决裂。一八六二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刻划了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贵族两个阵营的尖锐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这场斗争中的思想立场的深刻矛盾。
一八六二年后，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摧残，屠格涅夫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更有所发展。一八六三年，他竟“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3]。一八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最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思想矛盾中的消极的一面。他在揭发当时俄国统治者的反动面目的同时，却公然诽谤流亡国外的民主主义者。
屠格涅夫生涯的最后十五年主要是跟他在一八四三年就结识的法国女歌唱家薇亚尔多一家人一起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都德、左拉、龚古尔、莫泊桑等人。他是俄罗斯文学在国外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在对国内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描写里，表现出拒绝革命改造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住在国外的时候，每年都要回国一次。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〇年两度归国时，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他曾表示要迁回俄国，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一八八二年初，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于次年九月三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逝世，终年六十五岁。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早期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以前，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内容上还没有触及到农奴制时代俄罗斯生活的根本问题。创作上的不满意使他感到苦闷，他曾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
在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就具有反农奴制的性质。然而那时主要是从道德观点出发来保护农民的。到了四十年代，农民暴动次数的不断增长，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使得农民逐渐成了文学上的主要人物，也成了屠格涅夫笔底下的主人公。
《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作子一八四六年，发表在一八四七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上。此后在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一年间，《现代人》杂志上一共刊登了二十一篇特写。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初次刊印《猎人笔记》单行本，在其中增添了一篇《两地主》。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又加入了《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轮子响》（1874）和《活尸首》（1874）这三篇。这个包括二十五篇特写的集子就成了最后的定本。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正像别林斯基在评述《霍尔和卡里内奇》时所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扬《霍尔和卡里内奇》的意义，给屠格涅夫以很大的鼓励。几篇有巨大的社会性讽刺意义的特写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1847）、《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1847）、《总管》（1847）、《事务所》（1847）、《莓泉》（1848）等，都出现在别林斯基逝世之前，其中尤其是《总管》和《事务所》这两篇，触及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是作者在同别林斯基思想上最接近的一八四七年夏天写作的，当时他正陪同患病的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休养。
可以说，《猎人笔记》里大部分特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来反对农奴制的。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凡的慈费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这里还有《两地主》里的斯捷古诺夫，他认为“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归是农人”，他“为了爱而惩罚”（鞭打）管餐室的老头儿华西亚，“带着最仁慈的微笑”倾听这鞭打声。这里刻划得最出色的是《总管》里的宾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经利用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他写道：“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接着列宁又说，这个地主是“那样地人道，……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真像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4]。
像斯捷古诺夫和宾诺奇金之流的地主任意打骂农奴，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柯罗连柯指出：“这一切现象和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而可怕就在于这普遍性。”《猎人笔记》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揭发力量，也正在于它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来向读者揭示出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倚仗地主的势力，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和《总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尔和卡里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反动谬论。霍尔离地主老爷的“保护”远，所以生活好。卡里内奇有行猎的老爷的“保护”，反倒连草鞋钱都落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民生活的阴暗画面：希比洛夫卡的农民脸色沮丧，特别是安底缽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总管》）。符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去向地主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赶了回来；斯交布希卡穷得“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糊口”，受尽欺压，甚至连打喷嚏和咳嗽都胆小害怕（《莓泉》）。还有那穷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在雨夜去偷窃树木，差点儿被效忠于地主老爷的守林人断送了性命（《孤狼》）。……一切一切，都说明了他们过的是怎样含垢忍辱、水深火热的日子！
不消说，农民们对地主是怀着一定的憎恶的。《孤狼》里的那个农民在绝望之余，突然从顺从和恐惧转而把怨恨发泄在守林人身上；《总管》这一篇的末了，农民安巴季斯特骂索夫龙是“畜生，不是人”，“真是一只恶狗”；《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则通过宗教形式表达他的某种反抗情绪。
然而《猎人笔记》里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抗，这固然与作家的思想立场有关，但也由于当时检查制度的限制。屠格涅夫原来还打算在《猎人笔记》里加入两篇特写，一篇是描写农民直接惩治地主的《食地兽》。他说：“在这个短篇里，我要描写一件在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实：农民们杀死了一个地主；这地主年年夺取他们的土地，因此农民们称他为‘食地兽’，他们强迫他吃下八普特最肥沃的黑土。”另一篇题名为《俄罗斯的德国人与改革者》，其中提到一个具有“治国大才”的某地主，这人“老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发号施令，运筹策划，——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农民，硬要他们照他的程序去吃、喝、办事；夜间起来绕着农民们的房子走，把人们叫醒，老是监视着……”据屠格涅夫说，这人跟沙皇尼古拉一世相像到可惊的地步。显然，这样一类作品，在当时，“检察机关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它通过的”。
《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描写农民大众的备受压迫，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他们来同“文明”而“高贵”的地主的残暴行为相对照。《霍尔和卡里内奇》给我们展示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农民的美好的精神面貌。霍尔具有务实的思想和性格，积极有为；卡里内奇则是俄罗斯农民中的一个诗趣盎然的人物。《美人梅奇河》里的卡西央热爱祖国的自然界，而同时又意识到“人间是没有正义的”，所以他要穿着草鞋去找求真理，幻想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的地方。在《白净草原》与《歌手》里，屠格涅夫以细腻的笔触来揭示农民及其孩子们的饶有诗意的心灵和对于自然美的热爱，同时又描绘出他们所处的悲惨的现实环境，例如雅科夫的扣人心弦的优美歌声同外景丑陋的贫穷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深思这种不相协调的情景的社会根源。
《猎人笔记》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农奴制下遭到悲惨命运的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农家妇女：《幽会》中的农家女子阿库丽娜的纯洁天真的感情受到了地主的家奴的无情糟蹋。《活尸首》里的露克丽雅长年卧病在床上，还关心受苦的农民，央求“猎人”劝他母亲给他们减租。《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的聪明美丽的阿丽娜受到她的刁钻古怪的女主人的摧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里的热情勇敢的马特缭娜一生的幸福被愚钝而无聊的地主的残酷行为破坏了。这些残酷行为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在他母亲的庄园里看到过。正像卡拉塔叶夫一样，有一次屠格涅夫曾把一个要被他母亲出卖的婢女隐藏起来，并且用手枪来抗拒警察局长的搜查。
由于屠格涅夫对农民及其处境作了真实的描写，加强了社会上对农奴制的抗议，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感谢。有过这样的故事：某一次屠格涅夫从乡村到莫斯科去，在途中的一个小站上，遇到了两个像是小市民或者厂里的工人的年轻人。他们脱帽向屠格涅夫深深鞠躬。其中一人说，“以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
《猎人笔记》并不限于农民的题材。例如《县城的医生》描写了“小人物”的主题，体现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相像的特征。在《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这一篇特写里，作者把贵族庄园里的哈姆莱特们的精神失常和萎靡不振同人民的健全而坚强的性格相对照。
在《猎人笔记》里也表现了某些没有受到农奴制腐蚀影响的地主。作者怀着同情描写了爱上一个普通农奴女子的卡拉塔耶夫、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骄傲而公正的且尔托泼哈诺夫。在屠格涅夫看来，即使是地主，只要不是典型的农奴制拥护者，也还是俄国社会的积极力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屠格涅夫对俄国贵族还抱有希望，极力要发掘他们的积极因素。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的一番话多少反映出了屠格涅夫的基本思想：“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应该爱护农民，“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因此，屠格涅夫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残酷虐待农民的农奴制拥护者，而不是整个贵族阶级。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性，发展到后来，使屠格涅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表示效忠。
《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是一幅充满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的风景画。屠格涅夫是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托尔斯泰曾称颂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说：“这是他的拿手本领，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
《猎人笔记》的写作技巧是很出色的。赫尔岑称《猎人笔记》为“屠格涅夫的杰作”，他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这部作品，屠格涅夫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早期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这里几乎连痕迹也没有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丰富、明确、朴素、生动。这种语言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对自由主义者写道：“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5]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
《猎人笔记》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轻的托尔斯泰在创作短篇小说《伐木》时读了《猎人笔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的，读了他这作品之后很难动笔了。”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
屠格涅夫的创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大的声誉。特别是《猎人笔记》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给世界文学以有益的影响。西欧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把屠格涅夫看作“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乔治·桑和莫泊桑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猎人笔记》里的风景描写使都德感到莫大的喜悦。莫泊桑曾渴望着按照屠格涅夫这些故事的样式写一些猎人故事。
《猎人笔记》的出版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屠格涅夫自己写道：“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将是我给俄罗斯文学宝库的一点贡献。”而事实上，《猎人笔记》已经不单给俄罗斯文学，而且也给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
丰一吟
一九七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