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一年后贺庆生返乡回到了阳坝村。
这个村子基本是平田平地，算是平坝中条件最好的小村子（生产小队）。村里的土地分布在几个沟坝缓坡上，一条县级公路从村子中间穿过。三百来号人八十多户就分散在坡坡坎坎和坝子中，差不多都是散庄户人家，只有秦、刘、张几家大户族才围成一个院子。村里自然条件算是不错，土地也算肥沃，可就是不长庄稼，稻麦一年两熟，一亩水稻平均收三、四百斤，一亩小麦平均收二三百斤，一个劳动工日三五毛钱，一天挣工分十分算一个工，一年干下来挣三百六十个工日，天天都不缺工才行，一般情况下男人挣三百个，女人挣两百四十个。一年到头折合工钱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元钱。口粮分红时每斤稻谷差不多一毛钱，人均口粮一年分400斤稻谷，折合四十元钱。假如一家五口人，就分二千斤口粮，收二百元钱。你的总工分是500工日往高里算折合二百五十元钱，扣除口粮款两百元，你就是“余粮户”，生产队给你发余粮款50元；如果你的工日款只有180元，就是“缺粮户”缺20元。四百斤毛粮可打粗米260斤，那时人们吃饭全靠粮食，一人一顿随便吃一斤米，因为吃肉少，肚里没油，所以吃米面就特凶。年年不够吃，到了腊月里就得向队里借“储备粮”，过年时就是靠“储备粮”过年了。这还算是好的生产队，那些差的，年工日两毛钱一个，分口粮两百斤一人，那就惨了。但往往奇怪的是两毛钱一个工日的地方老百姓日子过得比五毛钱地方还好，这个情况庆生后来结婚后才知道，原因是越穷的地方自由化更多些，老百姓连偷带赖哄上级，而那些“学大寨”地方，就靠死干活干死活，凭工分吃饭，为“革命”干活，所以越干越穷，阳坝就是这样的典型。一个姓张的泥水匠被人请去当了三天大工，回村后即被撤销“贫协小组长”帽子，所挣十元钱交队改记工日，自己还被生产队“斗私批修”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干过了。
庆生回到阳坝村正值冬天，气温也在零上五六度，庆生穿单裤就过冬了。那个时候，村里还保留着千百年来的生产习惯，稻麦两料用地区别：种水稻的田始终是水田，而种小麦的是旱地。汉江边上至今也还在一些山沟沟里保留着“冬水田”。
也算是遇上了，也算是一次人生考试，庆生接到的第一个生产队派工，就是犁冬水田。
庆生并没感到这是没人愿干的活，更没觉到是否是谁故意收拾（整治）他。就把单裤挽至大腿，把母亲留给她的一件半旧麻麻色的中山装棉衣用布绳一扎，套着牛就下水了，刚开始一下水，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刺心的冷啊！牛一下田，拉着犁头就往前奔，犁头就在水面上跑，庆生就跟着跑，结果稻田的土地就没有被翻过。水一清看出作弊就得挨批，而犁头一扎深，牛拉不动就停下了，打也不走。庆生不冷了，浑身由冷到热，泡在水里的腿也开始适应了，半截小腿扎入泥里后倒还有点温热的感觉。他只是急的咋样才能既要把水下的土面翻过又要使牛拉得动走得起来。就这样急了一天，才犁了四五分田。
老队长刘高成在第一天时出现在田坎，看着庆生那副认真和有些笨拙的样子，把旱烟锅从嘴里拔出来说：
“力用在手上，扎好犁头尺寸，两天就会！”
其实到了第二天时，庆生已经从中摸索出了一些道理，关键在于左手要把犁把掌稳，不深不浅，让牛能拉动，犁头扎深五寸，平稳向前，就能加快速度。第二天庆生犁了八分田。一口气，他坚持了七天，越来越顺，最后一天犁一亩半还多。庆生觉得，一咬牙就过来了，人冷在于不活动，活动开了，浑身发热。
收工后，庆生就下到村子边静静流淌的一条小河里，在小桥边水稍微深些的地方，把腿上的水锈用小石片从上到下一一刮磨，把两条腿打磨得红通通的，用清清的河水洗净然后回家。
这里，也就成为了日后春夏秋冬常常光顾的地方，河中的石头，河边的石条，一年到头汩汩流淌的清流，就永远地停留在了心中。甚至与后来一生相伴的妻子多少次的小河洗灈，以及那个秋天小河话别的情景，也都永远地镌刻在了庆生心中，成为了永久的记忆。
千百年来，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总是还要有人种田。农民默默地躬耕陇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万斛血泪维持自身生存并提供着社会需求。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贬了职的官员被发配流放，是到最边远贫穷的地方，得靠务农图存；犯了法的囚犯被押解到边远的劳改农场，以劳动来改造灵魂；文革中走资派被遣派到“五七”干校，更是拉牛犁田打耙务农。
土地是根农民是本，土地是母农民是父。农民趴在土地上，是社会三十三层天的最底一层。庆生当了农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苦和累，也才产生出了同这些底层人们一样的感觉。多年后，他都不能忘记那赤脚抠着陡滑的山路，淋着大雨，背着百十斤青草，饿着肚子一步步挪向阳坝公房的情景……
19.文革的重压，使得庆生几年里在精神上一直深深压抑。在学校，他为自己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加入共青团和当上红卫兵而懊恼，但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充满疑问：那么恩格斯、周恩来出身富豪却怎么也投身革命呢？在学校“复课闹革命”的两年中，他一面谨慎地参与着学校的“斗、批、改”，一面悄悄先后向班主任老师借来了《联共（布）党史》，列宁《国家与革命》等政治书籍，并大量阅读了《青春之歌》《红岩》《烈火金刚》《创业史》《吕梁英雄传》以及《家》《春》《秋》等小说，接受了不少革命英雄主义文学的教育。慢慢地，庆生把生存的屈辱归集到了出身和环境上，他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改造自己，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后来，他竭力支持和鼓励母亲离开秦光明，他感到自己长大了，可以养活母亲了。更要命的是说不定哪天他也将和父母一样被拉上批斗会。七一年冬，贺庆生正式回到阳坝后就开始了母子俩相依为命的生活。
庆生把一间房子从中隔开，后半间支起两张木板床，一个给母亲住，一个自己用；把前半间一半做灶台，一半做了个小小的供桌，在上面精心地裁剪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侧画像，用几十条光芒四射的红纸贴成太阳的光芒，下面是他自己书写的不算很差的大字：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贺庆生个头长到了一米七二，高额大眼，略方的脸庞透露出些红，牙齿白亮，胸肌已经开始悄悄隆起。由于母亲凌芬的教育和影响，庆生神情忧郁但不失热情和机敏，穿着虽极为普通，但总是干净整洁。回到阳坝后，经历了七日冬水田犁田考验，夏天收小麦脱粒时燥热的耐磨，劳动已经过关了。七月里收割水稻时，庆生肩挑一百五十斤水谷子，脚趾扣着泥路挑往生产队公房院场，担子压在肩上一个劲往肉里抠，脚下稍有打滑便会摔跤。有个社员给他说：“这小伙不错，担打不抡，搁下换肩。”刚一听以为是表扬，细一想却是揶揄。
但一直到离开生产队，庆生还的确没锻炼到百斤担子左右换肩不停不歇。可是历经了犁田，打坝，种麦，插秧，打场收割，上山割草，拾粪，下茅坑起粪角子等一系列艰苦劳动锻炼后，庆生的身体结实多了，胳膊腿粗了，脸色也红了，阳坝村民们对这个后生的看法越来越好，说这娃有礼貌，能吃苦，见人也亲热。村子里有几个姑娘也暗中喜欢他，特别是队长刘高成的女儿秀秀，就在几次接触中暗示过爱慕之情，只是庆生自知出身，从不敢妄自张狂，没有过一点表示。
贺庆生继承了母亲的长处，待人热情谦谨，跟谁都友好相处。老队长刘高成很赏识他，后来让他当了队里的记工员。记个大寨工，满工10分，分成了上中下午3、4、3三个时段工分值，缺勤的，晚到的，都按规定扣分，庆生只是到了快收工前一小时就跑遍各干活点记工分唱工，记得准确快捷。老队长称赞不已，说以前记工员要整整半天，庆生才一个小时多。过了两年，老队长又推荐庆生当了生产队的出纳，那时管理的钱很少，全队交公购粮收入的钱给社员们一找补，账上就剩千把块钱了，但庆生做到了日清月结，从没有过失误。
庆生逐渐与这里的群众融入了，他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努力地与秦光明划清界限。在又一次的批斗会上，当他控诉秦光明死皮赖脸纠缠母亲时，秦光明面露微笑，说那是我跟你妈的事！庆生就见不得秦光明那幅嘴脸，一下子回忆起了那个晚上秦光明厚颜无耻地把大门把住，涎笑着对母亲说：“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的女人，想要随便走人，没门！”母亲气得拿头撞去，却碰在门框上，头破血流被秦光明又赶紧抱住，从墙角扯下一网蜘蛛敷在额头上扎住，硬是把母亲按在床上盖上被子。想到这里，贺庆生恶向胆边生，伸手就给了秦光明一个耳光，骂一声：
“打死你个不要脸的癞皮狗！”
“啪”的一声！秦光明冷不防被庆生实实拍了一个巴掌，先是一怔，接着又厚涎地笑了，悄声说：“你打得好！”话没说完，在群众的一片怂恿的喊打声中，秦光明显示出了无比的沮丧。
而此刻，贺庆生的心里却咯噔一下，后悔已晚。
秦光明的女儿红艳因了庆生这一巴掌，一下子改变了对哥哥庆生的印象。毕竟是你的继父啊，毕竟在一起度过了十年啊，你怎么那么狠心呢？还有，你也不去想想你的妹妹心里会怎么想啊？全然没顾及到我的父女之情啊！红艳当时没有在场，是后来爸爸告诉她的，红艳一听就站起身说，我找他算帐去。还是秦光明拦住了她，说算了吧，不要影响到你们一辈人的兄妹感情吧。话是这么说，但秦光明把这事多少有些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女儿，他好像有意让女儿恨庆生，但又害怕女儿真的恨了庆生，人就这么奇怪，能怪谁呢？
上学的红艳星期六回家，专门找到庆生的新家非要他出来说话。庆生明显哆嗦着，不想出去。他知道红艳为的什么？他怕红艳伤心难过，怪只怪自己当时怒火中烧，忘乎所以，当时连红艳都一点没有想起。这会红艳找来了，他才想到了人家毕竟是亲生父女啊，更何况秦光明家最可留恋的就是这个小妹妹。红艳对庆生俩小无猜，庆生当抱母鸡时，红艳总是紧紧牵着哥哥的衣服，在游戏场中左躲右闪，不让老鹰叼住，而庆生总是左右腾挪，前后扑救，紧紧地保护着红艳。雨季里上学要过一道河，庆生背着妹妹，红艳趴在哥哥背上，迷了眼想着哥哥的好处。过了河还趴在背上不下来，哥哥叫了，红艳这才清醒，连忙给哥哥说哥哥受累了，说着在哥哥的脸上亲一下，哥哥就高高兴兴吹起口哨，俩人手拉着手跑到学校。尤其是文革的第三年，大辩论中红艳勇往直前，把对方那一派的娃娃们辩得哑口无言，几个小伙伴竟然叫来一伙中学生反派围困红艳，有几个年纪大点的动手动脚，要把红艳拉走。正在危急时候，哥哥庆生突然赶到，与几个学生撕扯起来，不料被人一拳打得鼻血长流，红艳吓得要哭，庆生把血一抹，大吼一声，有种的上，我今天拼出去了！那几个学生一看庆生满脸是血，吓慌了神，就嚷嚷着开溜了。红艳赶紧拿出手帕，给哥哥擦去脸上的血迹，回去的路上又在河里用水撩着给哥哥洗干净。红艳说，哥哥亏了你，要不我今天还不知咋样呢？庆生说，我就知道你爱往前冲，小小年纪天不怕地不怕，这回知道了吧！要不是同学来报信，你今天是非吃亏了的。红艳扑哧笑了，心里对哥哥的崇敬又添了几分。临到七一年哥哥离开家的时候，那晚红艳紧紧拉着哥哥的手不放，只是眼泪不停地流，她不知该怎么劝哥哥，又看着家里父母被批斗，也想着让妈和哥哥能躲过劫难，但是割舍不掉几年的兄妹情感。这时红艳已经十四岁了，十三四岁的姑娘家虽生活差点，脸色黄点，但还是掩不住青春气息，身子已显现出了线条和坡度。哥哥庆生也舍不得妹妹，只是为了前途，为了划清界限，他摸着妹妹止不住流泪的脸庞说，别伤心红艳，我永远记着你是个好妹妹！红艳只是双手紧抓着哥哥的手不松。把头紧贴着哥哥的胸，呜咽着，喃喃着。
此时，在房后的小坡梁上，还是哥哥和妹妹，却似乎已经没有了温情。哥哥扯了把稻草说，坐下吧，你就说吧，骂我吧！红艳一肚子的火气，一见哥哥庆生却发不出来了。顿了好一阵子才说：
“哥，你受委屈了，但你不该打爸！”
庆生语塞，一时找不出理由。末了却说：
“我知道我们兄妹情分断了，你还我一巴掌吧，我该打！”
红艳听罢忽地怒火冲出，“你该打”！她伸出巴掌，却在空中停住了。
庆生一动不动，准备迎接那重重的巴掌，等着没了动静，抬头望去，却见红艳飒飒抖动的身子和举起来的一只手掌。庆生忍不住了，他抓着红艳的手往自己脸上抡去，但红艳却一下子扑到哥哥怀里，哽咽着说：
“哥哥，我不会打你，我会恨你一辈子！”
庆生眼泪也流了出来，滴在了妹妹脸上，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此刻，太阳快落山了，夕阳西下的余晖露出一抹彩霞，竟然把俩兄妹的身影镀出了一道暗红色的圈子。
中国的人伦在文革中被遗忘，对人伤害最重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有的是因为政治，有的是因为历史，有的因为爱情，有的是因为仇恨。而这些原因，却都深深地隐藏在的生活之中，人们没有，也来不及去思索和回味，只是那些苦思冥想的人有时才会悟出一点道理。
为了这一巴掌，贺庆生算报了秦光明侮辱母亲的仇，报了秦光明打了他一拳头的恨。但这一巴掌，却使一个年轻的心灵欠下了永恒的负债，忏悔了一生一世。多年以后秦光明死了，贺庆生回到秦光明的坟头鞠了一躬，叩了三个头，算做了负疚的忏悔和对秦光明的告慰。
20.当贺庆生已经融入这个小山村里时，他也深深感到了，红色运动不是能让所有角落的人都积极卷入的，总有些迟疑着的人们和沉淀着的思想，他们或者不愿跟着，或者跟不上运动的步伐。于是就在社会的风暴中躲在某些安静的角落，仍然平静地面对一切，保持着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他们说，不管啥人，不害人就是好人。不管红爷绿爷，能给老百姓饭吃的就是好爷。庆生原以为老百姓都是像杜宪娃一般的人，而后来发现还有许多老百姓并不买杜宪娃之流的帐。他们看人看事，总会以实际，而不是看你会说的咋样。
庆生竭心尽力地为大家记工，当出纳员。努力地发挥着自己的写字和表演节目的才能，在大队演出时，他与其他一个知青合演了自己编写的双人相声《农民和土地》，受到好评，后被公社、县上调研选入，更激发起庆生革命的热情和劲头。这一年，庆生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光荣地接收加入了共青团。
恋爱的故事差不多都一样，而不同境遇的恋爱却是不同的酸甜苦辣。
庆生劳动好爱干净，讲礼貌，又有文化，村里的好几个女子暗中看上他了，但一说起家境就都摇头，没有了爱的勇气。而庆生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从不做非分之想。
冬季，国家为了三线建设需要，要在甘肃和湖北之间修建一条铁路，既接应西南西北，又连通江南广东，这段铁路其实就是个连接线。但这条铁路要跨越秦岭巴山，山大沟深，地质复杂。困难再大也要上，毛主席说没有路骑毛驴去，三线建设要加快！全省征发了几十万民工，全线开工，民工们以师、团、营、连建制编入，以县为师，辖区为团，公社为营，大队为连，各级均设师团营连长和政委教导员。一时间几千公里的地面上数个工段同时开工，一场人民战争的铁路大会战如火如荼。民工们住在茅草盖顶、青棒做床的工棚里，一个排一处房，男女分住，虽四处漏风但几十个青年人挤睡在一起，倒不感到太冷。工地上红旗招展，车来车往拉土的架子车，男女民兵们你追我赶的热气充满了山沟。炮声轰隆，打几十米深井填装成吨的炸药把一座座山头连根拔起。这支农民队伍一旦整编，却也显示出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他们硬是靠着镢头、铁镐和拉土车，靠着钢钎雷管和炸药，使铁路路基不断向前延伸。好几次，成营连的民兵拉起架子车从百里以外的县城拉运水泥，星夜兼程，一路上红旗引路歌声起伏，年轻的男女民兵一夜间跑八九十里路不在话下。好在七十年代生产毕竟发展了，民兵们一月四十五斤粮食，每天一斤半，每顿一大蒸馍一碗烩菜，油星少点但大锅菜还真香！
庆生第二批应征入编，与阳坝村几十个男女青年一起上了铁路工地。那是一个秦岭山区县的深山里，师部设在当地的区公所，团部设在离工地十多里的公社所在地，营连就在山里。庆生所在的营部在一所山村小学，连部就在一户村民家里。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山里更冷。
铁路路基遇到沟壑时必须先建涵洞，把水路打通。工地上，民兵们脱掉棉衣干活并不觉冷，庆生打着光脚下到水中清淤，大家用铁锹一铲铲把脚下的淤泥铲出运走，然后用石头和水泥砌起三米多宽的基槽，再打木栱圈梁水泥封顶，一般三十多米的一个涵洞，大约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
队长刘高成女儿秀秀也当了铁路民兵，其实她与其说是上铁路当工人，还不如说冲着庆生来的。她早已在心里有了庆生的影子，在生产队干活时总想和庆生挨在一块，看着庆生母亲挨批斗时总为庆生担忧，听到父亲偶尔说起庆生是个好娃时心里就充满甜意，要不是庆生出身不好，也许她早已主动向庆生坦露了心声。
后来庆生和母亲独立生活了，让她看到了更大的希望。本来她可以不来的，但她硬是说通了父亲，与庆生一起乘坐一辆大蓬汽车后半天出发，迷迷糊糊天快亮时被拉到了这个叫木竹沟的山里。虽然劳动累些，但她精神饱满浑身有劲。那天她也赤了脚下到水里，不觉有些刺骨，但她还是坚持干了大半个小时。工歇时正好和庆生坐在一起，就问庆生你冷吗？庆生说不冷，干一会就热了！秀秀说我的脚冻起疙瘩了，痒得很你帮我看看。他们一问一答着。庆生望了一眼秀秀，看她脸色绯红，说；
“自己揉揉就好了，把血脉揉开！”
秀秀仍红着脸说：“我揉不动，你帮我揉！”
庆生说：“那你把脚伸过来。”
虽然已是七十年代了，但那时的男女也还是有点授受不亲的。农村反倒好些，农民开起玩笑来，说话粗野玩笑粗俗，但事后想来农民的话竟是那么传神，甚至把男女之间的事也露骨地骂了出来。什么“挨球的”“坏怂（song）”“日你妈”“杂种”“狗日的”等等。当时，也就习以为常变成口头语，有时也有用于亲昵的地方。
秀秀说“这狗日的还真痒！”
庆生笑了。边笑边把秀秀的脚后跟由轻到重的揉搓了几遍，偷偷用眼光扫视一下周围，生怕被有人看见。突然间秀秀悄声给庆生说：
“晚上我找你，房后坡弯见，有事！”
庆生一怔，好一阵子没回上话，最后说了句：
“有话改天说吧。”
后来又有过两三次类似的接触，秀秀步步紧逼，势图要庆生明表态度，但庆生却是圈来绕去，从不正面回应。过了两个月，庆生被营长看上，抽调去当了营部宣传员，因为前两任宣传员不仅不会写画，甚至连个喇叭宣传的功底都没有。自庆生去后，在工地现场办起了生动的宣传栏，里边有表扬有批评，不少人都去看了。一个营几百号人，庆生站在全营队伍前面教唱《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毫不怯场。在工地现场庆生组织了各连宣传员，一会唱歌一会说快板，一会鼓励，干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晚上，营里干部们都睡下了，庆生还在40瓦的电灯泡下写文章编简报办专栏，常常忙到深夜，有两次竟然整整干了一个通霄。
当庆生知道秀秀私自回家而且不再回归连队的事后心里充满内疚，几日里也觉得无精打采，偶尔还到秀秀相约去过的三连后坡弯上一个人坐在那里发一阵呆。他也是喜欢秀秀的，但他不敢去爱人家。一段朦胧的故事就这样告终了。后来秀秀心死了，很快就嫁了一个复员退伍军人，因性格不合经常打架，偶尔回娘家时只要见上庆生就泪眼花花，庆生就感到自己歉疚了秀秀。
秦岭南坡的山就是冬天也还有长青的松柏，寒梅在腊月里怒放，红的白的花朵装点着庄户人家的簇簇竹林，袅袅炊烟飘绕，使得山间田野笼罩着一层恬静和神秘。其实，在民兵连队，虽是荒野山沟，由于有了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这生活也便充满了情趣，甚至汇成了一幅幅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风俗画。
21.晃眼间，庆生已在农村三年了。
农村整组运动开始时，区委把一些农村好苗子都纳入名单，庆生被选拔派往安坪乡工作组。区委把通知介绍信发给他了，庆生眼前出现一片亮光，只要有了这个机会，说不定就可走出阳坝。他赶紧回到队里报告了老队长刘高成，老队长很高兴但说我现在不管事要给队里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胡宪娃报告，庆生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了胡宪娃，胡宪娃笑了笑说先把介绍信放这，我们研究一下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胡宪娃就赶早去了区上，找到区委领导说我们贫下中农子女那么多为啥派个右派儿子去？我们革命领导小组研究了，坚决不答应！区委领导说既然基层有意见那就不去了吧。
庆生的一腔激动变凉了，他找胡宪娃理论，胡宪娃满脸堆笑说庆生你工作很好，村子里离不开你呀。你别出去了，以后还有机会的。好吗？
庆生无语。从当铁路民兵，到营部当宣传员到后来又调入团部当宣传员，可以说庆生发挥到了较为自如的地步，他刻写的战报多次被师部报纸选用，仿宋体整齐圆润，连毛主席头像他也能用钢板刻写得相当逼真。因此，团政委李培林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发现了他就把庆生调到团里去，庆生如鱼得水，兢兢业业，勤奋努力，赢得了团里营里的好评。这才在铁路修通，民兵连撤回后记起来用他。
但庆生还是没能跳出胡宪娃的手板心，他被软搁了。
回村后庆生依然白天干活晚上看书，村子里电灯刚通但供电不足且限时使用，煤油灯还离不了。夜里看书第二天起来，一鼻腔黑烟。庆生却顾不了这些，他孜孜以求，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贫困的哲学》、《反杜林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或圄囵吐枣，或潜心捉摸，总算在物质第一或意识第一的哲学分野中站在了唯物主义阵营，而且越发自觉。特别是看了弗梅林所著《马克思传》，尤为马克思与大他四岁的将军女儿封?威斯特华伦燕妮的结合而崇拜，甚至为马克思三岁儿子死后连买一块棺板却困难而心酸，更为马克思一生转战欧洲，论敌无数，但却没有一个私敌的精神所倾倒。庆生从马克思传中，从看过的书中似乎找到了一线光明和前途。“不去就不去，我总有出去的一天！”庆生在心底发出着反抗。
不顺利的事还在发生。一次社员会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大家都叫“小诸葛”的年轻人张抗揭发贺庆生攻击大队革委会，说发奖状是发“先人牌牌”，而且是亲耳所听有人作证。这个揭发，顿时让社员大会充满紧张气氛，贺庆生当下差不多成了批斗对象。攻击革委会就是坏人，攻击革委会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贺庆生发蒙，他没有也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但小诸葛言之凿凿，证人是女青年刘茹。庆生举起右手发誓一般地说“我如说过这话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刘茹当场没有作证也没有反驳，只是下来见了庆生悄悄说庆生你要小心啊，我没听见你说这样的话。庆生疑惑地想：一个反革命的儿子跟我命运相同，为啥要诬陷我呢？后来才发现，原来出纳是有利益的工作，胡宪娃的兄弟早已垂涎，就在下面做些手脚，利用他和小诸葛之间的亲属关系制造事端，目的是要大家相信同类揭发的真实度。但就是这样，非但把贺庆生当月的大寨工分（学大寨记工分方法）由每天十分扣为了八分，而且还在整组运动中被解除了出纳职务，只当记工员了。庆生不干后这出纳职务自然地落在了胡宪娃兄弟身上。这个小小的村落里，利益也被看好和争夺，更何况庆生记工认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胡宪娃常常被扣掉一分二分工的事也积怨已久了。后来，大队小学缺一个代课教师选中庆生，他去教了三个月书后也被阳坝队里要了回去。
这个时候，贺庆生只能在书本里寻找出路和看到一点迷朦的光亮；在现实中他无路可去，除了一天的劳动，上山给牛割青草，上坡拾牛粪，春种秋收，他别无希望。农村的一应活儿早已习惯，但前途和出路却早已断绝。
这时，贺庆生朝思暮想的，就是能有一间房子，自己的房子，不再寄人篱下。
多少次，去大队部的路上，看见一间厕所，是瓦盖的，不大，他就想如果我能有这一间也就够了，起码可以有个自己的容身之所啊！多少次，他看着别人家的茅屋时心想我何不从茅草房打算，花不了太多的钱吧？
就这样，贺庆生默默地计算了半年多。
几个寒暑过往，贺庆生已是一个新的庄稼汉了，脸很干净，红中透着些白，适中；穿着粗糙，但时常干干净净，这是母亲的安排。厚嘴唇方圆脸，不算宽的肩膀厚实了，胸肌开始隆了起来。
春天里周南县到处鲜绿青翠，树发新芽，山花烂漫，是最美的季节。过些天树叶变大颜色变深，油菜花谢了，小麦开始变黄。
夏天送走了春天，阳坝村子麦浪滚滚，一片金黄，四月下旬收割麦子，接着五月初就要插秧，农活一天紧过一天。秧苗返青后，田里是青油油的，但地块是黄的，公房的麦垛是黄的，青黄杂陈，是这个地方农时转换的季节。
晚上七点了，天还没黑下来，庆生跳进门前的池塘洗完澡，把一天的暑热冲凉些。刚踏进门，贺家堂弟玉坤笑盈盈装着神秘样，扒在庆生耳边说哥你有喜事了！
“瞎说，哥何来喜事不是倒霉就好！”庆生不信。
“真的，狗子骗你！”
“别卖关子，咋回事？”
“给你说媳妇了！”
哈，庆生笑了，你这不等于开玩笑吗？看上我的害怕我穷，我喜欢的不敢去想，罢了，说笑一回！可玉坤却不依不挠，非要庆生跟他去街上家里见面，说人家认识你，想见见你，你就别摆臭架子了，好赖跟我走一趟吧。庆生想了想就说谁认识我的，我就去见见吧。
到了街上玉坤家，在靠街门面堂伯家的房子里，庆生眼睛一亮：穿白衬衣着白凉鞋的姑娘亮眸一笑，望着庆生说：
“我早就认得你你在铁路上。你当宣传员时，我在七连。”
庆生一见那里眸子一闪就觉得似曾相识，这一说起倒确曾见过。一次是她领着一个姑娘来营部要开水，见庆生正忙就扯了几句，说这个妹子是你们阳坝二队的，想见你，我们就借喝水来了。一次是在七连工地上，那个黑眸子闪亮地与他对视片刻，一闪而过。虽两年了，但刚才一看哗的记忆打开了，就是她！黑眸子姑娘！好像叫周琴？周秀琴？
庆生显然欣喜，但心无所动。他说：
“我们家就母子俩人，无房无产，精身子光人！”
他估计一个姑娘家特别是头脑清醒的姑娘会表现出吃惊或是惋惜，但庆生分明听到的是：
“我知道，我靠劳动吃饭。只要人好！”
接下来庆生才明白，这个姑娘跟他大伯父死后改嫁的大妈吴氏在同一个村，属同一个乡管理，吴妈的女儿惠萍与她同龄，上铁路时在一个连队。只是几十年前大伯随红四军走了，打仗死后被追认成烈士，但媳妇改嫁后就再也没有了联系，那时惠萍也不知道这个关系，还是后来周秀琴盘根问底，把这一情况搞了个清白，又拉着惠萍一同来见庆生。她要给自己找一个对像，也想先试试庆生的态度。当看着四目相对的瞬间，她就坚定了：
“我找的就是他，选的就是他”！
他们后来约定，等到下月堂哥绍成从宁夏回来时就在吴妈家去正式与父母见面，商定订婚日期。
那是好难等候的一个月啊！庆生自打一见那黑越越的眼睛，一旦把记忆连贯起来，就发现自己喜爱上了这个姑娘，她身材适中，大约一米六的个头，短发齐耳，留着一种叫“包包菜”的短发，鹅蛋脸上配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眸子，白净整齐的牙齿，可称作是明眸浩齿；穿着朴素淡雅而不失青春风采，语言不多但语气坚定无暇。特别是不嫌庆生家贫，说人少负担轻只要人心齐黄土变成金。
一想到这些，庆生心中就荡起滚滚热流。这样好的姑娘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于是就加紧了要有自己一间房屋的准备，他把这计划写信告诉了大舅，说要建自己的根据地，云松云峰兄弟都支持了庆生的这一决定，小舅云峰此时已是农民，平日里给公社帮忙写写画画，闲了去江河塘库打点小鱼，几个子女长成大人，大儿子学了泥水匠手艺，正好可以帮上外甥修房的忙。
但要修起一间茅草房没有百十元钱可是不行的！庆生心中有底，与母亲商量把珍藏着的父亲的一块瑞士手表卖给在剧团当演员的表姐给了一百一十元，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那时粮食一毛三分八一斤，猪肉才六毛五分钱一斤。庆生计划用三十元钱买木料和做椽子用的班竹，然后再买十来担稻草花点钱。缺的门窗姐夫答应把自家的旧料拿来。最缺的是修房的土坯，起码得两千块左右，这是需要下功夫自己和泥巴脱的。
庆生决心已定，就像当年红军建立根据地一样，他也要建立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建一间茅屋，从这里起步，从这里真正走入人生的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