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全：儿子有家难回
2013年，渐近年关，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阳光普照，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等春天。
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
浏阳西乡，镇头镇，大片大片的良田，都栽上了桂花树、罗汉松。良田由山地开发而来，现在，良田却栽种花卉苗木，变回山地。
当地的一位小学退休老师陪着我，就在由官桥通往北星的公路边，我们来到李菊梅老人家里。
四周一幢幢色泽缤纷的新式楼房悄然立于阳光里，李菊梅家的二层小楼满身灰暗，停在20世纪80年代的式样里。
快下午两点，李菊梅刚收拾完厨房，闻声迎了出来。老太太瘦瘦的，脸有些苍白，齐肩的头发扎在脑后，看来应是精心染过，一件暗绿色的棉衣很得体，不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么衣着随意。
老太太忙慌慌地搬了几张靠背椅出来，放在台阶上的太阳里。然后开始给我们沏茶，我忙起身帮忙，但老太太坚持让我坐着，直到将茶一一端给我们，才小心地在旁边坐了下来。
老太太的表情一直不自然。
一种隐隐的谦卑与忧虑，这不应该是年关将至的气氛。
她的眼光躲躲闪闪，我问起话来也磕磕碰碰。
李老太太曾是个乡村裁缝，一辈子不会做农活，也很少做过农活。1955年年初，她刚刚20岁，经人做媒，与同年的张福全结婚了。张福全虽然其貌不扬，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曾在株洲城建宁街建新服装店当过学徒，学得了一身好手艺。婚后，原本心灵手巧的她便随丈夫学缝纫，很快就操练出来了。开头几年，夫妻俩联手做上门生意，后来便各接各的活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夫妻俩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刨食，一年四季辗转在镇头、官桥、井龙、扬眉等地，到处为人缝制新衣服，吃香的喝辣的，令人眼热。当然，他们的工价也不高，最多一块六毛钱一天，有时也只有一块两毛钱一天。每年两人还得拿钱去生产队买五六千工分，不然就分不到口粮，间或还得交工商税，这样，所赚的钱便所剩无几了。只是，他们还得尽力存些钱，家里的土房子实在太破旧了，随时都会坍塌。
说到她儿子了。
李菊梅身子单薄，结婚多年都没怀上孩子，令她抬不起头来。不知听了多少闲话，拜了多少菩萨，喝了多少苦浸浸的中药，到第十二个年头，她快绝望时，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生下了儿子张新优，她的头抬起来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太太脸上有了隐约的笑容。只是，我太知道在漫长的苦闷与一丝喜悦之间，她承受了多少压力，背负了多少歧视。万一与人有了纠结，吵起架来，常会败下阵来，什么不下蛋的鸡婆，什么前世没做好事，要多么恶毒就有多么恶毒！
李菊梅不光生了儿子，儿子还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到20世纪80年代初，儿子高中毕业了，家里的情况好转，他们还修了栋当地最好的土砖房。夫妻俩此时已五十出头了，虽说带了不少徒弟，自己却有些做不动了！此时，丈夫张福全眼见人们因分田到户手里宽裕了，当地人讨媳妇除了满屋子的新家具，至少会置办自行车缝纫机等，便试着在北星桥街上开缝纫班。不想来学的姑娘还挺多，每人一月收六块到八块学费，连办了两年，所赚的钱正好用来操办儿子的婚事。
儿子结婚后，很快就有了孙女孙子。他们家正好在公路边上，儿子做起了当时最热门的种子生意，也就是将此地村民培育的种子贩卖到岳阳、汨罗等地。
到1985年，他们家又建起了当地最早的红砖楼房。
老太太眼睛有些花了，缝纫做不动了，心想就安心帮儿子带带孩子吧。就在老夫妻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时，先是发现孙子张健脑子有问题，带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天生智障，全家人都蒙了。不久，儿子张新优做种子生意亏本了，将手里的钱都赔了外，还欠了大量外债。
张新优只得丢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
不久，媳妇离婚走了。
面对一双年幼的孙女孙子及猛然空落下来的房子，老太太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
说到这里，老太太脸上重又聚拢了阴云。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
我看得懂那样的表情。
“您只生一个儿子么？”我问道。
“当年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再也没怀过了！”老太太叹道，“要是多生个女儿多好呀！”老太太又开始叹气。
“明知你们两位老人带不动孩子，媳妇怎么就离婚走了呢？你怨她么？”
“说不怨是假的，但既然自己的儿子走了，也不能强求人家年轻轻地就守着，她有她的日子要过呀！”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小，站了起来，往内屋去了，说要给我们添些热茶。
我不由暗地里责怪自己，我不应再触到她的痛处。
我忙站了起来，我的眼泪也要上来了。
我一下想起了廖婆婆，似乎所有的老太太，心酸的时候，止不住要流泪的时候，她们都必须要转身。
我来到地坪里，看看这栋旧式小楼，沾满灰尘的白色，几成黄色。
很快，老太太提着开水瓶出来了，仿佛不记得我问过什么，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招呼我喝茶。
儿子媳妇走后，老夫妻毕竟年纪大了，再也做不动了，到1991年年底便正式歇业。他们强打精神，依赖往日不多的积蓄，重新学做农活。只是，儿子，逃债的儿子总是他们最深的牵挂。
儿子长时间不知去向，有人说在浏阳，有人说在长沙，还有人说在株洲。他们也不奢望儿子回来了，即便回来了，又如何面对庞大的债务呢？就在那几年，常有人上门讨债，眼见他们一家的凄凉境况，大都摇摇头就走了。也有人会搬走一两件家里的家具，家里便越来越空，到现在就剩下几张睡觉的床，几件盛衣的柜，还有些桌子椅子。
孙女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孙子读不进书，也干不成什么活儿，就干脆让他待在家里。
大约在五年前的年底，也是快过年时节，想起在外飘荡的儿子，老夫妻不由满腹愁绪。那天晚边，孙子到隔壁家看电视去了，老夫妻坐在火房里烤火，相对无言。突然门外有人在敲门，张福全老人起身去开门，一股冷风蹿了进来，门外却没有人影。正要关门时，一位中年汉子却闪了进来。老头子吓得愣住了，来人却赶紧将门关上，反转身子过来叫了声：爹爹！这一声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令张福全不由一怔，莫大的怨恨与委屈汹涌而来，他早就憋着要狠狠地打他的耳光，他果真扬起手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他打，当他扬起手再要打时，李菊梅拖住了他的手，然后扑着过去抱住了儿子，哀哀地哭了起来。眼见着母子俩早已哭成一团，张福全也不由得眼泪双流。
老夫妻已年近80岁，儿子终于稳定下来，在株洲做生意，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他依然只能趁晚上偷偷地回家看看，又匆匆地离开，但好歹给这个家带来些许生气。
坐在温暖的阳光里，李菊梅说起往事，说完儿子，又担忧起快30岁的孙女只知道赚钱补贴家用却不结婚，担忧孙子在他们百年之后该如何生活，担忧儿子在外躲藏到何时？她说她不敢多着急，她患高血压多年，着急多了就头晕。不久前她还昏倒在地上，好在孙女刚好在家休息，赶紧将她扶了起来，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打针。
老太太说着又开始心痛起来，她真心心痛那些钱，也真恨自己得了这种病，常常得花钱买药吃。
正说着，张福全背着一只纤维袋回来了，后面还跟着老队长。
张福全放下纤维袋，袋里跑出两只鸡。张福全如释重负似的，想要站直些，但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站不直了，毕竟，这是几十年的重压叠加。
张老比老伴儿看上去更显老，戴着一顶旧棉帽子，难得的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人也乐观些。他几乎是带着笑说，想到只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就去附近人家买了两只鸡。一旁的李菊梅却苦着脸，连连叹道：还买什么鸡？真是浪费！老队长忙附和道，买两只鸡用不了多少钱，过年还是让孩子们吃好点！
老太太一直嘀咕着，又花钱了，本来可以不花的。
张福全不再搭理她，也和我们说起昔日做缝纫的日子，故事又要重演一遍了，回忆大概是他们俩主要的生活。说出来，或者没说出来，都是那些逝去的好时光。
张福全说着我已听过一遍的故事，我还是听出了别的内容，因为他是带着笑意说的。这笑意还一直延续到他主动说到儿子身上。他说，就是这样了，只有面对，儿子有家难回，只要他在外平安就行。
我不敢接话，因为旁边还有老太太，她又一次起身去为我们添开水。
临走时，张福全托我去问问镇上，原本，他们夫妻俩与孙子从2010年就吃了低保，有了低保吃饭至少还能对付，都两年了，不想今年就取消了，他想不通。他说：我们再也干不动活儿了，没有任何收入，孙子又不知事，真希望能赶紧恢复低保，不然我们日子就难过了。我赶紧表态要去镇上查一查是怎么回事，我说得很坚决，那几乎是本能反应。
张福全露出深深的感激。
从深深的忧虑，到深深的感激，我突然明白我满口答应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顿时黯然。因为，我也只能建议镇政府恢复他们的低保，但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只怕不能帮上他们。
走出他家地坪，夫妻俩还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张老那佝偻的背，他俩脸上勉强的笑意，令我不忍多看。我赶紧将视线投向了屋一侧的菜地，菜地很宽，种的菜却不多，长得也不好。
是的，人老了，连菜地都不太听他的使唤了。
走出半里路了，老队长从路边站了起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了我前边，蹲在路旁等我。我忙停下车来。
话题再一次回到张老一家。
老队长是张福全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他再一次为我复述了张老一家的故事，只不过夹杂了他特有的唏嘘和感叹。他的表情，他的怜悯，还有他复述时增添的几个小细节，让我加倍地沉重起来。
张福全的儿子张新优，当年贩卖假种子出事，导致不少村民颗粒无收，被判三年徒刑。虽是缓期执行，但还是匆匆逃走了，他老婆也丢下一双儿女离婚走了。仿佛是摆脱不掉的霉运，他的儿子智障。这个孩子有一天跟人说，自己的爹晚上偷偷回来过，去年还接全家去株洲过年。于是，苦守在家的老两口儿的低保被取消了。
孩子今年又说了，今年，他爹做生意亏本了。肯定是偷偷地都没回来了。
张水美：我宁愿早死
就在2013年年底，我作为致公党浏阳工委的代表，走访了联城社区的六户贫困户，得以遇见张水美老太太。
张水美已经80岁了，满头白发，佝偻着背，有些虚胖，脸色不好，在自己家里走动都得用拐杖。社区小张告诉我，她是外地人，当时辞了工作，随丈夫李榕生来到浏阳，好在丈夫一直在浏阳一中担任外语教师。当丈夫2011年过世后，就独自生活在浏阳一中老家属楼里，自己就住一间小房子，靠出租另外两间房给学生过日子。就在不久前，社区刚为她办了低保。她浑身都是毛病，患严重的甲亢病。走访那天，匆匆见了一面，粗略感受了她落寞的神情，就一直牵挂着。就在除夕前两天，阳光很好，我特地再去看她。
她住在四栋二单元二楼左边，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上午社区小张就与她约好了，可我敲了许久的门，门内寂然无声。小张却肯定地说，老人应该不会出门。于是，小张又打老太太的小灵通，打了好几次，也没有接。我们的心悬了起来，更大声地敲门，门终于开了。老太太依然穿着那天那件老红色旧棉袄，黑色的毛线裤，竟然没穿罩裤，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着筷子。老太太今天的气色看上去没前几天好，一见我们，连连道歉地说，她上午起床很迟，刚蒸热了昨天的剩饭剩菜，坐在小饭厅里吃，也就没听见我们的敲门声。
屋内有些阴冷，空气也有些浑浊。我们陪她来到小饭厅，靠大窗摆了一张小饭桌，桌上摆了几碗剩菜，油晃晃的。老太太手里的饭碗依然是满满的，米饭上盖了几根煮过头的菠菜。她说，她没胃口吃了，干脆放下碗筷与我们聊了起来。她的普通话夹杂着外地口音，中气又不足，有些含糊不清，听起来有些吃力。说着，说着，老人就哽咽起来。
她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当日本兵打到上海来时，做小生意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到苏州乡下老家太平桥镇。安顿下来后，父亲将平日里积攒起来的钱，赎回之前祖父的田，有七亩多，倒也够一大家子的口粮。张水美排行第三，其时父亲将她与姐姐都许配给了当地农民。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水美到北京远房亲戚家当保姆，几年后亲戚便介绍她去工作。几经周折，她于1957年初进了当时外交部机械厂当机工，虽没正式上过学，但她人很聪明，迅速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机工。而早在她来头一年，李榕生也自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外国语言系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当专职翻译。李榕生是广西藤县人，也是穷人家出身，当他在同事家里看到水美的相片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质朴又灵慧的姑娘，便央求同事当介绍人。李榕生其实还比水美小一岁，但他就是喜欢她的清纯上进，水美自然也喜欢这个纯朴有学问的大学生，两人于1960年结婚了。
没多久，中央机关于1961年年初抽调万名干部到农业第一线，李榕生也在被抽调之列，与几十名同事一起来到了湖南浏阳淳口镇。两年后，原本应该回原机关的几十名干部，却被要求填写重新分配的志愿，李榕生被莫名其妙地分到了郑州。无法回北京，也无法到苏州，在此陌生之地待了没多久，他干脆又回到了浏阳，到浏阳一中当了一名外语教师，从此扎根浏阳一辈子。
就在丈夫远赴浏阳后不久，水美发现自己怀孕了，预产期在当年8月初。水美身子弱，当时食物匮乏，更别说营养品了。好在预产期前，丈夫回来了，还带回了他节省下来的一斤猪油。一周后，儿子降生了，总算能陪妻子坐月子。可儿子56天时，水美就得上班，丈夫也回浏阳了。当时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没什么东西吃，她竟喝酱油水、吃冬瓜发奶。到后来，她瘦，儿子也瘦，丈夫回来探亲时看了心痛不已。
如此几年的分居两地，使得夫妻俩疲惫不堪。几年后，几经思索，水美干脆辞掉北京的工作，带着儿子来到了浏阳。再苦再累，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丈夫工资不高，水美就四处找事做，在城区鞭炮厂打过零工，在城关镇竹帘厂上过班。她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补贴家用。她在竹帘厂上了20年班，到20世纪80年代厂子垮了，就回家了。此时，儿子从湖南省技工学校毕业，在浏阳土产公司上班，且娶妻生子。竹帘厂是街道工厂，水美也就没有退休工资，只得靠丈夫一人的工资过日子了，省吃俭用倒还过得去。1994年丈夫退休时，儿子所在的土产公司效益却越来越不好，还得时不时接济他们一家三口。李老师只得接受浏阳高考补习学校的聘请，整整上了8年的课，将所有补课费都存了起来，说要留给妻子用。
之后，夫妻俩过了差不多10年的平静日子。
2011年夏，李老师突然病重住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1万多元。连住40多天院，用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那天一大早，他已不能说话，只能拉着老太太的手默默地流泪，万般眷恋地离开了人世。老太太从此陷入了孤独悲痛的境地，常常独自站在窗前流泪。就在与我们诉说时，时不时地就哭出声来了。她说，榕生对她好，她这辈子不后悔与榕生结婚，不后悔远离亲人来到浏阳。可榕生怎舍得离她而去，让她独自生活在这套房子里？
听着老太太伤心的呜咽，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想起她还没吃几口饭，端起桌子上的饭碗递给她，她接过又放下了。她甚至有些气喘吁吁地说，她每天上午很晚起来，差不多中午了才开始做饭，也吃不了多少！天气好的话，下午就挣扎着去菜市场买些小菜。有时晚饭就熬些稀饭，或者什么也不吃了就睡！
我听得急了，忙问，您儿子呢？怎么不来照顾您？
谁知不问还好，一问老太太又哭了起来，我赶紧给她倒了杯水。
老太太喝水之后，平静了些，但依然带着哭腔：儿子前几年离婚了，什么财产都没要。50多岁的人了，也找不到好工作，就在城区人民西路包了间邮政电话亭，很少有时间来照顾她。孙子则远在深圳打工，最多过年时来看看她。一年前的一个冬天，她不知怎么就昏倒在小饭厅。租住的孩子们都上课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才醒过来，只觉浑身冷冰冰的。她心想要是再躺在地上，着了凉受了寒，不大病一场才怪！死并不可怕，她倒想早些死，便可以早些看到老头子，又能与老头子待在一起过日子了，怕只怕万一中风瘫痪了，那可得受累呢。她积攒起全身的力量，挣扎着爬到睡房里，终于摸到电话。费劲地打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匆匆赶来时，她还躺在地上。她果真病倒了，一连躺了好多天，眼泪都濡湿了枕巾。
看着老太太扁着嘴哭的模样，我也掉泪了，我想起了廖婆婆当年孤苦无依的模样，想起了我早逝的妈妈曾经受过的磨难。倘妈妈还在人世，又是什么模样，我们兄弟姐妹能好好照顾她吗？父母辛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儿女，可儿女又能回报多少？老太太如此状况，她儿子难道不知道？再忙也不能将老母丢在一边呀！
但为了不惹老太太伤心，我不敢再问她儿子的情况。只是反复和她说，走路要小心，不要吃油腻的东西，要按时吃药！恍惚依稀间，她成了我的母亲，抑或就是廖婆婆，我是如此担忧她。
我来到她的睡房门前，房里的光线更阴暗，但见靠右墙摆着张小床，床对面便是一张两门衣柜，靠窗摆着一张书桌，而床与书桌之间又有张木桌，上面堆了各式各样的药盒，看来是老太太平日要吃的药。床上的被子没有叠，看上去也不厚实。毕竟老了，哪有精神来收拾呢？我仿佛看到每天每天，老太太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我不敢再想下去，赶紧将视线收回来，便看到进客厅的地面摆满了一大堆金灿灿的东西，有鞭炮、纸钱、纸元宝、纸房子等。老太太告诉我，这些物品是准备过年时烧给丈夫的，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不愁吃不愁穿有人陪伴。而墙上，相框里的丈夫正笑笑地看着她。
告别之时，老太太坚持要送送我们，我不愿她辛苦，温和地劝阻她。她却撑起拐杖往门外走，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扶她下楼梯。
来到楼下小坪里，老太太却有些心不在焉，立住了脚，双手撑着拐杖，愣愣地瞧着不远处几个坐在阳光里聊天的老人，一动不动。她在想什么呢，我只得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
易卓雄夫妻：我们就在房间里待着
2014年正月十一下午，我走进域内最大的养老院淮川老年公寓，寻找可以接受采访的老人。
淮川公寓位于城市东边，既有政府供养老人16人，还入住了100名自费或由儿女供养的老人。也许是天冷，或者是春节吧，不大的院子里，来往的老人并不多。
走进一楼的办公室，王春生院长迎了我，但没说几句话，就又要忙别的，一会儿解答来询问情况的老人，一会儿接电话，回答入院者的条件与要求，看来公寓里已是一床难求。
后来，王院长带我来到413房，房间内很整洁，两位老人正安静地坐在烤火炉旁。婆婆在看一本杂志，大伯则戴着眼镜在看报纸。见我来了，两位老人都站了起来，大伯随手扯过椅子让我坐下，婆婆就忙着去盛糕点。两位老人年岁已高，婆婆留着齐耳短发，脸上手上满是老年斑，大伯则很瘦，个子比婆婆矮，背还有些驼，精神倒不错。天气实在冷，大伯在屋子里也戴着帽子，婆婆则穿得厚厚的。
我坐了下来：天气冷，怎么不开空调？大伯不以为意地说，没什么，我们穿得厚，又有烤火炉，空调那东西费电！
没想到大伯很健谈，得知我的来意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从容地说起了他们的故事。大伯、婆婆都快90岁了，大伯名叫易卓雄，老家在湘潭，1925年7月出生于长沙打卦岭。因父亲做小生意，他得以上学读书，于1944年5月在衡湘中学高中毕业。不想此时日军打来了，回不了家，只得与另外几个同学慌慌地随欧阳老师逃难到他的老家——衡山岭坡坳。依然觉得此处也不安全，他们便随同学黄淑华参加了当地自发的抗日组织——衡山国民抗敌自卫团。易卓雄被分在特务大队，也没上过战场，就是教大家唱抗日歌曲，学学文化。坚持一年多之后，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才历经艰难回到长沙，不久考上了湖南大学化工系。
毕业时，正是长沙解放之时，易卓雄怀着满腔激情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被分在四野军政干校。他甚至顾不上回家看望妻子及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大儿子。妻子吃了大苦，当时他却没在身边，令他羞愧到现在。不由自主地，我侧脸看了看婆婆，婆婆倒不在意的模样。夫妻一路风雨相伴，能相伴到老是一种福分，没有必要再去计较那些恩恩怨怨吧。
1950年4月，易卓雄被分配到青岛海军业务学校学习，之后就分到刚组建的海军后勤部军械科当科员，他自是雄心勃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谁知1951年8月海军内部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就因中学毕业时曾经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就因参加过衡山国民抗敌自卫团，他未能过关。再诉说也没用，他与五六十名战友被集中到青岛农村集训，每天就是开小组会议，老实交代问题，真是度日如年。到第二年5月，易卓雄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被送到山东交县偌河农场劳改。
如此遭遇，也只得承受。他当上了农场技术员，指导改造盐碱地。三年后，他被调到新成立的济南工业专科学校当上了化学教员，却没有正式的编制。到1962年9月，一纸文书干脆将他遣送到了妻子陈剑兰所在的户籍地——浏阳县葛家公社西冲大队筒车队，自此成为了一名农民。他竟清楚地记得当年介绍信的内容，几十年后，还能一字一句地背给我听：兹有我校化工科教师易卓雄响应党的号召，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并发给农业补助金153元整。他当然也清楚地记得回到妻子身边的情形：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他背着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十来斤大米，千里迢迢地回到浏阳乡下。乍一见到妻子儿子他真是恍然如梦！瘦弱的儿子躲在妈妈身后，不认他这个爹了。之前那么多磨难他都没流泪，其时他却再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易卓雄个子不高，空有满腹学问，也不知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应付繁重单调的农活儿，好在妻子还能在当地小学教书。后来，他们又有了小儿子，负担更重了，还得经受旁人的冷眼与人情冷漠。
就在这时，易老站起身来，要去找他的退伍证给我看。婆婆不满了，找什么找，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苦也受过了，不要找了。易老则说，看看有什么要紧，人总得正视历史呢！说完，朝我笑了笑。我也只好笑笑，忙说，易老，我也是葛家人。哦，婆婆的脸色和缓了，赶紧凑了过来，热情地招呼我吃她盛的糕点。
我有些不安，我想我理解婆婆之前的不快，应是打扰了老两口儿往日安静的生活了。既是同乡，易老聊天的兴致更浓了，双眼也熠熠发光。他闭口不提在农村十多年的际遇，只是笑着告诉我，终于盼来了“四人帮”的倒台，到1979年上半年海军后勤部政治处派人来找他，他得以平反了。当年10月，被分到浏阳一中教书，但他选择了浏阳十中，离家近些。在教坛上，易卓雄焕发了新的激情，学生都很佩服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个子老师。至1988年上半年他该退休了，学校硬是返聘他教了三年书。之后，他又被请到浏阳师范、浏阳补习学校任教，到1993年年底才告别讲台。
一辈子经历太多的纷纭，他太想安安静静地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儿子们也都有出息，一个在浏阳市教育局建筑公司，一个远在深圳第六人民医院当骨科主任。原本他们住在浏阳十中的房子里，年纪大了，只得随大儿子住了几年。到2009年春节过后，他们不顾儿子们的反对，坚决搬到了淮川老年公寓。房间虽不到20平方米，但带有一个小卫生间，一个小阳台，他们却甚为满意。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一张木床占住了房间的大部分，虽说收拾得干净整齐，家具也简单，但实在有些拥挤。我好奇地问道，易老，您是离休干部，儿子们事业经营也很好，为什么不住在儿子的家里呢？您俩也需要晚辈的照顾呀！易老倒没有笑，沉吟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儿孙们有儿孙们的事业与家庭，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不应也不愿干扰他们的发展。我们每天基本上就在房间里待着，日子倒过得清静自在。
说话间，已四点多了，外面寂静的走廊里有了人来人往，公寓里四点半就开始晚餐。这时，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易老告诉我，这是儿子们特地为他们请的保姆。因婆婆时常头晕，去年就连摔了几跤，竟然摔断了腿。儿子们要接他们一起住，两位老人不肯，只得替他们请了个保姆。保姆就住在城里，早上来，晚上回家，主要照顾婆婆生活起居，天气好时陪婆婆到外面散步，为他们洗衣服打饭，并时不时地买买菜，每餐另外炒一两个菜。易老血压很高，就待在房间里看看书报，也搞搞卫生。每天晚上临睡时，他一定得写日记，记录当天的事当天的思想。就在床头柜上，那一大沓《参考消息》之上，我看到了那个黑色封面的日记本，翻开看看，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了快一大本了。
临道别时，易老与婆婆坚持送我到房门口，不停地朝我挥手。易老还叫住我，爽朗地说道，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多了，但我们能这样生活很知足，只要儿孙们生活好工作好就放心了！欢迎下次再来！
欢迎下次再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句简单的话，一时让我五味杂陈。
陈安霞：想找个人一起流泪
当我走进淮川公寓二楼陈安霞的房间时，已是2014年正月十二，快上午十一点钟了。她正独自拥着电烤炉，坐在电视机近前看电视。电视机很小，就搁在一张旧五斗柜上，竟然是中央体育频道，倒有些令人意外。见我来了，她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招呼我坐下，招呼我烤烤火。我问她，现在是老年公寓吃饭的时候，怎么不去吃饭？她说，为了节省伙食费，她平常都是自己做饭吃，锅灶都在阳台上，今天起床有些迟，十点多才吃早餐，也就不想吃了。
我看了看她的房间，也没什么家具，除房中央的床上还算整齐外，其他地方都很乱，四处堆满了零乱的杂物。她看上去年龄并不大，头发却差不多全白了，有些凌乱，穿着粉色大格子衣，黑白小格子裤，戴着蓝色袖套，有些滑稽。不知是她心情不好，还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她动作迟缓，有重重的心事。我随意与她聊了起来。她才刚刚62岁，却已在老年公寓待了十多年了。
也许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吧。她丈夫是浏阳磷矿的下岗工人，她是永和当地供销社的下岗职工，唯一的女儿出生于1980年7月，早早地考上了浏阳师范。虽说生活平淡，但也过得去了。只是，她还没五十岁时，当铲车司机的丈夫有了外遇，原本感情淡漠的夫妻更加争吵不断，终至离婚。在邻居家寄居三个月后，她无处可去，只得想方设法进了老年公寓。此时，她刚好开始拿退休工资，女儿也在澄潭江小学当老师了。
老太太反复地说，这里费用高了，她每月只有1100多元钱。光住、水电、卫生、护理等费用就得花去670元，伙食也得300多元，实在剩不了多少钱。至于女儿，平时不大来看她，每年最多逢年过节才会拿些钱给她。
她告诉我，女儿找了个浏阳张坊的男朋友，都三十多了，还没正式结婚。女儿是学古筝的，前年年初辞职到上海进修去了，边进修边打工。她男朋友是做电脑软件的，在长沙打工，挣钱不多。因此，除了年近古稀的哥哥来看看她，平时很少有人来看她。她的生活也简单，每天早上六点多钟起床，早上就吃点面条。然后上菜市场买点菜，再做中饭。下午呢，要么守在房里看电视，要么就去隔壁房间里打打小麻将，她最多只打一块钱一炮的麻将。然后五点多吃晚饭，看看电视就睡觉。
这是个安静的女人，甚至有些木讷。我看了看她，却看不出她的悲或喜，只是呆呆的。天也实在冷，坐在她房间里，即便烤着火都有些冷。我问道，房里这么冷，怎么不装空调？她指了指墙上说，几年前远在江苏的姐姐给我寄了钱，让我买台空调装上。你看墙上不是还有装空调的印子嘛。空调呢？我疑惑了。她淡淡地说道，那东西费电又耗钱，我卖给别人了，正好补贴生活。
我一时无语。她的眼眶也红了。
“那今年过年你在哪里过的呀？”我便转移话题。
“就在这里过的嘛！”她依然淡淡地说道。
“女儿没回来么？”
“只有浏阳姐姐的儿子来看了我，哥哥来看了我。女儿没回来。去年年底我住院，她都没回来。”她说不下去了，叹了叹气，眼眶更红了。
就在去年11月时，她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舒服，腰痛得不行，只得在床上躺了两天。实在痛得受不了，才不得不央人送她去浏阳人民医院看病。谁知竟是肾结石，已经很严重了，必须住院，且必须动手术。
可女儿远在上海没回来，派男朋友来了，她眼里的女婿却不愿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给了她200元钱就走了。手术自然没做成，也没人照顾，她只得请了个护理。病没全好就出院了。她不敢再住下去了，光住院费就花了5000多元。虽说报销了4000多元，但自己也用了1000多元，护工又花了1500元。后来江苏的姐姐寄来了2000元，才好歹没借钱。当回到冷寂的小屋时，她还得打起精神自己做饭，她狠狠地哭了几场。
此时，我才豁然明白她略微迟钝的原因，毕竟不久前住过院，身体还没缓过来呢。她肯定看不懂体育频道，只是让屋子里多些声响，热闹些吧！她苍白的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时而略显麻木，时而满是悲苦。
她说，她根本不敢乱用钱，她都好多年没穿过新衣服了，都是穿别人穿过的旧衣服。
当我走在大街上，冷冷的风吹过来吹过去。我在想，孤独的影子会不会流泪？
她们肯定都想找个人一起流泪呢。
她们其实都在眺望，眺望那抹亲情的阳光，至少能偶尔照耀到自己身上，能感受到人世间的点点温暖。毕竟，女人更容易伤感，更害怕孤独！
方华强：独伴孤灯不安眠
浏阳磷矿，位于浏阳东乡永和镇，是湖南最大的产磷地，当年与昆阳、开阳等磷矿并称为国内著名的六大磷矿之一。作为曾经蓬勃的省属国有企业，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耀眼的明星企业，曾令浏阳人向往不已。当初20世纪60年代建矿，大批省内外的建设者纷纷云集于此。
浏阳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醴浏铁路于1965年12月全线动工建设，就是为浏阳磷矿的矿石外运而专门兴建。该矿为露天开采，规模曾至年产90万吨，职工3000余人，为大二型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年产值就好几千万，企业效益优异，福利待遇好，有职工医院、电影院、子弟学校、技工学校、电视大学、劳动服务公司。完全是个构架齐全、万人规模的小社会。一路辉煌了三十余年。
露天资源日渐枯竭，而井下接替工程始终未能接续，企业衰败埋下了祸根。至1998年前后，企业终于撑到了尽头，说改制就改制了。年轻人纷纷出外自谋生路，唯留下退休的老年人或准老年人留守旧日企业，眼睁睁看着偌大的厂区渐渐荒芜，直至衰败。
2014年正月初九，天有些阴沉，飘着些冷雨，我来到永和集镇上的永鑫家园。小区有285户人家，这是2011年为昔日浏阳磷矿退休职工兴建的廉租房小区，每户面积不到50平方米。
小区很安静，风有些冷。原本计划要拜访的两位老人，电话打过去都没人接，站在凄风苦雨里，一时有些茫然。这时，一位老人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他戴着鸭舌帽，正站在车棚里一辆小型摩托车旁边，手里提着一只装满了物品的塑料袋，应该是刚从永和街上买了些菜。
听我们说过来意，他抬头看了看我们，从容地说道，我叫方华强，我就是这样的单身老人。方华强约莫六十出头，戴着眼镜，穿着整洁，淡定而又儒雅。征得他的同意，我们随他来到4栋1单元302房间，房间虽小，倒也有两室一厅，厨房、厕所一应俱全，收拾得很干净。
小阳台上还有几盆花草。老头告诉我们，他刚刚从长沙城里儿子家过年回来，一去上十天，君子兰未及时浇水，有些枯萎了。可能平日很少有人来访，除了靠墙放着一张长沙发，屋子里也只有两三张小板凳。老头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给我们开了烤火炉，又忙着去厨房烧开水泡茶。
电视机上有一尊小小的小老头摆件，小老头戴着黑色的瓜皮帽，脑后拖着长辫子，戴着眼镜，穿着红长袍黑马褂，正在拉着二胡。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那小老头与眼前的老头神情有些相似。
方华强老家在原湘潭县青山桥镇环山公社，出生于1938年5月，都76岁了。昔日浏阳磷矿的工人大都来自五湖四海，他于1964年3月带着老婆谭秋霞与刚刚一岁的大儿子来到这里，当上了采矿工。应是浏阳磷矿建矿伊始就来了，且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在矿上他是个单纯的操作工，一直开电铲，从头至尾还兼管了电铲队。老婆没上过什么学，就在矿里当临时工，头几年到露天矿里挑矿石，后来就到矿里综合厂做鞋子。随着二儿子三儿子的出生，日子虽过得紧巴巴的，倒也有滋有味，一到假日他就拿起钓鱼竿去矿边上的浏阳河边钓鱼。
儿子们渐渐长大，都离家另过了。到1988年年初，他退休了，与老婆住在矿上简陋的家属院里。
谈到老婆的过世，老方转身进了房间，拿出一本小小的黑色封面的记事簿，坐下来翻了翻，然后递给我看。他的字写得飘逸漂亮，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老婆的生辰年月及去世的时间：妻，谭秋霞，生于1942年9月12日，于1996年十月初五去世。此时，老方眼眶微微红了，叹了叹气说，人老了，记忆力不行了，只得把重要的事情在本子上记下来。
我不由问道，您老婆过世将近17年之久，为什么不与儿子们住在一起？老方平静地解释道，老大老二在长沙，老大开了个小厂，老二替别人打工。他们俩都忙，去了也没时间陪他，他待在矿区更习惯。老三方忠就在改制后的浏阳磷矿二工区机修厂当机修工，负担最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隔得近，也难得见面。
他每月领1600多元退休金，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喝那么一二两自己泡的药酒，然后到永和街上买些菜，回来后就洗衣搞卫生做午饭。吃过午饭后，十二点多的样子，就去小区不远处的麻将馆打麻将。都是几个熟人或过去的同事，大家知根知底，就打二块钱一炮的小麻将，输赢不大。也不恋战，三四个小时就收场，回家做晚饭。吃过晚饭后，倘没下雨，就到院子里散散步。然后回家看电视，不到八点就上床睡觉，临睡再喝一两口药酒。
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眼见我不时地看看电视机上的那个小老头，老方笑着告诉我，这个小老头是他买的。刚买时可有趣了，他坐在沙发上，倘觉得有些闷，只要用力拍拍手，小老头就会摇头晃脑地拉二胡，还有悠扬的二胡声响起呢。可惜后来坏了，就只留下电视机陪他了。
说到这儿，老方压低了声音，不好意思地说起，就在2002年上半年他结识了矿上的一个女伴，但到2005年就和平地分手了。她现在也住在这个小区，每天都能碰面。我试探性地问他，为什么要分手，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是很好么？有伴儿呀！老方却不愿再多说了，只是说他自己爱喝酒，人家不喜欢呢。这时，他又将那个记事簿递给了我，于是我读到了以下文字：
于02年的时候，接（结）识了一个女伴，有几年的生活，尤（由）于相互有错，无缘的情况下分手了。人生总是有不平事，路程坎坷，每个人的心里航线是摸不到底。
寂寞者岁月凄凉难受
孤独伴灯不安眠
苦焦寒夜到天明
多小（少）事儿人心悴只怪自己不珍惜
2010.春
老伴儿过世6年后，他才找了个女伴，女伴离开他8年后，他依然在怀念。17年呀，除了3年有女伴，都是他一个大男人在熬！
我默默地将记事簿还给他，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只是故作轻松地笑笑他，方老，您还蛮有诗意呀！不光种花养草，诗也写得好！
方老黯然的眼神随即一亮，忽地站起来朝厨房走去，边走边说，你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还没泡茶给你们喝呢！
事实上，永鑫家园安置小区里，大部分都是空巢老人，只是有些子女离得近，有些离得远，但就在平日里老人都是独自生活。
随后，我们也走访了几位老人，都是简陋的房子，简陋的家具，落寞的神情。我还遇见个80多岁的老头，竟冒雨去镇子外挑泉水，摇摇晃晃挑上三楼。
最后，我们来到了磷矿的一个老宿舍区里，找到了磷矿留守组的退休办何志雄，他看上去很精明，可能中午喝了点酒，更添了精神，说话声音也大。他告诉我们，磷矿留守组有11人，他负责的退休办包括他在内就两个人，得负责1448名退休干部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天忙到晚，没有消停的时候。不长的时间里，他一再连连叹息，没有钱呀没有钱，什么活动都组织不起来，老人们的生活太单调了，老年人活动室都没有。
重新走进绵绵春雨里，看到家属区里那些绿油油的菜地，我沉重的心绪也轻盈起来。企业没有了，一个个老人还留守在原地，于儿女却有一种深深的体谅，他们甘愿独自生活，也有内心苦涩的时候。但更多的却是坦然，是追求自由自我。
陈克云：冷就去妈妈那里烤火
整个2014年，为了更真切地了解空巢老人的生活，从浏阳出发，我都跑过了湖北、四川、甘肃等几个省份，走访了各式各样的老人，自是感触良多。当回过头来看时，光浏阳一地代表性还不够，在湖南还得再走访几位外地老人呢。便去了桑植，也因此在江南江北画了一个大圈。
桑植，地处湖南西北部，古称充县，隶属西楚荆州，素为土家族、苗族聚居地，还有白族，少数民族占了88%。
桑植的名字，有人说源自境内密植的桑树，但实际上，桑树甚少，真正遍布的是一种簇生、低矮的灌木——马桑树。这树在过去据说可以长到做房屋的栋梁，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它就决定不成材了。
《桑植县志》上说，“县民有五，军、民、客、土、苗”，操不同口音腔调，穿戴各色服饰。这些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多以口头代代相传，桑植民歌就是他们创作的口头文学与音乐的结合。
看起来是纯朴又浪漫之地。
2014年寒冷的冬天，天阴沉沉的，这天上午十点二十分，我从长沙东站出发，坐上了前往张家界的大巴。下午三点，一到张家界市汽车站，我赶去售票窗口买去桑植的车票，却说直接去停车坪坐中巴车即可。
一路上青山连绵，间杂着栋栋小楼，崭新又粗陋，不想细看。
田间意外的整洁，一丘丘油菜，或是白菜，青油油的。
桑植原本多山，那些山上便有不少梯田，但只有田垄里的田才金贵。
山间住下，一夜寂静。
第二天一大早，桑植民政局的朋友就领我前往龙虎山村。
龙虎形胜之地，自是带给我很多遐想，但走不多远，就见山坡上有飞檐翘角式的老式墓碑，一路都是。我感到很惊奇，友人回说，桑植人素来很看重丧葬，即使清贫一生，死后也要一个能被人看得起的墓地，这墓地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生的目的。这些坟墓大多为单厢、三厢挂耳式样，也有五厢挂耳式，青色的墓碑上镌有对联，还刻有人物故事、奇禽异兽、百花丛草，甚至还有如石头房子般的石阙。
这是死者的世界，我很快就要进入这里生者的生活了。
龙虎山村离县城仅18公里，说到就到，古典式村委会大楼，一个整齐的小院子。年轻的村支书戴着眼镜，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热情地领我看村上刚刚通过验收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多功能室就在一楼，看上去更像会议室，摆着十来排长条桌子及靠背椅，电视机挂在前面墙上，有些老人在边看电视边聊天。随后，我跟着他楼上楼下，一一看过健身房、学习室。
一切都是按照城里人想象中的乡村文明中心来建造的。
不止有学习室，还有娱乐室、医务室及配餐室，都在对面的老年活动中心，走过马路便到。
村支书不停地给我介绍情况，语气是习惯性的报告。
可是，我更想找老人们聊聊天。是的，不用想，这里每天都会有老人来下象棋、打麻将，或者看看电视。
村里60岁以上老人有190人，空巢老人占30%。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60元，90岁以上老人每月100元，五保老人则在乡敬老院生活。土地贫乏之地，子女出外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得靠自己种地种菜，甚至还得带孙子孙女，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与艰难。
我慢慢地把话题引向我的思路，村支书开始叹气。
我直接回到多功能室，找个位子坐下来。老人们都不看电视了，转过来热情地招呼我。
熊斗生，一个瘦瘦的老头，戴鸭舌帽，他说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就留他与老伴儿在家，种四亩多田二亩多地，还得养猪种菜。能不种那么多吗？我一问过就后悔了，果然，熊斗生就收不住话了：不种？不种地不就荒芜了？看着这么多祖上一代代都种过的田地，不能荒在我手上啊！再说，我一个农民，不种田，对得起谁？我不知怎么接话，随口又说，孩子们可以留一个在家不出去打工吗？这一下，老人就有些急了：不出去打工那怎么行呢？到处要用钱，怎么养孩子？没有钱，留在村子里，生活都会有困难！我们老的也要理解小的呀！周围几位老人都点头赞同，七嘴八舌地附和：小的要出去打工才能挣到钱，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说到这里话题就停住了。
坐在窗边一位身穿紫色棉袄的婆婆，看大家都不说了，她才幽幽地叹道：就是觉得独自住一个院子，特别孤独，闷得心里发慌！她满脸老年斑，都68岁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做了上门女婿，在广州打工，老伴儿也去广州看孙子去了。小儿子也在广东打工，她有两年没看到他了！总想着有她在看家，将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儿子们回来就会觉得温暖。但儿子们过年都不回来，最多暑假时老伴儿带着孙子们回来住一段时间。她白天如果不出来打打小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晚上总是睡不好，到天亮就忍不住给儿子给老伴儿打电话。随着她絮絮地诉说，眼眶红了，都快哭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旁边一个老人就轻声对我说，她小儿子贩毒，已被关了两年。我心里一沉，不敢再问了。
好在其他老人争着说话，我赶紧将话题转了过去，直到我走出多功能室时，都不敢再看婆婆一眼。
我随着陈克云大叔走出村委会，顺着前面那条水泥马路走，路过一个锯木头的棚子，走上了左边弯弯的田埂。田埂两边一高一低都是菜地，满是喜人的绿色。田埂下菜地再过去，是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些蓬草，看得见亮亮的浅水，却听不见水声。
陈克云中等个子，佝偻着背，双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缓缓走着。他戴着深蓝色的鸭舌帽，穿着整洁的深蓝色夹克上衣及深蓝色裤子，黑色旧皮鞋，倒是挺讲究。一路无话，转到一长溜木板屋前，最顶头还横着一栋旧式的两层楼房，楼房贴着白色细条外墙瓷砖，门窗漆了蓝色的漆，门框上那些旧对联很打眼。而那些木板屋已呈深棕色，红色对联及囍字已然暗淡，大都门窗关闭。台阶上堆了些杂物，在屋檐下晾着一串衣服的门前，陈克云大叔掏出钥匙开了门。
跨过高高的木门槛，随他来到屋内，光线骤然暗淡，但见左上角靠墙摆着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红色的被子，墙上还挂着几件衣服，床边沿排了一些旧鞋。地面是泥土的，不太平坦，床对面靠墙摆了旧书桌，桌上放了台旧电视机，桌前几只塑料桶里盛满了白色的粉末，我估计是红薯粉。我走向床前一张木靠背椅，也不管干净不干净了，坐了下来，房间里寒气逼人。
陈克云大叔坐在床上，双手依然放在裤袋里。同来的友人，可能觉得冷，站在外面去晒冬太阳了。
大叔依然低着头，脸上满是病态与愁容，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气无力。
两个钟头，我总算拼凑起了陈克云的生活。他今年年初刚满60岁，年龄上不能算老，称他为大叔没错。为了养家，他一直在本地小溪煤矿下煤窑，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垮了，6年前才彻底不干了。
1979年，他在这间木屋内成亲，第二年有了女儿，到第三年又有了儿子，儿女双全，说来还是令人知足。当时，他在煤矿干活儿，老婆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充满寄托与希望。可真没想到，就在他30岁那年，女儿才4岁儿子才两岁，老婆却不辞而别，跟人跑了。这一下如晴天霹雳，他一下子蒙了，孩子不见了娘，成天地哭，他也默默地掉泪。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但不能让人再多看笑话，他必须得咽下去，再振作起来。
他每天早早起床，安顿孩子们吃过早饭后，就让老母亲帮着照料，自己急急地骑着自行车赶往煤矿上班。上下班之余，他又当爹又当娘，还得耕种那些田土，干那满屋子的家务活。忙到晚上，安顿好孩子们睡觉后，他早已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后来，孩子们上学了，他也没时间多管他们的功课，只要调皮的儿子不惹是生非就万事大吉了。
陈克云分家时分得一间厅屋一间卧室一间杂屋，原本计划好好攒几年钱，重新建一栋房子。老婆走了，他再也捡不起如此雄心，一直到现在都住在旧房子里。住旧屋子没什么，这么多年操劳与辛苦，他的胃病十分严重了，更可气的是儿子不听话！说到儿子，大叔头更低了，仿佛要将身子缩成一团。
陈克云的儿子从小顽皮，上学也不好好学习。他呢，随着儿女们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多，天天依然家里煤矿两头跑，还坚持养了猪，难得的休息日就忙地里的活儿。女儿呢，从小就帮着干家务，还帮着带弟弟。儿子到十一二岁时，常常在学校与同学打架，甚至小偷小摸，老师动不动就将他叫过去，叫他多管教儿子。陈克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儿子扯回家后，一顿好打。儿子却直直地站着，不哭也不求饶，倒叫他有些凄然。想想儿子从小缺乏母爱，再看着儿子身上被他抽得青青紫紫的伤痕，不由暗暗悔恨，孩子还小，他怎么就舍得下那么重的手呢！但他内心早已苦楚不堪，也拉不下脸面再去劝慰儿子，儿子也就不亲他，父子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女儿上初三了，可以帮着干不少活儿了，看起来也可以松一口气了。也许是饱一餐，饥一餐，又时常吃冷饭冷菜，他时常胃疼，疼时就买些药吃了，不疼时就不管了。据人说，他跑了的老婆去学校偷偷看过儿子女儿，但儿子女儿都不理她。儿子甚至说，之前那么小时不来看，现在来看有什么用？
儿子也上初中了，越来越难管教，陈克云常常得到学校协助老师教育儿子。此时，他已不敢轻易打骂儿子了。儿子性格更为倔强，在学校里简直就是一霸，回到家里对他这个爹也没有好声气好脸色。倒是与他姐姐感情深厚，姐姐初中毕业就南下到广州打工去了，挣钱补贴家用，甚至还偷偷地寄钱给弟弟用，劝说弟弟好好上进。
儿子一初中毕业，就随着村上的熟人，跑到广东海丰县毛纺厂打工去了。如此一来，就陈大叔独自在家了，家里顿时空荡起来，他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女儿挂念在家的爹，时常打电话回来问候，也寄钱回来家用。儿子不光不打电话，当陈大叔打电话过去，还没说上两句，就不耐烦地挂掉了，再拨便是关机。后来辗转听到儿子辞掉了工作与当地小混混混在一起时，陈大叔禁不住老泪纵横，他强忍住百般纠缠的情绪，打电话过去劝说，但儿子没说上两句就挂掉了。
儿子过年时从不回家，他也拿他没办法。
陈克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找了个当地女子一起过，那女子男人过世了，两个小孩也在外打工。但那两年正是他胃病严重之时，动不动就得住医院，收入少了，还得她去医院照顾他。她心生不满，两人常常为钱吵为儿女吵。结果，没什么结果，总之，分开了。这一分，他再也不想找老婆的事了。
天实在冷，我的脚冷得有些生疼了！我看了看四周，靠前窗倒是安了只新煤灶，看来还没动用，也再没有烤火炉之类的取暖用具了。冷风飕飕，我站了起来，真想到外面去晒晒太阳。陈大叔大概看出我冷了，进了里面那间屋子，出来时提着一只小烤炉，抱歉地说：天太冷了，也就这只烤炉！插好插座，很快有了丝丝热气。烤火炉如一只小小鸟笼，又旧又脏，满是灰尘。
我重新坐了下来，问他，平日在家不冷么？
他苦笑地说，一天到晚都得忙，难得有坐的时候，没有时间怕冷。
没有时间怕冷。就这一句，我顿时万般酸楚。
我擦了擦眼睛，我必须要问下去，问答之中，总算是有个人陪他说了会儿话。
万一，实在实在太冷了，怎么办？
就到我妈妈那里烤烤火！
您妈妈多大年纪了，没和您一起住？我惊奇，疑惑不已。
陈大叔苦笑着解释说，我是家里的老大，老二做上门女婿去了，老三出外打工去了！妈妈就住在隔壁老三那栋楼房里，帮老三照料家里照料孩子们。老三儿子上高中女儿上初中，周末都会回家！
妈妈80多岁了，天天还得干不少活儿，我有空还得去帮衬她！
您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开伙？
陈克云突然泪眼蒙眬：我……我不忍心让80多岁的老母为自己操劳……
说说你的女儿吧。
女儿？嗯，还好。23岁那年结婚了，自怀孕后就一直待在离此不远的慈利县婆家，现在外孙5岁了。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女婿则在长沙打工。女儿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就不错了，最多过年过节或我生日时回来看看我，给我二三百元钱，平时就难得有时间了。
儿子呢？
儿子？这么多年人从来没回来过，也从来没寄回来一分钱。
陈克云再次大把大把地抹眼泪……我呢，当初只是煤矿里的临时工，也就没有退休金！我种地种菜之外，一年得养几头猪，这还不够，还得四处去打零工！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书桌前那几只大桶：你看，这几只桶里都是红薯粉呢！我前几年在对面坡里开了几亩荒地，都用来种红薯，红薯可以喂猪，还可打几百斤红薯粉！今年我收了1000斤红薯，打了100多斤红薯粉，卖得就剩下这些了。全部卖掉也能赚1000多元钱呢！只要舍得力气，也能赚点辛苦钱，只是再往后走，我年龄大了，使不出力气来了……
我不由称赞陈大叔算盘打得好，但是，短暂的笑容之后，他又想起了儿子，想起儿子就连连叹气：都是没办法呢！儿子都32岁了，还没有成家，家里也只有这两间旧房子，真怕他会打一辈子单身！
我惊愕了，忙问：您怎么会这么想呢？迟些成家也不要紧呀！
他却连连摇头，欲言又止，看了看我，才说：我儿子不听话呢，我劝他好好挣钱，早些成家，他却半点儿都不听！他从工厂出来后，与海丰当地痞子混在一起做坏事，竟然还参与贩毒，常常海丰桑植两地跑！三年前被抓了，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到现在还被关在岳阳监狱。他不回家看我不说他，但他做这件伤天害理的事真是令我伤心！自从他出事后，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火烧火燎的！我真不知道他这辈子怎么办。
贩毒，又是贩毒。我突然有点儿不知所措起来。曾几何时，为了几个钱，原本还算朴实的山里小伙子就铤而走险！
看着陈克云满脸的伤痛，我心里也凉凉的，不知该如何劝慰他。就在静默之时，一只深黄色的小狗冲了进来，亲热地往大叔腿上爬，看来想冲到他的怀里去。大叔不好意思地喝住了它，小狗委屈地围着他的腿打转，小尾巴依然摇得欢快。大叔告诉我说：当独自待在家里时，实在是冷寂孤独，两年前养了这只小狗。小狗是宠物狗，很通人性也很黏人，常常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倒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呢！
我让他带我去猪圈看看。陈克云今年养了两头土猪，全都喂青菜、红薯、萝卜等。上半年那头猪卖掉了，下半年这头猪前不久才杀掉，得了三百多斤肉，卖掉一半赚了2000多元钱，自己熏了100多斤腊肉。
100多斤？不少哩！都留着自家吃么？我好奇地问道。陈大叔脸上难得有了丝笑意，我一个人怎么能吃那么多，不久就要过年了，我没什么好东西送亲戚朋友，就送些腊肉吧！来了客没有什么好菜，也就这腊肉金贵些！
之后，他带我朝里屋走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小屋，光线不好，一头摆着一张床，床上挂着旧蚊帐，一头摆着一张没上漆的旧两门柜。朝前看，便看到好多串金黄色的腊肉挂在另一间屋子里，跨过高高的门槛儿，便站在腊肉跟前了，腊肉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腊肉下面有一只大铁锅，已有大半锅炭灰，看来铁锅当成了火盆来熏腊肉了！铁锅靠着老式大土灶，灶上安着大铁锅，便是做饭的地方。灶上还有几只未洗的碗，一只表面熏黑了的小高压锅。
待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昏暗的光线时，不由暗暗吃惊，这是怎么样一间房子呀！且不说低矮昏暗，不规整，其布局实在有些特别：灶前面不远处开了一个小门，通向一间小洗澡房，里面放了一台半新的双缸洗衣机；灶后面的空间，靠内一半放了几只装粮食的大铁桶，另一半就是猪圈了，就简单地拦了半人高的木板。好在现在猪圈里没养猪，并没什么大的异味。不过，我猜想猪圈过去便是厕所了。
过了好一会儿，陈大叔不好意思地叹息说：早就想将猪圈向外移，可动不动就是几千元钱，也就一直拖着！
我实在不知如何回答他，匆匆走出了厨房，甚至都不敢多看。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还从没有见过将猪圈放在厨房里，也很少见过将卧室安在厅屋里。我想，陈大叔并不是不爱整洁之人，之所以家里灰扑扑的，也许是他心绪不高，没什么心思收拾吧。
重新回到前厅，见他情绪依然不高，我便问他这段时间在哪里打零工，他有些着急地说，前一段时间还好，天天有事做，每天还能赚一二百元钱。这眼看快要过年了，最多帮人家打打杂！越到过年越心慌，别人家过年热热闹闹，我常常只有一个人过年。每到大年三十，我常常会做一桌子菜，却什么也吃不下。说着说着，陈大叔说不下去了。想想吧，其时外面鞭炮声声，别人家欢声笑语，他却独自坐在一桌子菜跟前，怎么能咽得下一口饭呢？
就在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他还在田里收割稻谷，村支书找到了田边，告诉他儿子被抓了，正关在桑植县城看守所。他呆立在田里，手里刚割下的稻谷全都掉在脚下了，继而，他不知不觉地蹲在了田里。村支书见了，忙走到他身边，将他拉到田埂上，对依然不太清醒的他说：你别急，还是搭车到城里看看吧！
他都很久不见儿子了，此时他的脑海里蹦出来的依然是儿子小时候可爱的模样。他连家也不回了，就直直地朝村委会那边小街上走。村支书便问他：你身上有没有带钱？他这才摸摸口袋，掏出来一看，只有几张十元的票子及一些零碎钱。
村支书叹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沓票子，数了五百给他。
他像木头人一样接过钱，就急急地朝小街上赶去。
村支书又把他叫住：你的鞋子呢？你还是洗洗脚吧！
他又回到田埂上，找到了那双塑料拖鞋，蹲下来撩拨了些水，胡乱洗了洗脚上的泥。
再也不管村支书还在说什么，他只管直直地朝前走，身上阵阵发冷。昏头昏脑地站在大太阳下等车，昏头昏脑上得车去，他根本没心思坐下，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看守所大门跟前。
车到了城里，人们都下车了，他也被动地走下车。可站在大街上，他四顾茫然，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只得问路人：到看守所怎么走？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挨到了看守所，一眼看到大门口身穿警服的警察，不由莫名地心虚。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去打听，却被不耐烦地告知：暂时还不能见，犯罪事实还在查证！
他狼狈地站在大厅里，当得知儿子竟是参与贩毒被抓，他又气愤又伤心，儿子怎么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最后，在一旁别的家属善意的提醒下，他还是跑到看守所小超市里放了五百元钱，让儿子偶尔加加餐。
都过去几年了，直到现在说起此事，大叔依然满眼是泪，他不停地责备自己教子无方。
后来，您见到您儿子么？
陈克云长嘘了一口气说：一年后，儿子被判了徒刑，在送监狱之前，看守所通知家属去见面。我与女儿赶去了，一家人终于聚在一块了，却是窗内窗外。他姐姐只知道哭，我也无话可说。最后，我与女儿一人给了他1000元，让他好好改造。他倒有了些难过的模样。
之后还去看过没有？
之后看过没有？毕竟是儿子，我当然想他，但他远在岳阳，我跑一趟太难了，还要花不少钱！这几年煤矿每月有90元钱，满60岁后养老金每月才80元钱，但大多花在看病吃药上，哪里还能顾他？不过，我还是经常给儿子打电话，劝他好好改造。儿子渐渐有了些改变，再也不挂我的电话了！
这时，外面有谁在说得热闹，我与大叔出来一瞧，竟是大叔妈妈在与我的友人聊天。外面阳光很好，婆婆刚从小溪里洗菜回来，两手冻得红通通的，我一眼就看到地坪里那只菜篮里满满一篮碧绿的青菜。大叔便低声地对母亲说：你看你，说了不要到圳里去洗菜，要是摔跤了怎么办？婆婆笑了，儿子的责备倒给她带来了开心。婆婆很瘦，满脸皱纹，戴着深红色毛线帽子，齐耳白发，紫红色旧棉袄有些长，色彩已然黯淡。她热情地邀我们去旁边那栋楼房里烤烤火，友人一看时间都快十二点了，笑笑说：“谢谢啦，下次来吧，我们还得赶路呢！”说完，友人看了我一眼，便带头告辞。
大叔忙关上门，默默地跟上我们，我故意落在后面，还想和他聊聊。
到了村委会大门口，趁车子在倒车，我对他说：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早些出来吧？他点点头，说，儿子今年都32岁了，他得争取40多岁出来，到50岁出来就完蛋了！我握握他的手，安慰他说：儿子既然这样了，你着急也没用！还是好好养自己的身体！他忧心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当我坐上车时，他呆立在车门外，愣愣地看着我。
车开上了大路，我回过头去瞧，他依然呆立在那里。我突然觉得他有些像鲁迅《故乡》里的闰土。
谌田龙：我只想老死在麻风村里
之前，我自然知道麻风病，且对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却未曾想过对此做进一步的了解。
2014年寒冬，我对空巢老人的采访接近尾声时，鲁院同学方格子来湖南采访麻风病防治情况，不由激发了我对老年麻风病病人生活现状的关注，便陪她一起前往益阳大福防治站。
说起来，麻风病乃“毁容之疾”，曾被视为绝症，古时称为“天刑”。它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患者明显的特征就是断手、断脚、鹰爪指、神经缺失。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知识缺乏和医疗条件有限，人们曾经“谈麻色变”，除了防治站的医务人员，谁都不愿接近麻风病人。为此，20世纪50年代初，大批麻风病治疗室和救助站往往兴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或者在高山之上，或者在沿海孤岛，也就是俗称的“麻风村”。刚建村时，绝不准病人出去，甚至有民兵扛着枪守在村门外。病人出去，轻则被扣工分，重则会被枪毙。而他们的家人要来探望，只能在村里的隔离室里见面，像探监一样。
而今麻风病早非不治之症，但外界对麻风病依然心存偏见与顾虑。于病人来说，比身体残缺更痛苦的是家人和朋友看怪物一样、避之不及的眼神，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与生活压力。
到目前为止，湖南仍有35个麻风村，住村病人700多人。他们多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入住，80%在60岁以上，均早已治愈。但畸形、残疾的患者占大多数，20%甚至生活不能自理。
1970年，益阳地区在安化县原大荣乡（现大福镇）海拔1174米的天罩坪山顶建立了麻风病防治站（村），至1986年整体搬迁到大福镇郊九瑶村，麻风康复者和医护人员终于走出了大山。后安化县大福防治站更名为益阳市大福防治站，现管理治疗、监测病人117人，长期住在麻风病村的病人有39人。
就在头天晚上，与湖南省疾控中心麻防工作者聊天时，说起人们对麻风病的误解及忽视，旷燕飞科长给我们讲了大益防治站郭登州的故事。
郭登州是贵州大方县人，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被诊断得了麻风病。当地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不准他喝井里的水，后来队上干脆派人在山上给他搭了个简陋的木屋，让他独自去过活。后来，他的父亲病重，即将去世，他哥哥便上山叫他回去见最后一面。他赶回家时，外面堂屋里聚了许多亲戚朋友，他按当地风俗在临终的父亲病床前守了大约半个小时。待他走出房间时，便发现堂屋内的人们早已一哄而散。他深受刺激，转过来给哥哥说：我今天晚边就得走，从此不再回来，我在的话，会没人送父亲上山！
于是，他揣着童年伙伴给他的几元钱，就连夜离家出走了，一路乞讨着越走越远。1976年当他流浪到株洲时，昏倒在大街上，被一家回族餐厅老板送到医院，发现他是麻风病人，转到天罩坪麻风防治站治疗，一直就留在此地。毕竟背井离乡四十余年，难言其间辛酸，思家之心与日俱增，时常说起想回家看看。站里的刘站长得知他的心愿后，联系上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帮助直通车》栏目组，于2012年3月5日派谭副站长与记者陪他一同驱车前往贵州大方县。
在贵州志愿者的帮助下，找到了老人所在的集镇，站在焕然一新的集镇街头，老人记忆恍惚。这时恰好一名五十开外的女子走过，老人看了看，认出来是他的妹妹。谭站长忙上前询问，女子却一再否认，老人气得丢掉柺杖，要上前打她。
女子依然否认，转而去找老人的哥哥弟弟，竟然找到了，且高兴地相认了，哥哥还陪他上山去拜祭了父母的坟墓。行动不便的老人由谭副站长背到了山上，哭倒在父母坟前，其哭声之凄厉悲切令旁人为之纷纷落泪。妹妹被叫了回来，也勉强相认了，却坦率地讲道：她还有儿子女儿，她不能让他人知道她有个得麻风病的哥哥，不然会影响到儿女们。老人心里凉意丛生，旁人歧视他，没想到亲人也如此看待他！临别时，哥哥给了他2万余元，那是之前家里的宅基地补偿，说老人也是这个家的一员，这份补偿一直为他留着，现在终于有机会给他。
到当年8月底，哥哥弟弟专程前来大福防治站探望老人，令老人喜出望外。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老人就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临终前，他交代麻风村谭副站长说，我的一生都是党和国家养着我，我死后，我请求你们给我帮个忙，把我存下来的2万多元钱全捐给那些困难的大学生，算是我尽的一点微薄之力。
旷科长讲到这里，不由长嘘了一口气，由衷地叹道：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对麻风病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但不光麻风病人受歧视，治疗麻风病的医护人员也常常受歧视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行从长沙驱车前往大福防治站，竟然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虽说没在高山偏远之地，但也落在山坡上，离益阳城远，离代管的安化城更远。
没有围墙，除了刚刚新建了一栋办公楼之外，另有三栋旧楼房，前为办公楼、家属楼，后为住院楼，一条坎坷不平的旧水泥路纵贯其间，看上去还不如一个乡镇卫生院。近二十多年来，都没有进行房屋维修和设备添置与更新呢！
来到后院住院楼，两层半高，外表已然粉刷一新，窗户已换成了铝合窗。一楼过道厅里不少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晒太阳，纷纷好奇地看着我们，脸上满是善意。谭副站长看了看，将我叫到坐在长椅上的谌田龙前，建议我们聊聊。但见他浓眉大眼，相貌堂堂，身穿运动式深蓝色棉袄深蓝色裤子黑色运动鞋，只是脸色较黑，精神不振。我问他，您有六十几了？他憨厚地笑笑说，我才51岁呢！我有些尴尬，忙道歉说，真是对不起！他淡淡地笑了笑，说，没关系呢！笑里坦露着真诚，我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便试探着询问他的病情，他倒坦然地一一说来。
谌大哥是安化县东坪镇晨山村人，远在200多里路之外。就在4年前的秋天，他还在广东惠东县鞋厂打工，忽然惊讶地发现，一连几天每到晚上三四点时，左脚就猛烈地抽筋。当他从睡梦里惊醒过来时，不自觉地从床上跳到地上，赫然地发现左脚趾竟竖了起来。他忙赶到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原因，医生便说，可能是缺钙，开点钙片吃吧。一周后，他惊慌地发现他左脚脚趾竟然无力了，大腿也麻木，还只能穿拖鞋。赶紧跑到惠州中心医院检查，还是查不出什么原因，惶惶然搬了一大堆药回去。一直坚持吃药，非但没有什么效果，情况还越来越不妙。当他给已入住大福防治站的二哥打电话，谈起自己的病情时，二哥让他到防治站来检查检查。他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由暗暗祈祷：千万不要得了麻风病！
趁年底回老家过年，他专程到湖南湘雅医院去检查，医生依然拿不准是什么病，又抱了一大堆药回家。眼见药吃了不少，病因还没查清，2011年过年后，他不情愿地来到大福防治站检查。一检查，很快确诊了，他竟然真的得了麻风病！
那一刻，他硬是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医生给他开了半年药，安慰他说，你还年轻，症状也不严重，好好吃药就能控制。哥哥也劝慰他，说得了麻风病也不可怕，控制了就好了！回想几个月折腾下来，钱用了不少，病情依然在加重，他内心满是恐惧。
事实上，麻风病一直是笼罩在他们家上空的巨大阴影，令他们惴惴不安。早在20世纪70年代，谌大哥还在上初中，他爸爸就查出来得了麻风病，住到了其时的天罩坪防治站，从此家人时常得承受人们异样的目光。
他是家里的老四，爸爸住到麻风村之时，他的3个哥哥都已成家了，尽管他长得高大帅气，勤劳顾家，婚事却因此一再受挫，乃至最后30多岁了还单身一人。33岁时，眼见婚事一时无望，他才外出到惠东县打工。这里鞋厂众多，开始几年他只是四处打打零工。后来，他也进了鞋厂，专门替人送货，自是任劳任怨，深得老板们的认可。
用头几年拼命打工挣来的钱，他在老家修了栋红砖平房。只是婚事依然无着。一则家底子实在太薄，二则他都30多岁了，父亲得过麻风病。几场恋爱下来都是无疾而终，令他心灰意冷。当10年之前，他二哥也查出来得了麻风病之后，他便明白这辈子怕是找不上老婆了，从此彻底打消了成家的心思。他依然努力打工，心想着趁身体好时多挣些钱，至少老了手里还留有几个钱。
说到这里，谌大哥越说声音越低，如此往事自然令人难过。此时，我们身边还围着几位老头老太太，何春娥老太太就一直坐在他身边，时不时地搭腔。我对谌大哥说，去你房间看看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右手摸起放在身旁的木棍，撑着站了起来，左脚一点一点的，身子一拐一拐地朝前移。一楼往右，长长的走廊里光线昏暗，左右墙边都安有扶手。走在他身后，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来到他房间，眼前明亮起来，但见一床一床头柜一风扇一木方桌一组合柜，还有一张木凳子搁在床前，一只塑料桶、塑料脸盆靠右墙搁着。他抱歉地笑笑，您坐凳子吧，我坐床上。我暗暗地有些犹豫了，坐不坐呢？一眼瞧见玻璃窗右边打开了，正对着屋外的大水泥路。通风还是好，屋子里也干净，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坐下了。此时，他顺手从右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满盒烟丝，将盒子搁在大腿上，熟练地卷了一支烟卷，点上火抽了起来。一股浓烈的烟味席卷而来，他的脸模糊在烟雾里。
难道他看出了我的犹疑，我的脸不禁有些发热。
隐隐地，有沉重的气息袭来，我无话找话地问他：你喜欢抽叶子烟么？他笑了笑，不是喜欢抽，之前我在惠东打工时都抽10元一包的纸烟。这种烟叶便宜，在大福街上买，一盒只要2元钱，不是节省多了么？这时，春娥老太太与一位戴着大帽子的老头进来了，不客气地坐在他的身边，善意地瞧着我。他倒不觉得奇怪，看来这里的30多人都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率性而随意。我原本想和他聊聊作为单身汉的真实内心，如此一来聊不成了，那就聊聊他近几年的遭遇吧。
2011年过年后，谌大哥带上半年的药，将信将疑地南下惠东县城。他在此已打工十多年，对县城的大街小巷很熟悉了，想想手足无力，再帮人送货有些吃力，他买了辆电动摩托车，以接送客人为生。半年药吃过了，脚不再抽筋了，但他痛苦地发现左脚在渐渐萎缩。为此，跑客之余，他经常跑惠东附近的医院求医问药，时喜时忧。两年时间过去了，他悲哀地发现，跑了那么多医院吃了那么多药，他的左脚不可抑制地萎缩，以至行动不便。他不光不能再打工，更担心惠东的朋友们知道他得了麻风病。
至2014年年初，他悄悄地住进了大福防治站，虽然这里住有他的亲人，也没有歧视的眼光，但他内心的绝望深不可测。
说到这里，谌大哥的眼眶红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倒是春娥老太太在一旁絮絮地劝说他：别着急呀，你还年轻呢！现在医学这么好，你的脚一定会得到控制呢！谌大哥沉重地说：就是因为年轻呀，我更担心呢！到今年四五月时，我的腰已开始无力了！现在早上洗脸时，我连一盆洗脸水都端不起！要是有一天我瘫痪了怎么办？谁来照顾我？
春娥老太太怜惜地看着他，扬扬她已畸残的手，又脱掉棉鞋和袜子，让我们看看她已成半掌的脚。我吓了一大跳，不忍多看，无法想象她当年受了多么大的苦。春娥老太太却转过来劝谌大哥：当年我被送到天罩坪麻风村时，家里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我哭了几天几晚。当年防治所所长和老婆来劝我，让我安下心来治疗，治疗好了就可以回家。后来我治了，也就回家了，只是现在孩子们都大了，我又回到了这里。
我也赶紧一起安慰他：大哥，你别着急！你看这里还没有瘫痪的先例呢，你就安心治疗吧！心情好，病才会好得快呀！
见大家都劝他，谌大哥又笑了，他的笑容很单纯很率性，可转眼又忧心忡忡。他的眼眶又红了，他摇摇头说，上次省里的专家来给大家做检查时，看了我的脚就摇头，我明白今后结果怕是糟糕呢！你们看，我刚来时，不要拐杖还可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只是左脚有些麻木。现在我就是拄了柺杖，也只能走到前面坪里，还累得很。我都还没来得及到大福镇上去看看！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人生很没意思！我只担心我有一天瘫痪在床呢！
不知是不是刚才太着急了，或者，我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恐吓，此时只觉得脚冷得痛，浑身冷飕飕。谌大哥看出来了，忙说，哦，我屋子没炭火，要不我们到隔壁活动室去吧，那里可以烤火呢！说完拄着柺杖带头往外走。
来到隔壁房间一看，一堆人正围在那里打牌的打牌看牌的看牌，旁边还有一盆旺旺的炭火，很温暖很热闹。只是太吵了！春娥老太太听我这么说，竟然蹲下身子，搬起那盆炭火边朝外走边说，我们还是到小谌房间，炭火搬过去就不冷了。我急了，忙说，婆婆，让我来搬吧！还有，我们搬走了炭火，他们就没火烤了。谌大哥说，不用担心，他们桌子底下还有一盆火呢，这里人多，还是我房间好说话！于是，我们几个又回到了谌大哥房间，有了旺旺的炭火，屋子顿时暖和了起来。
我抬头看了看坐在床上的谌大哥春娥老太太还有黑衣老头，如家人待在一块般自然随意，我既感动又安慰，忙问谌大哥，在此休养快一年了，习惯么？谌大哥坦然地说，刚开始时很不习惯，一是饭菜口味不合，要么饭硬了要么菜咸了，慢慢才习惯点儿了！当初猛地跑到这里，真是万分孤独。好在这里的人都很好，吃饭不要钱，治病不要钱，每月还有200元零用钱！我万一不高兴了，到活动室玩玩牌到电视室看看电视或者与人聊聊天，心里的落差就渐渐回落了。
我想让气氛轻松些，故意问他：谌大哥在外打工那么多年，还留有私房钱吧？他笑了笑，却苦起脸来：钱差不多被我折腾完了！一开始打工，每月最多1000元，当手里有些余钱时，我建了几间平房。后来，我手里已存了上10万元钱，计划留着养老，谁知竟得了这个病，近二三年这个医院出那个医院进，花了9万多元钱，光今年就胡乱用了1万多元钱！
我疑惑地看了看他。他依然苦着脸说，就在六七月时，他的腰越来越无力了，天天担心会瘫痪。忽一天看电视时看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可以治股骨头坏死，我心想股骨头坏死都能治好，那治我的腰应该没问题。我便按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对方给我推荐了一款治疗仪，花掉了我3800元钱。之后，当我再打电话咨询时，又给我推荐了两个疗程的膏药，又用掉了4800元钱。原以为如此舍本，总该有些效果吧，可几个月下来，根本没半点起色！
眼见他低着头，一声不吭，我赶紧再次转移话题：你在惠东的朋友们与你可有联系？此时，他抬起头来，脸上又有了笑：刚开始时，朋友天天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过去？我说我不过去了。他们还笑话我，平时干活儿那么拼命，现在工资都涨到五千多六千了，怎么不赶紧过来？
他不敢告诉他们实情，换了个手机号，只有自家哥哥侄子侄女们知道。为了忘记痛苦，他常常用手机下载武侠小说看。哦，我惊讶了，他还喜欢看书么？
谌大哥说他自小就喜欢看书，捞到什么书什么报纸杂志，就津津有味地看起来。看得入迷，就可以少想些空事！这时，春娥老太太赶紧补充说，他还专门买了中医药书呢，还常看《大众卫生报》呢！
说话间，进来一个瘦高个儿男人，戴着黑色皮帽子，一直默默地站在一旁，听我们聊天。当我偶尔抬头看看他时，发现他满面泪水，一时屋子其他几个人都发现了他的异常。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还好吗？不要紧吧？他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他又匆匆地进来了，哽咽着对我说：不要再说了，住到麻风村来的，就是一群伤心人！我不由满面通红。谌大哥忙对我说：你别放在心上，他就是这样，动不动就哭。他比我还小，病并没有我厉害。说话间，瘦高个儿又出去了。
此时此刻，莫名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我清楚地知道，麻风病人心里的负荷无比沉重，他们之前遭受着人们的冷眼，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会遭受人们的白眼！告别之时，春娥老太太朝我伸出手来了，我却装作没看见，内心却满是羞愧，急匆匆地朝外走。
当我走出灰暗的走廊，回头一瞧，后面竟跟着春娥老太太、瘦高个儿等几个人。我摆摆手，让他们别送了。当我来到楼前水泥路时，一回头，那几人依然跟在我后面，而谌大哥则将窗户大开，倚在窗前笑笑地看着我。我朝他们摆摆手，匆匆地朝车走去，春娥老太太几人硬是将我送到了车前，脸上满是不舍。
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差异，存在的只是内心的偏见。若无偏见，麻风病人也能重返社会。不过，这群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老人并不想回到外面的世界，“宁愿一辈子老死在这里”。也曾有亲人想接他们离开，但是老人们想“即便至亲的人不嫌弃，其他人也会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们，而且人已经老了，不能给家庭做什么，不如就留在村里一辈子”。
戴朴兴：一天就吃一餐饭
还在2014年年初，正月十三上午，前几天下过雪了，车过蕉溪岭时，树上还有积雪。一下车，行走在浏阳北乡的山村里，冷风凛冽，冷到骨子里，有点痛。我们来到龙伏镇柘庄村戴家组老戴家大屋，偌大的戴家大屋已被拆得支离破碎，杂乱的老屋间建起了几栋楼房。村妇女主任带着我从边门穿过，来到几间旧屋前，门口是老式天井。一路上村妇女主任简单介绍了老人情况，姓戴，名朴兴，已经82岁了，前年8月他老伴儿因鼻癌过世。老两口儿也没儿女，现在就剩下戴老独自一人。
老人家的门一推就开，却是一间厨房，再进去是一间小厅屋，屋里倒还干净。一叫唤，老人在内屋应答。都10点多了，老人还没起床呢。我们退出来，在屋外天井前等，四处走走看看。看来老屋原来的规模不小，还遗留有大大小小几个天井，还有花格子门花格子窗，进门大厅还有花格扶栏，当时应该是很大气很规整的院落。
一转眼工夫，老人出来了，却匆匆地跑去另一栋老屋里，叫来一位婆婆。原来他以为是镇上派人来送他到城里看病，他这段时间左脚一直在痛。就在年前，他已在龙伏卫生院住了一周院，并不见好，后来让侄子带他去浏阳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让他住院。实在没有专人陪护，只得拿了些药回家了事。说话间，他的侄子也过来了，一位憨厚的小伙子，就住在大屋外的一栋楼房里。
于是，一大帮人就坐在老人家那间小厅屋里，椅子不够，侄子快手快脚地从隔壁提来了几张。光线有些暗，有人扯了扯电灯开关，才发现电灯不亮。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便是天井。一抬头，只见黢黑的正墙上贴了张毛泽东像，下面分别挂了他老伴儿及他自己的相框。相框下面，靠墙放了张折叠椅，上面垫了一件旧旧的蓝色棉袄，这便是戴老经常坐的地方。就在我身边，靠窗放了一高一矮的桌子，高桌子上放一台很小的银色电视机，矮桌上则堆了些空空的香烟盒。
屋里实在冷，老人一坐下就缩着身子，我的脚也隐隐有些发麻，屋子没有电烤炉。我便问他，怎么不买个电烤炉？老人没吭声，一旁的侄子倒是作答了，老人是五保户加低保户，一个月只有340元钱，加上他那九分五厘田让给他人种了，一年可得285元钱。他喜欢抽烟喝酒，又经常要吃药，也就没钱添置什么了。
我看了看老人，瘦削苍老的面庞，浮着淡淡的愁苦，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穿得也不厚实。可能是他侄子说到了酒，说他三天一醉，老人蓦地笑了起来。他辩解说，他其实只抽两元一包的烟，只喝8元一斤的散装谷酒。侄子又说，你看你，说了要你不要喝酒了，你的脚痛不就是喝酒引起的么？老人不以为意，低着头缩着身子，小声地辩解道，天太冷了，我早上起来喝点酒就暖和些，晚上睡觉时喝点酒，就睡得快，也不觉得冷了。我昨天喝了些酒，中午就睡了，不是就睡到今天这个时候嘛！
我看看老人，从昨天中午睡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么？站在一旁的隔壁婆婆赶紧补充道，他呀，自从老伴儿过世后，就糊里糊涂过日子。很早就睡很晚才起，经常就吃一餐饭，酒就成了他的宝。天气好，他倒还去附近走走，还去菜地种种菜，还自己做饭洗衣搞卫生。万一身体不舒服或喝多了，就交代我们帮他做做饭洗洗衣什么的，自己则躺到床上去了！要他少喝酒，他从来都不听劝！不过，他可讲干净，你们看，家里让他收拾得很整洁呢。
我站起来走进内屋，第一间房子是他的卧室，摆了几件旧家具，床上的蚊帐被子都整齐，那红格子床单、黑格被子在阴暗的房间里很抢眼，看上去很厚实。再过去，是他老伴儿以前的卧室，也摆了几件旧家具，床上也收拾得清爽。只是窗玻璃有几处坏了，就简单地用黄色纤维袋挡挡风。
他这几间房子无疑是老屋里为数很少的旧房子了，还是他老公公那辈传下来的，他一辈子就住在这里。我关切地问他，您一个人过日子也孤单，你们镇上不是有敬老院么？为什么不去住敬老院呢？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那里不自由，没钱买烟买酒，我就回来了。侄子也笑起来了，补充道，我们平时忙，也照顾不上他，送他去过，可他自己卷起铺盖回来了。原来当地敬老院老人不多，虽说包吃包住，但每位老人每月只发30元零用钱。这样就没钱去买烟酒了，他就不习惯了，何况住在家里也有人照应。
老人性情温和，人也勤快，老屋的亲友们对他也关照。刚才，就在侄子揭他老底时，他也是一脸笑意，也不反驳。只是当他坐在躺椅上时，神情才渐渐忧伤，乃至落寞。
后来，我们特地去了龙伏敬老院，没想到离镇上至少有十来里路，孤立于一座山包上，交通很不方便。站在铁门外，但见几栋白墙青瓦的二层楼房依次而立，却悄无人影。我们喊了许久，都没人来打开大铁门，只得从一侧的小门进去。
进到院子里，第一栋没人，第二栋也没人，全都关门闭户。到了第三栋，远远地听到电视机的声音。大门敞开，厅里搁了张木方桌，桌上还有些饭菜屑，看来老人们刚吃过午饭不久。左右两边的两扇门都紧闭着，正对大门的小门却开着，走进去一看，竟是公共厕所，地面有些湿有些脏，我赶紧退了出来。循声敲敲右上角那扇门，推门一看，一位老人坐在床上，脚搁在烤火炉上，另一位老人却站着，两人都在看电视。站着的老人赶紧迎出来，疑惑地看了看，问我们找谁？当得知我们找院长时，只是淡淡地答道：他没来。也不是每天都来。随后，便自顾自地回转身看电视去了。我随意瞧了瞧房间，床上被子已看不出什么花纹，灰乎乎一团，其上倒搁着一件新的黄色军大衣，而老人拥着的烤火被竟是光光的旧棉絮。窗左侧搁着一张小柜子，却没挂窗帘，坐着的老人一直盯着电视机屏幕。
来到左上角那间房，一样的简陋，一位老人正躺在床上睡觉。这是我第一次到乡镇敬老院的现场，满心凄凉，无法再看下去。出来后，在院子穿行，也一直没看到管理员模样的人。我突然明白了，戴老何以执意要回到自己的家，那浓郁的生活气息，那熟悉的亲人与生活场景，远远强于这里的简陋与冷漠。
后来，浏阳市民政局领导告诉我，全市有35所乡镇敬老院，龙伏办得不够好，建议我再去办得好的敬老院走走。我想了想，却始终没再去哪所敬老院了。其实龙伏敬老院从外面看上去并不差，4栋二层楼房依次排列，后面还有公共食堂，还有绿油油的菜地，进门处还安有零星的几件运动器械。可我相信老人生活在这里并不开心，无奈、无聊、孤独、抑郁，没有别的词了。
当传统的依靠子女养老无法实现时，得更多地以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来支撑。可我国养老机构不仅数量不足，床位紧缺，还服务很差，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比如说浏阳，至2014年年底，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22.5万，占总人口142万的15.8%，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多达19万多。而直至2014年年初，城乡养老机构只有2732张床位，已利用2484张床位。另有社会养老机构4所，拥有660张床位，利用了160多张床位。即便全都利用起来，也是杯水车薪。何况这些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水平普遍较低，缺乏为老人照料和护理等服务必需的专门设施和人员。淮川公寓是浏阳最好的养老院，也没有独立的医务室，没有完善的老人活动室，没有老人锻炼场地及器械，食堂也非常简单。至于那些农村敬老院的条件就更简陋了，工作人员也主要是当地农民，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只能从事一些诸如做饭、打扫卫生之类的体力劳动。当然那些身体健康、腿脚灵便的老人，日常生活基本可以自我照料。可那些情商不高、痴呆或病患缠身乃至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又请不起护理的老人，往往起居饮食都难以自理了。
难以自理，我一直想着这个词。只有能自理，特别是对于空巢老人来说，才有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而正是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的尊严，于是乎，我一路看到的大多是羞涩的笑容，干瘪的皮肤，呆滞的肢体，茫然的眼神。他们都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同时也是孤独的，弱势的，憨厚的，两眼含泪的。他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被集体抽离了特点与个性，取而代之的是略显尴尬的称呼，老人，空巢老人。
采访时间
浏阳市：2014年1月19日、1月24日、2月8日、2月10日、2月11日、2月12日；桑植县：2014年12月26日、12月27日、12月28日；安化县：2015年1月9日
采访后记
某一日，我特地去浏阳城区老财政局院子许伯伯家拜访，许伯伯快80岁了，平日就他与老伴儿在家，也是空巢老人。想当初，许伯伯可是小城叱咤风云的人物，“文革”时保皇派的首领，到老也归于平凡淡定了。
聊起空巢老人的话题，他也忧心忡忡，他住的院子里就有不少空巢老人，至于生活状况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常言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随着空巢老人比例日益增加，空巢老人养老的问题更是日趋严重。虽说空巢现象是全球性的难题，但于国人而言，大多数地方的养老观念仍是养儿防老。也就是说，居家养老占主流，自动自觉地去老年公寓的并不多。一方面家庭养老供养成本较低，孩子也觉得把父母送进养老院会被误解为不孝，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愿离开能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
老人其实需求并不多，只是想和亲人说说话，多得到点关心。但年轻人忙于生计，疲于奔波，甚至走南闯北外出打工，哪有时间与精力来照顾老人？老人享受天伦之乐，膝下儿孙满堂的愿望，长久得不到满足，身边又缺少子女的亲情和精神慰藉，老人怎会不郁郁寡欢？
是呀，老人要求并不高，普天下的子女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自动自发地多多亲近自己已然年老的父母（祖父母）呢？要知道，他们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有过生儿育女的欢欣，有过积极进取的追求……那一刻，看着许伯伯有些落寞的眼神，我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一部电影——《飞越老人院》：在那座关山老人院里，老人们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无论谁踏进这里，都会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老周来了，他乐观开朗，幽默大方，如冬日的阳光带来动人的光辉。为了令自杀未遂的老葛振作，也让其他老人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老周组织老人们充满热情地集体排练节目，在排练中相互逗趣，设计逃离老人院。人生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生命中的层层意义与快乐也被逐步揭开。他们终于成功地偷偷地跑出了老人院，驾车驰骋于公路上，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美丽的大草原，享受了生命中最后的纯粹的快乐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