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归来，到新疆石河子看望内地支边青年。他在意外遇上当年由淮安县钦工公社建华大队到新疆支边的女青年李正兰时，满怀深情地握着李正兰的手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自己的家乡的！”
周恩来爱家乡，他的心中时刻装着家乡父老乡亲。他的这种乡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表现得十分强烈，读了足以让您动情动容。
在飞机上看淮安
快到淮安上空了吧？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
周恩来因为思乡心切，还曾真的在飞机上眺望过淮安。
1991年10月，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对笔者回忆说，周总理专机每次起飞前，机组人员（一般是机长）总要事先把《飞行日志》送呈总理，上边标明何时起飞、何时到达，当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沿途经过哪些地方等等。凡是看到要途经淮安上空的，总理就感慨地说：“这次经过我的老家上空，如果天气好能让我看看故乡就好了。”短短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热爱。
1959年的1月2日和12日，周恩来两次从广州乘专机返回北京。其中一次是从广州开完会返京，那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当座机快飞临淮安上空时，周总理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不顾飞行的颠簸摇晃，踉跄着走向驾驶舱。成元功怕总理跌倒，忙站起来紧跟着他往前走。周总理进入驾驶舱后，就对正在全神贯注驾驶飞机的机长袁桃园说：“小袁，快到淮安上空了吧？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袁桃园一听，明白了总理的意思，立即回答说：“可以，总理，您坐下吧。”说着，副驾驶站起身来让总理坐到他的位置上，袁桃园机长很快地降低了飞机的速度和高度。周总理就低下头，神情专注地看着机翼下的故乡淮安。也许他怕打扰机组人员的驾驶，也许他已沉浸在对故乡一桥一巷的回忆。周恩来只是看，没有说一句话。飞越淮安上空了，袁桃园转过脸问：“总理，要不要再盘旋一周，让您仔细看看？”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那又要多费汽油了，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深情地从副驾驶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并微笑着对机长、副驾驶说了声“谢谢”，在成元功的搀扶下，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周总理坐下后，好久也没有说一句话，似乎完全陷入对童年时代故乡生活的深深回忆中……
1994年9月4日，中共淮安市委、市政府为筹备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纪念事宜，在北京首都宾馆（今首都大酒店）二楼召开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时，曾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王伏林也讲了这件事。他说：“总理十二岁离开淮安，虽然没有再回去过，但他对淮安的感情很深。那次他在飞机上看淮安我也在飞机上。事后，周总理对我说，他看到了文峰塔、里运河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鼓楼附近的街道好像变了……”王伏林还问也在场的成元功：“具体情况你也清楚，是哪一年的事？”成元功先伸出五个指头，然后又做了一个“九”的手势。意思是1959年的事。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一直在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很想回去看一看故土旧居，领略一下可以引起童年记忆的淮安风情，但六亿神州、五洲风云在他宽广的胸怀中占有着更重要的位置，使得他不得不把难以割舍的乡思深藏在自己的心底，而未曾一偿夙愿。
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关心家乡的件件往事体现出来的是他的缕缕乡情。周恩来关心家乡、热爱故土，诚如1965年7月5日他在新疆石河子对一位淮安籍支边女青年李正兰姑娘说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自己的家乡的！”
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背后的故事
我还欠淮安一笔“债”呢！
在淮安市淮安区东门大街的北侧，高高耸立着一座花岗岩建筑——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然而，在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的背后，还有着几则动人的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为迎接祖国十年大庆，淮安决定建革命烈士纪念塔
1957年，由于淮安提前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全县人民人心振奋，形势一片大好。人们在高兴之余想到了自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次的反抗外侮、争取独立自由以及人民解放事业中牺牲的英雄烈士，县委决定在淮安东门内北侧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作为对人民英雄烈士的永恒纪念。这样，在准备了有关报批手续和资金筹划后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动工修建。
那时不仅施工进度较慢，而且建筑材料奇缺，结果修了两年多还没建成。而此时正遇上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灾祸，全国人民忍饥挨饿，淮安也不例外。终于，为了渡过难关，中央下达了在全国范围内停建一切楼堂馆所的决定。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的工程也在这一背景下被迫停工“下马”。天空高竖的钢筋一直耸立到1965年，该塔才被完全建好。
他欠淮安一笔什么“债”
周恩来晚年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欠淮安一笔‘债’呢！”
一生严于律己、清廉无私的伟人欠的什么“债”呢？
1960年3月，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兼淮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秉衡同志受县委委托，专程赴京，向周总理汇报家乡建设和争取总理支持在家乡淮安办厂的事。因为刘秉衡是兼任淮城镇职务的领导人，所以，周恩来把他看成家里人，在刘秉衡那次赴京前后，周恩来委托他从驸马巷家中把他的祖宗影像带去北京；到京两人交谈时，又再度委托县委处理掉他的旧居和祖坟，甚至还委托刘秉衡在淮安为他的侄儿周尔辉物色一位合适的对象。可见他俩当时谈话的亲和、亲密的气氛。正是在这样的谈话气氛之下，刘秉衡同志就请周恩来为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
刘秉衡同志1997年5月对笔者讲述说，那次他向总理汇报说：“总理，我们想在淮安东门内的那块空地上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建了），请您老给题个词。”总理回答说，“我不题词了，你们要我写什么字，我就给你们写好了。”
“想请您写‘革命烈士纪念塔’几个字。”
“好，那我就写这几个字。”说着，周恩来就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用手中的蓝铅笔竖写了一行“革命烈士纪念塔”以备忘。他写好后念了一遍，好像正在深情地怀念着那些曾经和他并肩战斗而已牺牲的战友。当时在他们谈话现场的周恩来机要秘书孙岳同志提醒周恩来说：“要不要加上‘淮安’两字？”
周恩来双目凝视着自已的笔记本子说：“不要了，外地在淮安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嘛。”
略停一下，周恩来抬起头，望着面前的刘秉衡语气较重地说：“我们来订一个君子协定，我给你们把字写好，你们也给我办一件事，替我处理好老家的房子和祖坟。这件事前次王汝祥同志来我已说过，至今你们还未落实。”
为了尽快获得周恩来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几个字，在刘秉衡从北京回淮安之后，淮安县委就进行了讨论，随后就买了二十多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放置于周恩来诞生地的床西头，还在当间放置了一个石制象棋盘和两个蓝花陶瓷鼓。经过这样一番布置后，马上向北京西花厅报告，总理旧居房屋已经用作我们淮安县委的常委学习室，算是对周恩来有了交代——他家的房子被用起来了。在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当时淮安方面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向周恩来有个交待，县委常委们并没有真的到那里学习过。这是笔者访问了三四位当时的常委之后得知的。然而，由于周恩来太忙，和后来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停工缓建，为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写字的事一直未做，以至到他晚年，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欠淮安一笔‘债’呢！”这笔“债”就是关于为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写字的事。现在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正面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是用的毛泽东的集字。
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是淮安最早的“人民英雄”和烈士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曾经二十余次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广场上踯躅、流连。第一次是1982年5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笔者看到了毛泽东亲撰、周恩来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1997年笔者在京访谈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同志，他告诉我，上述文字是周总理1951年去大连休假时在住地写的。当时帮周恩来研墨展纸的乔金旺还记得，总理写得非常认真，他一共写了四十多遍，才挑选出一张写得满意的，也就是后来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文字。
笔者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碑文，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笔者和另外四位同志当时正在写作《关天培的传说》（此书后由河北少儿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5年由国家五部委公布为全国青少年百本爱国主义教育必读图书）一书。关天培身为清道光年间的一品大员（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相当于今天的舰队司令员），在英国侵略者坚船利炮面前，他明知自己势单力薄仍抱定与我大好河山共存亡的决心，为反抗外敌入侵，血战虎门炮台，最后与属下四百多名官兵全体阵亡。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谱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关天培牺牲于公元1841年2月26日，而毛泽东关于人民英雄上限时间的界定是1840年，那么关天培理所必然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和烈士。
2011年2月24日，在淮安区政协于楚州宾馆议事园召开的纪念民族英雄关天培殉国一百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笔者首次阐明了上述观点。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日，笔者在淮安市政协于政府贵宾会议室召开的纪念民族英雄关天培殉国一百七十周年的会上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当场的热烈掌声。
可贵的是，淮安区民政局已经接受了笔者的这一观点，他们在2012年的陈列布展中，将关天培列为了人民英雄和烈士。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总渠流水叙乡情
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哪！
在今天的淮安市淮安区境内，由西南向东北贯穿着一条巨大的人工河——苏北灌溉总渠。滚滚的洪泽湖水经这条河东下黄海。那哗啦啦的流水十分欢快。可有谁知道，这潺潺流水诉说的却是周恩来那缕缕乡情呢！
淮安地处淮河下游，东濒大海，地势十分低洼。千百年来，受黄河夺淮的影响，这一带一直水患不断，水灾连连。还在周恩来蹒跚学步时，陈氏妈妈就曾跟他讲过“水漫泗州”的故事。当年的泗州城离淮安仅几十公里远。就在周恩来离开家乡的前几年，淮安年年都是伏汛接秋汛，雨水暴下，一片汪洋，淮安城内的主要街道上都可以行船。市民们只好聚集到漕运旧署（这里的地面比城里其他地方高约一米）甚至爬上城墙避灾逃难。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水灾情景给童年的周恩来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所以，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搞‘两弹一星’），一个水利。这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1949年和1950年，淮河都发生了大水灾。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多年一遇，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党委（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几千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两千多万，两区共有六百多万人逃离家园。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村子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件后，也难过地落了泪。当年故乡老百姓们“跑水反”的惨相又一幕幕地在他的脑海里回映起来。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利部专题召开治淮会议。周恩来根据淮河流域的古往今昔，亲自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
在一次讨论治淮方案的会议上，政务院有两位副总理对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建起来，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挖这样一条大河。平心而论，这两位副总理的话也不无道理，确实反映了真实情形。可是周恩来当即板起面孔说：“苏北人民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支援革命，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们用小车推着粮草，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他们又用小车把我们推过长江，一直‘推’到上海南京路。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支援他们吗？”就这样，他用事实和真情说服了那些不愿花钱治淮的同志，坚持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人工挖河当然是要考虑河段长度的，因为哪怕短一米，也会给国家省下大笔经费。我们苏北无山，而且早在明朝就有人提议从洪泽湖东大堤凿渠经宝应东下黄海，那是一条最短的河道。可是后来为什么从高良涧挖到射阳的扁担港呢？这件事我们没有找到正面答案，两个侧面现象可以说明问题。一是他的侄孙、现《数理天地》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国镇告诉笔者，当年周恩来正在决策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时，七爷爷（指周恩来）办公桌上放有一本《山阳县志》；二是1993年笔者在北京木樨地拜访当年周恩来的农业秘书、曾多年任淮海区党委书记的杨纯老人，她告诉笔者说，“那本《山阳县志》是总理让我从北京图书馆借的。其目的是让他决定这条新开河的走向。”我们淮安人都知道，那时的淮安县县域非常大。现在的洪泽、金湖一带一直到蒋坝以及今天阜宁的羊寨，南边宝应的泾河、曹甸等地都属山阳县。
1951年，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携孙子周尔辉赴京见到了她多年想念的侄儿周恩来。其实，周恩来也在想念着这位对他有过养育之恩的婶娘。周恩来关切地问：“八婶，家乡人现在生活好吗？”
“比原来好多了。”八婶回答他。
“北乡人也能吃到大米饭吗？”
“现在还不能。”
听到婶娘的回答后，周恩来兴奋地说：“八婶，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哪，从洪泽湖一直通到海，那时就更好了。我们淮安北乡人也就能长水稻吃大米了。”
从周恩来在淮安生活期间直至今天，民间一直把淮安分为三大块，分别以大运河、涧河为界，涧河以北为淮安北乡；涧河以南、运河以东为淮安南乡；而运河以西直至洪泽湖为淮安西南乡。
周恩来说要开挖的这条大河就是现在的苏北灌溉总渠。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三省共出动了一百三十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八十三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淮河，这条为害千百年的“害河”，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服了。如今，水到淮安后，已经是“东西南北任调遣”的一番景象。周恩来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周恩来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淮安区，已由当年南乡只能长一季小麦，秋天的水稻要看老天的“脸色”才能确定有无收成，变成现在的旱涝保收了；北乡则由原来只能长些低产的旱谷作物，变成如今的水旱轮作、年年高产无忧的景象。这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带给淮安的巨大作用。所以，治淮的巨大成果不仅是惠及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周恩来关心家乡、为故乡人民办的一件最最具体的实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就在苏北灌溉总渠开挖的同时，淮安来了四位高个子、大鼻子的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设计制造了淮安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和运南水产养殖场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和科学化的经济企业，使昔日名气不大的淮安成为苏北排洪、抗旱、航运和灌溉的枢纽、一个管水的中心。试想，一个穷乡僻壤的苏北小县，何以一下能来四位苏联援华专家、让淮安取得经济上的长足发展？如果不是周恩来，当时又有谁能派得动苏联专家呢？这当是周恩来关心家乡的又一个举措。所以，每当笔者站在苏北灌溉总渠岸边，看到和听到那哗哗东流的河水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体会到周恩来那关心家乡、热爱故乡的赤子深情。
思念家乡不回淮
我没回去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
周恩来十二岁离开家乡淮安去东北求学，但他一直没有忘记淮安那块生养他、哺育他的热土。无论在他的日记中还是作品里都曾多次出现过“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和“南望乡关归不得”“同胞兄弟各西东”等思乡怀旧的语句，其殷殷乡思、悠悠乡情跃然纸上。
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感慨万千地说：“三十五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想来母亲坟上已白杨萧萧，可我却痛悔亲恩未报。”
周恩来如此思念家乡却为啥没有回家一趟呢？下边这几件事让人们看到了他那如水晶一般的心。
1991年10月25日，笔者为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赴京征集文物，在北京西皇城周恩来原贴身卫士韩福裕家里，听韩老这样说：
1950年秋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我们党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作要过好土地改革关的动员报告时曾深有感情地说：1946年，蒋介石由重庆还都南京，我们中共代表团也随之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很近，只有三百多华里。而且那里已经是解放区，所以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总理的眼里已是泪花盈盈——但是经过我再三思考，我还是没有回去，没有到我母亲坟前掬一捧土，扫一下墓。我没回去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第一，当时时局不稳，苏北许多跑到南京来的地主们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地梅园闹事。如果我回去就必然要给当时驻淮安的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带来麻烦，使他们在安全保卫和接待上花费较多的人力和财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第二，当时虽是国共合作，但从我与蒋介石多年谈判的情况判断，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内战一开，处于南京北大门的“两淮”（指当时的淮安、淮阴）很快就会被蒋介石的部队占领。我回去见过我的那些亲友们可能会遭到蒋介石部队或他的地方爪牙们的报复而使他们人生不得安全；第三，当时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按照中央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我在淮安的周家和我在淮阴的外公万家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我回去后，他们必然要去看看我。这些看过我的亲戚就会因为与我有这层关系而给地方上的土改造成麻烦——对他们家多出的土地、多余的浮财还按不按照政策进行没收处理？基于上述三点原因的考虑，我最终没有回到家乡淮安去，没能去到我母亲的坟前。
这件事多年来总是被人们说成是周恩来讲原则、遵守革命纪律；这样的说法当然没错，可笔者还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又何尝不是周恩来对故乡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不仅对自己是这样要求，对他的六伯父以及亲弟弟也都是如此。
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曾先后在晚清和民国年间任过许多要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被周恩来邀约到北京，担任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老人生于淮安、长于淮安，对淮安、绍兴和后来居住生活多年的扬州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在京期间，因为“馆职优闲”，就想回老家走走看看，周恩来也都委婉地加以劝阻。以至周嵩尧在写给表弟鲁觉侯的信中说“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远，年衰独行，不能独行”而劝止了他。
1965年周恩来决意平掉老家祖坟，退耕还田。但当时他的嫡堂弟媳陶华尚健在，他怕她想不通，就考虑在京的亲属中能有一人回去先行劝说、做好陶华的思想工作。这事被他的弟弟周恩寿知道了。周恩寿十四岁离开淮安，一生颠沛流离，尝辛受苦，也一直未能回老家淮安一趟。他多年思家心切，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径直向周恩来提了出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一趟吧？十一嫂（陶华丈夫周恩硕在周家恩字辈大排行十一）的思想工作我保证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正在愁没人回去做这件事，听到弟弟自告奋勇，就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周恩寿听了也一下高兴起来了。
“不行！”转瞬，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又改了口。
“为什么？”思乡心切的周恩寿竟不顾一切地反问哥哥。
“因为你是周恩来弟弟，你回去以后，省里、地区和县里都会安排人接待你、陪同你，给地方上的工作添麻烦不算，还要花掉不必要的接待费用。这事我想还是等尔萃（周恩来的侄儿、陶华的儿子，时在西安航校学习）放寒假回家。他是过春节回家，不会惊动地方政府。你回去就麻烦了。”
这就是周恩来，他严于律己，为了不让故乡多花一分钱，连自己十分敬爱的伯伯和疼爱的小弟回家探亲也不让，他自己怎么可能回家乡看看呢？
希望淮安多养猪
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些。
1958年，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县政府委托赴京向周恩来汇报他家乡的工作。那年7月23日和25日两天，周恩来都在西花厅会见了王汝祥。当王汝祥按县委委托，把淮安打算办造纸厂和缫丝厂以及铁木农具厂这三个厂，共需钢管300吨、钢板500吨的设想汇报总理并希望总理帮助解决时，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孙岳记下了周恩来的指示：按目前淮安的情况，和全国钢材都缺的条件下，应首先把农业搞上来，集中力量把农具厂办好，造纸和缫丝厂因钢材困难，待明年再办；还答应以他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刘顺元同志，请江苏省委帮助解决办农具厂所需钢材。
周恩来不仅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他很认真地给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和省委副书记刘顺元三人合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明确提出淮安的经济建设应由江苏省委统筹考虑解决。
江苏省委当时也是认真落实这封信的，笔者前几年见到原中共淮安县政法委书记孙步坦时，曾问及此事。九十多岁高龄的孙老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县委开会决定我将王汝祥从北京带回来的周总理写给江苏一二三把手的信送到南京，交到惠老（惠浴宇）手里。后来省里是把支援我们淮安经济建设的事交给无锡市（当年的无锡市不是今天的无锡市，是和无锡地区并存的），要求两家对口协商。所以我又成了淮安专驻无锡的办事处主任。后来无锡为我们淮安办了不少实事，像对淮安技术人员的培训、技术和知识人才的支持、车床设备等的无偿援助等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关心家乡、在为家乡办具体实事时是有原则的。他没有直接动用他手中的权力将钢管、钢材等批给淮安，是为了让他的“父母官”们不要因为他这层关系而滋生出特殊化的思想，但同时也得到了无锡市支持淮安的实惠。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赴京接受表彰的中共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一同被接见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其他十名代表。那次表彰会是“大跃进”期间召开的，规模很大。周恩来接见十一位与会代表把颜太发选在其中，显然是他那股对家乡的不解情结。
颜太发（已故）曾在病床上对笔者回忆说，到1958年年底，“大跃进”已经全面展开了半年多，全国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失控已经从各个方面显现出来，特别是吃公共食堂饿得人心惶惶甚至被饿成浮肿、饿死人的消息都时有耳闻或书传。周恩来在听取了颜太发关于淮安的粮食生产等情况汇报后，谆谆善诱地告诫颜太发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不能盲目乐观，千万不能自满，还要讲究实事求是。回去以后，一定要动员群众多养猪。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些。”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大跃进”时代，周恩来仍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父老的生产和生活。
平坟还耕易旧俗
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
厚葬祖先，光宗耀祖，这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推崇至今的做法，周家也不例外。早在周家祖上定居淮安之初，就在淮安东门外买了一处墓地，历经一个多世纪后，这块墓地上安葬了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等周家十多位先人。周恩来离家后的几十年内，这块墓地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八叔周贻奎的去世、对母亲的棺材露在外边都进行了刻骨铭心的自责。自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那天起，经过他不断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最终他已成长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56年，周恩来就与毛泽东等一起在党中央关于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字。此后，他又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出发，和邓颖超首倡殡葬的彻底改革。他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他们认为，我国的殡葬改革要一步一步地来。从人死了棺葬留坟到火化不留坟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棺葬留坟到火化留灰又向前迈了一步；只有火化后不保存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周恩来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撒掉骨灰，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养鱼虾——还在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倡导并撒掉自己骨灰的人。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之时，周恩来就在与亲属和周家人谈家事或者在写给县委的信中都曾提及处理他老家祖坟地的事。土改复查时，周恩来就向淮安县委提出，“我家的一点坟地，如果当地有人认出的话，可将坟地分给当地农民耕种。”后来，他又写信给淮安县委，“还有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可以说，对老家祖坟地的平坟还耕，他是早就下定决心了。当时因为他的嫡亲婶娘还在，使他无法做到。1956年他的八婶杨氏因患乳腺癌去世后，周恩来才真正把平自家祖坟还耕地于当地生产队的事提上他的议事日程。1958年他先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平掉了父亲周劭纲先生和岳母杨振德女士的坟，又于1965年春节前将平掉淮安祖茔的事作为“特殊任务”交给侄儿周尔萃回老家来完成。
笔者1982年曾在当时的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召开过由当地干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他们纷纷回忆说，那天已经是农历除夕。县委春节值班常委、副县长郭山和与周恩来的几位亲属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快人快语的总理侄媳孙桂云说，伯伯说了，我们周家祖茔地在这里一百二十多年了，多亏了大家的看护，他要我们代表他谢谢大家。现在他从我们国家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出发，请大家来把我们周家的祖茔地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以不妨碍生产队机耕，希望你们生产队明年把增产的喜讯写信告诉他。
孙桂云的话音一落，现场就立刻炸开了锅：年岁比较大的社员李正东老汉瞪大眼睛说：“自古以来，官（棺）只能升，哪有降的？”年近花甲的魏金成老大爷也喊了起来：“增产，增收，我们就在乎这半亩地？！”生产队会计王彦南也说：“平总理家祖坟，这是谁的主意？你们把全国六亿人都找来，看有哪一个能同意？”
经郭副县长和周恩来亲属们反复做工作，人们终于被说服了。他们怀着敬意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将1958年由县直机关干部们栽下的松树一一刨走，再一一挖开七座土坟，把墓中的十三口棺木就地下沉，然后平整地面，整整忙活了一天，一直到天黑才结束。
周恩来在这里不仅为家乡群众还耕了自家的那点祖茔地，更重要的是他带头破了千年旧葬俗，为家乡人开了一代新风。值得一提的是，王彦南会计还告诉我说：“事后我还收到了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汇给我们的七十元钱。汇款附言上写着：‘此款系平坟工资和青苗赔偿费。’”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总理啊！”这是那次座谈结束时人们一致的赞誉。
一“阅”情深乡情似海
这是总理亲笔写的。
笔者曾亲身经历了淮安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和开放，参加了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筹建和开放，也参加了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揭幕，还主持了周恩来百岁诞辰时淮安仿西花厅的陈列和布展，参与了周恩来一百一十岁诞辰的纪念筹备和整个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曾为周恩来纪念馆、故居和童年读书处征集过大量有关周恩来的文物、图片和计算不清的资料。现在都已成为淮安周恩来纪念地所属单位的宝贵藏品，有的还成了国家一级文物。但笔者征集到的有关周恩来关心家乡的手迹却只有一个字：“阅”。这个“阅”字是怎么来的？它是否真是周恩来手迹呢？
话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94年8月底，原县级淮安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的事，由时任淮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陆广浦率领淮安一干人马赴京征求周恩来亲属以及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笔者当时担任周恩来纪念馆资料科科长，就被派作先遣人员先去首都。在拜访到曾先后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秘书的赵炜同志时，就向她征集文物说：“赵大姐，邓颖超同志逝世后，组织上曾让您花一年时间进出西花厅，专门整理西花厅的文物资料，如果有关于我们淮安的，请您给我们，以便我们日后陈列布展。”
“老秦，你别说，还真有几件呢，待这次开座谈会时，我给你们捎去。”赵炜同志快人快语，当场就答复了。
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是1994年9月4日在北京前门东侧的首都宾馆二楼召开的。碰巧那天赵炜有点不舒服，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我正在失望，只见赵炜的丈夫、曾担任过周恩来机要秘书的赵茂峰同志一边上楼梯一边笑着对我说：“老秦呀，赵炜今天没来，她让我将这两袋东西带给你。”我顿时喜出望外，从他手中接过那两只国务院常用的大信封，感觉两个信封都沉甸甸的。不过笔者因为要忙于会务上的事，当场并未打开来看。
那天参加座谈会的有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以及他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等，一共有三十多位：罗青长、刘昂、王伏林、李庚奇、孙岳、马列、刘三源、成元功、张作文、陈舜瑶、陈浩、高振普、张佐良、郑淑芸、韩福裕、霍英华……，以及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的刘武生等等。等来宾一一到场落座后，我就抽空看一下两个大信封里的东西：有关于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赴京见到周恩来时，秘书在一旁作的记录，有周恩来高祖笑岩公著的《海巢书屋诗稿》，还有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先生亲笔写下的有关周恩来“五服”以内的亲属名录……其中我还见到了一个留在中共淮安县委信笺纸上的周恩来用毛笔写下的“阅”字。原来王汝祥1958年那次进京时，带去了一份中共淮安县委向周恩来总理的汇报。这份汇报共分四个部分：淮安县几个领导人情况；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淮安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淮安县的县城情况。
由于淮安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城是周恩来出生的地方，周恩来十二岁离家后又从未回过家，淮安县委是第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就想尽可能汇报得细一点、全面一点，好让总理多了解一些家乡。结果这份汇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八千多字。没日没夜忙碌的周恩来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他的机要秘书孙岳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将淮安县委的汇报拣主要部分摘录在一张16K的国务院信笺纸上呈报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不仅仔仔细细看了这份摘录稿，而且还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在字下边加点加杠。
到了那年的11月，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已经全部收获，淮安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县委就又向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喜信，直接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份报喜信，并用毛笔在卷面上加深加重了十余个标点，还在“全年粮食总产量达二十亿五千万斤”这十几个字下边划了杠杠，以表示他的重视，然后在右上角写下一个“阅”字。因为这份汇报是呈报给他个人看的，是让他了解家乡淮安情况的，不需要交其他人办理或传阅，所以他签批文件时落在文件下方的那个“周”字也没写；再者，当时浮夸风盛行，大话说得铺天盖地。淮安县委的这份报喜信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这一产粮数字有一半以上的水份。据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当年在病床上告知笔者，1958年年底核实的全县粮食总产只有七亿多斤。睿智的周恩来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当时身处逆境，为“反冒进”的事当年年初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他大概也不好随意签上其他的话。这虽是笔者推测，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我在看到周恩来的这一签阅件后异常激动和高兴，不顾座谈会还在发言，就悄悄将这份签阅件让孙岳、赵茂峰、王伏林、马列和李庚奇等人看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当时的主要秘书。他们一见就说：“这是总理亲笔写的。”
“阅”，这虽然只是一个字，却饱含着周恩来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