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6年12月18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栖霞区百水家园
采访人：李丽晴
整理人：李丽晴、袁志秀、汪贝
我亲眼看见妈妈活活给日本人打死了
我1929年出生，是南京本地人，一直住在中华门。当时我家住新路口5号，中华门东。房东那一家子是回民。南京大屠杀时他家里两个大人、两个小孩都死了。虽然房东是个回民，但我们都不信回教，因为我是汉人。他是回民就不能吃猪肉。但是我们是吃猪肉的。当时他们一家四口人全死了，房东的房子就给了他侄子哈梦鹤[1]。哈梦鹤接受了他叔叔的房子，后来政府拆迁，拿了三百万的补偿。他现在去世了，是九十岁去世的。
1937年的时候，我家九口人。当时我们搭了桌子，这个桌子上面，铺了很多东西，我们和隔壁两家人，他家四口人，我家九口人。当时晚上的时候，我们一直躲在桌子底下，因为日本兵的飞机会丢炸弹，房子会倒下来压死人。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躲在桌子下面。我妈还抱着一个一岁的孩子，日本兵把她拖出来，活活打死了，把一岁的妹妹砸死了。我那时候才八岁，日本兵戳了我三刀，我就昏死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就还有一个四岁的妹妹在那里哭喊，她哭喊着要妈妈。我浑身疼，也不知道哪里疼，手上还有血。当时躺在桌上不知道怎办。后来妹妹哭了，我说我疼死了，又冷又疼，当时那么冷的天，她就是哭着要妈妈，我就带着她找妈妈。第二天，妹妹喊着要妈妈，要吃东西，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我只好拿锅巴给她吃。
当时，在这个方面上来讲，日本鬼子是可恶、可恨的人，当时这样对待我们中国人。都八十年了，日本人怎么还不承认大屠杀，右翼分子还骂我是假的见证人，我当时看到那些人死在那里，我怎么是假的呢？！我亲眼看见妈妈活活给日本人打死了，当时我八岁了，也不小了。日本兵把家里七个人都杀死了，只剩我和四岁的妹妹在死人堆那里，我当时哭死了都没用，七个人一个没有活下来的，自己眼睛哭得都揉坏了也不晓得。当时那么多死人在里头，我就睡在死人堆里头。一点也不想，一点也不怕，我想这是我亲人，我哪能怕。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跟活人一样的，我就睡在那里头。饿了吃点锅巴，渴了喝点冷水，就这样过了十天活下来的。要是现在叫我看一个死人，我都害怕得不敢看。后来我就不哭了，哭也不能挽回什么。妈妈已经死了，当时我大了，看了一些人死得太惨，一想到我就要哭。我现在还是这样子，一讲了我还是要哭，当时他们死得太可怜了。对我冲击最大的不是一个一个地死，是一下子全部死光了，只剩我们两个小孩。当时还有人刀疤都烂掉了。
等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有老人堂的老头老太太过来把我们带走。当时我身上脏死了，后来他们就想找衣服给我换，结果一件衣服都找不到。后来没办法，把我们拖到老人堂。吃了十天锅巴，走也走不动路。老太婆带我出去的时候，有日本人站在那里，我就抱着老太婆，叫她别动，慢慢走。就是这样走到老人堂里头的。到老人堂以后就不敢出来了，因为外面都是日本人，中国人都死光了，我们都害怕得不敢出来。把我拖到老人堂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刀疤都烂了个洞，没有办法，那个老太婆就把衣服剪小了，找了一件棉袄给我慢慢换。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妈妈都找不到，找不到姐姐。他们问我还知不知道疼啊，我说后来都不知道疼了，糊里糊涂就那样过去了。后来有个农妇捎点棉花给我在刀疤上按着，后来就好了。当时日本兵怎么能对小孩子也这样子！我们在老人堂里面过了有三十多天。后来我舅舅来把我和妹妹带走了。
后来到我大的时候，去老人堂看，都没有老人了。那时候我们只能很多人吃一大锅的粥，一个人舀一勺吃，这是吃不饱的。
我不想看到他们
当时我跟妹妹是在一起的。六个星期以后，舅舅回来家里一看，都是死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把我和妹妹带到了安全区。舅妈把我们带到安全区去找他们的负责人，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只记得他们是外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德国人，还有一个是英国人，他们三个是在安全区主持事务的。
后来，我跟这三个安全区负责人讲了我家的情况，其中美国的马吉牧师[2]听到这个话以后就经常到我家采访，还带着摄影机到我们这里。那时候他给八岁的我拍照。当时马吉牧师还给我们那些死去的人拍照，他还到过我家来拍照。虽然他们是外国人，但当时我并不害怕他们。日本人我们倒是害怕的，他拿着刀和枪，穿个黄裤黄衣裳的，穿一双皮鞋，跨嗒跨嗒响，来的时候就是那样子的，后来只要听到“日本人”三个字我就特别害怕。
到安全区的时候，外国人说我们现在没有家了，后来他们把我妹妹送到孤儿院了。我舅舅答应他把妹妹送到孤儿院，当时我跟舅舅是住在一起的，我舅舅比较喜欢我，就不同意把我也带走。后来我就一直跟着我舅舅。妹妹在孤儿院里头，孤儿院还是有饭给她吃，有衣裳给她穿的，礼拜天还会回到我舅舅家，那里没有多少菜可以吃，舅舅有时还带点菜和豆腐乳给妹妹吃。
后来平定以后有亲戚回来了，就把妹妹收养了。妹妹现在也很好。收养她的人培养她，让她学习，给找她工作。后来调到大别山去了，现在就住在合肥市。我们两个岁数都大了，不能经常联系了。因为我妹妹身体不好，她一坐汽车就会呕吐，以前都是我去看她。现在她也很好，两口子生活也不错。
平定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日本人，我不想看到他们。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好多人打他们，砸他们，我都不敢出来，我舅舅也不准我出来。
日本人走了之后，我就不跟舅舅一起生活了，因为他小孩多了，我就到水西门木屐巷里的一户人家去做家务了，他是一个开店的老板，我那时带了七个纱网去洗衣服。我那时候还小，十几岁不晓得怎么烧菜。我就负责刷锅、刷碗。后来就一直在这里干活，后来那个老板娘死了，我就回到舅舅身边，那时我已经十六七岁了。回到舅舅身边不久，他又把我送到别人家去干活，人家对我还是很好的。到了1947年、1948年的时候，我姨娘死了，我就到下关的姨娘家，后来就一直住在她家，帮忙带带小孩，做做家务。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写“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能学习文化了，男女也平等了。之前因为家里五个小孩都是女娃，过去女娃不能读书，我们五个都没有上过学。新中国成立了，男女平等之后，我就去上了三年夜校，一晚上两小时，学着识识字，写名字，那时候没有人会写字，老师就手把着手教我们写“毛主席”这些。后来，结婚之后就有小孩啦，就不再去夜校了。
我是1948年到下关的，后来就从姨娘家出嫁了。结婚之后离开她家，跟丈夫在一起了。结婚的时候是介绍的，大家泡点茶，吃点瓜子、花生，这样子就算结了婚。家里的被子是借的，酒席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跟他们讲了也没有用，讲也没有意义了。一切都是借的，后来有两个孩子后，才买了一个架子床。家里的东西都是我小孩的东西。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我爱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爱人原先在中山陵园上班。结婚后生活变好了一点，工资有二十几块钱。我一直在外帮人家打工打了好多年。我有三个孩子，当时大女儿还没工作，爱人就去世了，他身体不好。他去世以后大女儿才工作。他去世的时候还怕两个孩子的工作没有着落。后来两个女儿工作了，儿子也工作了。他去世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是1979年退休的，退休后就到中山陵的美龄宫里打扫卫生。在那里挖树，除草刨地，就像农民一样工作。我的爱人其实不到年龄就退休了，他是因病退休的。
一个日本大学生，跪到我跟前
纪念馆找到我的时候是1984年，开始是我舅妈到纪念馆里讲的，当时舅妈不知道我住在哪里，后来找了很多地方才把我找到，找到我之后就把我叫过去了，馆里接待了我。1984年、198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馆里的活动了，之后每年清明节和12月13号都去参加活动。
1994年，朱成山馆长，还有白经理带我第一次去日本，当时我也不害怕日本，因为日本人民还是很好的，我总觉得他不是日本兵就不害怕。到那里之后，都是友好的朋友和志愿者接待我们，对我们很好。当时朱馆长作报告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控诉。我们去了六个县，他在图书馆、纪念馆或者学校里作报告，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报告会。我们当时去了二十一天，到了大阪的一个大学，朱馆长作完报告后，我在旁边控诉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学生，跪到我跟前，他说：“我今年都三十岁了，我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老一辈都没跟我讲，杀死了那么多人。”后来他跪在我跟前，跟我赔礼道歉，所以日本人民还是非常友好的。当时我们去的地方都是非常友好的。在广岛的时候，一个图书馆的负责人，跟我们说：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那个时候，到海那边造毒气，要害死我们中国人，但当时他们自己也死了很多人，他们自己也很痛恨。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跟在中国没有多少区别。有的人还很好，那么热的天，还送东西给我们吃，还有我打官司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官司，其中一个还没打赢。一个志愿者，是志愿照顾我们的好朋友，他很支持我们，非要等官司打赢了才结婚，后来真的等到官司打赢了以后他才结婚的。还有一个日本大学生到南京学习，年年都请我们吃饭，都十几年了。我们考虑到她自己还要生活，后来我们就不要她请了。她有时候不请了，还是要到家里来坐一坐，偶尔也到我家来。
我现在晚上七点多钟就睡觉了。早上很早起来，起来就是洗脸，洗完就做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下去走走，楼下那里有一个活动区。我不喜欢聊天，我耳朵聋，别人跟我讲话我会听不清楚，我跟别人讲话，我嗓门高别人会嫌烦，我就不跟他们聊天了。所以跟别人聊得好就好，聊得不好就会吵架。后来我就喜欢自己活动，看到认识的人打打招呼就算了。
晚上天黑了我不敢出去，外孙女家就住在楼上的六楼，六楼我爬不上去又不敢去。晚上五点多钟我就吃饭了，吃过饭我就在家坐一坐，把垃圾丢下去，然后走一走就上来。以前还能看一下电视，现在眼睛不行，不能看电视了。我家儿子女儿们都住得离这儿不远。
本来他们每个礼拜都回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聚。现在我岁数大了，也不能做什么，他们各人都有各人的孩子，都没有时间来。
南京变化大了，小的时候，南京像个破烂窑子似的，现在到处是高楼大厦，我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小街小巷，汽车都进不去。现在都是大街大巷，马路很宽。以前住的地方现在改成马道街110号。我去过，但是以前的房子都拆掉了，认不清楚了。
注释
[1]哈梦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37年哈家为夏淑琴家的房东，南京大屠杀期间哈梦鹤叔叔哈国栋一家四口被日军杀害。
[2]约翰·马吉（1854—1953），美国牧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难民的同时，用摄影机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战后，曾作为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