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粮食绝收
中国南方多雨，所以中国南方常受到涝灾的侵袭，北方多遭旱灾困扰。1876至1878年间，中国北方干旱，几乎无雨。据说，大约有十个省份这期间遭受旱灾，灾害的中心是在山西省的南部，半径约有一千英里的地方。北方省份的灾情非常之严重，不仅是北方史上罕见的，甚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恐惧感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
1876年春天，农民们播种之后却不见降雨，官员和老百姓都非常焦虑，便到各种各样的寺庙去求雨。青州府的行政长官发布了一份公告，号召民众吃斋，不吃任何肉食，特别是牛肉；有一天，他把铁链子戴在自己的脖子、手腕和脚上，从城里的街道上走过，到大庙去求雨。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官员出门总是坐轿子的。乡下的老百姓头戴着用柳条编的花冠，成群结队地跟在他的后面。当行政长官在庙中的神像前匍匐在地上的时候，老百姓们则在外面的院子里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祈求降雨。
2.劝老百姓向上帝求告的海报
就在他们这样四处向偶像祈求的时候，我制作了一些黄色的海报，上面只有很少的字，告诉他们，如果大家想有雨，最好的办法就是丢开那些死的偶像，转向活的真神，向他祷告，服从他对生命的诫命与要求。我骑着马到青州府下属的十一个县城，把这些海报贴在城门口。其效果相当惊人。每到一个县城，我会到这个城里的大客栈去吃点东西。在我吃完之前，老人们打发来的人就已找到客栈里来了，他们双膝跪地，请求我告诉他们该怎样崇拜并向那位活着的真神祷告。再过些时候，一些小脚妇女又翻山越岭二十多英里到青州府来拜访我，向我请教同样的问题。几年之后，这些村民便成为那些山区基督教堂的中坚分子。
3.饥荒引起的骚乱
在农历五月初九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据传，发生的抢劫案不少于十九起。一个被抢劫的人反抗时，居然被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捅了刀。”
到五月底时仍然没有下雨，民众很紧张，很无序。
一伙妇女开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占领了房子，在里面烧了一顿饭吃，接着又开到下一家，准备做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方法可以尝到甜头，便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团伙，从一个村子劫掠到另一个村子。闻知这些骚乱的消息后，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府知县及地方长官的顶戴，并传话给他们，如果他们不能维持秩序，他们的位子就要被更有能力的人士替代。这样，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要么将违法者斩首，要么把他们关在木头笼子里，在那里面，犯人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最终活活饿死。行刑的地点就挨着我的后院。这样的酷刑每天都有，经过惩治，秩序得到了恢复，官员们也重新获得了他们的顶戴。
穷人们就算不被邻居打劫，还是难免要经受饥饿的煎熬。农历五月初十，在访问一个村子时，我发现一些男孩子提着篮子，篮子里装满了从田里采来的野菜和从树上摘下来的叶子。他们在客栈附近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我在吃着饼当午饭时，他们则开始吃他们的叶子。我问他们是否乐意拿他们的食物来换我的。他们能吃上面饼，简直乐坏了。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个孩子的脸很红，眼睛肿得都快睁不开了。当我问他的脸为什么那么肿时，我才得知他是吃了槐树的叶子，这种树叶对有些人有毒，但对别的人却无害。
就在同一天，一名小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而被斩首处决。农历五月十一这天，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笼子里。官府发现谷子的价格太高，于是巡抚便发布了一个通告，命令灾区的官员对运进的谷物免征税收；官府还从江苏和满洲大量购进粮食，并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卖给老百姓，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求见了青州府的知府，建议他向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提出请求，与朝鲜和日本进行自由贸易，进口谷物，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谷物的价格。
4.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六月三十日，两个都是秀才（相当于文学硕士）、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文人来找我。他们一个是寿光地方人士，一个是益都地方人士。可是，由于我当时很忙，根据约定，他们于第二天来拜访了我。他们一进门就拜倒在地上，求我收他们做弟子。谈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伙人派来的代表，那些人希望我挑头造反，因为官府不给濒临死亡的老百姓提供粮食。他们已经租好了一处房子，一大群人已准备好时刻听从我的指挥。我告诉这两个人，这样的举动，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它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一旦混乱开了头，谁也不知道这骚乱何时是个了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只会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我建议他们，为了改进民生应该多出主意而不是制造混乱。
七月初二（星期天）——“民众谣传有个测字先生复活了，预言今年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掉。假如有一个人把这个谣言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把他传给另外十个人，这些人分别再传给十个人，用不了多久，全国人都会感到自己岌岌可危。于是我利用谣言传播的机会，像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人讲话那样，我也对民众进行讲道，敦促他们为自己的罪忏悔，并心向上帝，只有这样上帝才有可能怜悯他们。官员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无知的罪导致了民众的死亡。一个站在我门前的妇女，她的手上抱着她的婴儿，累得不行，一下子坐到地上；她看到我的房东，就请求他从旁边的树上摘几片叶子。他摘了，而她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并说：‘现在我感觉好多了。’看着饥饿的人们苍白的脸上平静的忍耐，的确令人揪心。见到这么多苦难的景象，我所能做的就是每过几天发放一点救济。”
5.发放救济钱的方法
很难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既把钱给所有的人发放出去，但又要确保不让领过钱的人回过头来重新领取。我忽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城里最贫穷的街区，叫发放人站在一条长巷子的出口处，让认领人排成长队一一从我面前经过。给每人一份救济钱后，我就在他脏兮兮的手上用印泥做一个标记，因为我知道这轻易擦不掉。过了一会儿之后，有些领过钱的人会绕到巷子的另一头，重新排队；当他们把干净的手伸出来时，自然让人怀疑，我们便断定这些人一定先前已经领过钱但用力把手上的印泥擦掉了。于是我们便不管他们，继续给其余那些手还是脏兮兮的人发放。
有人曾尝试从城墙上往外丢钱给穷人的方式发放救济款，结果造成了混乱。
我发现我的日记里记了这样两件事：“共管辖十一个县的知府向皇上请愿，向他报告七个县遭受饥荒的情况。”“青州府学监王先生，在城隍庙求雨两天。”
7月初的时候，有消息说，在与临朐相邻的沂源县，有个人有五百亩田，但为了得到食物要把他的田产卖掉。可是，每亩他只能卖到两块半钱，怎么也高不上去，而每亩地的实价是五十到一百块。这个低价让他感到绝望，于是他在饭里面放了砒霜，这样，全家人便死在一起，一了百了。
我感到，我不能丢开这个地方而自保，也不能在穷人们挨饿的时候独自把钱留着，因为是上帝把它们送到了我的面前。可是，在进行个人救助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粮店老板，他打算把库存的粮食统统发放出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处，为了活命他们一拥而上，结果一个小女孩给踩死了；大家你踩我踏，很多人虽然得以逃生但都骨折了。这件事发生之后，知府便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施舍，而饥饿的人们只能在街上徘徊。
七月初三——“在做晨祷的时候，我读到我主喂饱数千人的那一段，这一段中有一个细节是，他吩咐众人坐下。我的头脑中像有一道闪电划过，我从经文中的‘坐下’得到了启示——坐着的人群不会拥挤。于是我叫来十来个人，让他们把饥饿的人群带到我房子对面的一个空旷的打谷场上，并叫他们一排排地坐下。男人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都坐下了。这是，我才出现，我告诉他们，我的钱很少，不过，如果他们肯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乐意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第一轮我只分发了很少的一点，然后我又发了第二轮、第三轮。我手下的人开始发放后，没有一个民众离开他们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像是在参加一场圣餐礼。官府的衙门就在街的对面，不一会儿，衙门里的几个衙役以及一两个当差的非常惊奇地看着这平静的场面。把最后一点钱发放出去后，我告诉他们我再也没有了，并对他们说，就是官府也救不了他们，除非天降大雨。要下雨，我们必须向上帝祷告。于是我叫他们都跪了下来，我则向上帝祷告请他怜悯他们。数千穷苦人怀着感恩的心情，以这样的方式接受了微薄的救助，并尽量参与到了祈祷当中。”
6.第二次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青州府东面约八英里处有个地方叫凤凰亭，七月初三的晚上，有个人从那里来拜访我。他说，那里的民众已经准备起来造反，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并做头领。我回答说，我不可能考虑这种行动。可他还是要勉强我，而我对这个很危险的谈话感到非常不安；就在这时，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原来，我先前向这个马车夫订了一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府；我告诉我的客人，到了济南后，我会去拜访巡抚大人，并请求他为老百姓多提供些帮助。在这个人离开之前，跟着我的那个男孩子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已经聚集在外面，正等着这个人把我带走。但这个人终于走了，临走时说，等我从济南府回来他会再来拜访我。我给了他一张稍大一点的海报。我下午在城里各处张贴的就是这种海报，上面印的是“主祷文”及其一些解释和劝人向善的文字。
由于我经常给穷人们一点接济，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一些妇女把我的态度与官员们的态度作比较，说官员们对穷人不闻不问。我意识到，如果人们继续这样议论下去，一旦有人传言我在谋划造反，官员们必定信以为真，于是我决定立即离开这座城。在出发之前，我给我的房东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每个月的租金还不到五个墨西哥元呢。
离开青州府大约五十里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小男孩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府的一个裁缝；这个人有个弟弟，在济南府，也是个裁缝，小男孩想去看的就是他。担心有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拐骗了一个男孩，我便找了个人把这小男孩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7.就避免未来的饥荒向巡抚建言
济南府的巡抚叫丁宝桢，祖籍贵州。我七月初七抵达济南城，并去拜访了他。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官员之一，并因此而出名。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占领全国十八个省份中的十三个，是丁宝桢的部队阻止了太平军向京城进发。我建议他作出部署，从朝鲜、日本以及满洲进口粮食，并建设铁路、开发矿产，给穷人以就业的机会。他听得津津有味，并说他很赞成实施这样的改革。可是，山东还是没有福气，因为他不久就要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再也没有机会为山东人造福。他的儿子叫丁体常，我后来在山西见到他时他正任那里的道台；由于我先前跟他父亲相识，我在太原府期间他对我一直很友好。回来，他被提拔，成为广东省的大员之一。
回到青州府后我才发现，心怀叵测的人已经散布谣言，说我把一个小男孩拐到了济南府。我立即去见了那个裁缝，也就是小男孩的父亲，并带他跟我一起去了衙门。在衙门里，当着官府门上（秘书）、其他衙门职员，以及十来个走卒的面，小男孩的父亲证实，他的儿子的确从家里跑走，上了我的马车，但我后来派人把他送回来了，他的父母对我的举动非常感激，现在孩子就在他们家中。
8.来自烟台的捐赠
我在烟台的朋友卡迈克尔博士为遭受饥荒的灾民募集到了一笔款子，农历六月十一，我把这一小笔捐款送交给知县发放，对他说，我希望他不会看不上这点赠予。他看上去很高兴，并说他要让得到捐助的人知道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就不必说明了，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要让一些穷人不被饿死。那段时间我在日记里写道：“田产的价格已经跌到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买家。老百姓以三分之一的价钱卖掉他们的铜的和锌的器皿。春天的时候，衣物在当铺里可以当到五百块钱，后来价格降到了四百块，再后来则是三百，而现在，同样的东西只能当到一百块。事实上，当铺现在已经拒绝接受这些东西了，只是官员们不许他们这样做。总之，东西几乎当不出钱来了。”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斩首处决，还有一个被关进了笼子。”
9.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
与此同时，除了张贴小海报，教人们向上帝祈祷以求得下雨，我们还广泛散布宣传基督教的散页传单，这把虔诚的人不断吸引到青州府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宗教上的事。
我向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捐赠的事实，对于民众来说，足以证明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对于所有来询问的人，我都给他们赠送教理问答和赞美诗，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把里面的内容记住。他们回到家中后，就跟他们的邻居们谈论他们获得的书，这样一来，在好几个中心便有了很多的询问者。每一个中心最后便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部分。这些带头的人把教理问答和赞美诗背完之后，他们又来找我，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
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时我已经翻译了耶利米·泰勒的《圣洁生活》的一部分。该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讲如何面对上帝以及如何修行，这便引导读者直接面对上帝以得到他的启示和指引，而不是单纯依赖外国传教士来教导和规劝。我还从《诗篇》和《新约全书》中选出一些章节，让那些带头人背记，好让他们比他们的追随者先学一步。为了让他们学习祷告，我请人发来了英国教会的祈祷书作为临时的材料，并教这些带头人在祷告时如何使用这些。
这些来青州府与我住上几天的带头人的数目一度达到六十人。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他们则自带铺盖和吃的。除了聚集这些男人，我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妇女的集会，我给她们指导，指定部分内容让她们背诵。在每个中心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礼拜日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基督徒们给追随者们提供辅导，听他们背诵教理问答和赞美诗，他们还聚在一起祷告；这样，不到一年便有两千多追随者正常集会祷告，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出现了十几个崇拜的中心。
10.我的传教策略被倪文思博士采用
人在烟台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文思博士每年都要在山东境内进行两次长途传教旅行，一次是在春天，一次是在秋天。青州府离烟台有八百里路，是他旅行的最远点，他通常会在我这里住上一两天，我们在一起谈论各种传教手段。
我注意到，在教育方面和宗教教义的传播方面，中国人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的团体是自足并且是自我管理的。于是我忽然想到，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好办法应该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播方法。传教中最大的问题是，把基督教捧得很高，要中国人相信，基督教比他们固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好。在向倪文思博士介绍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结果是，几个本地人自愿出来承担传教的工作。倪文思博士跟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考察我的传教方法的效果。他大为吃惊，并决定采用这种方法，作为他新的且是核心的传教策略。他在我的屋子里写出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和规定以便发展这一方法，并用我的胶板印刷机进行复制。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便是按照这种方法传教，非常成功；然后，他又以此为主题撰写了系列文章，先是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随后又出版了小册子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差会领导层当中传阅，并被命名为“倪文思博士传教法”；在这个方法中，本国人是作为传教的主体，而不是外国传教士。我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我所在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把它寄给了我，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法事实上是我先发现的。直到后来支撑它的基本原则被忽略了，这种方法才不再流行。
11.赈灾期间的一件事
在向当地官员说明情况，说我有足够的基金给那些更困难的人发放救济之后，我通常会派几个人在开始发放之前先到一些村子里去，把最需要救济的那些人家的名字先登记下来，然后再给他们发放领取救济的券。然后便确定好发放救济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持券的人便到一个中心地点去领取救济。有一次，地点是定在一个很小的市镇上。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发现那儿聚集的人数相当于持券人的两倍到三倍，他们都恳求救济，他们的驴子、骡子和牛都被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钱平均分发，各人所得到的就会很少。可是，怎样才能把赈灾的钱只发到那些持券人的手中呢？人群把大门挤得水泄不通，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也只是白费口舌。饥饿感已经把他们逼到什么也不顾的地步。
在两个钟头里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最后我对我的助手们说：“我从镇上跑出去，过了河之后，我就往对面的山上走。那些手上没有券的人很有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了，你们再给那些名字已经录在簿子上的人发放。”
不出我所料，那些没有券的人都跟着我请求救济。于是，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好让那些小脚妇女也能跟上我。到了河对面那座山的山顶时，我停了下来，那些人在我周围纷纷下跪，向我苦苦哀求，希望我给他们钱。这时，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夏日的一天，有个赶路的人又热又渴，就到一个房子里要点凉水。主妇把屋子里的一点都给了他，他把它全喝了。在他喝完之前，又有一个人，跟刚才那人一样又热又渴；他也走了进来，吵闹着要喝水。主妇回答道：‘我屋子已经没有水了，不过，如果你稍等一下，我就可以到井边给你打些水来。’今天，我手上的救济钱只是很小的一笔，只够发给那些已经拿到券的人。你们窘迫到这种程度，我心里很难过。不过，如果你们耐心等待，我会给住在海边的那些外国人写信，把你们的苦难告诉他们，等更多的钱来了，我会很乐意发给你们。
跪在我脚边的一个妇女听得非常认真，她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便站起身来，把我讲的话说给那群人听，并把故事中寓意也解释了。我的话她不但复述得很清楚，解释得也很清晰。那群人并没有生气，而是开始散去，对我所作的解释以及我请求的合理性表示满意。我并没有立即回到镇上，因为我要给负责发放救济钱的助手们足够的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等我最终回去时，我才得知，那些持券的人是从一个大门放进去，再从另一个大门离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12.来自港口城市的捐款
1876年初夏的时候，我曾给上海联合教会（Union Church）的詹姆斯·托马斯主教写信，把山东的灾情作了描述，并建议把我的记述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上。我已经把孤儿们聚拢在一起，所以我请求获得基金帮助他们，并指出，四元钱可以维持一个孤儿三个月的生活，四百元钱便可以维持一百个孤儿这么长时间的生活。捐款不久便纷纷汇来。N.P.安德森夫人（即赖松小姐）募集了两百元，并通过托马斯先生转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募集了五百元，那里的中国人也汇来两百元。赈灾委员会在不同的港埠成立，捐赠基金集中到青州府我这里。靠这些钱，我便可以在五个中心点建立起孤儿院，每处各容纳一百个孤儿，并能正常给灾民发放救济。
以下是我当时在青州府时为自己制定的一个时间表，它或许能引起读者们的某种兴趣：
13.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与益都相连、在益都东面的昌乐县据说灾情非常严重。在昌乐县城发放救济时，我最终是死里逃生的。由于我们的救济金十分有限，只能就手上现有的一点钱作出安排，所以我决定先救济昌乐县的秀才。
这些相当于硕士的秀才们往往多出于寒门。一个家庭为了让其中一个儿子赢得功名、出人头地，往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这期间，基督教最大的反对者是来自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通过理论来向他们证明基督教的价值，我决定向昌乐县所有的秀才每人发放一元钱的救济。
后来，有更多的救济款到手后，我决定对一些灾情最严重的村子给予救济，并派人到那些村子把穷人们的名字登录上来。名字登录好了，我给村民们发放救济的日子也确定了，我便到潍县城里把银子兑换成现钱。为了运这些钱，我用了三辆大马车，每辆车用三头骡子拉。要去受灾的那些村子，我们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可是，昌乐的知县开始怀疑我的动机，而我事先也不曾有时间对他说明情况。他认为，我给秀才发放救济就是贿赂这个县的地方官员，而现在我给予最穷人救济就是煽动民众造反。于是，当他听说我正要运着三大车的现钱穿过县城时，他大叫道：“这个外国佬到我们这里来、干涉我们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用心？假如他的钱被人抢了，不关我的事。”民众一听，知道这是暗示，便准备行动。
中午时分我抵达县城的南郊，并在那里的一处客栈吃饭。吃完饭后，我叫车夫们发车，前往那些村子。我们离开客栈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杀气腾腾的人就围了上来，并动手拿车上的钱。我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叫车夫们调转车头，回到客栈里去。在客栈里，我与我的当地助手商量了一下，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到村子里去发放救济钱了，因为那些村子还有几英里远。于是我把三辆马车留在客栈里，让我的助手看管，我自己则骑着马去最中心的那个村子解释情况。
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在那个处于中心的村子里，从周围地区积聚到那里的几千人等着救济，已经耐心地等了一整天，很多人手上还抱着孩子。我不知道，民众除了对我发怒并揍我一顿还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我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告诉他们是昌乐知县阻止我，不许我把救济款运来，民众一怒之下很可能冲到城里，局面对我一定会很危险。于是我与当地的助手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门上张贴一个告示，告诉他们，由于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况，我很遗憾未能如约于当天把救济款带来，不过，我劝村民们尽快回到各自的村子去，免得站在那里受冻；同时，我叫每个村子留下两三个年长的，我好安排他们尽早把救济的钱送到他们的村子里。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不到十分钟所有的人都安安静静地散掉了，然后，我跟那些年长者商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到青州府去，到时我把救济款给他们，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子里发放。
第二天，我回到了昌乐。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回到了那家客栈。我刚到城郊，就有人冲出家门，一边束着裤带（他们打架前总是这样）一边大声喊着：“Lai-le！Lai-le！”（意思是“他来啦！他来啦”！）
回到客栈后，我问我的助手们那一夜是怎么过的。他们告诉我，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那么危险的夜晚。那些人先是想强行打开客栈的门，没有成功之后，他们又一阵阵地往墙里扔石头和砖头，我的助手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躲来躲去。
我回到客栈不久，一名军官送来他的名片，说希望见见我。他给我出了些主意后就离开了，而我怀疑那是些别有用心的主意。客栈外面的人群在急剧增加，气势越来越凶。十分钟后，我决定该如何对付这蓄谋的不幸。我叫我的助手在客栈里再坚守二十分钟，照管好马车；然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他带着五吊钱离开客栈和马车，到通往青州府的大路上约六里的地方去，并在那里等我。
14.与官员交涉
说完这些我便推开客栈的大门，快步走向城门。整个人群“哗”地跟了上来。进城之后，我直奔衙门，那些人叫了起来：“他到衙门去啦！他到衙门去啦！”在衙门的门前，我碰上知县的一个跟班的，我问他县老爷是否在里面。他想跟我周旋，问我有什么事。可是，我没有时间跟他啰嗦，把他推到一边，径直走了进去，一直走到衙门里。进了一间内室，发现刚才拜访过我的那个军官正在和一个人交谈，我猜想，那人就是知县。我的突然出现把他们两个吓了一跳，他们似乎还担心我对他们动粗。
这时，我对知县说：“你一定知道城南郊外发生的事情，装现钱的马车正陷在客栈里。我叫我的助手在那里照管二十分钟。”然后，我掏出我的怀表。“二十分钟后，他就要离开那里，不跟任何人交代一句。现在，几百人已经把客栈围住，而且威胁要动武，我告诉你，我的人离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全算在你的头上。在他离开客栈之前，你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派人去那里维持秩序，保住马车。”
“哦，你的钱跟我无关！”那知县吼道。
“但是，这个地方的治安跟你有关。”我回答道，“我不过是来告知你，好让你平息骚乱。”说完这话我便从他那里走开了，像刚才一样飞快地走过庭院。
知县很是紧张，立刻派人到客栈去，于是，我手下的人便把马车交由他们负责。
外面的人群见我从衙门里出来，叫了起来：“他回客栈啦！”他们叫着便转身冲到了我的前面，拼命地跑着。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全都转身向南城门跑去；可我却穿过一段比较空旷的地方，径直朝西城门走去。
这时，天已经黑了。在西门外我看到两个推手推车的车夫在休息，吃着硬邦邦的麦饼当晚饭。我问他们是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告诉我是要到姚沟去。我正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于是我请他们带着我一起走。能揽到活他们自然喜出望外，于是我爬上了手推车，他们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他们走得很快，我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帮暴徒而庆幸。
可是，没走多远便听到身后传来兴奋的喊叫声。喊声越来越近，我们来到一个村子时，有六个人赶上了我们，把我抓住，一定要我回到昌乐的客栈去，把钱现场分给他们。
我跟他们纠缠了很长时间，劝他们回去。村子里的人也立刻聚拢了上来。按照中国人惯常的做法，我向第三方寻求帮助，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村子里的老人们听，并问他们我该怎么办才是。
15.追求与拯救
面前这六个凶狠的家伙，他们的恐惧感胜过他们的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那些人一起回去。
事情就这样胶着时，我把他们叫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针对他们贪小便宜的心理，我对他们说：“假如我跟你们一起回去，我回到城里消息一传开，就会有几千人聚到那里去要钱，一定会发生踩踏事件。很多人会受伤，会断胳膊断腿，有的人甚至会送命。你们敢担保，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你们自己，不会在受害的人当中吗？我已经跟我的助手说过，叫他在前面几里处的一家客栈等我。他会随身带五千文现钱去。假如你们跟我一起去，我会把这些钱分给你们，这样，你们既可以得到你们的钱，又不会有受伤的危险。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要比跟我一起去城里更好呢？”
这六个人当中的一个叫道：“行，那我们就跟你去！”于是，他们叫我上了手推车，一起出发，上坡，下坡，越过潺潺溪流，一路上快速前行。就在抵达客栈之前（客栈里正亮着灯），我叫他们停下，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到客栈里去，把钱拿来给你们。”
于是我把钱取来了，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我们一共就得到这点钱吗？”
我回答道：“我的钱全在这里了。我一个子儿也不剩了，我吃晚饭还要赊账呢。”这时，我把外套脱了下来，又说道：“假如你们觉得钱不够分，就把我的外套拿去当掉吧。”
另外一个人听到这话便对刚才那个人吼道：“他把钱全给我们了，你还要跟人家要，不害臊吗？”于是，他们向我道了谢便回去了，我则回到最近的客栈吃晚饭。
我还没有吃完的时候，一个完全不同的场面，一个不可思议的、感恩的场面，出现在我的面前。事情是这样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在离昌乐约五英里的窑口发放过救济。现在，窑口村的村民听说我在昌乐这边遇上了麻烦，他们便过来搭救我。他们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扛着草耙，有的带着更加危险的武器，还有的人则骑着骡子，打着灯笼。发现我安然无恙，他们便让我骑上骡子，一队人马便原路返回。往前走着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些来迎接我们的人，于是，他们也转过头护送我。等我们到达窑口的时候，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庞大队伍正聚在那里，一派欢天喜地。村子里的长者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当铺（那里最主要的建筑）里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欢迎宴会。午夜时分，我们坐了下来，为我的脱险而庆祝。
第二天，我回到了青州府，并拜见了知府。我把昌乐知县的失职行为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并向他解释，马车上的那些钱并不是我本人的，是设在港埠的赈灾委员会募集来的。我必须对这笔钱负责。我问他，是不是肯帮我向昌乐的知县索要这笔款子的收据。至于这笔钱，他得发放给县城里贫穷的老人和妇女们。青州府的知县对我很客气，两天之后，我便拿到了昌乐县知县的收据。
不过，那个倒霉的家伙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结束。他的刚愎乖张使得他与城里的百姓冲突不断。
16.虚伪的官员败在女人手下
昌乐城里的百姓听说那些钱将要发放给他们，便到知县那里去要钱。可是，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他们支开，说他过些时候会发放。于是，他们又去了第二次，但第二次他们又被拒绝了。后来，极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这一幕表明中国的专制政治是怎样在民主面前崩溃的，也表明它在女性权利面前又是多么无力。
一天，一百名妇女拿起厨房里切肉的刀子和砧板来到了衙门，在衙门的院子里坐了下来。跟班的问她们有何公干。她们说有话要跟知县说。知县心里有数，他必须出来，听听她们究竟有什么话要讲。他刚一露面，一个被选出来作为代表的妇女便叫道：“穷人们都快饿死了，可是知县却把本该给我们的钱偷去了，他就该像这样被剁成肉酱！”然后，一百名妇女用刀子在砧板上有节奏地剁着，并一齐有节奏地喊道：“谁要是偷了钱，就被剁成肉酱，像这样，像这样！”那官员现在终于明白，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好答应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款。这回他真的做到了。
事发之后，我立即写了封信给一个在华的美国人，把近期所看到的、所做的一切林林总总地讲了一遍，至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没有想到的是，它被寄到美国去了，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出来了。很多报纸又对它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甚至传过了大西洋到了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14]或者《蓓尔美公报》（Pall Mall Budget）[15]——究竟是哪一家我记不得了，其标题是“传教士的奇遇”。可是，对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教工作该如何更好的开展，编辑却予以忽略，没有提及。
17.残酷的冬天
1876年秋天，我们所募得的救灾款更多，但发放情况却不如人意。倪文思博士跟我在传教上是分区的，发现在他负责的区域灾情非常严重后，他也开始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了。在赈灾工作进行的同时，宗教活动每个星期日在很多中心也在正常进行，这样，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慰藉便协同起来了。
随着冬天的临近，灾情变得越发严重。有报告传来说，有的村子本来有四十个居民，最后只剩下十名幸存者。粮食的价格飞升到平时的三四倍。很多人听说满洲的粮价便宜，他们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满洲去。那些承受不起旅途开销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把房子上的所有木头，不管是门还是窗户，不管是门框还是椽子，统统当做柴火卖掉，希望卖点钱去买小米。等这点资源也耗尽了，他们便把原来用来盖房顶的但已腐烂的高粱秸秆和着草籽、麸糠煮了吃，聊以充饥。
深冬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为了取暖，他们在地下挖了很深的坑，二十、三十，甚至是五十个人在坑里挤在一起。由于空气污浊，加之没有吃的，这种地洞导致了大量人的死亡。一开始，活着的人没有办法给每一个死者都挖一个墓穴，于是他们就挖了两个大坑，一个用来埋男人，一个用来埋女人，那些死者不过是被扔进去而已。后来，死者是在哪里倒下的也就给留在原来的地方了，有时是在他们的家里，有时是在村子里，有时是在路上，任野狗、饿狼、老鹰吞噬。
得知灾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去探访了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发现有人把自己的田按每英亩一两块钱的价格卖掉。丈夫和妻子为了活命，竟同意彼此分开。我在青州府东南方山区的一个乡下客栈过了一夜，那里出现了一个出卖妇女的市场，买主是从东面海边来的男人。由于思绪纷乱，内心痛苦，那天夜里我没怎么睡着。那个没有被买走的妇女苦苦哀求有人把她带走，哪怕分文不取，因为这总比卖不出去、活活饿死要好些。
所幸的是，中国的官府还不时地采取一些未必文明的治乱措施。第二年，山东的灾情结束时，山东巡抚发出一项通告，上一年所发生的土地买卖和妇女买卖被宣布一律无效。这样一来，不公平的交易便得到了偿还，这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音。
18.与官员和文人一起发放救济款
我给烟台方面写了一封信，把可怕的灾情作了描述。我的一些朋友，荷兰公使弗格森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贾米森先生、海关的豪威尔先生、教区医生卡迈克尔博士，他们在读了我的信之后集中到一起，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由豪威尔先生把它翻译成汉语，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这之后不久，从北京到广东，全国各处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一百英镑的赈灾款。本地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他在其家乡省份开辟了一个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文人前来帮助发放救济款。
为了避免本地官府的救济金、江苏来的救济金、外国的救济金重复发放，同时，也避免老百姓对捐赠数目的多少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比较可能会在受助人中造成混乱），我跟管辖十一个县的青州府的知府以及益都县（灾情最严重）的知县商量了一下，为的是找到了一个方法救济金的最佳办法。最终是这样安排的，把益都划成几个片区，让江苏来的文人发放一些村子，我到别的地方去发放；为了避免受助人的不满情绪，各处发放的数额全都一样。
江苏的捐助者们过来，他们也在城里开了孤儿院。可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极其不顺。流行性天花使他们的孤儿死掉了很多，所以，人们便不再把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并说他们那个地方“风水”不好。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孤儿院里，没有一个孩子染病，于是更多的孩子便送到了我们这里，超出了我们的容纳能力。
山东巡抚把七个受灾最严重的县的情况向皇上作了禀报。饥荒最严重的中心就是在益都县，也就是青州府城所在地。该城的知县是江苏人，他为民众已经尽其所能。除了接受官府的救济款外，他还号召主流的文人起来捐款；这样，在城里，五万灾民每天便可以吃到一顿像样的粥。他还在别的一些中心设立了类似的、提供汤食的厨房。
南京的一个小官员从我的报告中读到山东的情况后，给我寄来了一百两银子（约等于三十英镑），而我与他根本没有交往。
在我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我不得不对我与之发生业务关系的山东本地的银行献上我的赞美之辞。我们兑银子的银行其实是青州府规模特别大的一家当铺，它与几个县有着业务关系。每当我们想到镇上或村子里发放救济现款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这家当铺，他们则把现款安全地交付给我们，往往要用十几辆手推车装着送到发放地点。他们每次的交付既迅捷又安全，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因为我们给他们的人民提供帮助，他们对我们很是感激，在银子的兑现上总是很优惠。
19.同事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在浸礼会的新同事来到了烟台。来烟台之前，他在爱尔兰的纽洛斯本来有自己的产业，但是，他来自内心的召唤使得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从事别的，而应该投身传教事业。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了他的经理，而他本人却来到了中国。
我专程到烟台去见他。他是在一个星期六抵达的，但从星期一他就开始了汉语学习。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正跟他谈起爱德华·欧文（Edward Irving）著名的布道文。他吸收着那段演讲词的精髓就像干涸的土地吸收着雨水。可是，他突然在沙滩上停了下来，并大叫道：“停一停！我快站不住了！”一种献身于主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已经将他充满，以至于这种激情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20.就避免饥荒向当地官员提出建议
苦冬过后，春苗发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知县提出建议，应该采取措施以避免今后的饥荒。我请他们来考察我的孤儿院，并建议他们，如果官府肯辟出土地和房舍，并承担运行经费的一半，我可以负责培养他们，建立起像北京、上海、福州那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可以致力于培养孤儿当中最聪慧的那些孩子，授以西学和英文，对于那些不很聪慧的孩子，则教之以新式技艺，从而避免让那么多的人在老行当当中彼此竞争。当这些孩子都得到了完备的培训，他们便可以在事业上有一席之地，从而为国人提供有力的服务。我敦促这些官员要铭记在心，中国古代的圣贤之所以得到敬重，是基于一个事实：为了苍生的福祉，他们发明了新的技艺：神农发明了农艺，仓颉创造了文字。因此，在当下这种交往国际化的时代，为了万民的福祉，官员们应该采取新的方法。
我的这些“听众”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接受不了我的理念。不过，大概是二十年后，本城知县的一个儿子徐先生，成了京城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可是，到慈禧太后掌权并抵制改革时，他无可奈何，被迫流亡。差不多是到了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学，势在必行，并号召全帝国接受西学。
21.教会工作
1877年2月，我以“按才受托的比喻”[16]做了一次布道，告诉听众们一个道理，我们必须用行动赢得主的奖赏，我们必须靠我们的作为换来报偿。
所以，我提醒我的听众们，除了正常的崇拜之外，那些加入教会的必须发誓，履行侍奉主的一些特别的方面：
（1）为印刷、传播基督教书刊募集资金。
（2）献出专门的时间传播福音。
（3）看望并治疗病人。
（4）抚慰心灵受伤的人。
（5）冬天给需要帮助的穷人们接济，给他们捐献保暖的衣物。
（6）为埋葬死去的穷人提供帮助。
（7）免费发放药品。
（8）关爱老人、寡妇和孤儿。
当时，《旧约全书》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已经翻译过来的《律中律》被用作它的替代品。所以，参加教会的那些骨干们便接受培训，使用《律中律》；这样，他们便渐渐熟悉《旧约全书》中的英雄和先知。以前大字不识一个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现在也能把我们的书背诵。星期天的时候，她们虽然都是小脚，但还要步行十英里路来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有一位问道者还带着三十多名村民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名妇女也带着她的邻居们求雨。尽管有人表示怀疑，报以嘲笑，但我还是要欣然记下实情：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天真的下了雨。
1877年7月，我起草了一些教会的纪律条例，主要参考了史密斯的《古代基督教史》中的内容：
（1）中国的基督教徒应该拿出自己的一些钱资助寡妇和孤儿，受挫折的人和生病的人。
（2）不管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还是在非基督教群体中，宽容隐忍都是基督之爱的显示。
（3）侍奉上帝既需要用智力，也需要用金钱。
（4）基督徒既要致力于使他人得到救赎，也致力于使自己得到救赎。
（5）教会中的任何人，在先向本地牧师询问之前，都不得直接诉诸法律。
当前来求教于基督宗教的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我把他们组织成一个个小组。男人和女人分别选举出他们的带头人。那些被选出的人必须是口碑好、维持安宁的人，必须乐于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把自己的同胞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并引领他们心向上帝。对于表现好的，发给基督教小册子和赞美诗作为奖品。我们还在他们当中教授音乐。我们要求习教者必须对花费时间教他们的人友善、慷慨。
涉及到众多的宗教难题时，我不得不对付的就是风水迷信。在中国，在向风水先生请教之前，没有人敢砌房子、筑篱笆、挖井。我忽然想到，要破除这样的迷信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他们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我认为，对科学的崇敬和对宗教的崇敬是同等重要的，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上帝律法。于是，我拟定一个计划，打算为中国人编写一批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22.给浸礼会协会的一封信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给浸礼会协会写了一封信，呼吁他们关注山东所经受的巨大痛苦，并指出，上帝正给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趁这次机会向中国人显示基督教的真谛；这对整个民族包括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福音。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帮助中国：
（1）立即启动赈灾工作。
（2）教给中国人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包括传授医学、化学、矿物学、历史学。
（3）引进新式工业。
（4）传授精神上的真理，以及讲授崇拜真正上帝的过程。
我以琼斯先生和我本人的名义，请求协会捐助一千英镑，用于赈灾，使中国人按照正确的原则摆脱灾荒，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并获得永久的繁荣。
我大胆地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把用在现在这项工作上的支出跟用在过去的其他方面上的支出进行比较，并跟别的协会的支出进行比较——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协会——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投入是最有效益的，可以用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此，我欣然为该协会的慷慨精神记下一笔：他们很快就给我们批准了五百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