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英格兰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将乘坐“霍尔兹蓝烟筒”航运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启程。就在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了。不过由于它深度不足以让大吨位的船只通过，我们只得绕过好望角航行。行至毛里求斯时，船长惊讶地发现由于一场地震，上次经过还是港口深水区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岛。人们曾一度认为毛里求斯是世界上最有碍欧洲军队健康的地方，因为当地的死亡率极其的高。然而我们到了那里却听说条件已经完全改变，死亡率也很低了。调查变化的起因时，我们发现以前的兵营建在低地上，而重建的选址在一座山顶。在这里士兵们就可以远离导致他们伤亡的疟疾——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潮湿地方的蚊子滋生的。
2.抵达中国
在香港时，后来成为主教的慕稼谷牧师（Rev.George Moule）登上船，他从英格兰度过首次休假刚回来，便和我们一起去上海。他为欢迎我来中国而表示出无与伦比的友善。我对他说有人建议我路上不要尝试学习中文，因为不同地方的发音差别太大，并询问他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他对此完全赞同，不过补充说我可以学习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二百一十二个部首，它们是解开组成书面中文的象形谜团之关键。到达上海前，慕先生给我进行了部首测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Mr.Thomas）从前属于伦敦传教会，后成为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的牧师。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我，并坚持让我搬到他家。我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4日前往芝罘（今烟台）。2月27日我到达芝罘，受到同事劳顿先生（Mr.Laughton）的热烈欢迎。
1860年，各国公使馆在北京成立之际，芝罘、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首批开埠港口。数个在上海和宁波的传教会移往北方，部分原因是对那里的气候更适应，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这之前，一个中国传教会曾以上海为中心在华中地区传教，但因其资金困难，好几位成员申请加入英国浸礼会传教会。他们中间的霍尔博士（Dr.Hall）、荷兰籍传教士古路吉先生（Mr.Kloekers）——他是在刚果传教的霍尔曼·本特雷夫人（Mrs.Holman Bentleyofthe Congo）的父亲，在首次申请获批的人之列。1860年，浸礼会传教会决定在芝罘开办一个传教站，并派霍尔博士和古路吉先生前往。
曾经是传道会成员的戴德生先生也申请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我记得是在有五名同工的条件下。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戴德生先生便决定建立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当我到达中国时，浸礼会传教会已遭受数次打击。抵达芝罘不到一年，霍尔博士就在照顾霍乱病人时受感染而去世，而古路吉先生很快离开去了英格兰，另外两位麦克梅辰先生（Mr.Mc Mechan）和金顿先生（Mr.Kingdon）一两年后也受遣回国。接受我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时（1869年），在华七年的拉夫登先生（Mr.Laughton）是该会仅存的代表。他拥有天生的才能与罕见的奉献精神。不幸的是，我很快就失去了听取他有益建议和宝贵经验的机会，因为他患上斑疹伤寒于那年六月去世了。
3.芝罘的传道同工
当我到达芝罘时，已有数位能力卓越的人在那里传教。法学博士韦廉臣牧师（The Rev.Alexander Williamson, LL.D.）在伦敦传道会开始了其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一道乘船来到中国，首站停留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效率惊人，不到十二个月便用中文写了一本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也为过度劳累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累垮了身体不得不返乡。之后他又回到中国，不过是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表，当芝罘开埠后停留在此。他周游了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部游记，为此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体力、智力及灵性的力量都非常充沛。之后他出版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及《基督生平》两部精彩著作。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他在中国人中建立了同文书会。1891年我在他之后接任该会督办。
美国长老会差会[2]的倪维思牧师（the Rev.John L.Nevius）是一位尤为杰出的同伴。当我前往新开埠的芝罘时，他已在宁波和杭州生活数年。1890年在上海举行中国宣教大会，他当选为美国组主席，而李修善牧师（the Rev.David Hill）出任不列颠组主席。
美国长老会差会的郭显德牧师（the Rev.Hunter Corbett）在上海登上了韦廉臣牧师乘坐的那艘船，结果在山东成山角遭遇船只失事。船上一人描述此事时笑称他们是“在海中着陆”。郭牧师是名不知疲倦的传道人，跑遍了山东东部的每个地方。
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牧师（the Rev.Calvin Mateer）是在中国传教工作中进行科学教育的伟大先驱。他造访了芝罘，并用携带的一大组仪器作了一次关于化学的有趣演讲，而我作为他的助手协助示范。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伟思、郭显德和狄考文——说他们工作的收获比他们的花费要高十倍也是很公道的。
美国南浸信会的海雅西牧师（the Rev.J.B.Hartwell）极具礼仪之魅力，很早便获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及信赖。当他生活在滕州府时，太平军来袭，关闭城门将一些城民留在了城外。只有海雅西牧师顺利说服此城官员打开城门放那些城民进来。
罗伯特·利雷先生（Mr.Robert Lilley）是韦廉臣牧师在苏格兰圣经会的助理，在明恩溥牧师（the Rev.Arthur Smith）到来前，他是中国最诙谐机智的外国人。几年后他去了纽约协助《世纪词典》的出版。经过纽约时，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他一面。一位活泼的银发女士说他去苹果城（Appleton）协助完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他在这儿时，我们努力想把他变成共和党，”她说道，“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立宪要好得多。”他于1914年逝世。
4.首位皈依者
在拉夫登先生的葬礼那天，葬礼在墓地尚未结束，刚到的一艘汽船上开出的鸣炮声吓了我们一跳。我们马上赶到驻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船长带来了天津屠杀的噩耗，法国领事及其夫人，还有二十一名慈光会修女遇难。据说各个港口将会掀起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动乱。为了抵抗动乱，一支志愿防卫队迅速组织成立，我也参与其中。我们连续几日看守驻地，以防当地的中国人袭击。
自从同事去世，英国浸信会传教会的责任全部落在其在华唯一代表——我的肩上，为此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语言以便尽快将其掌握。只身一人，形形色色的经历就是我的唯一向导，我从中摸索今后走怎样的道路，以及避免错误发生。
在接受第一位皈依者加入教会前，我给他上教理课时问道：“在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吗？”
他忧伤地答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我知道我是个大罪人。”
这个诚实的答案连同我那愚蠢的问题给了我一击，同时我也发觉这个人在精神上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此后我再没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经历颇有意思。数年过后，满洲长老会传教会的罗伯斯顿先生（Mr.Roberston）在属于他传教范围的阿穆尔河（黑龙江）附近开设一个新的传教点。一天，从附近地区来了一个男人到教堂，并且告诉牧师他是基督徒。
“你属于哪个教会？”
“浸礼会。”
“谁带你加入教会的？”
“芝罘的李提摩太。”他给出了我的中文名。
“你在这个乡村多少年了？”
“十九年。”
“你们村上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有了，只有我和我家里人是。”
罗伯斯顿先生比较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在非基督徒中生活，没有牧师或传教人的拜访和帮助，要保持信仰是不可能的。本地牧师提议应该让这个人做一次祷告，从他的祷告中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辨别出他是否是基督徒。这个人投入到祷告中，而他们的所有怀疑就都消失了。他热忱的祈求是他每天都和主交流的明证。
我很幸运能够找到一个出色的当地人做助手。他姓程（Ch’ing），担任过太平天国的文职，在拉夫登先生那里接受了神学训练。我在芝罘的早些年里，他的工作由曼切斯特的格罗斯温浸礼会资助。
5.满洲传播福音之行
1871年我作了五次旅行，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就在芝罘附近，而第五次却是六百英里以外，从满洲到朝鲜。这次的同伴也是罗伯特·利雷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了解很少，每次游人想进入朝鲜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惊险，在朝鲜差点就没逃出追捕。
（1）恐怖的船只失事
第一次惊险与一次恐怖的船只失事有关。在猛烈的南风刮来前，我们乘一艘德国帆船，从芝罘到牛庄，这是那时唯一开放的满洲港口。次日早晨的黎明，我们突然跌下了铺位，原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身处浅水里，每一个巨浪打来，船底就剧烈地颠簸。大厅里的大镜子摔倒在地板上，成了成千上百的碎片。船长把航海图铺在桌上，颤抖的手里拿着指南针，说道：“去年我损失了这艘船的两条桅杆，这回整艘船都要不在了。我们在这儿。”他指向图上河口南部的一个地方。我们出主意说因为那场狂风，船可能比他预想中行驶得快，而且我们一定是在河口上方的浅水里，那么如果我们向西南方抢风行驶，很快就会到深水里了。他这样做了，于是我们安全到达牛庄，只不过船的铜复合板有点受损。
（2）中暑
我的下一次惊险是出于我们对气候的忽视。七八月正值雨季，洪水和泥污致使道路无法通行。虽然我们走的是与满洲首府相连的主要干道，还是被迫等了两个星期，才租到马车开始前往奉天的冒险之旅。我们终于有了三辆马车，各配两头骡子，除了我们和两名中国仆人的座位，车里载满了福音书和小册子。行将出发的那天，我得了严重的头疼。华生医生（Dr.Watson）因担心我轻度中暑，极力劝阻我休息一天再动身。但是由于等待马车已经耽误了两星期，我决定马上出发。我的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不能乘坐颠簸的马车，也不能睁眼，光线照在眼睛上像被柳叶刀刺着似的疼。我的朋友利雷让我靠着他的胳膊，那天我们跋涉了三十里（一里差不多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晚上到了牛庄城，白天的旅途让我的头更难受了，于是他们决定给我服一剂鸦片酊助我入睡。我们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不幸的是药品用量说明书没带。应该滴多少药，我们记得不一样。利雷建议我多服一些，他是目前的医生，于是照他说的做了。我很快入睡，醒后不觉一丝头疼了。多年后，我在《柳叶刀》杂志上读到中暑的最佳疗法便是服用一大剂鸦片酊。所以我们那时真是碰上了最佳治疗法。
为防止再度中暑，我在头上系了一个枕头，因为这是良好的绝热体，于是我们继续赶路。依照欧洲观念，我这样的装扮是好笑的。然而中国人并不在意我的头饰，恰恰相反，他们倒是特别注意利雷的头盔。“看呀，那人头上戴着个痰盂！”他们喊道。
（3）强盗
在满洲的第三次惊险是乡间治安太差引起的。离开奉天向东前行时，人们告诉我们乡间有成群的强盗。一个午夜，我们居住的小旅馆响起很大的敲门声，是一些车夫叫旅馆老板开门让他们进入。他们本住在前面那家旅馆，一伙强盗闯入，惊恐中他们带着骡子逃出，车子和货物都留给了强盗。
次日我们的中国仆人听闻了这则消息，他们很害怕，想回芝罘去，不过发现我们已决心前进，便因着荣誉感没有离开我们，尽管我们给他们提供回去的路费。这以后我们把钱分成几份，如果我们中有人遭抢，其他人还能剩下一些钱。分钱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中国流通的银钱按“锭”计算，每锭约莫拳头大小，重五十两或者说六十六盎司。这样一个银块得送到铁匠铺，烧得通红，然后切成一二盎司重的方块。我们把这些方块缝进衣服的各个角落。作好防止被抢的准备后，我们那天出发得比较晚。
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备着长矛或肩扛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侧的路在一个山谷前行，警惕地留心四周。突然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在这儿！”我们看到前面河的左岸有一些帐篷，十一个骑马的人走向我们打算留宿的小旅馆。发觉到达旅馆前会被他们截住，我们便转道走向刚刚经过的一个农庄。我们在大门前看到一位大概六十岁的老妇人，便问她我们能否驾驶马车到农庄里，直到强盗离开。她是一个高尚的人，邀请我们立刻进来。“我有些人在田里收割，我让女儿叫他们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经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了。”我们驾着三辆车进去后，农庄的门关了起来。
村里满是即将丰收的高粱，田间道路若隐若现。因为高粱太茂盛，我们看不到骑马的强盗正在接近，但他们越来越近时，我们能听到马蹄嘚嘚作响。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门内，骑马的强盗转了弯离我们不到十码远才看到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在眼前，他们吃惊地叫道：“哎呀！了不得！”他们立刻调转马头飞奔而去，并开枪给同伙发信号。我们这时发现又有十一个人从帐篷处骑马来协助同伙。
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使用我们的左轮手枪，因为芝罘的朋友们坚持途经危险的村庄一定要携带左轮手枪自卫。我们是来救中国人的，谁都不想射击其中任何一个。我们最后决定万不得已的话，就把枪给保护我们的农夫用。于是我们把枪塞进仓库的稻草堆里，然后两手空空来到门前。
强盗第二次来时，小心翼翼地转过弯，带着来福枪和抬枪，骑马来到门前。他们停住后死一般沉寂了片刻，然后有人向看似领头人的那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听得懂一些。他们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做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卖书的。
他们问：“什么书？”比较诙谐的利雷答道：“劝人行善的书。”
“你不会是说你们车里全是书吧？”
“正是。”我们答道。“我们拿些给你们看。”我们于是走到车前，每人抱出满满一捧书，打开门出去给骑马的强盗看我们的书。
我们看到他们扣着扳机，手却怕得发抖。他们没有要书，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劝他们带给朋友们，但他们的朋友也都是文盲。他们还说并不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只是听说有外国人经过村庄，他们从没见过，就想来看看，还请求我们不要告诉政府他们所在何处，然后调转马头离我们而去，开了三枪对同党发信号。于是危险解除，无一人受伤。
（4）萨尔浒
刚躲过一劫，我们又身陷更大的危险中。经过一天，我们靠近了萨尔浒——我们路线里的重要城镇。利雷随车前行，到旅馆落脚，而我留在后面的村庄卖书。令我吃惊的是，这地方像座死城一般。这里有房子，却不见一个活人。我到了几个十字路口，也都空无一人。我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所有门窗都用砖块封起来了。不过透过砖块的间隙，我还是能看到屋里有人，还能听到他们低声交谈。没有预想任何危险，我开始喊着卖书。过了一会儿，小巷里走来一个男人，非常谨慎。我给他看书，他查看着。由于我生硬的中文，他很快发现我是一个外国人，只身一人，他无需害怕。他叫其他人出来，不一会儿聚成了人群，我卖出不少书。但我仍然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把门窗封起来。
走到市集，我发现路上每隔几码就有手持武器的哨兵。一到市集，我就看见一群人围在我朋友留宿的小旅馆前。整个城镇因为全副武装的人又显得有生气了。我们平静地吃过晚饭，休息前去看我们的车。我们刚出门，就有一发子弹飞过，也不知道从哪里射出的。车夫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们很想快点前行。
于是我们决定夜间轮流站岗。我从未发现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对我于此有用，我靠记忆复习第一册书，一个定理接一个定理，这样来保持清醒。
凌晨时分，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房间和我们房间的门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过，显然是从后院穿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过后，又过去一头骡子走过，接着一头、又一头。我向利雷喊道：“快起来，他们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吃谷料。每当它走到我们房间旁的阳光下，它看起来就像要走到前边一样，所以是同一头骡子在来回走动。由于我的关系，我们开怀大笑。
不过我们起床后，问旅馆老板，为什么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道：“你们不知道吗？听说有强盗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所以当你们出现时，人们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呢。”
（5）凌开
遇到了强盗，也遇到了防御强盗的人，我们带着轻快多了的心情继续赶路，心想我们知道了人们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原因。然而谣言比真相传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落脚点凌开时，我们没能在一家旅馆找到房间，老板都害怕外国强盗。最后，在城镇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我们外国人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名中国仆人去订房间。这里有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打开了，三辆马车驶进了院子。可是，老板一看到我们就喊说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以致跑到旅馆大厅，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以防我们做出任何袭击。他们看起来都很惊恐，老板断言一个房间都没剩了。我解释说我们找过城里所有的旅馆，都没有房间。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房间，我们就只得睡在马车里了。
说完，我们走到外面，打算在马车里过夜，虽然我们很快发现非常寒冷。幸运的是不久之后，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道：“你们不能留在车里，这样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和别人合住。”我们高兴地跟他去了他的房间，炕（这种砖砌的床，每间睡房都有）里烧着火，房间温暖舒适。然后我们开始准备晚饭。我们还没吃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老爷驾到。来的是一名下级军官，穿戴整齐，脚穿长靴，帽上一颗白色顶子。他应旅馆老板请求而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在别处找了休息的地方。我们谢过他的好意，说一位先生已经客气地把房间让给我们，我们不想换地方了。我们就在那里平静地过了一夜。
（6）老城，满族的古都
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一座在满族老家祖传下来的城堡。它建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三面垂直耸立在河床上，只剩一面可以通行。所以它是一座坚固的天然堡垒。我们晚上住的那个旅馆显然曾是一所监狱，因为在炕沿上方，和每位客人的床对面都有坚固的铁环，一定是用来捆紧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
次天早上，我们外出售书，一个人到城东，另一个人到城西。两边都围着一群人，极其好奇地想看看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看他的书。当我正在解释书中意思时，一个恶棍般的男人出现了，他衣服油腻，目露凶光，手握一根结实的马鞭。他冲人群挥着鞭子，要他们不准围得太近，于是人群和我周围隔出了一个大圈。由于他态度凶残，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
看到这些，我告诫他说：“你在干什么？你是谁？为什么干涉我的工作？我有皇上颁布的允许卖书的圣旨，你怎敢阻止想买书的人前来呢？”这时，那人的眼光明显投向了我的身后，人群也都如此。我转过身来，发现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名政府官员，身着威严的官服，帽上镶着一块蓝色顶子。一听我有允许卖书的圣旨，他变得非常有礼貌，我也得以卖给人们一些书。白天结束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也经历了类似的事，他见到的是一位帽子上镶红顶子的高级官员。
那天晚上，两位高级官员肯定一起商量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官位较高的给我们递来了他的名刺，说我们作为在他乡的陌生人，可能会陷入无知民众的为难，因此他派六名骑兵来一路护送我们。令我们高兴的是，这些骑兵对我们非常友好，每当我们停在某处时，都会帮我们卖书。当我们走到他们的管辖边境时，他们表示很希望陪我们回到山东——他们的老家。
（7）特殊的通货
一到位于满洲和朝鲜边境的弓长，我们就发现这里的货币流通非常混乱。我们必须重建一套计算法，因为我们发现直截了当的算术会使我们破产。在那片区域，十六文被当作一百文计算，而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这样计算的原因是，这儿以前的一位将军，长期拖欠士兵军饷。他离任时，每一百文欠饷只能支付十六文，从此以后这种算法延续了下来。这种算法已经很糟了，更糟的事发生在我们使用钞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时，每盎司换面值一万四千文的单子，可是当我们把单子兑换成现金时，却不能按面值兑现，只能得到一万文。在这偏远的满洲山区，穷人们就这样受地方小官和当地财主的剥削。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了非同凡响的地质构造，好像所有的路书页般交错相叠，此等景象会使任何一个地质学家乐开怀。我们穿过一片片丰收的肥沃土地，之后到了鸭绿江岸边。这里脚下柔软的草儿让我们想起了家乡的牧场。在另一处地方，我们经过了两边都是高树的林间大道，头上的树枝间挂着一串串茂盛的野葡萄。梨子在地上烂掉，甚至都没有猪来吃。而我们得知就在三十英里以外的朝鲜境内，正在闹饥荒，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来换食物维生。整场危难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交通和通讯的价值而引发的。
（8）朝鲜边境的冒险
凤凰城是满洲边境上最后一座城，城外就是朝鲜的国门，它瞩目地建在边境的平原上，但是两边都没有墙。国门旁边是一片中间地带，宽度从十到五十英里不等。既无中国人也无朝鲜人在此居住，以避免两个民族间的争端。他们的观念多么原始！到凤凰城时，我们发现大概一千名士兵正向中间地带进发。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叫刘金开的人，他就藏在这片中间地带里。他是个叛贼，曾僭夺政权，装得像名官员一样，还有约莫六百个人跟随他。
因为军队不着急离开凤凰城，而我们等不及在他们的保护下旅行，所以我们决定自行进入朝鲜国门。我们走了些距离，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下面的山谷，谷里流出一条清澈的小溪，两岸是绿草铺成的地毯。我们在这里停下车来，吃了点东西，喝了清澈的溪水。
我们正在休整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他指向一座山峰，我们看见山上有两个穿着奇特制服的人。他说：“那两个是刘金开的探子，他们对你们可没什么好意。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因为他有六百名士兵在下一个山谷里。”听到这个，我们爬上车，让车夫赶着骡子原路返回，越快越好。一回到凤凰城，我们就听到更多关于刘金开的功绩。在满洲的这片地区，地方官远在五百里之外，结果这里任何一个村庄只要有问题，人们就得长途跋涉，才能到地方官那儿解决争端。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这位刘金开经常担任仲裁者。他的仲裁令人满意，所以人们总是去找他。这样一来，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很快传开了。当地人并没把他看作一个叛贼，而是看作一位恩人。
（9）糟糕的政府
在满洲的冬天，路冻得像铁一样硬。数百辆农夫的马车在通往牛庄的公路上来来回回。但除了一两条主要公路外，大多数村庄实际上并没有公路。因此，马车在干涸的河床上通行，尽管雨季会有洪水，但洪水流向海里后河床就会干了。他们驾着马车走在硬石铺成的河床上，经常有巨大的石块挡住去路。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车夫们会好几个人结伴而行。这样，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大石头，驾车的骡子力气不够时，五到十头其他车上的骡子也会套上这辆车，使得车子得以前行。由于城市——地方官在那里为百姓主持公道，银行在那里兑换银子和纸币，农民在那里买卖他们的产品——通常在五百里之外，百姓生活的重担难以承担。
发现政府毫不留意百姓的安危，农民们难免为了自身利益，每个冬天付给强盗一笔保护费，使他们赶路时不用担心被抢。交了保护费的马车会插上强盗认识的旗子，有时他们还会护送农夫通过一些危险地带。
至于旅馆中的设施，除了炕里有火令人欢喜，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一个地方，我们和三十七个别的旅行者睡在一张大炕上，其中还有个女人。看到百姓由于缺乏政府妥当管理而遭受苦难，而改善状况的那个人却被政府视作叛贼，我们感到那些地球上的阴暗之处，的确很是残忍。当我们动身返回牛庄时，我们猜想着要到哪一天，这片从许多方面都可称作“流奶与蜜”的土地[3]，会由政府妥当管理，百姓会过上幸福繁荣的生活。
6.效果不佳的街头布道
1872年回到芝罘后，我每天都去小教堂布道，正如那时所有传教士习以为常的那样。我发现布道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很是灰心。我得知很多当地商人共同发誓，绝不进入小教堂支持外国人布道。所以参与礼拜的大多是乡间来的，路过教堂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想看看外国人和他们的蛮夷服饰。
在芝罘的最初两年的福传工作里，我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传播福音，但无任何值得一提的收获。之后我开始遵循“寻找值得的”这一计划，正如我们的主要求的那样。因为我发现他们是适合于播种福音种子的“好土地”[4]。
听闻一名虔诚的人住在离芝罘约八英里的地方，我便托人询问是否可以去拜访他。他回复说他将很高兴见到我。他是一名晒盐工人，通过在浅池里蒸发掉水分，来从海水里提取盐。他可能有六十岁。我给他带了一些福音书、一些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坚持留我一起吃饭，席间我们谈论了宗教。过了一段时间，他带我到里面的一间屋子，那里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就是我每天朝拜神的地方。”
当我把赞美诗拿给他看时，他马上挑出一首描述世事无常的赞美诗，并对我说：“这首赞美诗是我们的。”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他们的宗教派别朝拜神时一直用这首赞美诗。他告诉了我一些其他关于他宗教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这一类人，我哑口无言，觉得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时间上比我的要早许多，而且其深度令我吃惊。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快乐的一天，他坚持陪我翻过山岭，返回芝罘。虽然在路上我好几次请他回去，他还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送到我居住的医院的门口。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经常想尽管他不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不管怎样，他离上帝的天国并不遥远。那时我对中文和中国宗教史的了解还太少，以致没能充分利用那次难得的机会。
7.回龙山庙会
我决定和一名当地传教士去乡间，看看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布道的效果如何。我得知春季许多地方都有盛大的庙会，周边地区的大批群众都会参加。这样的庙会每年在一些著名的寺庙都举办。来自数十个村庄的人们挥着彩旗，打着鼓，敲着钹，去寺庙朝拜。中午各种朝拜活动要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去，这里出售马、骡子、驴子、牛，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山东半岛东部最盛大的庙会之一在回龙山举行，山上有座著名的庙，靠近宋村的集市。
我骑在马背上到宋村那里去，后面跟着两头骡子，一头由我的助手骑着，另一头驮着两箱的福音书、小册子和其他书籍。马比两头骡子走得快，我先走进一个旅馆，却被告知没有房间。在当地仅有的另一家旅馆里，得到的了同样的答复，我马上猜测到可能旅店老板不想收留外国人。我对此并不沮丧，心里相信既然我蒙召来这里做工，上帝一定会为我开道路的。我骑着马儿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下了马坐在石头上，手握缰绳。很快就聚了一群人。
“你想喂喂你的马吗？”一个人问道。
“当然，”我回答，“但是去哪里喂呢？”
“把它交给我吧，我来照料它。”他牵过马走进了第一家旅馆，而我仍然坐在石头上。
不到十分钟，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我和我的意图。
没过多久，一个系着油腻围裙的厨师走上前来，说道：“我的主人听说两家旅馆不敢让你进去。他有一座空房，如果你愿意去那里的话，他很欢迎你。”
我同他去了，发现这座空房比那两家旅馆要舒服得多。款待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首要人物。他的曾祖父是某个省的最高官员。因为庙会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他便给我提供这座房子直到那时。他有两个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正在准备考秀才（通常来说，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他们很有学识，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他们从书本里可学不到。周围村庄的校长都来和我见面。我们关于外国的文明和宗教进行长谈。而从我自身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宗教和文明。没有访问者围绕时，我就学习中国文学。
庙会开始的前一两天，我提议去参观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这是座别致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询问在庙会期间能否向群众发表演讲。无人反对。那位年轻人问我想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很好，便选择这里作为我将向人们宣讲的地方。那年轻人让和尚放一架梯子，这样我就能轻松地爬上塔。
庙会当天，我来到山顶，看到不可胜数的人们蜂拥而至，叫卖各色各样的农具。人们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围着我，要看一眼外国人，因为从未见到过。我真是寸步难行，但还是一路往寺庙挤去，并且按时到了那里。我看到梯子已准备好了，便爬上塔去。在这个有利据点，我对发生的一切都一览无遗。一系列的朝拜进行了一个上午，伴着音乐、彩旗和锣鼓，周围数十个村庄的人们轮流进入庙里烧香，在偶像前鞠躬。鼓、锣、钹奏响的音乐冗长嘈杂。到了中午，最后一个村庄拜完了众神，噪音平息了。
我趁机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人们发表了长长的演讲。一个外国人用不好的中文对他们演说，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当看到他们听得那么专注，我差点脱口说出另一位传教士曾说过的：“数千人对我洗耳恭听。”然而，除去许多人的兴趣是出于好奇，我也想到有些人是渴望听到更多关于西方国家和宗教的事，因为演讲结束时，好几个人走上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庄。
这是我向一大群人布道的经历中最难以忘怀的尝试。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并非最有效的传道方式。宋村那位主人及其儿子同我的友谊持续了许多年，每当我在芝罘时，他们都会来看望我。
8.尝试在宁海定居
自从在芝罘传教起初，我就认为既然内地未被占据，一大群传教士不必都在港口城市生活。因此我数次到内地旅行，考察乡村并寻找适于传教工作的环境。
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距芝罘仅二十英里的宁海城。我认为可以在那儿租间房子，安定下来以便传教。但我注定只能失望。我托人成功租到了房，但是一个外国人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接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捕，接受拷问，投进了监狱。在这个困境里，他写信给我讲述了他的麻烦，请我救他。
我去找芝罘的英国领事，他说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然后给我一封写给宁海官员的信。但是，无论领事还是我都不知道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国人的态度。带着领事的信作敲门砖，我来到宁海城，拜会当地官员。他立马穿上官服，排场盛大的接待我，表现得极其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官员。我回到旅馆，希望事情能很快妥善处理掉。
半小时不到，那位官员来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他正和我一起时，十二位当地长者走进房间，在官员面前跪下，请求不要把任何房子租给外国人。官员回答租不租房的权力不在他那儿，而在于我。于是他们又转向我，跪着求我不要坚持租房。由于我对处理中国的事情尚无经验，只得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无权改变他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超过中英合约相关规定的范围，我便要求释放房东，免除对他的惩罚。但是这次会见没有什么成果。
我认为对这间房有使用权，便住进去了。一些在芝罘有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的中国人，用一首这样的打油诗来宣泄他们的愤懑：
“你若想遭殃，就给洋鬼子干活。”
这首诗在宁海四处反复传唱，煽动起一股排外的怒火，而我的行动招致了极大的愤慨。当我散步时，成群的孩子和成年恶棍跟着我，高喊：“洋鬼子！”对我进行各种恶意辱骂，还向我扔石头和土块，到了晚上则趁着夜色，在我的大门上涂抹各种秽物。我的当地助手强烈要求我向官员申诉我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不过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给浸礼会传教会的工作报告中所写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找官员帮忙。
我正是在这些事中去探寻我主的旨意是什么。我的脑中涌现出两个想法。首先，如果上帝真的召叫我当传教士，那他一定同时也会预备一些中国人来听我宣扬的福音。宁海似乎没有上帝预备来接受福音的人。况且我们的主说了，“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5]于是我决定离开，说服自己上帝在其他地方预备了愿意听我传福音的人。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向官员和长者说一句话。
9.拜访一位虔诚寻求真理者
接下来我访问的城市之一是距芝罘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我在这里停留了两星期。一次街头布道后，我同两位学识渊博的和尚交谈起来。他们自由讨论着基督教和佛教的益处。一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来到旅馆，对我提了两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被上帝接纳？”以及“为什么基督要为人类而死？”
另一名姓刘的男人素有真理寻求者的美誉。他的拜访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对每个打算传教又还未出发的人大有益处。我引自那时写的一封信：
我们走进一个长而狭窄的房间，或者说一个仓库，因为两边都有稻草堆，只剩得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尽头有张桌子，刘和我们在此相对而坐。他的右边是这间房仅有的一扇窗。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儒家的，一本道家的（《易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当我问到三本书中哪一本揭示的是真理时，他答说它们都在揭示真理，这三本书中的每一本都来自于上天。这并不是他的随兴言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他面前的《新约》，提出几个问题以确定他的理解有多深。在场的其他几个人中，有两人非常感兴趣；有一人躺在稻草上，不时发表几句言论；还有一人整个谈话过程中，都站在狭窄的过道间，好像一尊雕像。在门口别的人聊着天，说着笑话，并不在意一名外国人的造访。在我离开这座城市前，刘找到我，进行了又一次交谈。
虽然我再未见到这些人，但我和他们的会面并非不了了之，接下来的事将表明这点。
在莱阳对刘先生的拜访，使我意识到，必须制定一些方法来将中国哲学家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迷信使他们困于阴阳和五行的观念，他们用此来解释天地间的奇事。驱散他们无知的方法之一便是开办一些有物理、化学实验的讲座。返回芝罘后，我给我的中国助手们进行了肉眼可见的实验，让他们对自然哲学的法则有清晰的概念。
10.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惊人之文
1872年春，一种新的传教方法开始实行，此后，我一直运用这种方法，因为它为站在他人角度思考提供了绝佳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很可能是林乐知先生出版的）提供一笔奖金，给回答问题“你们说我是谁？”[6]的最佳中文文章。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文学学士）带他儿子来芝罘，请布朗医生为他看眼睛。在医院时，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其中有《约翰福音》和一些我们的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一则上面提到的竞赛通知，并写了一篇令人惊叹的文章。我翻译了这篇文章，然后寄给浸礼会传教会。一些出自此文的摘录如下：
“我如海中的盐味，你找，找不到；我如花朵的香味，你抓，却抓不着。人们以为我在有形之物中停留，却不到无形之中找我。如果他们恰巧遇到我，他们也不会知道，反会认不出我。认出我的，一定是真正信赖我的人。”
“能够被分裂、赋形和杀死的是有形之物，而我是完整的，渗透一切的，无形的。你抬起头往上面找我，却忘了我也在下面。你往前面寻求我，快速追逐我，却忘了我同时也会在你的后面。”
“日光之下，一切神秘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奥秘是永存的实在。”
“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过，物与我曾为二。我是道[7]，道是我。我存在过，道与我曾为二。我是父，父在我里面。我存在过，父与我曾不在相互之中。”
“我既不静止也不行动。真正相信我的人将得到生命的真谛。热爱生活的上帝的人，将成为生活的灵魂。不相信我的人乃行尸走肉。”
虽然这名中国神秘主义者凭着普斯佛德般的精神在写作，但传教会委员会认为其叙述的观点尚不足以陶冶英国基督徒，这样考虑很可能是对的。而这篇翻译，虽然本身很有趣，也因此没能发表。
11.济南府武官的洗礼
1873年秋，在朋友利雷先生和芝罘的联合长老会（the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麦金泰尔先生（Mr.Mclntyre）的陪伴下，我访问了济南府。这是山东省的省会，距离芝罘三百多英里。在那里我们得以观看或许是地球上最为非凡的教育系统的运作。那时中国学者每年在帝国的一千四百个县参加由政府监考官主持的升学考试。秀才学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时在帝国各地举行。之后秀才们作为候选人来到各自的省会考举人（相当于我们的硕士学位）。
我们发现汇集了大约一万两千名学者，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九十五名能够获得学位。文科考试结束后，立即会举办一场武科考试，约有一千名候选者参加。我们只看了很少的文科考生，因为在杭州同样的学者发起过反对外国人的动乱，所以和他们见面时我们都小心翼翼，但我们能自由混杂于武科考生之中。
考试举行后不久，麦金泰尔先生和利雷先生回到了芝罘，而我停留了五个月。
有天，我遇到一位来自河南省的极其风趣的副职军官，他经常来我住的旅馆看我，并且很想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我在这座城市漂亮的湖里为他施行浸水礼，这是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洗礼。两个男人走进清澈的湖水，这一景象在西南城郊迅速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仪式一结束，副职军官立即上岸，用一种十分有趣的方式向人群解释这一礼仪的意义，而他的衣服还在滴水。
12.济南府的首位新教传教士
直到那时，中国的传教士还没有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不过在济南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的牧师——文壁先生（the Rev.Mr.Mcllvaine），他是在我来访的一年前从北京搬来的。他是年轻传教士中颇具希望的一位，曾和他的传教会中的长者一起出版中文的长老会会规。他那时研究伊斯兰教，目的在于写一本供其追随者使用的小册子。从他准备小册子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我得遗憾地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济南府，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克罗赛特先生（Mr.Crossett），他深受中国人喜爱，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投入。然而，这两位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况，主要困难在于观点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
就文壁先生而言，上述第二点即使在其着装上都能展现出来。例如，由于中国人的房子和旅馆里没有壁炉，我们的外国服饰完全不足以保暖。所以文壁先生穿了一件自己做的皮衣，没有依照中国的式样——一件长袍，外罩一件短外套——而像是一件外国大衣，用带毛的羊皮做衬里，披肩盖过肩膀和胸部，却在后背缝死了。
他穿着这件新衣服上街的第一天，人们都捧腹大笑。“这个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呀！”他们叫道，“她不会做外套。你在前面和边上看，他穿着马褂；但等他走过去，你从后面看，就看不到马褂了。你还见过像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吗？”
当我告诉文壁，说我受不了这每天持续不断的嘲笑和辱骂时，他的回答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动听。“我们应该忘记这事。”他说。但事实很快证明即使是他的本性也不能忍受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他十分沮丧地说：“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
“非常乐意。什么事？”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以为上帝召叫我当传教士，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上帝召叫了我，他一定会让我拥有一些皈依者，但直到现在我一个皈依者也没有。因此我决定离开传教会，好让董事会把钱用来资助真正蒙上帝召叫的人。我将到一个通商口岸，尽我所能编写一些中文教材，以此谋生。我有一座母亲送给我的钟。我不能失去它。我想请你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定下来。”
“我当然会保存你的钟，”我答道，“但你不觉得，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吗？”
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长谈。分别时，我对他说：“再为这件事祈祷一次吧，在你做最终决定前我们再谈一次。”
几天后，他又一次来见我，并且马上说：
“我已经得出结论，不论我们对生命、宗教和传教会的看法什么样，有一条路在我看来十分正确，它的价值永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
我站起身来，握着他的手，说道：“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烦恼很快就会过去。”
从那天起，他变得更快乐，工作效率也非常高。由于心理问题已经损害了健康，他于1878年去世。
13.克罗赛特的“悲剧”
克罗赛特先生是另一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职责的事，同样全心投入。过了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的工作的微小效果感到伤心，并得出是他祈祷不够的结论。于是他会在痛苦中每次祈祷数小时，不久就导致精神彻底崩溃，先送至北京，之后送回美国。
在美国期间，为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美国所能找到的每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不过他来华工作的渴望也是前所未有的强烈。由于董事会不准备再派他出国，他去到海岸，在一艘驶往圣地的轮船上，作为一名普通水手开始旅行。在雅法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竟碰上了罗马天主教在济南的主教。克罗赛特简直要靠在他脖子上喜极而泣了，而这次会面愈发增强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圣地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之后去了埃及，又乘船到了孟买。在这个港口，他拜访了印度人近乎于膜拜的智者波文（Bowen）。吸取智者的特别训导后，他又一次站在朝向中国的桅杆下。
在离开中国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奇怪作者关于基督教的著作，从早期教父、中世纪的作者，一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他相信了许多奇怪的教义，比如皮肤上的毛孔是无数邪灵进出身体的大门。
一到芝罘，他就拜访了以前传教会的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他们都很吃惊，便给他钱让他去买新衣服，但他分文不取。他们暗中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但他发现银子后，就给了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为人看病，走到了济南府。当济南为数不多的当地基督徒看到他时，他们对他的外表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开心，表示他们愿意与他分享哪怕是最后一点食物。
一段时间后，他又被派往北京。在这里他投入到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亚西西的方济各，还是任何苦行僧，都没像他那般献身于穷人。一次我去北京，我们都住在伦敦传教会达吉恩医生（Dr.Dudgeon's）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我睡在一张外国样式的床上，而克罗赛特和医院里的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都会来我房间，躺在地板上，我们便一起讨论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对此了解很深。后来在1889年，当我们在北京生活时，我们经常请他来和我们吃饭；不过他来时常用袖子带着一个中式面饼，比起吃我们做的饭菜，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简单的食物。当我们让他留下过夜时，他有时接受这一邀请，但从不愿意睡在床上；他总是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过夜。
他小心保存着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他首次离开济南府后的所有感想和经历。其中的摘录偶尔会在米奇先生（Mr.Michie）办的北京的报纸上发表。米奇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奉献精神。一次，克罗赛特给我这本日记，请我编辑出版。发现他的奇思异想正逐渐好转，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
一年或两年后，他去了上海，一路从北京走到汉口，然后才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Dr.Fryer）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里的仆人对他极其忠诚。傅兰雅夫人告诉我，一个早晨，他来吃早饭时，满脸洋溢着喜悦。
“我现在战胜了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宣称。
“那是什么？”她问到。
“我的日记是我的骄傲。我刚把它烧掉了。”
真是一出悲剧！
同年夏天，他的体力开始衰减。他想如果去到蒙古，就能恢复健康。于是他乘“爱德拉都”号客轮开始前往天津。船长佩恩（Payne）非常善良，把他的隔间让给了这个病人。但是船刚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外地，不过我的妻子听到这件事后，径直赶到轮船上，筹备他的葬礼。后来，我在他埋葬的地方立了一块普通石头作为标志。
文壁和克罗斯特，以及一些我认识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错误的神学理念，对基督教的不适当应用，还有对成功传教的环境条件理解的缺乏。
14.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
1874年从济南回芝罘的途中，我和朋友——苏格兰长老会差会的马安仁先生在潍县住了一天。在那里，我得知了两点与中国传教工作有关的重要因素，一点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另一点是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即使在中国的非基督徒中也能发现最虔诚的人。
潍县是山东大型商贸中心之一，且有许多殷实人家，家庭成员在帝国各地出任不同官阶。因此这个城市不但是商贸中心，也是政治中心。
马安仁先生租了间小房子，作为传教工作的伊始，整个城市都反对，就像捅了马蜂窝一般。这件小事引发了极大的骚乱，如同是叛贼头子或残暴的强盗闯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立刻从他们中离开。那时，当地一位绅士突然拜访了马安仁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哥尼流[8]，一个虔诚的人，常行善事。他告诉马安仁先生对民众的威胁不必惊慌，因为他们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将亲自向他们说明他们犯了大错。
几年前，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个外国人（伦敦传教会的乐克医生）知道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天花之灾如此严重，致使许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失去了半数人口。他很高兴听到有预防天花的办法，于是奔波十天来到北京看望乐克医生。乐克医生向他传授了如何接种牛痘。他还派两名妇女带着她们接种过的孩子，同他一起赶到潍县。一到那里，他就给朋友和邻居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并且许多年来，一直到马安仁先生到潍县，这位中国绅士切实地每天义务为人们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上挂了一块精致的牌匾以示感激。
现在发现他去拜访外国人，人们变得非常气愤，说把牌匾送给他可不是为了让他和危险又可恶的外国人交朋友的。他们应该把牌匾拉下来。他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预防天花上，我能做的所有善事都是从善良的传教士乐克医生那里学来的，而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别无他图。因此我将尽我所能款待他。”
在我住旅馆的一两天里，马安仁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否带我前去拜访。他说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位马安仁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得知他已经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时，我问他：“当你读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回答前考虑了几秒，然后说：“也许这是最美妙的想法——一个人应该成为圣灵的殿。”[9]
15.和布朗医生经历的奇特行医之旅
威廉·布朗博士（Dr.William Brown）是来自爱丁堡的医生传教士，他12月参与到我的工作中。得到一位如此能干又肯付出的人当同事，我非常欣喜。我们一起经历的一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府近五个月后，我回到了芝罘。我发现布朗医生（Dr.Brown）语言方面正取得飞速进步，并在秦牧师的帮助下，正在翻译一本重要的医学书，还在训练四名当地人当医学生和助手。
我回来后不久，领事馆的马嘉理先生（Mr.Margary）来同布朗医生吃晚餐。那晚，苏格兰圣经会的利雷先生也在，他一本正经地讲着滑稽故事，我们笑得肋骨都痛了。那年九月，马嘉理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的缅甸考察。1875年2月，他在曼允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
这年上半年，布朗医生和我计划在山东省东部的半岛周围各村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集市停留，他来行医，我在候诊室布道，让病人一次一个去布朗医生的房间。由于那时外国人还是很新奇的，为了保障安静和秩序，我们一到县城就给首要地方官送去我们的名片，告之我们的目的，请他指派两名衙役来帮助维持秩序。地方官总是很客气，很快答应我们的请求，还不时有衙门里的人来看病。
清晨起，布朗医生就开始辛勤工作，不停地诊治病人。由于担心他重压之下，身体会垮下来，我努力劝他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听。病人的叫喊在他听来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力负荷不起这样的重担，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拉回卧室。
他的有些治疗立竿见影，在病人看来如同奇迹一般。比如，一天进来一个男人，肚子剧痛，痛得连腰都弯了。布朗医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十分钟后这个男人站直起身子，睁开了眼睛，对自己突然病愈甚是惊讶，大喊：“我好了！我好了！不痛了！”他戏剧性的宣告让其他病人先是大笑，然后意识到他真的好了，都非常急切地想拿到药，让自己也药到病除。
旅途中我们碰巧住在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宋村就是前一年我参加盛大的回龙山庙会前，住了两星期的那个集市。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叫“什子”，是一张吊床，吊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名布朗医生的助手和我们同行，帮布朗医生分配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实际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找店老板结账时，他却不收我们的钱，说：“你们到这里来，免费向我们发药；我如果还收你们的住宿费，就太不对了。再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一年他到宋村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和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他对此很是感激。我再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不收钱可能是用一种客套表达再见到我很高兴，但他坚持拒收我们任何费用，说他愿意为行善尽一份力。
唉！那时我们的传教工作正打开一条新的成功之路，由于缺乏欣赏和远见，传教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合作中断了。1874年4月，布朗医生去了新西兰的但尼丁，我们芝罘英美各教派的所有传教会都非常伤心。在那里，他既是大学教授也是营业医生，非常出名。许多年后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镇，授予他一张华丽的证书，对他在此居住三十年来做出的众多服务表示认可。
因此我再次成了英国浸礼会在华传教工作的唯一责任人。
16.附魔
七十年代早期，冬天没有轮船从上海驶往芝罘，因为芝罘港结冰无法通行。由于暂时没生意做，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便成立了俱乐部和协会，来愉快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在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指定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附魔》。这个题目很吸引人，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那是我们最大型的一起聚会。开始时，我举了几个由我们的主治好的附魔事件，然后我谈论起中国的类似案例。人受制于邪灵，以致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一天，一个受害者说他姓李，来自很远的地方，并叙述那个人的历史，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清醒时，他会用自然的语调，明确无误地说自己的家，张家的情况。但附魔时，他会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姓李的事情。也有时候，一些房子闹鬼，住的人因为害怕只得离开他们的家。据悉，有的房子二十年甚至更久租不出去，因为人们认为那里被邪灵占据着。
我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韦廉臣博士描述了在中国，特别是在鲁村庙里，用占卜给病人开药的情形。占卜用具包括一根系在梁上的绳子，尾端系一支笔，悬在一盘沙子上。
郭培德博士讲的是一座房子据说闹鬼很多年，因此没人敢租住。最后一名当地传道人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跑到了另一家，使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祈祷赶鬼。他随身带着《新约》，请邻居们同他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脱离一切伤害，让房子也归于安宁。郭培德博士之后是一个犹太人，他说附魔的想法是从波斯传到巴勒斯坦的。一个行医的人接着站起来，批驳附魔说，认为受害者是得了癔病，应从身体方面来解释。之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他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头儿，起初是名耶稣会神父，是在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之一。虽然他已结婚，但他款待了所有来内陆的罗马天主教主教。而且他一如既往地虔诚。他说他相信附魔说，且他的证据同那位行医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一样多。他举了许多惊人的案例，这些例子经不同主教证实过，即使是普通基督徒，也有能力让那些受折磨的人恢复正常。
我那晚宣读的论文在《天国》上发表，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先生（Mr.Christopher Gardner）摘录了大部分转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文章是写给国内一家报纸的“中国的妖怪”栏目。在这个值得回忆的晚上之后，倪维思博士（Dr.Nevius）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附魔和驱魔的证据，汇集在一本详尽无遗的著作《附魔》当中。此书于他去世后出版。
17.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奇妙的事情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结果却大不相同。
芝罘附近的登州，有一位荷尔姆斯夫人（Mrs.Holmes），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她的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杀害。她有一个小儿子，自己教育他。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同龄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给予他们一样的教育，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懂英语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能挣二十美元，而一个外国助手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两个中国男孩中年龄较小的那个，快十六岁了，没告诉荷尔姆斯夫人，就在一家芝罘的俄国商店工作了，每月薪水二十美元。这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是一大笔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美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催促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
荷尔姆斯夫人对此非常伤心。为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送他到美国的学校，她儿子即将快毕业。在美国几年后，山子回到了中国，在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掌管的海关谋得一份好工作。每次他路过芝罘时，荷尔姆斯夫人都请求我把他当做我的客人。我发现他出奇地聪明。但是，唉！进海关不出三个月，他就以为领导一场叛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当上皇帝。他利用在海关的职位，暗中把一大批外国武器和军火运进镇江。但是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他的人头。荷尔姆斯夫人的一位传教士朋友帮他逃往美国。到美国后，忘记了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命，他在美国进行关于中国的巡回演说，极力证明儒家学说比基督教更优越。
而杰在天津的贾丹—马西森公司找了个职位，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苦力。在困难面前，他很有办法，其他公司也经常找他咨询。
大约二十年过去了，荷尔姆斯夫人时运不济。她的儿子行医，情况也很糟糕。荷尔姆斯夫人穷了，身体也不好。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去一所学校教书，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告知自己的困难。他立刻去见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和他说了荷尔姆斯夫人伤心的信。“你在我账户里，存的一千美元，”他补充道，“请替我提出来，我要寄给荷尔姆斯夫人。”代理人答应了。大约一星期后，杰没有收到这笔钱，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意识到，这笔钱是花了许多年才攒起来的，他推迟时间以便让杰仔细考虑一下。杰答说他早已拿定主意了，“荷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亲生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会跟我手下的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把钱提给我吧，不要耽误了，一想到荷尔姆斯夫人在受贫困之苦，而我挣得够多还有节余，我心里就难受。”听到这个故事，一位银行职员说道：“听到这么美好的结局真好。我将尽可能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当我离开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送到船上。一队苦力来到前门，清理了整座房子，每人背着些东西出来，“连一根草都没留下。”我们登上船，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对此，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
18.二访济南府
我迫切想尽早有机会再访省会济南府。现在，山东进入了七八月间的雨季。雨势很大，乡间许多地方又不太平坦，路上全是泥，导致交通无法进行。大雨结束前，所有生意都暂停了。
因此，不到9月我就启程了。我雇了辆两头骡子拉的寻常马车。车上，我放了一箱书和一些中式衣物在车后面，在车里面，则铺了一层厚被褥。在中国每个旅行者不论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因为旅馆不提供。十或十二辆车同我们一起出发，因为路还没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里推出来。有时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车夫们会禁不住离开主道，从田里绕行，那里地势较高，因此比较干燥。当地里正长庄稼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反对这种入侵。
一次，我们遇到了极大的麻烦。庄稼主人坚持让车返回原路，而车夫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冒犯，但那路实在走不通。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人们从村里跑来帮助农夫们，带着竹竿等武器，以便必要时对付入侵者。车夫看到村民反对他们，非常生气，脱下大衣，准备战斗。双方打了一阵。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前，指出如果不约束他们的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你们看，我们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有辆车的轮子已经断了，你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车轮都坏掉吗？这让别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不好。让马车从干地上过去吧，而我会把那辆已坏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觉得有道理，便叫村民们停下来，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车夫们都很感激，想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使他们摆脱了麻烦。
在济南府，我发现文壁先生非常沮丧，已近乎于绝望了。我到那里不久，芝罘长老会联合传教会的韦廉臣博士及其夫人也来了，带着一个当地人李先生，他曾给芝罘的行医传教士明恩溥医生（Dr.Henderson）当了几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书外，李先生还给有需要的患者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利眠宁等。一到济南府，李先生就发了高烧。过了约十天，韦廉臣夫妇要去泰安，留下他给我照顾，希望休息几天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恶性斑疹伤寒引起的。城里没有一个别的外国人，所以李先生和我在同一间旅馆。他的高烧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喂他鸡汤，认为这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十五天后，他的体温高得吓人。我决定不论日夜每隔一个小时喂他几匙鸡汤。最后，我习惯了夜里每小时醒来一次，就像脑袋里装了一个闹钟一样准。
大概第二十天的时候，他大量出血，我开始担心他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敢相信有人能失去这么多血还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欣喜的是，他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贪婪地喝光了小米粥，还要更多。此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脾气却没有变好。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想家了，坚持要回芝罘，尽管身体还没完全康复。我雇了一顶轿子载着他，让我的仆人一路照顾，我步行送了他三英里。回到旅馆后，我头痛得厉害，后来发现自己感染了和病人一样的热病。由于我独自一人，便捎信给文壁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立即赶回城里照顾我恢复健康。这次的突然发作让我对后来的病毒袭击有了免疫能力，当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伤寒的饥民中时。
19.中国北方的路及出行方式
中国的路是很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的平原由黄河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在陕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地形构造，村民们在那里挖窑洞居住，冬暖夏凉。由于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六个月不下一滴雨，车子在尘土路上行驶自如，近百英里远的路上不见一块石头。但是，当六、七、八月雨季来临时，道路都被水淹没，水和尘土混成无法通行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这三个月里，贸易全部停止，期间所有资金都锁在柜子里没有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引发类似贸易停止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不够宽，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这总是引得车夫们大吵，争着谁应该把车退回街头。有时第一辆车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于是十余辆或更多车子挤在一起，堵上好几个小时。这样浪费的时间给商人造成很大损失，有时会使得他们花钱买下部分街区来拓宽道路。冷静的官员和商人没尝试的方法，义和团一天就做到了。他们烧了整座城。重建时，当局加宽了道路，马车和电车都能通过，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时在中国北方，官员出门一般用轿子，根据官阶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速度每天约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方式是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铺着草席的座椅，用两头骡子一前一后拉着。商人通常乘坐一种有盖的马车，速度每天约三十英里。他们在黎明前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大概十点，停车喂骡子，吃中午饭。中午左右再次上路，到快天黑了才停下来，住进旅店以防被强盗打劫。那时，主干道上隔一定的路就有一家旅店，现在也如此。
在最好的旅店里，能买到各样食物，和多种方法精心烹制的鸡、鱼、猪肉和鸡蛋。烤猪肉和大白菜就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旅店里的规矩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不过在不同的桌子上。午饭通常花两百文，晚饭约三百文，包括夜间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是小费。总的算起来，午饭花大约六便士，晚饭约九便士。
除了上述快捷的方式外，中国北方出行还有一种慢许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独有的，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约三英尺高，同马车轮子一样坚固。上面固定着一个架子，轮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的人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载他的行李，使得车平衡。一个苦力在后面推，而前面有另一个苦力或一头骡子或驴拉着。手推车的载重量极大，有时达半吨重，这取决于推车人的力量。聚集的车轴设计合理，使得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手推车的速度每天约二十英里。
坐手推车的人住的旅馆食宿比接待赶马车和赶骡子的旅馆要差很多。他们睡的炕通常离地只有一英尺，因此很潮湿，而食物非常粗糙，是小米和玉米面做的，就着咸菜，没有肉。夏天，车用蓝色的凉篷盖起来，当骡子拉着车匀速行驶时，人可以在车上读书或者躺下睡觉。在山东，风力适中时，给手推车加上一张帆是很寻常的景象。当十多辆载着重物的手推车扬帆沿着一条深陷的大路疾行时，好似一队帆船高速前进，趁着风还没降到乡间某条看不见的小湾。
一次，我坐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的地方旅行，那里的地面白茫茫的，因为到处都是碳酸钠渗透出来的沉淀。人们提醒我弄到淡水很困难，因为所有的井都浸满了碳酸钠。我们试着泡茶，但水里的碳酸钠把茶叶变得又浓又苦。好在我发现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给自己准备了一袋子黄瓜，当我喝了苦茶以后口渴难耐时，黄瓜的味道就像苹果一样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