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女士的名字，许多读者可能耳熟能详，但是，说到她的父亲周苍柏先生，我们也许就比较陌生了。周苍柏（一八八八—一九七〇）是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金融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周苍柏一家早年在武汉生活过一段时期，他的故居，位于今天的汉口黎黄陂路上，名为“黄陂村”五号和六号的两个小院落。当地老居民称为“周公馆”。不过，要寻访周苍柏故居，我们得先从周家的私家园林“海光农圃”说起。
我在武汉东湖边居住了二十多年，几乎每天黄昏时分，都会去湖畔散散步、看看湖水。要说东湖最美的地方，在我看来，既不在游人熙攘的长天楼、行吟阁附近，也不在磨山脚下那片仿古的“楚城”周边，而是在古木森森、芳草萋萋的“海光农圃”一带。
而海光农圃的最佳去处，又在幽静的“苍柏园”里。
苍柏园，是为纪念武汉东湖景区和“海光农圃”的创建者周苍柏而兴建的一处小园林。这里原本就是海光农圃的一部分。沿着湖边一条两旁长着高大的悬铃木的林荫道往南，可见海光农圃的高大牌坊。“海光农圃”四个字，系周苍柏的父亲周韵宣先生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所书。走到尽头，就是苍柏园的小牌坊。进了小牌坊，拾级而上，可见几株足有环抱之粗的香樟树，古树的幽香会引导着你踏入一块平坦的芳草地，芳草地中央矗立着一座三人青铜塑像，那是周苍柏先生和他的长女周小燕，还有他的儿子周德佑，一位在中学念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十八岁时就在抗日宣传前线不幸染病夭折的小提琴手。
这座塑像，是根据周苍柏一九三七年携儿子、女儿在东湖畔拍下的一帧照片创作的。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和最令人感动的塑像之一。亲情怡怡的两代人，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毅然舍弃家园，共赴国难。当时，周苍柏几乎倾尽全部家产，甚至捐出了准备送儿子去欧洲留学的钱资，援助了正在汉口领导着全民抗日救国事业的共产党人，并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结下了深笃的友情。一九四九年十月，周先生去北平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一回到武汉，他就把位于东湖西北岸边的、周氏家族培植和修整了数十年的私家园林“海光农圃”，捐赠给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更名为“东湖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东湖风景区前身，周先生因此也被后来人尊称为“东湖之父”。这座塑像，可以说是凝聚着两代人的家国之梦。两代人用共同的赤子情怀，谱写了一曲气冲霄汉、响遏流云的爱国乐章。
与塑像毗邻的，是周苍柏母亲的一块小墓地。这是周先生当年亲自为慈母选定的墓地。他亲手栽植的七棵丹桂，环绕着母亲朴素的墓地。如今，这七棵桂树已近九十年树龄，一到秋天，桂花盛开，散发着浓郁的芬芳，仿佛是慈母默默的心香，日夜伴随在后辈们身旁。
墓地右侧有几丛翠绿的慈竹，掩映着一个小院门。进入院门，顿觉豁然开朗：两座古色古香的、有着雕梁飞檐和朱墙碧瓦的古典式屋宇，坐落在幽静和雅致的小院里。院子里栽种着高大的桂树和玉兰树，清澈的小潭里摇动着几株红荷，小小的、曲折的廊桥，连通着两座安静的屋宇。这里就是“周苍柏纪念馆”，馆里收藏着周先生当年穿过的大衣、弹过的钢琴、读过的书籍等。虽然陈设简单，却显得特别肃静、温馨和雅致。六七十年前的老器物，都在默默地见证和诉说着周先生和他的家人从前的故事……
周先生生于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其祖上由江西乐平迁至湖北武昌，先是在武昌大堤口开设“周天顺炉房”，后来搬到汉阳双街弹夹巷，改“周天顺”为“周恒顺”，经营机器制造业。这是武汉机器制造业的鼻祖。到周先生的父亲周宣韵这一代时，周家已由工业而又涉足商界。周宣韵在汉口龙王庙开设了“鼎孚行”，成为当时遐迩闻名的实业家和资本家。
殷实的家境，使周苍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是武昌昙华林文华书院早期学子之一。在这所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高等学府里，他接受了人文主义和神学的启蒙。民国初年，他从文华书院转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今天的上海交大前身）。这是他由文科而迈向理工和商科的一个转折点。南洋公学读完之后，他远赴美国留学，在纽约大学攻读银行专业。一九一七年学成归国回到上海，正式进入了金融界，先是担任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会计，不久就回到了故乡汉口，担任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副行长。一九二六年开始任汉口分行行长。
周先生是在一九一九年回到汉口的，这时候他的长女小燕已满两周岁。他在汉口黎黄陂路置备了两座院落，作为全家人居住的公馆。黎黄陂路，是以曾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老街道，因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黎黄陂路这一带过去属于旧俄租界，也是汉口开埠之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这条路上有许多百年老房子。靠近“美国海军青年会”那栋法式老建筑，有一条僻静的小巷，一拐进短短的小巷，你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三个古老的小院落一字排开，每个小院落里都连着一座漂亮的小洋楼。这里的门牌为“黄陂村五号”和“黄陂村六号”，其中六号有两个院落。当地老居民都知道，这三栋小楼都属于“周公馆”。小楼都是一色的青砖墙面、方尖形四脊瓦顶，阁楼上开着俗称的“老虎窗”，还有宽大的拱券门通往露台，露台上搭盖着红瓦顶。院子里有香樟树和梧桐树，使古旧的小楼显得十分优雅和幽静。
当年，周苍柏先生白天去离此不远的江汉路上、他所供职的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大楼上班，晚上就回到公馆里，和夫人董燕梁及孩子们待在一起，一家人亲情怡怡、其乐融融。周家的外地亲友来汉口，一般也在周公馆里下榻。那时候，汉口是座繁华大城，夜夜笙歌杂闻、舞影婆娑，可谓烟花干云、春风胜游之地。可是，周先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着晚间决不外出参加交际应酬的生活习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这在当时就被汉口上层交际界传为美谈。
一九三八年不仅是武汉这座大城的一个难忘的年份，也是周苍柏先生蒙受了深重的家国之痛的一年。这年春天，他的次子德佑，一位卓有才华的小提琴手，随“拓荒剧团”到鄂西北山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时染上恶疾，不治而夭折，年仅十八岁。八月，武汉沦陷。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周苍柏，只好把长女小燕、长子天佑送往异国他乡巴黎去学习音乐。山河破碎，亲人离散；故园有情，夕阳无语。周苍柏送走一双儿女后，便忍痛收拾行装，和夫人一道离开了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汉口，买棹西去重庆，一去就是漫长的八年。这期间，他的长子周天佑在一九四〇年也不幸病亡于战火纷飞中的欧洲。
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一家得以团聚，他和夫人、女儿迁到了上海和北京定居。留在汉口的公馆，则捐赠给了地方政府，先是做了武汉驻军某部的干部宿舍，后来又几经辗转，早已物是人非。现在这座老公馆的产权，已经分属当地的几户人家了。所幸的是，这座老公馆并没有在历年的旧城改造中遭到拆毁，有关部门还在院门一侧钉上了刻着“周苍柏公馆，武汉市历史保护建筑”字样的铜牌。这让我想到了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灯》里的一句话：“毫无疑问，那些带有历史传说或记录着真实事件的老屋旧宅，比所有富丽堂皇但却毫无意义的宅第更有保护和考察的价值。”
“霭霭芳园谁氏家，朱门横锁夕阳斜。”时代变幻的风雨和人事代谢的沧桑，无情地涤荡过一座座曾经繁华的深门大宅。高悬的月亮，虽然还是过往岁月的那一轮，但弦歌消逝，华筵已散。大树依然在，老屋已无言，多少楼台水榭，都隐入了旧时光的苍茫烟雨之中，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九七〇年二月，一个寒冷的大雪天里，一代爱国名人和银行巨子周苍柏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斯人远矣，但是，体现在周先生和他的儿女们身上的民族大义与家国之梦，却永不泯灭，将与“海光农圃”和“苍柏园”边苍翠明丽的湖光山色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