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他少年时，东西海里访良师。
风姿且秀长袍怪，学问常钦胡适之。
殉爱敢吞安眠药，求真偏爱打油诗。
中流顾盼谁如我？白眼鸡虫笑书痴。
以上八句，是我读了许骥君的《敖视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李敖大学时代的资料形成的印象，也是我所理解的“大学时代的李敖”。
最早知道李敖，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中期，我的青春叛逆的时代，一句“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让我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他的书，我实在并没有仔细拜读，更多时候是把他作为一个新闻人物来了解的，因而这种了解极其浮泛、表面化。就是今天，我也仍然看不透他，当然我也不是什么“敖迷”，不至于把他视为神秘的偶像。但学者傅国涌在《另一个李敖》中对李敖的评析的确让我看得深入了一层，此文有两个新论断：一、李敖不过是一个“认时务的文人”；二、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文中有一段话十分尖锐：“李敖此人以其为人的狂妄，为文的张扬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不如他的‘孙悟空’形象。他故作玩世不恭、天马行空状，回答记者提问，总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其实他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我不想说李敖是庸俗的，他是俗而不庸，他七十年的人生已经证明他并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无疑问李敖是俗气的，他是一个彻底的世俗中人，一个始终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他好财、好色，对名利刻骨地在意，整天在碌碌红尘中打滚，几乎没有时间从世俗的污泥浊水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他表演欲极强，把肉麻当有趣，以作秀为能耐，时不时地想着要惊世骇俗，事实上只是制造噱头，哗众取宠，典型的媚俗而已。”
不过，无论是范泓的《与李敖打官司》还是胡因梦的《死亡与童女之舞》乃至国涌先生的文章所揭示的“另一个李敖”，也都只是某一视角中的李敖，仅仅是侵吞萧孟能“财物”、与胡因梦结婚又离婚之后的李敖。不能说这“另一个李敖”不真实，但这个主要是萧孟能和胡因梦视线中的李敖与那个为言论自由拼死抗争的思想者圣斗士的李敖，与那个不忘旧情、知恩报恩、信奉“君子报怨以直”的李敖，与那个《李敖全集》和《李敖大全集》的作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故而说李敖只剩下了一个“俗”字恐怕有些失察。因此作为补充，我倒愿意引用另一段关于李敖的评语来保持一点平衡。一九八五年，时年二十一岁、正在读大二的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学生马家辉出版了他的李敖研究专著《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在《李敖这个人》的结束部分，他写到：“我感觉二十多年来，不管是骂李敖或是捧李敖的人都搞错了，他们的最大错误，是根本没有把李敖在历史中‘定位’、没有摸清李敖的‘本质’是什么，而光凭私见偏见就乱捧或乱骂一通。丑化了的李敖或神化了的李敖，都不是李敖的真面目。真正的李敖是一个历史断层时期的再启蒙思想家，是一个玩票者、是一个全面人、是一个怪胎、是一个狂妄的自负者、是一个‘儿戏学问家’、是一个有‘权威性格’特征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异议者’！李敖是一个‘深得人心的英雄’，但是那些‘人’明白李敖的‘心’吗？在一片丑化、神化的声音与文章里面，李敖孤独依然、寂寞依然，因为大家只会看热闹或乱打乱骂，却从不会留心细读他的全部著作！这真是李敖的大悲哀！”同时，四十四岁的中年李敖恐怕也不能完全取代当年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李敖。人格是多层次的，人格也是会变化的。要认识完整、全面的李敖，或许李敖当年的老师殷海光评价胡适的话也可以作为参照。殷海光认为，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八十分，中年的胡适可打六十分，晚年的胡适只有四十分。
其实，类似胡适这样的现象，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都不鲜见。当我们读到“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这样的“诗”，怎么能相信会是当年那个“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诗人的新作呢！
不错，李敖自少年、青年时代就会刻意地惊世骇俗，就会作秀，就会特别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就有强烈的虚荣心和自我中心意识，也许这正是一个人的人格成分会演变、会失衡的基础。但即使有这些，青少年时代的李敖也还是更多地表现出真诚、叛逆、进取、率直的一面。特别是在当时台湾那样的文化环境里，抛开其过人的才分，能够做到贫贱不移、矢志不渝，能够在父亲两千人的葬礼上不磕头、不烧纸、不流泪，能够以几十万字的大学日记毫不隐瞒地记录下自己的真实心态，能够不肯泯然于众人而极其刻苦地磨练自己，能够以最开阔的视野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罗宾汉、堂吉诃德、左拉、王尔德、圣雄甘地、庄士敦、丘吉尔、巴顿以及身边的姚从吾、殷海光、胡适那里汲取精神力量而又旋即超越他们，能够用新鲜的资料和独特的眼光写出《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洋洋五万言的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可以用一个“俗”字了得呢？况且，李敖犹未老迈，似乎还没有沦落到不敢说硬话的地步，较之胡适晚年并不太差，较之郭沫若晚年更是不知精神多少倍了。
我还没有通读李敖的大学日记，但经由一些片段，我能够感知到这些日记本身并非作秀，实在是对李敖大学时代精神活动的真实记录。由日记也可以知道，大学阶段的李敖最可贵的还不是他的勤奋与刻苦，而是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确定了人生使命的庄严态度。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日记云：“我虽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己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己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满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又说：“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只有在这个角度，才可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他的狂傲，他的“（一）展开一个严肃的自束的生活。（二）练习拒绝俗人。（三）青春绝不断送在俗人身上。他们全滚蛋，一律拒绝”（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日记）。
二十二岁的李敖还在日记里写下了一首这样的诗：“二十二年悲欢事，如今慷慨付浮云。把握目前休回首，埋头一意做新人。”对比那些浑浑噩噩、把大学当成养老院的学子，老谋深算、把大学当成名利场的学子，李敖是不是足够追加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了呢？
约在二十五年前，十九岁的香港青年马家辉“为了李敖而选择台湾”，立志要在二十一岁以前出版一部《李敖研究》，为此他“乘桴浮于海”，终于在台湾大学的大二下学期，“见了李敖，出了著作，完成了青年时代的一大心愿”。此后他求职、毕业、为记者职业和海外求学而一次次远行，但他始终没有与李敖绝缘，而总是借助长期在报上撰写专栏之便，经常向香港年轻读者推介李敖作品，希望更多的人阅读李敖、认识李敖、欣赏李敖，他说：“我始终相信李敖的狂狷精神有益于年轻人的成长探索，少年而不喜李敖，其迂腐也，不问可知。”不错，青春是一团火，青春总是意味着热情、积极、探索、追求真理、拒绝腐败、不妥协，而如欲保持青春的精神，正不妨对那些杰出人物的辉煌青春做一番披沙拣金的理性考察。
正因为如此，当我获知同样读大二的许骥君要研究李敖的大学时代、并以这个课题参加学校立项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近年少有的兴奋和欣慰。课题能否做好还无法预计，但他的选题本身已让我有一种春江水暖的感觉。又是“李敖”，又是“大学生活”，课题的当下意义不言自明。而且他显然已成竹在胸，半年过去，几万字的研究成果就漂漂亮亮地拿出来了。
现在的规模，就是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扩展、深化而形成的，由一篇研究报告结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稿。先以七章的篇幅描述、分析李敖“赴台之前”、“从休学到复学”、“从法学到史学”、“从厌学到逃学”、“从困学到自学”、“从同学到治学”、“从勤学到博学”的升华历程，继以数万言的“结束语”对李敖的大学生活做出各个角度的审视和思考，同时又从历时性的角度编写了一个详尽的《李敖中学、大学时期年谱》，可以说对李敖的中学、大学时代作出了十分全面的考察。至少在目前，李敖研究的书目中还没有这样一部书。
许骥君的高中阶段是在香港度过的，对祖国语言文字似乎有一种不同于内地学生的把握方式和敏感，他似乎对繁体汉字有一种固执的迷恋，他又对汉语言文学有着发自本心的热爱，凡此种种，都使他的选题方式和行文风格有着与其他同学不太相同的地方。对于他的文字，我多少有点偏爱，对于这部书稿，我也就愿意沿用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中的一句话给以衷心的褒奖：“众芳之中，以特色之花最为珍贵。”
最后，说句心里话，阅读这部书稿，是我近些年文学教学生涯中最感愉快的一件事。它让我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中，忽然有了一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通透感。
惟愿文学、文学教育的快乐不会失去，惟愿《敖视大学》能给困惑中的众多学子以些微人生的启悟，惟愿许骥君在其第一部书稿之后于大学生活、于人生理解有更多的自觉和超越。
二〇〇八年四月廿三日初稿，
四月卅日修订于浙江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