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有篇《读吴小如》的短文，由吴小如先生的随笔集《书廊信步》忆及他们二人的交往史，盎然多趣。邵先生开头说：“小如的《书廊信步》，是‘书趣文丛’第二辑之一，比起他那些研述古典的著作，读来更觉亲切。其中所评尽现代之书，所述尽现代之人，多是知人论世的文章；他是既读其书，又读其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吴小如先生就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何以在九十年代新出的《书廊信步》里“所评尽现代之书，所述尽现代之人”呢？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些文章有一部分（如《为散文呼吁》、《读〈王瑶先生纪念集〉》、《夏志清及其〈鸡窗集〉》、《张爱玲和於梨华》等）为八九十年代新写，另一部分则写于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京津两地。当时小如先生在清华、北大读书之余，先后写过数十篇有关现代文学的书评。除《书廊信步》所收评废名、萧乾、刘西渭、常风的几篇外，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今昔文存》和《心影萍踪》又收入了评钱锺书、沈从文、冯至、张爱玲、老舍、卞之琳、穆旦、丰子恺等人的篇什。读了这些书评，不但理解了“所评尽现代之书，所述尽现代之人”此言之不谬，更对小如先生早年读书视野之开阔和批评眼光之敏锐感到惊讶。原来小如先生在成为古典文学学者之前，先是一位新文学作品的评论家哪！
这里且看小如先生当时对诗人穆旦的评说。
穆旦那些现代味极浓的诗作应视为抗战时期中国诗歌最丰硕的成果之一，穆旦本人也该是抗战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兴诗人。在抗战结束前，他最主要的作品都已问世。但他进入评论界的视野却迟至抗战胜利以后。而且，除了闻一多、沈从文等少数老一代诗人以外，大多数知名评论家的反应似乎并不怎么积极。真正给予穆旦以热情、真挚、正式评论的还是一些如穆旦一样尚且“无名”的青年诗人，如王佐良、周珏良、李瑛、唐湜诸人。这几位，在当时也正热衷于“现代诗”的探求，他们对于穆旦的“发现”与“挑剔”，实在还是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怀作依托的。
相比之下，吴小如的身份就超脱一些。他虽然也出身北大，有过近距离接近穆旦的机会，而且对新文学还特别关注。不过看得出，在对传统文学的态度上，他的热情大大超过穆旦。有了这个背景，他就不至于为穆旦诗中浓烈的现代味，以及现代味当中同样浓烈的“英美味”所迷惑。同时，吴小如虽然也做过“作家梦”（可参考其《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对新诗的兴趣也不亚于小说和散文，但似乎并不特别热衷于做“诗人”。这样，他与评论对象就保持了距离，不至于以“认同”完全代替“批评”。
他是在读过王、周二位的评论之后写这篇《读〈穆旦诗集〉》的。他没再重复对穆旦的赞美，而重点讨论了穆旦诗作中的“洋气”和“锤炼得不够”两个缺陷。他由周珏良之“西方影响”说入手，又进而指出“仍以受艾略特的影响为最多，痕迹也最显著”。接着提出了穆旦早期诗歌中英式感叹词“O”的用法问题：“受人影响而以摹拟起步，本不算病；但形式如与诗的内容本身太欠和谐，使人感到一种枘凿的捍格，可就是病了（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字是单音方块字的关系）。举一最显著而浅近的例子来说，作者在诗里最爱用英文字母‘O’（小如按，依今汉语拼音读作ou音，即与汉字的“欧”同音）的声音来作语助词、感叹词及语气加重词。用得太多时，窃以为就成了十足的‘洋气’。”
在汉语中夹杂外语词句，曾经是初期白话诗的一大特征，郭沫若的《女神》和李金髪的《微雨》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倒是新月派诗人虽引入大量英美诗体，却没有这个习惯。此后的诗人也渐渐注意到这一问题，不再“汉英夹杂”了。穆旦受英诗影响，将英语诗歌中“O”的用法直接移植到汉语现代诗的写作当中，或以为是“创新”，穆旦本人大概也自有一番苦心（追求“陌生化”修辞效果？）。但站在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外形差异的角度看，读者的接受心理难免受到冲撞，也就容易产生“太欠和谐”的感觉。小如先生似乎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的。
接下来，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这本诗集中所收的诗篇真不算少，却未必篇篇是精品，恐怕作者自己未加一番选择，至少是选择得不够。”这里的“选择”指的是穆旦创作过程中对篇幅和语言的“锤炼”：“往小处说，一首长诗是否经过删汰与提炼，使篇幅更见紧缩一些；一个长句，是否曾把句中的赘词冗字勾掉抹掉。”以这个标准，他称赞了《甘地》、《诗八章》而批评了一些“较长的诗”甚至短诗中的《小镇一日》、《控诉》、《赞美》。小如先生恳切地指出：“作者的天才，老实说，真不比有新诗以来的老辈弱；加之他精力饱满，虽仅短短的几年中，已写下不算太少的篇什。他并非不懂锤炼，却未能篇篇锤炼，句句锤炼。有些不算太成熟的作品，便也不忍割舍了去。”
从小如先生对“锤炼”的重视，可以窥知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所给予他的批评动力。
但是小如先生却并不到此为止。他是太看重穆旦和穆旦的诗了。他“否定”后者，实在还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喜爱。这喜爱到文章最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他接着友人梁诚瑞（另一位激赏穆旦的人）的话说：“作者的说理诗，真是远迈前人，是那么自然而警策，而且丝毫不带‘载道’气息和‘说教’声口。这是学问和功力再加上运用纯熟技巧的成绩，单靠天才，不会写得这么浑厚而扎实。”他甚至从这里看到了十年、二十年后这位年轻诗人以及新诗灿烂的未来，替他们看到了那一条宽阔辉煌的新路！
半年以后，吴小如在另一篇《〈文学杂志〉的去来今》里又一次提到穆旦，这是一个在作者斩钉截铁、在读者大吃一惊的判断：“说到诗歌，则丰满遒劲的穆旦已代替了神清骨秀倜傥不群的卞之琳……”
无怪乎五十年后，小如先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重新看到这些“少作”时，在有所“弃”的同时，似乎也欣然有所“留”。而在这有所“留”的当中，就包括对穆旦的评论。他在《心影萍踪》的后记里提到：“值得沾沾自喜的，乃是在已收入本书的旧日书评中有些看法竟与时贤高见不谋而合，如穆旦的《诗八首》，至今仍列为大学教材，给以较高的评价。”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对穆旦已经发现了许多，包括对五十年前人们对穆旦的最初评价。但翻遍几种新出的穆旦纪念集或评论集，都看不到小如先生这篇《读〈穆旦诗集〉》。是人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篇评论？还是虽然知道却没有重视？但无论是哪种原因，忽略这篇文章的结果必然会带来穆旦评论史研究的缺失，不管这缺失或大或小。况且，发现穆旦的价值固然需要眼光，而指陈穆旦的不足同样需要才力。毕竟“洋气”和“锤炼得不够”也还属于“毛病”，至少不能算是“靓点”。现在，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章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不说是填充了历史的“空白”，至少让我等孤陋寡闻的人说到五十年前的穆旦研究时不至于因为不知道它而发窘吧。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八日 朝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