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之自述 萧伯纳曾经作以下一段的文批评自己，语颇中肯：“他很容易与人亲热……所有萧伯纳的朋友，都说他是好虚荣的可笑。萧是一个不可救药而永不停止的扮演员，在社交上如在他本行上，施用他的伎俩……他写信封时，把字写在左边的上方，留一空白，做邮差拇指拿信的地位……他不用apostrophe（撇号）及引用号，说这些符号有碍观瞻……他喜欢研究发音学与速记术……他喜欢机器如小孩欢喜玩具一样，曾经一次，无端无由地买一架商店所用的收银记账机……在伦敦时，他每天早餐之前，在皇家汽车协会的游泳池游泳，冬夏不变……萧实在不是好社交的人……他没正经事不出门……不探朋友……他谈锋尖利，为人所怕……他有水银式的机智，能即刻正视应付无可逃避的环……他行文时，无论谈什么题目，总是神出鬼没，难于预料。”
萧伯纳论金钱 萧伯纳之幽默，在于认清现实，一般人的信仰，总是受俗见所囿、传统所蔽，很少人肯用脑力去认清事实的，所以有人肯“用最大的苦心，去寻求应当说的话，然后用最放肆的语气说出来”，自然如撇开云雾，重见青天，令人读来心旷神怡，而成其所谓幽默。
这一种的幽默，是根据一种见解的，与荒唐语不同，由以下论金钱一段，可以证明。萧在Major Barbara的序言，有一段话说：
世人普遍的爱钱，是我们文化唯一的吉兆，是我们社会良心唯一健全的地方。金钱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财富代表健康、体力、信义、慷慨、美丽，犹如贫乏代表疾病、懦弱、耻辱、卑鄙、丑陋，这是如日月经天无可讳言的事实。还有最大的长处，就是金钱能使卑下的人身败名裂，而使高尚的人胆壮心雄。只有一部分的人求之不得，一部分人任意挥霍之时，金钱才是一种祸害。换言之，只有在不合理的社会情形中，人生就是一种祸害之时，金钱才是一种祸害，因为金钱就是生活，犹如钞票就是生活，犹如钞票就是金钱：这两样是不能分离的，金钱是在社会上分配生活用的货币。公民第一义务就是要求可以容易拿得到钱。但是在给四个人每人3先令做10时或12时劳工的酬劳，而给一个不工作的人1000金镑时，这种要求是不能达到的。国民最需要者，不是改良风俗、较便宜的面包、俭约、自由、学术文化、救济妓女、勉励青年，也不是三位一体的恩惠、慈爱与结连；国民所最需要者是金钱。我们所应攻击者，不是罪恶、痛苦、贪污、神父、君主、民主、垄断、愚昧、美酒、战争、灾疫，也不是那些社会改良家牺牲的东西；我们所应攻击的是贫乏。
（原载《自由谈》，1933年2月18至20日）
介绍萧伯纳
郁达夫
萧伯纳的名字叫作George Bernard Shaw，简作G.B.S.和史蒂文森的R.L.S.三个头字一样的为大家所知道。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生于南爱尔兰之都柏林（Dublin）市，1876年随母至伦敦。是一位很漂亮的杂文记者，不守旧例不循规矩的批评家。后为费边协会会员，成了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先写小说，最著名的为《开舍尔·贝伦》及《艺术家间之爱》与《非社会的社会主义者》等。初受美国亨利·乔其的学说影响，后转入于马克思主义。以戏剧为他的宣传武器，作成剧本至数十种之多。最著名的，有《武器与人》《人及超人》《华伦夫人的职业》《圣爵安》，等等。散文集之有名的，为戏剧论集、伊孛生主义、乐圣华格皋等的宣述，以及为有产阶级男女说社会主义的著作等等。
平生爱听音乐，爱看戏剧，爱说死话。连对他自己的父亲的批评，都喜欢以死话出之。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无能的，不成功的人，在主义上他是一位热烈的禁酒主义者，但在实际上却是常在偷偷喝酒的醉汉。”又最爱和人抬杠子打叉，譬如当一位德国犹太人马克思·诺尔道（Max Nordau）在摆起新人的面孔，大说近代艺术的堕落的时候，他老就会一反素来的习惯，出来说最守旧的妙语。到了他古稀的诞辰，英国各报，当然都登他的照相，争呈颂誉，他老人家却忿忿地说：“我早晨起来，一见了这许多报上的我自己的照相，倒以为我是死了。”
“在英文里有一个新字，叫作Shavan，后面加上一个ism或ist上去，就是属于这的主义及主义者。字典上去翻翻，或者会翻不到，怕要译作剃头主义或整容主义者，但其实却是指萧老的崇拜及模仿者而言，犹左拉之于Zolaism也。关于萧的评传之类，英美出得很多，似以Frank Harris和Archbold Henderson的两本为最好。”
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
（原载《自由谈》，1933年2月19日）
关于萧伯纳
玄
萧伯纳在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文中论易卜生道：人们盲目地坚持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关于宗教的、政治的、两性关系的），并且让这些观念左右他们的行动，虽则他们心里不愿；而易卜生的讽刺就是针对了此种矛盾状态。
我们以为萧伯纳也就和易卜生相像。萧的重要著作都是揭发人们传统观念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又是统治者用种种手段来维持的），可萧比易卜生更深刻。例如对于传统的错误的“义务”观念，萧说道：文明人常用义务这一名词来掩饰他的行为的真正面目。在The Man of Destiny一剧中，萧借了拿破仑的嘴说：“英国人做事总要说出一番大道理来。他心里要什么东西了，嘴里决不肯说他要……当他要替曼彻斯特的工业制造品找一个新市场的时候，他先派些牧师出去宣传和平的福音。然而土人们伤害了牧师了，于是英国人立刻跳起来拿枪保护基督教；为基督教而战争，而征略，而且谢谢天赐，占领了那新市场。”在Candida和Widower's Houses等剧中，萧嘲笑那些嘴上挂着“尽义务”的招牌，而无往不想自私自利的伪善者，真是一字一鞭。
在以拿破仑为主角的The Man of Destiny一剧，以罗马大将恺撒为主角的Caesar and Cleopatra一剧中，萧嘲笑着世人的“英雄崇拜”。在萧的笔下，“英雄”这东西是非常蠢笨的自私自利者。
同时这两篇历史剧又是“非战的”。可是萧的“非战”剧本还当以Arms and the Man及Major Barbara为最主要。前者揭发帝国主义国家的兵士对于战争的心理，“这是怕死，所以厮杀！”后者揭发不但大炮机关枪鱼雷等等是杀人的利器，而“爱国”“宗教”“公道”“义务”等等好听的名词，也是杀人的利器。
许多人认为Man and Superman一剧中间有萧的“哲学”，故其价值，乃在其他诸剧之上。诚然，Man and Superman除嘲笑世人的恋爱观而外，又提出了“哲学”——我们人不过是一种实验品，是介于兽和超人之间的一个环，而恋爱呢，则为大自然达到目的（到超人）的一种手段罢了。恋爱是一种伟大的“宇宙力”（Cosmic Force）。萧在Man and Superman的前面写了数万言的长序，以说明他这哲学。喜欢拿恋爱来当作“哲学”研究的人们很可以读那剧本和那长序，但是也不要太高兴。因为你若把Man and Superman读了两遍，你又要觉到萧老先生或者在那里嘲笑那些“恋爱哲学家”。
从五四以来，我们文坛上常常提到萧的大名。萧的著作，也很有几本译成中文了。然而对于萧的研究，还是很少。趁现在这当儿，如果认真把萧来研究，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罢？
（原载《自由谈》，1933年2月19日）
绅士阶级的蜜蜂
许杰
萧伯纳是英国绅士社会的一只蜜蜂，他有刺，他也会酿蜜；不过，他所酿的蜜，却是甜中带酸的。
英国的绅士是不止一个的；因此，当这个蜜蜂无情地去叮一绅士时，另外的绅士们，以为这并没有叮到他们，于是乎，他们笑了；同时，被他人笑为被蜜蜂叮了的绅士，也发现那几位笑他的绅士被这讨厌的蜜蜂叮了一口了，于是他也笑了。
但英国的社会，除了一大批的绅士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们，是没有被列入绅士之林的资格的。在他们的眼中看来，这一批绅士们，好像都患有洁癖一样，礼服穿得笔挺的，领口、袖口、胸口，都是烫得笔挺的白色的硬领，白色的袖口，白色的衬衫。有一点肮脏的东西，他们连竖起两个指头去撮一撮都不高兴的。这是何等看不过去的事！现在，他们却亲眼看见，这一个蜜蜂，嗡嗡地钻入绅士们的领口、袖口，以及胸口里去放刺，使得这一批绅士们没有办法，使得他们演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怪剧；于是乎，这一批非绅士阶级的人们，也看得笑了。
这大概便是萧伯纳之所以为萧伯纳吧。
（原载《自由谈》，1933年2月19日）
回去告诉你妈妈
阳秋
萧伯纳在香港时，对路透访员说：“中国报界中人何以无一访余者，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这两句话真热辣辣地很有点令我们难受！可是，我们的萧先生也许忘记了他前年在苏联时一个小姑娘所给予他的教训罢。故事是这样的：
萧伯纳前年在苏联时，有一天，同着一个叫作×××的小姑娘玩了很久，分别的时候，萧对她说：“你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同你玩的就是世界有名的George Bernard Shaw。”可是，这位小姑姑毕竟是太“幼稚”了，她竟不识萧为何许人，立刻毫不迟疑地仿照萧的口气对萧说：“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说今天同你玩的就是×××姑娘！”
萧这故事还没曾忘记罢！
（原载《自由谈》，1933年2月19日）
“无文化无组织”的民族出路
朴
英国在今日有两位闻名全球的学者，一位就是轰动一时前夜方离沪的77岁老翁萧伯纳氏；另一位就是12年前曾来华讲过学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我们知道他俩均以观察深刻名于世，罗素氏于游华后曾发表多类关于揄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字，辑有专册，销路颇广。可惜此次这位萧老头儿到中国的时间太短，而经过的地方，又大都为香港、上海（连上海的南北市区及乡间农村都没有看到）等欧化的所在，于是有人以为很难希望他能给我们什么深刻的批评：但是有两点是他老人家不要经过观察而早已预闻的——现在更身临其地，尤其是看到香港，上海的一班文人学者以及路上熙熙攘攘的商贩、苦力所表现的。第一点就是中国目前“苦无文化之可言”，据昨日本报记者所发表的萧氏谈话中有这样几句批评中国的话：“按文化一义，如照科学解释，即为凡一切人类行为之可以增进人类幸福者，尤其是对于大自然之控制，在中国除田乡间尚可寻求其少许文化外，此外殊无文化之可言。中国今日乃向西欧取许多已经失其效用贻害大众之所谓‘文化’，如议会制度，教育方法等等，有何益处。”我们对于这种批评要进一步说明的就是萧氏之所谓“中国无文化之可言”应作为“中国之旧文化日就湮没，而新文化尚未兴起”的意思来解释，就没有语病了。因为萧氏并未见中国农村的真面目，他没有尝到一点儿中国文化的味道，他所批评的，仅为他的一种智慧的想象罢了。但是他这种想象的批评，与他的朋友罗素所揄扬的出发点，并不冲突，因为罗氏遍游内地，对于吾国农村风俗，内地习尚，均有相当的考察与探讨，他所分析的对象，就是以萧氏所想象的“田乡间”为根据的。不过现在时隔十数年，我们国家的景况，可说是一年坏一年，而农村经济的崩溃，是尤为显著的事实，这也许是罗素先生所不及料的了。
第二点，萧氏所知道的，就是中国民众的无组织，因此他对香港学生的劝勉，是叫他们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革命，日前他在上海的言论中，亦以此义为发挥的重心。
我们总观昨日萧氏所发表的意见，在表面上对于这无文化无组织的民族出路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但实际上固已给我们一个很明显而具体的暗示了。他说中国搬取已经失去效用贻害大众的西欧文化，那就是说中国要谋民族的出路，应根据自己“田乡间少许可寻的文化”重新发扬光大！本着科学的文化定义，共向增进人类幸福的大道努力前进，他说改造现状的革命方法，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奋斗，方有成效。
我们看到目前这种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景象，我们若不愿做“待亡人”而仍有自救决心的，则对于这过路的老朋友所给我们的暗示，就应当表示诚意的接受，一致向着这“创造新的文化”，“组织起来自救”的两条大道猛进。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没有我们犹豫和观望的时候了。
（原载《申报·业余周刊》，1933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