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从席国珍的10年间，朱德不仅受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而且还受到了热爱科学、追求进步的新思想的影响。朱德回忆说：“对科学的信仰从此开始，我也成了热心的信徒之一。”
当时的席先生年已五十左右，居住在偏僻山村。但他思想开放，对西方的新思潮、新科学却极为信仰，称得上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激励学生现在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以便将来到外面去研究科学，为拯救中国干一番事业。他教育学生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中国），不能救世界（中国）就没有道路可走。”对于凡是介绍西方科学和新思想的书，他都努力搜集，认真阅读，并推荐给学生们学习和研究。席先生的这些思想属于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进步思想。
朱德跟着席先生读完《四书》《五经》《纲鉴》，接着又博览二十四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驾驭着古朴而又深奥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里遨游。他看到了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也看到了历代王朝的更迭兴衰。可是，每当他掩卷冥思，为了祖国强盛，自己能够做些什么的时候，心里便觉得无限的空虚和惆怅。伴随着年龄、知识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朱德不仅对自己的现状日益不满，而且忧国忧民的思想愈发强烈。
有一天黄昏，席先生让整整读了一下午书的朱德随自己出去散步。师生二人漫步在暮色笼罩着的菜园里。席先生一边踱步，一边询问朱德最近读书、思索有何收益。
朱德看了看席先生，直率地说出了自己考虑已久的问题：“先生，您常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我们为啥不学些西洋学问？现在连一衣带水的蕞尔岛国日本，向西方学习后，都能强盛起来，打败偌大的中国，教训难道还不惨痛？我们何必还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呢？”
席先生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我虽不知科学为何物，但对科学全心拥护，视其为治国之本。中国确实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时候，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对此，朝野上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以为，你们要深入治学，有机会应该到国外去学点有用的西洋学问，报效国家。在今天，靠读《四书》《五经》拯救病入膏肓的国家，已经无异于饮鸩止渴了。”
在腐败无能、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统治下，科学、机器在中国真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四川仪陇这样的僻壤之乡，更是罕见的新鲜。有一天，席先生从过往的外乡旅客中弄到了一本介绍重庆一家肥皂工厂使用机器的小册子，里面有机器的图形和简单的说明。其实，用朱德的话说：“这不过是一本最起码的书。”但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引起了师生们的强烈兴趣。席先生立即停止上课，和学生们一起一字一句地大声诵读起来。
在席先生的私塾里，朱德有一件快意的事情，就是在同学中结交了一些好朋友，最相得的一位是吴绍伯。朱德说他是一个道德品行都不错的、很好的人。吴绍伯年纪比朱德大，他读过很多书，而且能够苦读，往往一个通宵就在琅琅读书声中度过。有一次，吴绍伯从成都带来了一本北京译学馆出版的数学教科书，书刚带到学校，席先生就把朱德和吴绍伯找到自己家里，还叫上自己的儿子，在昏暗的桐油灯下，一连几天研究到深夜。
朱德除了在席先生那里学习科学以外，还经常到吴绍伯家里博览群书。吴绍伯是破落的书香子弟，家中有大量藏书，还经常跑成都，买回来一些宣传科学和新思潮的书刊，还有地球仪、米达尺、三角板等仪器。对那个圆圆的，又能来回转动的、上面还有颜色标有中国所在位置的地球仪，朱德看了又看，眼界开始扩大起来，从此，“晓得有世界，知道有地球，而且地球还是圆的”。朱德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在这里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尤其注重那些介绍科学、机器和新思潮的书刊。
1904年，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又无法筹措学费，朱德眼看要被迫失学。席先生不忍朱德失学，便免收了他的学费并让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住。这使朱德获得了进一步学习新思潮、新科学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朱德在这里，除了继续接受席先生的教育外，还能接触到席先生的许多朋友。这使他的知识更加增长，眼界更加开阔。
中华民族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屈辱进入20世纪的。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一连好几天，朱德和同学们都无心读书，聚集在席先生家里忧虑着国家的命运。面对沉默无语、垂头丧气的学生们，席先生凝重地说：“看来救国之道，还是得靠振兴科学。希望你们发奋，努力用功，将来到国外多学一些西洋科学，以雪国耻，强我中华。”朱德很赞同席先生的说法。正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1905年，朱德辞别了自己的恩师，踏上人生新的旅途。
在席先生私塾读书的10年，是朱德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学习了文化知识，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教育，对中国社会有了初步的接触和认识，对腐败专制的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开始产生不满情绪。这些对朱德走上革命道路，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