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鲁迅1929年所译，原书是片上伸1926年所作，主旨如鲁迅在《小引》中所言：“不 过愿于读者揭示先进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 ”[166]该书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文化诸问题，大量引证苏俄文艺界理论家如 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观，来确立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化的地位。片上伸对资产阶级文学进行批 判，进而展望无产阶级文学：“前时代的有产阶级的文学，是将那中心放在个人主义的思想上 的，和它相对，无产阶级文学则将那根柢放在集合主义的精神上。前代的文学，是有神秘，悲 观，颓废的特色的，和它相对，在新时代的文学里，则感到深伏的生活的欢喜的源泉。因为新 的阶级，不是下山，而是登山。新时代的文学，是屹立于大地之上，在大众之中，和大众一同 生活的。……文学是不仅令人观照人生的，因为它是作用于人生的强烈的力。”[167]鲁迅选 择翻译这部作品，是有其明确目的的。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引进各种流派，而各种流派在中国 生存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且大多数流派在翻译进来时，译者都只是略知皮毛或失之偏颇，正如 鲁迅在《小引》中所言：“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 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 ，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 [168]这正是鲁迅的目的所在。
（八）朱光潜与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也是这一时期对中国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1927—1937年间是小泉八云理论 著作翻译的高峰期。他的理论对日本许多作家、理论家都有很大影响，包括厨川白村等人。在 中国，周作人最早关注小泉八云，周作人对小泉八云的接受表现在他的小品文创作上，这里暂 且不讨论。对小泉八云有直接研究并撰文的是朱光潜。1936年，朱光潜的文艺论文集《孟实文 钞》出版，书中收录了朱光潜1926年所作的题为《小泉八云》的论文。[169]朱光潜说：“他 （小泉八云）是最善于教授文学的，能先看透东方学生的心孔，然后把西方文学一点一滴地灌 输进去。初学西方文学的人以小泉八云为向导，虽非走正路，却是取捷径。在文艺方面，学者 第一需要是兴趣，而兴趣恰是小泉八云所能给我们的。”[170]朱光潜认为小泉八云的一些讲 授西方文学的作品非常有趣，浅显易懂。这一点鲁迅也提到过：“在中国的外国人，译经书、 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讲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 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多了，他 们常有外客将日本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运输进来。在英文 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171]朱光潜着 重笔墨介绍了小泉八云的生平，包括一些生活细节、创作习惯等，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这都是很 有用的资料。文章的后半部分，朱光潜主要介绍了小泉八云的一些作品、观点，也附上了一些 引例。引例甚至包括一些书信中的文学主张，这说明朱光潜对小泉八云的研究是很全面、仔细 的。朱光潜对小泉八云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小泉八云那些介绍日本文化的书籍比“有趣的小说 更有趣”。在写作方面，朱光潜很欣赏小泉八云那样反复斟酌的方式，希望初学作文的年轻人 应该学习小泉八云，并认为他们需要进行“一番推敲的训练”，为此，朱光潜写道：“中国文 字语言现在正经激变，作家所负的责任尤其重大，下笔更不可鲁莽。所以小泉八云的作文方法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172]另外，朱光潜对小泉八云的教授方式极为推崇，因此他认为小泉 八云的演讲集是最好的著作，他认为小泉八云最擅长的“不在批评而在于导解”。“所谓‘导 解’是把一种作品的精髓神韵宣泄出来，引导你自己去欣赏”[173], “研究任何作者，都不 应以其所长掩盖其所短，或以其所短掩其所长。小泉八云虽偶有瑕疵，究不失为文学批评家中 一个健将”。[174]朱光潜认为小泉八云的文学理论讲义对研究文学的学生来说是一部帮助他 们入门的教材，对教授文学的教师们来说也是一部可以从中学到有用的教授法的好书。
（九）其他翻译家及文学理论教材
在前一个十年间，鲁迅带头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后，掀起 了国内翻译厨川白村的高潮。这一阶段厨川白村的著作几乎都被译介进来，厨川白村也成为影 响中国现代文艺的最重要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在很多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学人 的理论著作和文章中，厨川白村的理论都被引述和评论。鲁迅延续了上一阶段对厨川白村理论 的兴趣，经过几年的接受和研究，鲁迅的文章中体现了对厨川白村的批判。在《上海文艺之一 瞥》[175]中，鲁迅写道：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 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 白村（H. 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以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 ？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 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 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 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 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 理解。）[176]
可见鲁迅对厨川白村并不是一味的赞赏和赞同，结合当时中国文艺革命的实践，鲁迅认为 厨川白村的观点有些也是不适用的。除鲁迅外，郁达夫、田汉、郭沫若、石评梅、胡风、陆翎 等人都或多或少对厨川白村的理论有研究，或者说至少厨川白村对他们的创作和文艺观是有影 响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零散的研究文章，例如：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史讲话——两种力》 [177]、张若谷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178]、去病的《没有苦闷没有文艺》[179]等 。19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 文学创作的主流，厨川白村的影响也逐渐淡去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兼收并蓄的译介倾向。翻译的理论作品有日本文论家独创的理论著作，如夏目漱石 的《文学论》，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等。有的是向社会一般读者发行的普及性读物，或是 学校的教科书或讲义，例如，小泉八云的《文学十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楚。还有些关于文 学概论的教科书，对小说理论、诗论、文学批评等方面都有涉及。这种译介上的兼收并蓄的倾 向，也可以从几种综合性的文论译本上看出来。如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编译的日 本文艺论文集《壁下译丛》。该书选择了25篇文章，除了一篇是俄国开培尔所作外，其余均为 日本作家、评论家的论文。其中包括：片山孤村的《思索的惰性》、《自然主义的理论与技巧 》、《表现主义》，厨川白村的《东西之自然诗观》、《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岛崎藤村的《 从浅草来》（摘译），有岛武郎的《生艺术的胎》、《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易卜生的 工作态度》、《关于艺术的感想》、《宣言一篇》、《以生命写成的文章》，武者小路实笃的 《凡有艺术品》、《在一切艺术》、《文学者的一生》、《论诗》，金子筑水的《新时代与文 艺》，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阶级艺术的问题》、《“否定”的文学》，青野季吉 的《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关于知识阶级》、《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升曙梦的《 最近的戈里基》。[180]鲁迅在为译本写的小引中说：“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 。片上伸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 和有岛武郎的论争，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两派的主意之所在。”[181]可以看出，所收 文章属于各家各派，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介绍日本现代文论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译本。
其二，左翼文论的重点译介。与这一时期翻译文论总的特征相适应，对日本左翼文论的译 介在整个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中占重要地位。左翼“革命文学”的最早提倡者是创造社的成员 ，他们当时都是留日学生，深受日本左翼文学影响。因此，中国的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日本文学的影响，形成了译介日本左翼文论的高潮。译介的主要著作有：平林初之辅的《文学 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林骙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青野季吉《艺术简论 》（陈望道译，大江书铺，1928年）、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上海现代 书局，1930年）以及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鲁迅译，大江书铺，1929年），还 有冯雪峰等人翻译的升曙梦所著的研究和介绍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几种著作等等。除此之外还 有几种日本左翼文论的译文集，如冯宪章编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的《新兴艺术概论》， 选译了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小林多喜二等十二人的十二篇文章，等等。这些翻译进来的左翼 文论，对中国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论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青野季吉的“自然成长”与 “目的意识”的理论，对创造社成员“革命文学”的提倡，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李初梨写了 一篇《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把青野季吉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把是否有“目的意识”看 成是区分无产阶级文学和非物产阶级文学的标准；主张在文坛上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清理和 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182]
三、1937—1949年的引介与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 全面展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日两国的文论译介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早在“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坛、文艺界就逐渐走向了军国主义化。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势必受到很大影响，加之很多日本文学翻译家也加入到了抗日战争中，停 止了翻译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骤减。
从1937年7月到1949年底，八年抗战加上三年内战，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本只有五十来本 ，平均每年不到7本，发表在杂志上的译文也大幅度减少，对文学理论的译介更是少之又少。 在文学作品译介方面，主要有对在华流亡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反战文学的译介，例如：《日本反 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夏衍、林林等译，汉口新国民书店，1938年）和《日本反侵略作 家鹿地亘》（现实社编，汉口现实出版社，1938年）等；在对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方面， 主要有成濑清《现代世界文学小史》（胡雪译，光华书局，1938年）、森山启《社会主义的现 实主义论》（林焕平译，希望书店，1940年）、木村毅《怎样创作与欣赏》（罗曼译，上海言 行社，1941年）、米川正夫《我国文艺思潮》（任钧译，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升曙梦《 杜斯妥夫斯基论》（陈秋子译，《文学批评》创刊号，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日本人二宫 尊德及其他》（曹晔译，上海政治月刊社，1943年）、内山完造《文坛史料》（杨一鸣编，大 连书店，1944年）、秋田雨雀《文学名著研究》（杨烈译，成都协进出版社，1947年）以及升 曙梦《高尔基的一生和艺术》（西因译，上海杂志出版社，1949年）等书。
鹿地亘是日本比较出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于1936年11月，与夫人池田幸子秘密逃亡到中国 。鹿地亘在华期间写的大量政论性文章，均很快被译成中文发表。1938年，中国出版了两本专 门介绍和宣传鹿地亘的书。一本是衣冰编、汉口新国民书店1938年出版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 亘及其作品》。该书收集了发表于中国报刊上的鹿地亘的文章及中国作家的评介文章，其中有 鹿地亘的《现实的正义》、《所谓“国民的公意”》等反战文章四篇，散文和诗歌数篇，译者 有夏衍、林林、高荒等；另有我国作家写的介绍鹿地亘的文章四篇，包括胡风的《关于鹿地亘 》、荒原的《欢迎中国的友人鹿地亘》、楼适夷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还有大公报上的 文章《鹿地亘讲演感言》等。另一本介绍鹿地亘的书是汉口现实社编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 》，该书编辑了我国作家黄源、胡风、楼适夷、宋云彬等人在《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 上发表的介绍鹿地亘的文章，还有鹿地亘本人及夫人的诗文、小说等。1939年，胡风把鹿地亘 的文学评论编辑起来，作为“七月文丛”之一翻译出版，书名为《爱与恨的小记录》。1940年 ，国民党图书出版社将他的时事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日本当前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