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出生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天津。那是1964年，我四岁，跟奶奶从保定到天津的叔叔家，住了小半年。回家后便一口天津话喊得满街响。在那个落后年代封闭的小城市的劳动阶级居民区，竟然有人在天津那么洋气的大地方一住半年，且改了口音，街坊四邻的都十分艳羡，总有人叫我：“小宾子，来段儿天津话！”我就人来疯，卖力地说上几句。其实干的是“翻译”，人家问：“叔叔家的哥哥管你奶奶叫什么？”我就惟妙惟肖地用天津话说“姑奶奶”，奶奶二字发成二声，引来一片赞叹。我的天津行对人对己产生的震动，不亚于“开放”初始去了趟美国。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却莫名其妙成了天津人，着实有个故事。
《混在北京》德文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首发，几家媒体先后采访了我。我不会德文，访谈只能用英文。几周后，《法兰克福汇报》和《焦点》杂志寄到北京，一看那照片旁的简历，着实令我汗颜，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我1960年出生于天津。以后，德国新闻局出版的《德国》杂志中文版又以讹传讹把我说成天津人。这本杂志许多北京的记者都能得到赠阅。看到文章的朋友均表示怀疑：你不是保定人么，没听说过你是天津人呢？小地方的人看自己的同类或大地方的人看小地方的人时，往往对他们的“出身”特别敏感。我之改变出身，且是在外国报刊上“掩耳盗铃”地改后“东窗事发”，既令我的小地方同类们感到卑鄙又令大地方出身的人感到悲悯。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都什么年代了，我还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粉饰自己？难道我会随口说成天津？天知道。反正我在人们眼里成了无耻附骥之徒，人家并未明讲，口风里却皮里阳秋。或许人家不过随便问问，而我却心虚。因为我确实见过不少这样的小地方出来的知识分子，明明是北京哪个县的，到外头就成了北京的，黄石的也能成武汉的……总之，用的是“模糊地理法”。对此我是不屑的，尽管他们这样做并非仅仅出于虚荣，有时因为老家太默默无闻，说了也没人知道，还要费口舌解释方位，干脆大而化之，化成武汉人，成都人，总之是一说就有个明确地理位置的地方。
但我怎么会“化”成天津人的？估计我不会那么二。就回忆当初德国媒体采访我的情景。
最先说我是天津人的是德国《焦点》杂志。我发现，在天津后面还写有“河北省”（西文的地名顺序是由小到大）。这下我可明白了。记得那位评论家问我的籍贯时，我明明说的是河北省保定市。但，这个城市对外国人来说无异于上海人眼里的某个江北小镇。他说不知道。我便说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城市。可能他记下了“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城市”，回去查德国出的世界地图，压根儿连保定的影儿都没有，北京附近只有天津，且是在河北境内，灵机一动，就信笔把我抬举成了天津人，当然是“河北省”的天津人。
但无论如何，我算得上与天津有关系。且不说四岁上“旅居”天津半年，只说历史上天津与保定很长时间里同为直隶首府，后来河北省会在这两个城市里几番流转，联系很是密切，这两个地方，算是有不解之缘。河北大学随省会搬到保定，从此算扎下了根。我上了这所大学，惊异于校园里处处天津话大作，原来有此原因。天津来的教师们仍不放弃天津户口，享受的是大大优于保定的粮油供应（保定人每月三两食油、七成粗粮时，天津人则油水细粮较充裕）。于是，每个月初，校园里都会出现几卡车天津运来的粮油，那些天津户口持有者像过节一样喜迎家乡车，分粮分油真忙。这些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给人的感觉，那所大学不过是天津的一处飞地，那些天津人像是流浪海外的中国人似的。他们一边恪尽职守地教书育人，一边念念不忘要“回天津”。这些天津人在天津人群里并不显山露水，可在保定那个小地方，却颇引人注目。终于他们的大多数历经磨难，回了天津，可他们把很多好时光给了那个小地方，虽然他们并不情愿。他们现在过得还好么？我的老师们是记不住那么多河北学生的，但他们被我们记住了，在我们年少的眼里，他们代表着与那小地方迥异的人情心态，引我们仰慕，也让我们觉得格格不入，但终归是我们的老师。毕业这么些年了，有时还能想起某个绝妙的英文用语是从哪一个老师那里学来的，时常挂在嘴边。80年代末，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翻译作品——《劳伦斯传》。我想这些该是我同天津联系的缘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