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5日
第一堂
不虞之誉，求全之毁
郭利根先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尊敬的南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来到太湖大学堂，请到南怀瑾老先生给我们讲课。本来，刘明康主席是准备亲自来主持这个讲座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不能来，特别委托我，向南老先生致意，并带来了亲笔信。我们也特别感谢海航董事长陈峰先生的大力帮助。
南老先生是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他的情况不用我太多地介绍。南老给我们讲课，这是我们金融系统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一大盛事，更是我们诸位莫大的荣幸。我们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借以表达我们对南老先生的敬意和感激之情！（郭副主席代表学员送礼物给南老师）
南师：非常感谢！
郭副主席：下面，让我们用学生对老师特有的掌声，欢迎南老先生给我们讲课。
南师：诸位，非常抱歉！刚才郭副主席讲我学问如何如何好，那都是假的。我经常提到孟子说的两句话，一个人活着，有时候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两句话诸位也要留意。任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虚名是莫名其妙的，讲你好的，并不是那么好，“不虞”就是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恭维，叫“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般人活在世界上，要求别人都很严格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奇怪，手里都拿一把尺子专门量人家，够高吗？矮吗？胖吗？瘦吗？从来不会反过来量自己的，所以人对人有“求全之毁”，求全责备。这两句话是圣人之言，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孟子的话，我经常深深感觉到很有道理。
我经常告诉诸位朋友，在社会上做事情，攻击人家犯罪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钱。说你贪污多少钱，跟哪个女人有关系，哪个女人跟哪个男人，这两件事很难求证的。你说这个女的同这个男的没有关系，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两个人悄悄干的事，没有办法兑现的”。你说他没有拿钱，他说“你也不知道，他悄悄给他的”。所以这个很麻烦。活到这个世界上，尤其你们做金融业务的，更要小心了，一个男女，一个钱财。这是讲到“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两句话。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想说明，刚才郭副主席讲我怎么样了不起，都是过分的话，那是大家爱护我，我只是一个年纪大、顽固的、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头子。
平常我对于自己的评价，我讲了很多次了，不过你们没有听过，我讲我一辈子，今年活到九十岁，再过一个月，大概不死就到九十一了，“一无所长，一无是处”，是这么一个人。孔子讲“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什么叫乡愿？乡巴佬，这个人规规矩矩，各方面都讲他好。孔子就骂他，你啊，德之贼也——看起来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实际没有东西，虚的。“子曰：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孔子用手棍打他的腿，像你这个老家伙……所以我们这些人老了就是贼。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缘起
这一次不是讲课，刚才郭副主席对大家讲说我讲课，不对的，是跟大家来闲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一次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位老同学，老朋友，陈峰先生，他搞了个“海航”，做得不错，他算是老学生了吧，也是我的老朋友，不过我经常骂他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同学都说我脾气坏，经常骂他。我真的讲他年轻不懂事。可是讲句实际的话，他是我的几位“言听计从”朋友学生里头的一位。我讲什么他就听，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也照办。我说陈峰啊，你当年没有钱，能够弄到这个航空公司，我说你“骗”来的，但是你“骗”得好。世界上都是骗的，可是你成功了。要跳出“海航”变成全国的航空公司。结果他听我的话，努力了四五年，现在变成大新华航空控股公司了，全国性的，这是一点。同时我告诉他，你不要光做民航，中国缺乏的是空中的货运。我说我找一个朋友来帮忙你搞空中货运，他听了照办，也办好了。当年他飞机也没有，不到一两年，有了，发展很快，现在空中货运也开始了。
上个月，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位先生你知道吗？我说谁啊？刘明康先生。我说久仰大名，干什么的？好像管金融的吧。他就告诉我是银监会的主席。我说久仰了，什么事啊？他说他想请您讲点话，讲课吧！
陈峰我经常骂他，经常开他玩笑的，我说好吧！人家既然找到你，就答应吧！当时讲话的确是无意的，因为我正在忙事情，一边在做事，一边拿到电话就这样答复他。他一听就说谢了，就认真起来了。这件事是这样来的，对不起，开玩笑来的。所以劳驾诸位从各地远道而来，非常抱歉，请大家原谅，我这是开玩笑来的。
那么同时，我一看名册，你们在座的，都是中国当今了不起的人才，吓住我了。讲银行、金融、经济，我通通外行，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讲话？他们说讲中国文化吧。
对了，我说把上个月对人民大学讲中国文化课的记录印给大家，诸位都有了吗？（答：有）好，上个月，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师生来过。现在有个风气很奇怪，每个大学都讲国学。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国学？我也不懂。还有中国文化，甚至讲中国文化特色。我说中国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你简单两句答复我，我想几乎没有人答得出来。如果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儒家，完全错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那么多啊！孔孟之道代表个人修养是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文化是不可以的。
那么，国学又是怎么来的？推翻清朝以后，民国初期开始才有“国学”这个名称。我说这个名称也有问题，中国人说这是我的国学，英国人讲他们的国学，德国人讲德国的国学，究竟国学是个什么东西？
人民大学的纪校长为了这个，创办了一个国学院，挨了大家的批评，很痛苦，但他还是办了，不过据说现在国学院很热门。办了以后，他要我到北京，我这个人老了，哪里都不动，最后只有劳驾他们赶来。上个月他们带领博士班的学生同老师们在这里，我讲了国学与中国文化的问题。
你们银监会的刘主席要我讲这个问题，我说不需要重讲，所以我让他们发了给人民大学讲话的记录，那里面讲了一点点国学方面的问题，给诸位做一个参考，甚至给我一个指点。
我们长话短说。这一次来，除了你们这班金融界的英才以外，听说还有些人，我的老朋友皇甫平也在吧？这位周瑞金先生，我说一九八九年后能够继续改革开放，他是第一功臣。当年讲姓“资”的也好，姓“社”的也好，争论走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还在，很难下结论的时候，他敢于带头站出来写篇文章，影响很大。他当年是准备挨斗的。我说你这个读书人，老朋友，有胆识，很有功劳，他今天也在这里。听说还有大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也在这里。这些老前辈们，我都要请大家原谅，给我一点指教。
军事北伐 政治南伐
我今天想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讲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诸位是搞金融的，我常常在谈中国文化时提到“经济”，“经济”这个词语，我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舒服，从年轻就开始了。
诸位要知道，我们推翻清朝以后到现在为止，九十六年，再过一个月以后是九十七年。当年我的老师辈，都是前清的遗老，有功名，起码是举人，有些是进士，做过官的。我长大一点，正是北伐阶段，他们这些老前辈都笑，你们年轻人乱听这些，书不好好读，什么开始北伐！军事是北伐，政治是南伐。
我们当时小，老师讲话是坐着，我是站着的，背书也站着，不像现在，以后慢慢改了，上课是学生们坐着，老师站着。将来时代学生们躺着，大概老师们要跪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众笑）
当时老先生们这样一讲，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在那里我是年纪比较轻的，我就问老师，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怎么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他说，你看，这些革命党（所谓革命党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的一切党派），他们懂什么？就是拿到政权，做官做事什么都没有经验，拿到政权以后，用的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切规矩都没有变动。只是表面做得很好，实际没有内容。
当时他这样讲，现在我回想，好像九十年来都是这样，还是一样道理。包括我们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以后，新建立的政权到现在，这些情形同当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中间虽然对中国文化那么严重地整顿，但中国文化坏的一面并没有去掉，这是个什么道理？是文化问题吗？人性问题吗？我们这里有哲学大师们，好几位都在，值得研究。现在这个问题扯开就大了，有关政治、哲学、教育，都有很多的问题。
翻译问题大
我们回过来还是讲本身的问题，刚才提到“经济”，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西方文化变成中国文化，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日本人是用汉文，用中国文字，日本人先接手翻译的。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当我到台湾以后，一听闽南语的发音，哲学叫做“铁盒”，我们浙江人一听“铁盒”，铁的盒子啊！实际他是用“哲学”两个字。可是“慧学”给日本人一翻成“哲学”，我们用到现在还是“哲学”。
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大政治家，大文化家，这个叫“经济”。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文学，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卧龙先生就是诸葛亮。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有一个遗憾，把西方文化翻到中国来，从来没有做统一的翻译，包括自然科学。我们国家从清朝末期开始翻译西方文化，清朝同治年间，成立了同文馆，这是国家翻译院。可是到现在呢？不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翻译都没有统一。
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
讲到同你们工作有关系的经济，这里一位李慈雄博士，是我的老学生，比陈峰资格还老，他也是同学里头言听计从的一个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正在世界银行做事。我说慈雄啊，这个不能做了，你马上就辞了吧。他地位很好，拿高薪的。我说，我看了美国，不行，遇到问题第一个开除的，一定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你赶快辞掉，在你巅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辞掉。他说，老师，我也想辞，辞掉到哪里？我说回大陆去。他很难，他是台湾人，美国留学的博士，岳父萧政之中将，政治部主任，曾经是反共的主将，他三个身份都很难。他说老师让我到大陆干什么？我说，到上海去发展，中国需要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他在我面前站不到一分钟，说，老师叫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就一句话。然后他到上海做企业，现在叫斯米克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当时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学校里有个经济学的名教授，慈雄就给他谈中国文化，他说到他中国的老师是南某人。他说南老师批评我们学经济的。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原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个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做“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譬如说，我们“抗战”以前，经济学没有几个人，某人在外国留学，学经济回来，好像很不得了。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我今天特别带来，这是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恐怕你们图书馆没有，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所以康熙、雍正时期对中国文化，很对得起。
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我抽出来这部《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的，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可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换句话说，我们讲银行，银行怎么来？我等一下讲外行话给大家听。可是今天所有的银行，没有研究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应该怎么样。
《汉书》上的《食货志》，食货，包括了农工商业，有人把“食”归纳为农业，把“货”归为工商业。一切经济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包括财货的流通。至于现在什么股票啊、期货啊、金融衍生产品啊，真是泡沬，花哨得不得了，迷惑了人。当然有人喜欢这样，可以浑水摸鱼了。
现在第一经济农业的基础都是问题，没有搞好，粮食问题马上出来。可是大家吃的用的都在严重浪费！我们的国家几千年以农立国，“吃饭大如天”，农业经济如何能真的建立起来，俭朴的生活习惯重新恢复起来，免除后顾之忧，也是大问题。我这是外行人向诸位内行做一个报告。
自己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的《食货志》，一直到清朝的资料都有，好像谁都没有研究。就像我批评学法律的一样，你们学法律只走两个系统，一个是海洋系统，一个是大陆系统。一个走英美路线，一个走欧洲的路线，都研究得很好，把外国的法律搬到中国来，日本也是这样。可是，你们有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法律系统？从秦始皇开始以后，汉代四百年用的是秦法，汉朝以后改了，慢慢地改，改到现在。唐朝的法律全套都在，明朝的全套法律也在，清朝的法律全套也在。你们学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有没有全研究？没有！这是我们文化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特别搬这套书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自己的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系统，真是一个问题，我第一段先讲到这里。
但是再三声明，我是不懂的喔！我完全外行，现在依我亲身所知道的，所看到的，告诉大家。这些很值得思索反省。
道家有一本书，很多人没有看到过，叫做《鹖冠子》，是隐士神仙之流写的。我们学军事出身的，喜欢带兵打仗，研究军事的书也读，研究政治的书也读。《鹖冠子》里头有一句话叫“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
“贵贱无常”，这四个字包含很多了，一个人生也好，一个东西也好，值钱不值钱，有没有价值，这是贵贱的问题了。“无常”，没有定律的，会变化的。“时使物然”，时间跟趋势使其如此，社会的演变，时代的演变，环境的变化，产生这个作用。注意哦！中国文化只有八个字，“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如果写成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起码二十万字的书了。
上面还有句话“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这是中国文化，你们特别注意！你们这一次来，我送你们这几句话，回去反复研究。怎么叫“中河失船，一壶千金”？一只大船开出去，到了河中间，船坏了，要沉了，这很严重，所有船上的生命财产都会没有了。这个时候什么最贵呢？一个葫芦，“一壶千金”，一亿价钱都值，要救命啊！船没有了，抱到那个葫芦，有浮力，人就死不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财经，包括金融、银行，自己要研究研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是乱讲的啊，不过讲课的时候放言高论，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大河中间了，中外文化也走到大河中间了。
最近我也看到很流行的一本书《货币战争》，当然我也没有时间看，同学们看了会跟我讲。他们最近经常在讨论，有对有不对，这一本书影响蛮大的。当然有些同学是反对的，有些是赞成，因为我这些同学们学经济的也很多，搞财经的有好几位在我这里，有几个是顽固的左派经济分子。我说你们不要争，任何一点，“麻子上台阶，各有各的观点”。他的提醒没有错，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准备好，不要“中河失船”。万一船漏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够救起来这个时代，救起来自己国家民族的政治，政治包含了经济、文化在内，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段的报告。
求索而迷惘的百年
我开始说，我讲故事给你们听，现在故事还没有开始，刚才这些都是空话。为了节省时间，现在赶快回过来讲我们的故事。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文化与经济是相关的。有些人不大好批评中西文化，我说我还差不多勉强可以批评。有些人讲，你这位老先生专门读中国书的，你懂什么外国啊？我说对不起，我欧美都去过，而且都住过。我还批评中国的留学生，我说这一百多年以来，都是坏在留学生手上。当年清朝末年的留学生注重的是德日派的——德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的，重用！“抗战”前后，第二次大战时，慢慢注重英美派的留学生。到共产党统一中国这个阶段，初期都是注重苏联的留学生。一九八九年以后，一下翻过来，用美国留学生。
我在美国的那个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好几位精英都在美国，都到我那里吃饭。我在美国还是一样地上课，给他们讲中国未来前途的问题，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帮忙祖国，不要在这里。当时讲到经济的问题，比现在还严重。
当时我在美国跟他们讲，我说十六世纪以前，美国跟欧洲够不上谈经济，穷得很，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最富有。从元朝马可·波罗回去以后，告诉你们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你们认为他是瞎说。后来到了十九世纪，你们英国人做海盗打劫去，你们的白银财产哪里来？抢印度、骗中国来的，现在才有那么多钱，你们发达了，富有了。我告诉你们，中国不在乎！
我到了美国以后，我骂留学生们，你们在国外留学，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每天吃汉堡，吃两个面包，外面上中下社会的朋友都没有，白宫的门口都只看一看，进也进不去。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三年五年回去，哎哟！讲外国怎么好，外国的月亮怎么大，看不起自己。因为我在那里，他们会请我到白宫去，他们的财政部长会来看我，交了很多朋友，也到处看了很多。欧洲我也去看过住过。
那么，我们的文化从德日派开始学坏的，后来是英美派，尤其一九八九年以后，开始学习美国，注重英美一直到现在，现在好像全体崇尚美国派，这都是问题。
可是，你不要听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化必须要知道，同时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做到知己知彼。可是一百多年来，战乱加上内乱，中国人对这两方面文化，都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常常是脱离实际，忘记什么是基本，舍本求末，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知识迷惑了。
票号、钱庄、银行与金银、钞票、卡
十九世纪中叶，我们从太平天国讲起，在这个时候，中国发生变乱，然后外国来了，火烧圆明园，咸丰逃到热河去了，赔了多少钱？八国联军进来，抢了多少东西？赔了多少钱？然后甲午战争，这一路下来，这个账算算，多少钱啊！这里赔款，那里花钱，那里打败仗，处处没有钱。
可是，推翻清朝以后，民国开始，一直到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没有看过钞票哦！用的还是银洋，那个时候有墨西哥的银洋，有中国制造的银洋，后来你们叫“袁大头”，袁世凯的像在上面。一块银洋换十角或十二角。一角我们南方人叫一毛钱。一毛钱换三十个铜板，一个铜板换一个鸡蛋。像我身上穿的这个料子，现在是做西装的料子，如果那个时候，用英国料子做西装，最贵最贵不到七块钱。如果那个时候，你们银行家的待遇高了，起码五百块钱一个月，不得了。五六十块钱，回到乡下穷苦的地区，买一亩田绰绰有余。
那么，清末那样地赔款，那样多的钱向外流，为什么在我们那个阶段还有那么多的钱呢？是借款来的。军阀彼此争权，这个时候的借款，什么从日本，从外国银行借款，还没有开始，正要开始。那么，从哪里借款呢？从民间。
中国第一个银行是盛宣怀开始的中国通商银行，官民合办的，后来有户部银行、大清银行。要研究银行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个了解，银行还没有开始以前，靠什么？靠票号、钱庄。山西开始的，后来尤其在上海，金融市场繁盛，一些买办开了很多钱庄，由票号、当铺变成了钱庄。我认识的老前辈，做钱庄、银行的蛮多的。做钱庄的很有风度，很有风格，很了不起。一个钱庄也是小银行了，最多用到十几个人，没有那么多人，规规矩矩用得非常好。
我还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的习惯，我到现在还不相信银行，因为我家里给银行倒过的。北伐的部队打到浙江的时候，好了，浙江孙传芳的部队一垮以后，我们存在银行的钱都没有了！所以我到现在还不信任银行。
第二，我说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用支票和卡。其实我在海外，到处银行给我送这个卡、那个卡，我通通不要，你给我拿回去，我才不给你卡呢！给你卡住干什么？我到现在还用现金，可是现在还不会数钞票，这个同我的家世有关系。我从小用钱是一把抓的，不数，因为我是独子，用惯了。我到现在不用旧钞票，太脏了，这个摸过，那个摸过，所以用钱要换新钞票。可是数新钞票最难数，两张数成一张，所以我到外面买东西一拿出钞票来，旁边同学一手就抓走，给我数。不然有时候多给人家或少给了，我实在搞不清楚。
那么我出门的时候也不相信钞票，也不相信钱，不相信银行，相信黄金，为什么？一个老规矩，我从小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祖母打黄金的戒指好几个给我，一钱分量，很小，耳环一样，拿个袋子装，叫我拴在腰上。我一边心领一边眼睛瞪着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孩子啊！注意，这是救命的钱哦！不准随便用哦！在外面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黄金都不能换饭吃的啊！你拿出一个戒指给人家，可能换两个馒头，还可以救命，救急救命用，记住！
后来真碰到了这种事。我在“抗战”的时候，到了贵州边上，看到那个飞机是昼夜在轰炸，你刚准备出来，飞机又来了，昼夜轰炸两三天。我看到在对面那个地方，上海逃来的一家人，两三天没有饭吃，看到贵州一个乡下人在吃玉米——也叫苞谷——那个上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两黄金，方的，很漂亮，给这个乡下人看。“哦！这是什么东西？很好看。”他一边吃玉米，一边拿来看。“这是黄金。”“哎哟！黄金！只听过，一辈子没看过。”一两黄金，看了半天才还给他。那上海人说：“不是看耶！我这一两黄金跟你换这个苞谷吃。”“哦？那个，那个……”黄金赶快还他，“我还没有吃饱。”赶快走开。
这是我祖母当时给我的经验。后来经历多了，我深深地感觉到很多很多。现在你们喜欢玩钞票、银行、信用卡，什么基金、股票、期货，什么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产品，不要玩昏了头，饿了肚子什么都不灵了。好了，诸位先休息一下。
第二堂
财富从哪里来
刚才给大家报告我所经过的这些故事。推翻清朝以后到民国初期，我们政局非常混乱。开始时是南北战争，天天在打仗，军阀争地盘。各省的所谓军阀，很多是留学日本回来的。南北战争这个阶段，是国民党、共产党比较合作的，不过共产党这时候还是小党。我们讲历史，研究金融经济特别要注意，这个时候是靠借外债的。譬如张作霖在东北，靠日本的外债。那么，各省都靠外债。
我常常提醒大家注意研究经济。我说中国人写书啊，不大管经济的，尤其你们诸位看武侠小说，看到那些侠客上馆子，随便到哪里都是红烧蹄子啊、烧鸭子啊，好像中国菜就是这几样。其实各地有各地的菜，他写不出来。我说只有还珠楼主写得出来，譬如他的《蜀山剑侠传》，各地有各地的菜。不过，你看这些侠客们上来，馆子店吃了一大堆，好像不要买单的，站起来就走了。
中国人不大谈经济的，很多书没有讲他的钱从哪里来？譬如爱情小说里头，只有爱情，好像不需要吃饭的。肚子饿了，就没得爱情。再如我们看《三国演义》，研究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我常常问同学们，刘、关、张在河北结拜，“桃园三结义”起来打天下，钱哪里来？打一把刀，铸一把宝剑也要钱啊！买一匹马更贵，哪里来？大家没有研究。曹操起来的经费哪里来的？曹操起来的经费靠他的家族，夏侯家族。那么，江东孙权的钱从哪里来？靠安徽人出钱、江南人出钱，最大的财富支持者是鲁肃。
再比如，你们现在喜欢看美国、欧洲的电影，只看到人家怎么奢侈地生活，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刺激了无限的欲望。可是电影里有没有说，他那个钱怎么赚来的？没有。也不是你们想得那么单纯。全世界的财富在支持几个发达国家。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不晓得是好是坏，将来会走向哪里。
大家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制度，必须要注意南北战争那一段。到抗战以前，国家有那么多的内战。按现在的理论，战争是最好的消费，消费刺激生产嘛。我们国内的南北战争，一二十年下来，帮了谁的忙？帮了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苏联等等，他们的军火生意特别好，赚了很多钱。战争是消耗最大的，所谓消费刺激生产，这是各国要挑起战争的目的之一。
北洋军阀这个阶段，我是直接经历的。到了民国十五年，开始北伐了，当时国民党并没有统一中国哦！国民党跟共产党联合起来开始北伐，军费哪里来？买枪要钱，战场上打一发子弹就是消费，也是钱，这个钱从哪里来？国民党靠什么？靠江浙集团来。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有一个人叛变了，陈炯明，为什么叛变？背后是为了争这个经济，为了钱，利益问题，国民党当时没有钱。后来有苏联人支持国民党军火，但是苏联人想控制国民党，借以控制中国。那么，蒋介石很快疏远了苏联。后来国共分裂，共产党有句话——“什么叫革命啊？三句话，革命是广东人出钱，湖南人拼命，浙江人做官。”这个话就把国民党瓦解了。
清末民初的货币战争
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正式的银行？有。譬如上海，当时就有很多银行，中国人办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银行，从票号、当铺演变来的。其中有一些是买办办出来的，比如席正甫就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他的子孙很多做银行的，有的参与大清银行，他的曾孙做过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
那时候，上海的银行分很多帮派，比如：镇扬帮的中南银行（史量才、胡笔江）、金城银行（周作民）、盐业银行（张镇芳、任凤苞）、大陆银行（谈荔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宁波帮的浙江实业银行（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当时号称银行家圣人）、四明银行（原始股东虞洽卿，后并入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官商合营，最先商方投资人是盛宣怀，后杜月笙、钱新之都做过董事长）。
其他比较有名气的，如中国实业银行（刘晦之）、川康银行（刘航琛）、四川美丰银行（康心如）等等。所谓“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民国初期到抗战前这个阶段创办的。
但是，外国银行在上海开办得更早，最早的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在上海开办，在中国发行钞票流通，大发其财。跟着，汇丰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等十多家外国银行也来了。还有美丰银行、震义银行等十几家中外合资银行。这些外国银行、合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钞票，在中国到处流通，中国的财富这样被骗走了很多。
大家讲到国家历史的演变，说到国民党，把罪过都归到蒋介石身上，讲他到上海就清党。实际上，背后真的内容是银行战争。你要研究清朝末期以来的历史，必须要研究上海银行发展的历史。每个银行各有各的立场，这里头历史的故事很多，关联政治的演变。譬如说有名的，办《申报》的史量才，当时被国民党暗杀了，表面上看起来是政治意识的斗争，实际上是金融问题，银行彼此要争权。
至于国民党说北伐成功，假使我来说历史的话，他并没有统一，打到南京就结束了。后来靠张学良东北易帜，所谓的东北义勇军一投降过来，所以全国统一了。真统一了吗？每一省的军阀还是各据一方，这个在“抗战”以前哦，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军阀几十个，西川、东川一百多个县，大家各占几个县的地盘。当时的四川分川东、川西。《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吧，刘备跟诸葛亮在西川。重庆这一带叫东川，刘备、诸葛亮的政治力量还控制不到。东川当时是什么？道家的天下，宗教的统治，东川张鲁，张天师的后代，他实行宗教性的社会主义，比“人民公社”还要彻底。
我是抗战时到四川的，路上看到沿途躺下来饿死的人，像杜甫的诗一样，“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有权力、富有的家庭，军阀们，吃得很好，同我们现在大家请客一样，一桌一万啊、几千啊，很浪费！但饿死在路上的人有几千人。走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我眼睛都闭上不忍看。四川的军阀把中华民国一百年的税都收完了。可是四川还蛮富有的，这是个经济问题了，怎么来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四川没有靠外援，没有靠别的东西。
再比如成都，从前到现在，老百姓收入并不多，生活却很安逸，很舒服。你再看看其他地方，比较比较。这个道理很值得研究，里面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了。钱跟生活的关系，钱跟幸福的关系，怎么样使大众的生活安定，怎么样节约资源，很多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共同课题。
张恨水的文章
我现在是讲故事，你们听故事。我们一边在抗战，跟日本人打仗，一边是民间的思想问题，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政府的挖苦、批评，很多很多。有一位小说家，很有名，叫张恨水，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看过他的书。他的名字你听听，中国有一句老话“恨铁不成钢”，他是恨水不成冰，叫张恨水。常常借报纸批评政府，很幽默，不像现在人的谩骂。那个时候，朋友对他讲：喂！老兄啊！国家到了这个时候，跟外国人在打仗，自己内部就少批评一点了，仗打完了再说。结果他不管。
他经常写，说自己做了什么梦。他说有一天啊，梦到玉皇大帝召集开会（这个同银行有一点关系了），开会的时候，关公去报到，到了南天门，四大天王挡驾，不准进来。
关公急了：国家到这个时候不得了了，财政也不得了，战场也不得了，玉皇大帝叫我来开会，你不准？
四大天王就说了：玉皇大帝有规定，有这四件事的人不能进去。哪四件？酒、色、财、气。这样的人，不管你官多大，地位多高，不能进去。
关公说：我没有啊！
四大天王：你怎么没有？
关公：我又不喝酒。
四大天王：你脸一天到晚红的，不是喝酒又是干吗呢？
关公：这是酒。色呢？我不好色啊！
四大天王：你过五关斩六将，为了送两个嫂嫂，路上一起那么久，谁知道啊！
关公：这是色。财呢？
四大天王：哦！你在曹操那里，曹操给你上马一盘金，下马一盘银，你不是贪财吗？
关公：那气呢？
四大天王：气你更大了，你过五关斩六将，你关公一辈子杀了多少人？自己被吕蒙杀了以后，灵魂都在空中叫“还我头来”，你这个脾气多大啊！就不准进去！
关公一听，站在那里傻了。忽然看到一部车子从玉皇大帝的后门进去。哎哟！这是什么人？这是袁世凯嘛！他怎么有资格进来开这个会？
四大天王：耶！袁大头谁不要啊？银洋啊。
最后看到一个人来了，蒋介石。哦！那个威风，四大天王敬礼。
关公：他怎么有资格进来啊？你刚才说我酒色财气，他呢？
四大天王：全国烟酒公卖，可见他不好酒吧！色呢？老婆离了，讨个宋美龄啊！还有离婚证书。财呢？用四大银行“中中交农”印钞票，给大家用的，他不好财。气呢？哎呀，中国的江山丢了三分之二，他都不生气啊！
这是张恨水的文章。
“抗战”与“抗战”后的金融
那个时候，有“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四川还有川康银行，创办人刘航琛，北大毕业的，我们还是老朋友，他比我大一二十岁吧。后来他在台湾，做过经济部长。他是一个大孝子，我非常佩服他。其实国民政府、国民党欠他的情，蒋介石、宋美龄欠他的情。他做经济部长退休下来，自己还没有饭吃，带一个老母亲，一个未出嫁的姊姊，三个人在一起，外加一个老佣人。每天晚上母亲睡不着，他从三层楼，穿个长袍，六十几岁了，背妈妈从三层楼这样背下来，到街上转一圈，背回去。可是他一个经济部长退下来，手里经常没有钱的。这是讲到川康银行。当时四川还有山西人康心如开的四川美丰银行，这些都是小银行。
这些银行当时同战争的关系，财富的融通究竟怎么做，很值得研究。那么，“中中交农”这个财政，当时八年“抗战”怎么样可以维持下来？这是宋子文的时代，后来叫做孔祥熙的时代。八年“抗战”当中，国家的经济、银行的运作同财政金融的调派，当然遇到很多的问题，可是竟然熬过了八年这么大一个战争，这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战争，战线拉得那么长。这里面值得研究。
好了，“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晓得了，接着是内战的消耗，金融乱了，所有大小的银行、金融一概都乱了，到了一九四八年，法币被金圆券代替。金圆券这个阶段，金融非常的混乱，银行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的报告。我亲自看到过这个银行财政的变更。
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南京。我反正是一辈子都站在边缘，几方面，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各方面都是朋友。我到南京一看，我就笑了，大家请吃饭，我对这些黄埔的同学们讲，我说不行啊，古人有一句诗“千里长江皆渡马”，长江抗不住哦！马上要过江了。他们就笑我，跟我讲了很多笑话，说你准备怎么样？我说，对不起，你们都吃荤的，我是吃素的，几十年当中同你们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朋友。所以我常常跟周公（皇甫平）两个人讲笑话，说我一辈子对于各党，我有一个立场——“买票不进场”，这是我的做法，什么时间我都有票，但是我不进场，一进场就完了。可是没有票不行哦，你们在这里开会，你们搞些什么东西我看不见，我至少有票，只要门缝打开，哦，比如你们正在这里听课，我看一看就走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我是这样看了很多。
好了，这一下很快，讲到后来，大家就说，你看这个仗打下来，国民党几百万大军，与共产党周旋了一二十年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八个月当中一下败了？我说，原因很多啦，现在是两句话，等于一个人生病一样，“病至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人得病的时候，一下感冒了，如山一样倒下来。那个兵败也是如山倒，我们都亲眼看到，可是我已经到了台湾。
台湾的混乱状态
讲一下台湾的经验，都是亲眼看到的。台湾这么一个小岛，很值得注意了，尤其你们搞金融、经济的，很值得注意。这么一个小岛，一九四九年只有八九百万人，包括我们大陆过去的一两百万人在内，到现在才二千二三百万人。
那么我呢，在一九四八年已经先去看过台湾。我在那里就很有意思了，开始住在基隆。因为我是浙江温州这边的人，有些温州人跟台湾有货品贸易，都是海产的运输，有船也带着枪，他们晓得我在台湾，都来找我，蛮好玩的。那时，我在那里做生意了，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公司”哦，只有一个台湾银行，叫“行”。台湾一个省，实际上，我们黄埔同学们坐在一起讲，什么省啊！相当于四川的一个大县而已。这么一个县，国民党如果还搞不好，那实在是笑话了。
台湾省是清朝后期设立的，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把台湾收回来，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后来蒋介石退到台湾。蒋先生是我的校长，我们做教官的，叫他老先生。老先生到台湾以后不是蒋总统了，是国民党的总裁。这一段历史，台湾就是一个省，农业、粮食，一切东西自给是不够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亲自经历过来。
那么我在那里，这些当年抗战打游击的来找我，尤其是在四川、西康、重庆那一带的，因为抗战八九年我都在这一带，所以有很多朋友，这批人退下来都来找我。我那里天天宾客满堂，床底下都是人。我就一边说笑一边收留，没有洗澡的，先去洗澡吃饭去。我就笑他们，两句话：“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亡国大夫不足以图存。”这个话只有我骂他们。我说大陆丢了同我没有关系，你们丢的，我先在这里等你们。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我在做生意，他们地方不熟，路也不熟，带来的钱都交给我管了。我说你们随便跑来，我也不懂金融，搞这个干什么呢？他们说只有你可靠啊！放在你这里。
那么，台湾整个的局势，一九四九以后的十几年当中，所有人是什么心情呢？研究台湾经济问题就要注意了，当时是四个字——“朝不保夕”，早晨起来不晓得下午怎么样，随时共产党、大陆的部队可能过来，台湾马上就没有了。共产党当时批评台湾，没有关系，这一批家伙是官僚、地痞、流氓、贪官污吏，聚集在那里，几天就把他消灭了。
事实呢？台湾什么都没有，真的很危险。可是呢，有一点，台湾还有点恐怖，“白色的恐怖”，非常严重。我后来讲笑话，说我的头还能够保住，没有在台湾被枪毙了，那真是万幸了。当时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不管你是将军还是什么官，海关要保，要入境证。正好碰到基隆海关的联检处——海关、警备司令、警察、宪兵一起，组织一个联合检查处，这个长官是黄埔军校十四期的。他看到我也来了，说：“哦，教官你也在这里？”所以很熟，然后他替我担保的。所以我们同乡想进来，没有保证，没有入境证，都拦在外面，在海上哦，那不得了。然后就问：你在台湾认识什么人啊？然后有人讲我的名字。检查人员说：“哦，那你先进去，他同意就保你上来。”最后变成我的图章放在那里，大概保了好几百人，有些人我根本不认识，不知道。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政府的法律，如果我保进来的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或者是连带有关系的，我要连坐一起枪毙。哎哟！我忽然想到危险，说，你把图章还给我，我保了多少人进来？他说三百多人。我说要命啊！所以我在台湾，后来三十多年当中，随时准备进去坐牢被枪毙。哈哈，保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常常做些莫名其妙的事。这个时候台湾的政治经济，就是这样危险。
分税制、黄金、计口授粮
那么，后来内地实行分税制，其实分税制的开始在台湾。台湾是个省，可是撤退过来的是整个的国民政府，所谓国民大会也在台湾。国民大会等于内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其实两党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叫人民代表，国民党那个叫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照美国的制度分开的，再加上中国的文化，一个考试，一个监察，都在这里。那么，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钱、税收从哪里来？台湾一省能够负担吗？所以后来编了分税制，省跟中央分税，还是在这个地方抽。这个里头很巧妙，很有意思，我都亲眼看到。
那么，国民党当时撤退的这一批黄金，中央的黄金储备转移到台湾，其中的一位见证人，魏曾荫老先生，现在还在苏州，九十多岁了，他当年在中央银行工作，奉命参与把黄金押运到厦门，由别人再转到台湾。他两兄弟都是搞银行的，他的少爷就是魏承思。可是这一批黄金现在还摆在台湾银行，多少年都没有动过。
当时台湾很穷啊！尤其撤退下来一两百万人，张开嘴巴就要吃饭。当然，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点东西，但谁也不肯拿出来贡献给国家。我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每个老百姓朴实、节省、勤劳，买票一定排队，很规矩。那个时候，“计口授粮”四个字等于分粮票一样，每个人分多少，这么一个经济。
治理通货膨胀
我再举个例子，这个时候省政府的财政厅长是任显群，江苏人，后来才有尹仲容，至于赵耀东，那是多年以后了。那么，我当时在杨管北家里上课，研究佛学，这个不跟你们详细讲了，听课的老朋友很多，譬如说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都是上将，还有些文官武将都在旁边听课。我年纪算是轻的，做老师坐在上面。任显群算是这些老长官的后辈，做财政厅长。他做财政厅长的时候，台湾负债很重，没有钱，大陆的黄金运来，放在台湾银行不动，蒋介石准备买武器反攻大陆的。所以，任先生管这个财政很艰难。
有一天，我在上课，看到任显群来见杨管北，他坐在边上不动，脸黑黑地坐着，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老前辈，老长官。我看到他，就告诉杨管北，这个结拜兄弟老七来了，找你有事，我暂时不讲了。杨委员回头一看：“咦！你来干吗？”任显群就走到前面来，他说：“六哥啊！我告诉你，今天来见你一下，明天或者后天我就坐牢去了，也许要枪毙。”杨管北问：“为什么？”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台湾这个局面我怎么维持？你看这两天的美钞飞涨，很快地涨上来，我没有来源，抵不住啊！抵不住，责任就在我身上，我准备坐牢，枪毙就枪毙！老头子问到我，我说没有办法，实在维持不下去，又无来源。”这个时候美元外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当时台湾同香港、新加坡，只有船的来往，还没有航空。那么，杨管北有轮船公司。他说：“真的这样？你搞不下去了？美钞压制不住了？！”
当时，这几个老前辈，何应钦这些，听了都说：“显群啊！不行啊！这个你要想办法。”任显群说：“报告总长，我只有命一条，没有什么办法，我不会变出钱来啊！一千多万人口，连部队，都要钱，美钞这样涨下去，这可怎么办？！”
杨委员（杨管北）说：“这样吧！你立刻回去向老先生报告，向陈诚报告，你说由我出来跟你连手，把这个问题临时解决，可是他们两个要同意我随便做什么都可以。”
任显群一听：“六哥啊！你真是肯帮我！”
杨委员说：“这不是帮你啊！我们一样哦！一条船上的人，死一起死，活一起活。”
最后怎么办呢？杨委员命令自己香港载货的轮船，公开地买美钞过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只有发电报到香港，三条轮船通通买美钞过来，钱由他公司里出，政府将来再还他。买了以后，任显群怎么办？把行政干部训练班的学生找来。当时青年学生们到台湾以后，叫做“流亡学生”，没有书读，就为他们办了个班叫做行政干部训练班，后来变成中兴大学。行政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后来有人做到行政院长。那么，任显群把这些学生找来，穿便衣上街去卖美金。比如说，美金九块，这些学生讲：“我有，八块半要不要？”那个学生又来：“我也有，八块要不要？”结果，三天，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了。
由此我得了一个结论，搞财经、经济，没有流氓手段或者非常手段，不能应急的。不过这是在当时，不能常用，偶然用用救急。这是一次经验。
那么，台湾统一用发票，也是他开始的，任何小店，任何一个店做生意，要开发票，有人盯在那里。把这批流亡青年培训了六个月到一年，就出去管这个。每个店里，每个工厂，都有人盯着，不开发票不行。统一发票现在还流行。
然后他又做什么呢？卖彩券，发行爱国奖券，五块钱一张，如果中了特奖二十万，一个月开奖二次。那时，黄金只卖二百四十块钱一两。
用这样几个办法凑拢来救急，把通货膨胀压下去，过了财经金融这一关。这个十几年是很痛苦的，台湾经济起来是后来的事。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那么，再岔过来讲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做参考。有一次，任显群先生又跑来了，他说今天才有意思。
大家问：“什么意思啊？”
任显群说：“我今天跟蒋老先生吵架了。”
大家：“哦！这样啊！很稀奇，怎么回事啊？”
任显群：“老先生突然叫我去，一看到我，他脸发青说：‘显群，你该死！’（任显群就站在那里，他脸黑黑的，两个腿立正都站不正的，罗圈腿。）我就说：‘请问总统什么事啊？’蒋先生说：‘人家报告我，说运过来台湾的黄金，你通通给我用了一半，怪不得你做得那么好！’我就说：‘报告总统，黄金丝毫没有动，放在台湾银行仓库，我不但没有少一分一毫，我还给你增加了不少。现在我不走，你立刻派人去查，如果少一分一毫，立刻枪毙我，我不走了。’这一下，老头子愣住了：‘啊！真的啊？’我说：‘这个怎么行呢？总统一声令下，一颗子弹我就没有命了，这不是开玩笑，我不走了，你们立刻派人去查。’”
结果老头子电话打过去，真的是这样。这是财经金融的故事，也是经验。
那么，金融银行究竟怎么做，有个最重要的道理。我们学军事出身的，《阴符经》上面讲到一句话——《阴符经》是姜太公的兵书——“绝利一源，用师十倍”。譬如一个人，他耳朵听不见，眼睛往往特别好。眼睛坏了的人，耳朵感觉特别灵敏。这是个巧妙应用的道理，政治、军事、财经都用得到的。加上刚才我提到《鹖冠子》的两句话，帮助你们思想。
合作社、搭会与信用
那么，在我们撤到台湾以前，中国各县各乡村有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组织方法，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来的。当时中国也在流行很多思潮，等于所谓姓“资”的姓“社”的，各种思想，两种制度在中国抗战以前，乃至退到台湾以前，都在流行。那么，台湾社会的经济是什么呢？也是合作社。
还有，老百姓用钱不是靠银行，而是靠搭会的，也叫招会，是台湾同福建、浙江温州的风气，邻居、亲友互相帮忙的，也有利息，有风险防范，是民间发明的小额信贷制度，很有效，但也是靠信用的。不过信用空虚了，风险就来了。
我们先休息吃饭，晚上再继续。请诸位注意我讲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你可以应用起来，金融财经怎么走出一条路来，这是靠大家的思想了。
好，谢谢各位，对不起，耽误大家。
第三堂
小国寡民与治大国
对不起哦，耽误大家远道而来，我乱七八糟地讲些话。刚才吃饭以前，我给大家报告，我是讲故事，八九十年来亲身所见，亲耳所闻，同我都有关联的，简单地给大家报告，关于财经跟银行的关系。
刚才我为什么讲到台湾呢？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一个政治、经济、哲学的问题。老子说过，最容易治理的是小国寡民。台湾省小小的，本地人加上我们大陆过去的，也不到一千万人，现在不过两千多万人，属于小国寡民。
所以我刚才也讲到，我们到了台湾，一班黄埔同学在那里说笑话，也是说真的，初到台湾讲这个话都是要杀头的，可是我们坐在我家里公开讲：“校长要想反攻大陆，休想！”这是黄埔八期的一个同学萧天石说的，他后来写文章，搞出版社。我说，天石啊，不好意思，不要乱讲！他说这个时候还想干什么呀，再搞军统，到海岛上还能反攻回去？史无先例！他就讲了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什么拿破仑到海岛，什么郑成功在海岛……我说，老兄啊，天下事有一个哲学的原则，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做人也罢，有一个原则，叫“无可奈何，只能如此”！他一听，说你这样讲，我就不讲话了。我说，人到某个时候无可奈何，只能如此，这是人生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小国寡民可以做个借鉴，但是不可以照搬。乃至你们今天研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不同，可以研究借鉴，做个参考，不可以照搬。乃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重复的。中国自己有五千年历史的经验，大家都没有好好研究参考。
话转回来，为什么台湾后来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这样发展？我刚才报告的是初期的台湾。我说台湾能够稳定财政金融的是任显群，跟着下来的是尹仲容，后来是李国鼎，至于其他的再说了。我说他们很有功劳，了不起！
台湾当时的经济，日本人留下来几大公司，由民间接手办，有电力公司，我们李传洪同学，他父亲就是电力公司大股东。然后是台糖公司（糖业公司）、农林公司，后来新办了水泥公司。李传洪就做过农林公司的总经理，不过他懒得做官。我就笑他喜欢玩钱不做官，做总经理一天也不去上班，随便找个人去代理，自己玩了半年，我到美国他就跟我走了。
小国寡民，容易治理，应该做得好。所以我说国民党蒋先生，小国寡民如果都治不好，一个县那么大都治不好，还来谈什么政治？结果是搞得蛮好。
但是我们注意啊，中国是大国，十三亿人口！老子有一句话，是政治哲学，“治大国若烹小鲜”，千万要注意！治理大国家就像煮菜一样，小鲜，小鱼小虾，不是大鱼大肉，不是红烧的。比如太湖出银鱼，很细的一条，小小的，不需要红烧，也不能猛火，要文火慢慢蒸煮的，不然就烂了，这是原则。所以老子告诉我们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同一个道理，“治大国若烹小鲜”！
政治与经济的主辅
关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我常常当着外国朋友讲，我说你们同我们文化不同。尤其同美国人讲，你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我说你不要谈了，讲文化思想，你给我们做徒孙都不够；讲科技嘛，我说马马虎虎还可以，临时拜你做师傅。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注重政治为主，经济是辅助的，为什么？认为政治安好，天下就安定，经济自然就好。西方的文化，文艺复兴以后到现在，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线，是认为经济治好了，政治就好了——根本错误的！我是顽固的死读中国书的人，所以讲到经济、货币、金融，让大家注意自己的文化，譬如《食货志》，所有的资料都在《古今图书集成》里头，都给你集中了。
很多理论，我现在没时间给大家讲，大家路远还要回去的。现在只讲到，台湾当年又怕大陆打过来，又怕穷。谁帮忙了？毛先生，毛泽东老兄帮忙。他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后搞到“文化大革命”，台湾则开展大赦。这样给台湾留下来这个安定的空间。
我们读历史有一个原则，读历史你们千万注意，比如在台湾的国民党，乃至蒋先生父子，古人有两句话：“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然讲政治，一切胜败是人事，“岂非天命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运气！历史上，尤其你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各方面政治安定与否，当然靠人事的努力，另外加上国家民族有他的运气。
当年，我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讲课，为什么讲呢？这个时候大陆正在批孔批林，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叫我去讲，《论语别裁》就是这样开始讲的。我说批孔没有用的，批不了的，孔子打不倒的。后来我就讲过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九八七年（丁卯年）以后转运了。他们问我，当场有个中央委员站起来问：“南老师，你说转运了？”我说：“转运了！”他马上问：“有多少年？”我说：“两百年的大运，将来比康乾盛世还好！”他说：“你打保票吗？”我说：“我再讲一句话，不是打保票，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啊！”
克难运动
我怕话拉长了，赶紧转回来，讲台湾的故事。在那个阶段，怕大陆共产党打过来，台湾自己又那么穷，什么都没有，就是刚才讲到任显群这个阶段。渐渐地，开展了“克难运动”。这个时候，你想从大陆退下来的兵，都是十几岁当兵抗战的，退到台湾去，住到什么地方？哪里有房？都是自己想办法搭出来的，一家一家的，都是竹篱笆一隔就是一家了。中间的故事太多了，这是克难运动，克服困难，那时的经济是这样。
后来慢慢地就提倡“客厅就是工厂”，提倡每个人在家里，妇女老幼一起做手工业，客厅即是工厂！
土地公有与金融
那么，国民党的政治，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什么叫“民生主义”？你翻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所以台湾开始推行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彻底改变。大陆是共产党一声命令，统统收回公有。
几千年的土地政策，你说他是公有吗？私有的。你说他是私有吗？公有的。这里头有很有趣的、很要紧的政治问题，同你们搞经济银行的，有绝对的关系。
台湾土地收回公有，是钱买来的。当时督办这个事情的是陈诚。他跟我有先后同学的关系，是军人。陈诚当年也是威风很大的。土地收回国有，使耕者有其田，非常难！这有中国几千年的习惯。然后就拿钱买，大家不要怕，你有多少土地，我们拿钱买，拿什么钱来买？股票！就是刚才谈的电力公司、糖业公司、农林公司……好多股票。结果大家也反对，当时的地主豪门非常反对。我们就笑。因为陈诚是我们同学，他跟我们有个玩笑话，他叫我是“南和尚”，晓得我信佛嘛！他听了反对声音后说：“你们不要怕。南和尚只要不讲话就可以了。”有时候我是批评他的，这次我说我很赞成他。
到了最后，土地公有，重新分配，大家不赞成。结果他把所有的地主财阀找来，开了一个大会。他是东南长官——先前叫做东南长官，后来变副总统。他穿军服来开会，开始没有说话，一切阵势都摆好，最后他说，三天以后就开始实行，土地收回重新分配，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就是那么办！我是军人，大家骂我军阀，搞惯了，你们知道了？！然后他站起来就走。当天夜里，这些地主啊，很有权力的地主逃了，跑到日本了，等等。
土地公有，今天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金融银行现在跟土地已经绑在一起了！
我说台湾当时那么穷，后来靠大陆帮忙，第一个机会是韩战。我们人力便宜，外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来投资了，做工厂，利用我们人力，所以台湾变成“四小龙”，一下就发起来了。
发起来以后，因为有些土地分配给自耕农了嘛，那些拿到土地的人，慢慢就同现在一样，到处盖房子，到处建设。本来十块钱的土地价钱，一下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同现在情况一样。这个问题要特别特别注意！我简单几句话带过去，但是，这个对研究经济、研究金融的发展，很有“意思”呵，不是“很有意思”，那是客气话带过去，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中间牵涉的内容太多了。
土地收归公有，同现在有关系了，土地跟金融绑在一起的，你研究中国历史就知道。我说，我一本讲《孟子》的书中间停掉了，为什么不讲？人家问我，土地究竟国有公有好？还是民有私有好？讲不清楚的。我们中国上古周朝以前，叫“封建”。大家把后来几千年也叫做“封建”，是不读书不读历史，把历史观念搞错了！我们中国的周朝，是封建八百年的政权，姬家的。这个时候所谓的“井田制”，是土地公有，这个土地公有，在上古是一千多年了，这个阶段叫“封建”。
土地私有是什么人开始的呢？从齐桓公这里，管仲开始的。后来真正开始是秦国，叫秦孝公，秦始皇的上辈，开始商鞅变法。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历史，土地变成私有，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然后就是四五百年的秦汉时期。
公与私的辨证
你读历史，就看到土地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这样困难。所以这个历史哲学很讲不通，究竟公好，还是私好？讲不清楚。由此就讲到中国的儒家，中国儒家讲道，这都是人性的问题，天下绝对没有公，不可能，任何一个人也做不到的。天下绝对为公就无我，没有这个人。天下绝对为私，也做不到，谁也不干，自古完全管自己不管他人，也不可能。所以儒家呢，就是中庸之道，公里头保持一部分的自私，私里头要大部分变成公，这是大哲学的问题。
所以到了汉朝王莽篡位，王莽想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结果失败了。我说读历史很难读透，读中国历史，失败了以后，历史的结论，四个字“民曰不便”。这是个大政治哲学，变革常常因为“民曰不便”而失败。习惯了私有，一下变公有了，老百姓反对，反对的原因是不方便。所以，王莽要它变公有制做不到。然后过了一千多年，到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公有制，王安石也失败了。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绝对推行土地公有，台湾也是，先做到了公有，再行分配，但两个方式不同。
盛名之下不可久居
我在台湾三十六年，最后我也要离开台湾了。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之前，在南京跟同学们碰在一起谈话，“你决定走啊？”我说决定走，不过啊，天下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反正做世外闲人就好了。到了台湾，我说我绝不出国。可是三十六年后，我出国了。为什么出国呢？有原因的。我感觉到逼不得已，非离开不可。大家问我你为什么走？我自己吹牛，说“盛名之下不可久居”，因为我在那里，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都是我的学生，文官政治大部分人都是来听课的学生，而且海、陆、空部队轮回演讲。这个事情人家以为很光荣，很舒服，我很害怕，这就犯了一个危险，“盛名之下不可久居”！遭人忌。所以我在台湾教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研究所带博士生、硕士生，从来上课不点名的，来了就讲，讲完了就走。我说现在教育没有尊师重道，我是出卖知识，跟你们交换一下，你们是顾客，是商业行为，顾客至上，没有尊师重道了。我用不着向你们点名，你们将来哪一位做了总统，我一定离开这里，不然就不好办了。这个老师喜欢骂人的，看到了骂你一顿我一顿的，这不行啦！所以离开了台湾。
《票据法》的兴废
那么，我们在台湾，看到了这个时候银行的发展。这个时候，除了台湾银行以外，华南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都是台湾方面起来办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用合作社。我在前面跟你们提过，这个是社会主义的产品，在大陆当年就实行的。我现在常常告诉地方的首长们，我说你们怎么不把农村的信用合作社连起来？连起来自己经济自由地活动，你不要靠银行、靠外面去借钱，也不要靠外援，中国人有这个经验的，研究起来内容就很多了。台湾当年用信用合作社，贡献很大，但是后来没有控制好风险，出了大事，是教训。
那么我们在台湾用的银行，就同大陆当时的银行不同了，很自由。可是，台湾这个时候金融发展，整个社会支票满天飞，很多支票在银行不能兑现。结果呢，台湾颁布了一个特别的法——《票据法》，用了好几年，很多朋友因这个法而坐牢。假使你开一千块的支票，今天兑现，三点半以前支票来兑现了，可是你只有八九百块，也算犯法，没有信用，就送去坐牢了。这样坐牢的很多很多。
这个《票据法》，当时在台湾银行界叫做“恶法”。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因此坐了牢。有一个朋友学问很好，名人，他开了个小公司，结果犯了《票据法》。你如果犯了《票据法》，后来补钱都没有用，一定严厉地执行，除非抓你不到，但是要通缉，要东躲西藏。这个朋友也犯了《票据法》，我说老兄，你不要躲了，我给你薪水，等于我的职员，每个月给你家里薪水照拿，你去坐牢去报到。他就听我的话去报到了。
因为他进了牢，我就去牢里看他。我跟牢狱素来关系很密切，因为我常常去看人，牢狱看守对我好像很熟悉，听到我一来开大门迎接。我每次到牢里去都要折本，一看碰到熟人，哟！你也在这里呀！缺什么东西吗？还有好几个医生都在牢里，我说你医务所怎么样？“老师！”他说，“我在这里碰到你很奇怪，我也是因为《票据法》进来的。”他医学的技术很好，在监狱里帮忙，药不够，碰到我来了，就诉苦了。那个典狱长（牢头）就看我，我说好吧，我回去给你捐一批药来。然后我说我要去看一下女监，典狱长跟我说，老师啊，女监你就不必去了。我说，哎，你有什么秘密啊？女监里头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事？他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老师呀，你误会了！好好好，我带你去。我进去一看，一百多个很漂亮的太太坐在里面，还有几个抱小孩子的。我说怎么那么多女犯人呀？她们犯了什么法？他说百分之九十是犯《票据法》，丈夫做生意开了公司，太太挂名董事长，票据不兑现，太太就进来了，还有带孩子坐牢的。
这就是台湾监管银行的《票据法》，后来作废了。这是讲到这里顺便告诉大家的，同你们贵会有关系，算不定你们将来玩出来这个。这个不要玩啊，玩得没有道理。
台湾的银行用得很灵活。我很遗憾，我们这里搞银行的，没有到台湾真实地研究过，看过经验教训。不算学习，你说我派人来学习，完了！最好是悄悄地知道了台湾、香港银行的做法，外国的做法，弄通了，然后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研究自己的办法，不要生搬硬套。
文物衣冠与中药
再讲我到了美国。我这个人啊，很好玩的，不喜欢穿西装，尤其出国我更要穿这个衣服（长袍），我小的时候读书就这样穿的，穿了几十年。我可怜中国人自己没有一套衣服，革命了一百年了，自己一套衣服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四个字——“文物衣冠”，自己没有！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带了十几箱的行李，两大箱都是中成药，台湾做的科学中药，用最先进的技术提炼出来，不用煎的，很方便，很有效，可惜大陆现在还没有。跟我出去的同学们也有十几个人，在外国看不起病喔，贵得很，所以我就带了两箱中成药。中成药是不能进美国海关的，而且我们从旧金山经过，这是美国海关最讨厌最难进的地方。
我们推着行李车快到进口时，海关有个小狗出来，一个黑人带了条小狗检查毒品。我那个药就堆在行李的第三第四层的，那个小狗就爬上去在那里转，这下严重了。那个海关的人回头看我，我也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微笑，我等他来问我。这样转了半天，好像是李传洪还是什么人站在旁边。大家人都快走完了，我说你们都进去了我再来。海关的人过来问那个黑人，他看我那个样子站着，只笑不动，穿个长袍拿个手棍，装那个死相。他说他是谁呀？传洪他们就讲，你们不知道，这是中国现代的孔子啊，你们国务院请他来讲学的，他卖面子才过来啊！他们说，哦，这样的啊！这个行李……我告诉他们说，你告诉他，这两箱里头是中国药，可带，就进去，不可带，就放在海关，我回去的时候在海关拿回去，带走。他去讲了，海关人看看我：“请吧！”十二箱行李一起过来，不检查，就靠长袍手棍的力量。
美国、法国的银行
我到每一个地方就说，试试这个社会、国家。所以到美国银行，一下我就发现不同。我原来在中国搞惯了，“中中交农”这些小银行，很多都是熟人朋友，我看美国银行大概有许多比较大一点的，还是国立的吧，不是统统私人办的。结果我们一去存款就发现了，哎呀，不能存多了。美国这些银行呀，私立的，每一家都可能会倒，银行万一倒了，不管你存多少，你存一百万美金也好，最后只赔你十万。好，我说那我们不能存多了，分开，结果这里二十万，那里三十万，此其一。
第二，像我们在台湾去银行领款，一百万两百万，拿个报纸一包，夹了就走。有一天，我跟李素美去美国银行，真的需要现金十万块，这我们在台湾搞惯了的，十万块在观念里头，虽然是美金，但觉得很少。现在要领现金十万块，完了！柜台上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站起来，说你需要那么多？！我们说：“是呀。”现金吗？“是。”哦？！请坐，泡咖啡来，坐在那里搞了半天，他们进去商量。美国的银行、外国的银行，拿现金很困难，几百块千把块还可以了，已经很大了，再不要说十万块，还是现金，这使他们为难了。总算是在那里，咖啡啊喝得差不多了，我说这一下我总算看到美国的银行了。
然后，出来了两个小姐，请我们到地下室，她们坐下来点钞票。好了，十万块美金，我们在台湾两手一翻哗啦哗啦，一下就数完了。他们不，一，二……一张一张数，把我们急得呀！李素美讲，小姐呀，你不要这样数，我数给你看！然后她们看了，哟！很佩服！数完了，她说不行，你还是拿给我，又开始一张张数。哎呀！好痛苦！
等到十万块钱拿到了，我们站起来，我还是穿长袍，李素美很马虎的，匆匆忙忙的，两只鞋子不一样，袜子一样，这很失礼的，她也不管。这个银行的人跟出来了，问我们要不要派两个警员保镖？我说为什么？她们说这个很危险的呀！在美国的确很危险。你们怎么走啊？我们说，我们车子在这里，上车就走，我们在台湾弄惯了的。她们说这个太可怕了！我说这个不用你负责，你现金已经交到了，我们把钱往车子上一丢，上车就走了。这是美国银行。
后来我们到法国，中间经过都不讲了，我讲这些故事给你们做参考。后来到法国我也那么问，更麻烦了！到里昂银行去开户头，银行职员问：“你存多少？”我告诉李素美，少一点，少一点，外国人眼孔浅，存个二十万美金，试他一下。结果，咳！那个手续好麻烦，外国人开个户头，还要通过很多的关系，才能够进去。我问，你们法国人钱都存银行的吗？“存啊！”存多少？“最多五千，几百就够了！”我说法国人每个人只有这点钱啊？“不是呀，钱很多。”存哪里？“存外国银行，存比利时银行、荷兰银行，在本国银行都存得很少。”哦，我一听有数了。本国税务关系，你银行户头（钱）多了，搭税，要加税的。税务跟银行又一层关系在里面。
结果我们在法国开的银行户头，后来还被人家盗用。我们过了一两年，回到香港才知道，法国银行通知我们钱用完了。咦？没有呀！结果还委托法国的什么人请律师打官司，打了两三年才找回来。所以外国银行很多很多零碎啊！这些是我向你们诸位银行家讲亲身经历的故事，都要亲自去看的。你们组团出去考察，人家给你考察的都是表面，我们民间亲自用过的才真正知道。
做生意的时机
上面讲的是银行。到了美国，大家要去看看赌场。我带了他们，李传洪啊、李素美啊、沙弥啊，到了大西洋赌城。你们看到一本小说叫《飘》，讲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在这个时候做生意，发现一个原则：生意是什么时候做？一个国家动乱战争的时候是最好的商机。或者是仗打完了，社会变乱完了，安定的时候是一个商机。现在是安定中间，几乎很少有生意的机会了。小说中那个地方，就在大西洋赌城那一带。
我们到了赌城，李传洪爱玩，他在赌城里头开了户头是我的名字，结果我成了赌场里的大赌客。他先在柜台上付了一百万美金，放在这里赌的，这个变成大客户了！其实我不会赌，跟他们在那里玩了三天，每次平局。为什么去大西洋赌城那个地区呢？考察这个地方南北战争的关系，观察这个历史的关系。
金温铁路与试验中国银行
我刚才跟你们诸位声明过，我是讲故事给你们听，这个银行，来不及讲了，我拼命在浓缩我亲身几十年的经历。好了，大家要不要休息呀？（不要！）可以吗？很累哦！我们再讲下去，我怕给下课铃声一打搞断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到美国，一九八八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回到香港。我叫它耶诞节，中国人跟着叫耶稣是圣人，圣诞节，我说我只能叫它耶诞节，我们孔子是圣人，释迦牟尼佛也是圣人，耶稣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我一到香港，第一天一到，北京已经有人来等我了。哟！我说老兄，你们的情报真灵光呀！他说等你三天了！我说真了不起，情报很好！他说你一切的行踪我们都知道。我说我知道，你们果然不错，不是吃干饭的！都是老朋友，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为了台湾问题，我说那同我不相干。结果他们硬是请我把两岸牵起来和谈。后来有了共识。这里面故事很多了，没有时间讲。
跟着下来，温州方面我家乡的市长来了，他说要我做金温铁路，浙江温州到金华这一条，连接浙赣路，连接到上海的铁路。我说，一百年了，由孙中山起没有修好，毛主席修过，因为苏联断交关系没有修好，邓小平接上没有修，李鹏也接上没有修，你跑来要我去？我说我没有钱唉！他说不要紧。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只要你牵个头，就会做成了。我说真的啊？但是我真的不想做。后来，我说一百年了，你们做不好，我做给你看！开始投资铁路，这条铁路六年内完成了。可是现在，铁路在哪里，车站在哪里，一概不知道，我也不管，就是为老百姓造了条路。造好了，还路于民。假使我去坐火车，照样是要排队买票。
为什么讲起造铁路这个阶段呢？一九八九年，北京闹事的时候，北京老朋友打电话问我“你看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老兄，没有事！“啊，真的啊？”绝对三个月以后一点事没有！“那你回来的计划？”我说照旧不变！我定的政策是不变，造铁路，该投资就投资。
好，做铁路当然要投资啊！这是第一次试验内地的银行，我叫李素美李总经理先汇一百万美金过去。结果汇进来一个月了，不晓得钱在哪里！浙江方面说他们户头上没有钱，结果东查西查，钱还在北京的中国银行，然后北京又转到浙江中国银行，浙江中国银行又转到哪里，然后又到温州。哟！我说中国这个叫银行啊？然后我说再试，私人汇了五万块或者一万块美金什么的。结果手续非常难办。而且领出来呢，只准领一万两万人民币。这是中国银行，你们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当时是那个样子！
每一个银行，从国民党起，银行本身就有监察人的，现在你们有了银监会，唔，这个更奇怪了！对不起啊，不是批评你们，是讲真话。所以陈峰打电话给我说，银监会主席要我讲，我想三四十个人吧，因为一个银行两个监察委员嘛。哟！现在银监会全国两万多人，这是个什么机构呀？然后我一算，假使再加上全国的银行职员，在中国搞银行的，起码十几万人！——白银都给他摸黑了。所以我刚才首先提出来：“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其实中国到了现在，真懂银行的人有多少呢？原本就没有建立适合自己的体制。我看了美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日本银行也试过，其他国家还没有去，这些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比起中国的银行，经验多很多。现在我们的银行不是银行，好像是个官僚机构。
对不起，你们要不要休息呀？因为我怕你们路远，所以赶紧补充几点，匆匆忙忙讲的，讲完了大家可以回去睡觉。对不起啊！
文学与人生修养
那么现在，我缩小范围讲，劝大家读书，这是劝银行界朋友们个人修养的。我刚才都是讲真话，还不算真的批评。要我批评起来，这些经验很多很多。
我以前常常笑，我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课也讲，我们看银行的人，搞经济的人，乃至会计、会计师，一个什么看法呢，算是对他一生的结论？比如看到一个同学毕业了，问他找到什么工作？老师啊，我进了银行。我说恭喜呀，那是个铁饭碗，我说你不要随便辞职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一个人要上吊了，挂在大树上才吊得死，你不要给民间小公司做个小职员，挂小树上吊也吊不死呢，树也断了！在银行啊、政府机构啊，做公务员千万不要离开，挂在大树吊一辈子舒服得很，下半辈子荡秋千！但是我说做银行、搞会计的是什么呢？一辈子只有几句话，“圈子是愈画愈多”——地位高一点，圈圈多一些；“车子愈坐愈新”，“房子愈住愈大，个性愈来愈渺小”。可是为了生计问题，那真是一个铁饭碗。
我现在是心里很急，给大家浓缩，怕耽误时间，诸位还要回到上海，太对不起了！
你们诸位做银行业的，要学一个人的境界，宋代的朱敦儒。因为你们一讲银行界的，我就想到中国文学。一讲文学，我有一句话：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
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都在这个里头，中国人的文化是文哲不分，文化跟哲学不能分开，根本没有单独的哲学，不像西方人单独地分科。中国的文人，文章诗词里头太多的哲学了，文哲不分。同时，文史不分，一个哲学家应该懂历史，历史跟哲学、文学，三位一体，不分家的。再一个，文政不分，一个大政治家，又是哲学家、文学家。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讲到个人修养，我看你们在这个好位子上，我劝大家拿空余的时间多读书，研究一下中国的问题，对中国未来做些什么贡献。不然的话，大家八个钟头上班，应酬两餐，吃饭喝酒，去了四个钟头，然后签签到，看看报，抽抽烟，聊聊天，完了。这样浪费一生！看到也在办公，实际非常糟蹋自己！不如多读书。我老一辈子的银行界的朋友，会做诗的蛮多的，我手边没有带，只好抽古人的，北宋朱敦儒的词。
我们看第一首，词牌是《鹧鸪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这首词是他在西都作的，当时的“西都”就是洛阳。“我是清都山水郎”，“清都”，是天帝的宫殿，他说自己是为天帝管理山水的。这是比方，他是进士出身，做过大官的，这句表达他虽然做官，但是淡泊尘世，喜欢自然。“天教懒慢带疏狂”，很有气派，没把荣华富贵放在心上。他不是做不到官，故作狂态喔。“曾批给露支风敕”，这是说什么？露、风是帮忙草木庄稼生长的，代表他行使做官的职权，需要风的地方给风，需要雨的给雨。“累奏留云借月章”，常常上奏章，报告这个钱该发不该发，怎么调配周转。“留云”，报告玉皇大帝，现在的情况，需要把云停住了，不可以动。“借月”，有时候需要把月亮移过来。“诗万首，酒千觞”，他学问很好，也很豪迈。“几曾着眼看侯王”，因为自己是才子出身，官也做得大，可是没有把荣华富贵放在心上。“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句讲他很潇洒。
我劝你们诸位，有空多研究文学，对于人生，精神上舒服一点，免得天天跟圈圈打交道。说到天天跟圈圈打交道，也有个故事。我们小的时候，有些人出来外面做事，文盲，不会写信的，到街上去找那个摆摊子的代书写家信。结果那个代书也骗人。太太收到信打开一看，一张纸上都是圈圈，太太当然很着急，拿到街上请代书给看看。那个人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啊！“怎么好？”他说信的意思是：大圈圈是我，小圈圈是你，还有那数不尽的相思，一路相思圈到底！
我们再看第二首，词牌是《西江月》：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他把人生哲学看通了，这个不要解释了。古人读诗读词不是这样读，我们读书的时候是要唱出来读的，唱昆曲、唱京戏一样念。“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人生境界如此，你说明天、后天，人生究竟怎么样？谁也没有把握，“明日阴晴未定”！
第三首，也是《西江月》的词牌：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讲他享受恬淡自然，自娱自乐，乃至不做官的时候，退下来，享受人生这个境界。“青史几番春梦”，历史上每一朝，每一个人生，都如做一场梦一样。“红尘多少奇才”，这个世界上能干的人很多啊。“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他说你担心什么呀，世界上人才很多，自己退下来蛮好，什么成败得失，功名富贵，是非荣辱，都是春梦一场，当下就可以放下烦恼，豁达自在。
这个随便给你们做个参考，好玩的。最好多读书，把文学心情配搭人生，你们做银行工作太苦了，太闷了，这样来轻松一点。
哦，还有一首《念奴娇》：
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计许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
他最后退下来了，不做官了。你看这首词的最后一行“如此只如此”，人生到了某一个景况，这样只好这样了！“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他不做官了，等于是你们银行总经理也不做了，这出戏我唱完了，把唱戏穿的这个袍子留下来，给后面这个傻瓜去，我不干了。“杂剧打了”，我这个戏演完了，辞职了。“戏衫脱”，戏唱完了。“呆底”，那个傻瓜，这是开玩笑的话，把唱戏的衣服留给后面的家伙穿吧。
两首诗的感慨
本来这次给你们准备蛮多的，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讲。刚才我给你们讲，我离开台湾到美国，也到大西洋赌城看过的，有两首诗是那个时候的感慨。我离开台湾已经很感慨了，由大陆到台湾，由台湾又到美国……
第一首诗，题目叫《首途赴美》：
不是乘风归去也 只缘避迹出乡邦
江山故国情无限 始信尼山输楚狂
我这个题目就有问题，心里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大陆和台湾，当然是自己的国家，结果自己到外国去，心里不甘愿，但是只好去了。“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我在台湾不能留，再留下来文的武的都变成我的朋友了，我又不想组党，又不想拉帮，也不想结派，何必在这里？所以走了，“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心里头不是味道。“始信尼山输楚狂”，尼山是孔子，楚狂是道家的，装疯卖傻的，楚国有个狂人叫陆接舆，骂孔子，你这样干什么啊？这个时代实在救不起来，你赶快不要搞了！我说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走了，我才彻底相信孔子不如这个疯子，楚国的狂人。
第二首，《道出大西洋赌城》：
风云催客出三台 策杖闲观旧战嵬
何必赌城始论赌 人生都是赌输来
“风云催客出三台”，台北、台中、台南是三台，我离开台湾了。“策杖闲观旧战嵬”，现在来看南北战争的那个要点地方，就在大西洋赌城那里。下面两句话，请大家注意！“何必赌城始论赌”，人生何必到赌城里头来才谈打赌呢？“人生都是赌输来”，我们做人就输了！最好不要来做人，既然投胎来做人，这一辈子已经输掉了！呵呵，“何必赌城始论赌，人生都是赌输来”。
所以今天下午到现在，我说你们来，其实你们诸位是跟我来赌的，我输了，你们更输了！呵呵，那么远跑来，听我乱讲。
我想为了时间的关系，你们还要动身，要紧的话，许多想讲的话，准备的资料也蛮多，都来不及讲了，大概向大家作个报告，你们那么远来，非常对不起啊！我讲的话同你们的本行银行经济没有多大联系，但有关系。只劝你们多读书，为我们中国人，真正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利民富国的金融体制。怎么想办法去研究建立，而且要简化，要轻便，千万不要一张一张钞票那么数，我放了五块钱美金只能拿五块钱人民币出来，这样的事不能干。
还有，现在银行的职员，尤其是柜台上的，我看那个紧张的态度是非常难看。我以前就讲，一个银行，一个邮政局，柜台上的那个面孔，最好带一点笑容，不要女的带个晚娘（继母）的面孔，男的好像带个讨债的面孔，很不应该。
好吧，今天很对不起啊！简单明了讲讲。
（大家起立敬谢。课程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