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办公桌上，精神委靡，一闭上眼睛，各种各样奇异的外星生物就开始张牙舞爪。
昨天我买了一大堆碟，都是最爱的科幻片，看到凌晨四点多，然后一夜乱梦，梦里全是第三类接触，可耗脑力了。所以今天虽然十一点才起床，依然精神极差。
好在今天没采访，刚才上了会儿网，就瞧见关于白公山的报道，像是特意和我昨天看的那些片子配对似的。哪儿来那么多外星人遗址，我心里嘀咕着，眼皮又耷拉下来了。
在鸽子笼一样的新闻中心里，打打游戏、睡睡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只要把活干完，没人会来管你。就这点而言，比寻常的公司要舒服多了。
脑子里迷迷糊糊正一片混沌的时候，被人拍醒了。
“喂，那多。”
我勉强睁开眼，心里咬牙切齿，最恨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人吵我。可映入眼帘的，是副主编张克的一张老脸。
虽然其实没什么要紧，不过睡觉时被大领导叫醒，总有些尴尬。我连忙努力睁大眼睛，堆起笑脸。
“张老师啊，有事吗？”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有个采访，你来一下。”张克倒很客气。
我跟着张克走进他的办公室，心里明白，一定又有重大采访了，张克出马，说不定还要出上海。因为出差的费用，新闻部的主任还没权批。
半小时后，我从张克的办公室里出来，精神抖擞，一个电话打给航空售票处订机票。
之所以前后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改变，除了碰到重大采访我都自然会有良好的状态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一次的新闻不但重大，而且奇怪，非常奇怪。
之前我已经说了，通常我们报社的采访，都不出上海，因为我们的主要发行地区在上海，全国各地的新闻，由新华社提供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花费人力物力。可是近一段时间来，为了提升所谓的“报格”，报社里新出台一条规定，就是如果国内发生了新闻领域内非常重要，并且读者极其关注的事件，再远也要派记者采访。而这一次的领域，是考古事件，是一个古村落遗址的发掘。
这个考古的重要性，不但震动了整个中国的考古界，而且听说，国外的许多媒体也闻风而动，正派出专人，往当地——中国青海省德令哈市急赶。因为这个发现，很可能将改写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明史。更或许，连“新石器时代”这样一个被写进考古史，就算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名词，也可能会改变。
令我郁闷的是，当我问起张克，究竟是什么样的考古发现，竟能有这样颠覆性的意义时，张克却把手一摊。
考古队坚持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不透露具体内容，守口如瓶。现在所有得到消息的记者都和我一样，一边抓耳挠腮，一边心里杜撰着各种各样不靠谱的猜测。
我可是头一次碰到这么一本正经保守秘密的新闻发布，也不知是为了到时一并爆发出来的轰动效应，还是这个发现中还有些难解的迷惑。
现在，全国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媒体，都派出了记者往那里赶。仅仅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广”、“上广”、《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劳动报》、《新闻晨报》、《晨星报》，以及其他十几家媒体，现在都已经派出记者。相信我在明天的飞机上可以碰到许多熟人。
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明天的飞机是一大早的。睡着前，我想起曾有个生于青海的朋友对我说，她出生的地方经常会地震，所有的动物都从森林中逃窜到平原上，恰是狩猎的好时机，有时会下碗口大的冰雹，这时千万不能出门，被砸到的话，连命都会送掉……对了，那个地方，是不是离白公山不太远？这个念头在脑海里转了转，涌起一股爬下床上网查个清楚的冲动，但很快就被床的舒适化解。半分钟后，我就睡着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于上午十点二十分到达了西宁机场。不出我所料，我在飞机上碰到了《新闻晨报》的记者张路，还有几个不太熟的小报记者。不过意外的是，没见到两家电视台和三大报社的记者，看来他们大概是因为这一班飞机太早，所以坐了下一班过来。
我的目的地德令哈尚在四百公里之外。
西宁比我想象中更繁华一些，然而我无暇顾及这里的音像店是否能让我在睡着之前的生活不至于那么无所事事，也没有初次踏上青海这块原本遥远得似乎仅存在于电视频道中的地方的激动。我和张路他们拿着烙饼与地图穿越这个城市，必须去买最快的去德令哈的火车票。
时间相当紧迫，要知道作为一名好的记者，就绝不能比其他记者晚发回去报道。晚一天的报道，哪怕你写得再好，再文情并茂，再有艺术价值，也一样什么都不是。这是新闻的铁律：时间！
一小时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柴达木盆地腹地的火车，我要在这个绿色的铁皮家伙中待上差不多五小时。
当列车进入戈壁滩的时候，晚霞将这个世界镶上一圈红边，使这里形状奇怪，疏密有致的山丘看上去像某种食草兽的牙齿。
到达德令哈市的时候，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在这里发生了分歧。除了张路外，其他记者都想在德令哈好好吃一顿有当地风味的盛餐，再向我们的目的地——克鲁克湖旁的古村落考古现场赶。但我和张路坚持立刻赶去。双方都没有必要一定让对方同意自己的立场，所以立刻就分成了两队。
我知道张路这么急着赶去的原因一定和我一样，那就是希望在今天能先写一篇简单的报道发回去。既然已经到了这儿，那么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新闻记者来说，时间就是一切。当然，许多职业操守不强的小报记者可以不顾这些。
我们叫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虽然车况不太好，但居然是上海产的桑塔纳。据说桑塔纳的底盘高，走起颠簸的路不容易开坏。
在我们把干硬的烙饼啃完后的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颠到了考古现场。由于平时没人会来这里，所以我们的司机——一个三十多岁的当地汉子还走错了路，不过最后他很爽快地只收了我们一半的车钱。其实这对我们无所谓，反正回去可以报销。
竟然已经有很多记者到了，我大概看了一下，多数是北京的媒体，看来靠近中央就是不一样。照这样看来，他们今天一定已经把稿子发回去了。我庆幸之前的决策，现在补工还赶得及，否则明天被报社质问起来，就糗了。我倒是暗暗担心坐下一班飞机来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交差，多半会被领导在电话里骂得狗血喷头吧。
考古队原本没想到会来这么多记者，临时准备的帐篷眼看就快不够了，就还剩最后几顶，再往后来的记者，最后没办法，那就只好住回德令哈去，来回三四个小时，时间都得耽误在路上了。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在这方面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这里没有合适的通信工具，写完了文章拍完了照，还得再坐考古队的车回德令哈去上网发回报社，看来一天颠三四个小时是逃不掉的了。
只要是记者，无论是哪一路的，都不是安分守己的家伙。当天晚上，考古队的营地里就变得人头攒动，让这里看上去有些像个集市。大队的记者除了互相打招呼和彼此介绍外，都无一例外地准备起了“功课”。考古队负责人办公的帐篷虽然比别的帐篷要大一半有余，还是拥挤得像下班高峰时的公共汽车一般，而此次新闻的“焦点”——那些仍旧处于禁入状态，要到次日记者招待会时才解禁的发掘现场周围，也不断有人晃来晃去，镁光灯猛闪。那些想提前入内的记者，让负责保卫的保安与考古队员应接不暇。
我和张路都不算是会钻营的人，而人挤人的地方恰是我最厌恶的地方之一。我们两个只是简单地记述了现场的情形，采访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考古队员，搜集了一些情报，写了篇两百字的简要报道，其余时间就是窝在自己的帐篷里，认真地准备明天要问的问题。
这一夜，整个营地都没有安宁过。
翌日。
鉴于昨夜见到的情形，我和张路凌晨不到四点就跑去招待会现场占位子，而当手表的指针越过五点时，整个现场已经人满为患了。
招待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盘腿在沙地上坐等四小时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经历，然而没有人随意走动——大家都生怕一走开，自己辛苦占据的有利地形就被同行抢去了。像我和张路这样的“搭档”还算是幸运的，我们其中一人想去方便时，可以有人帮你看着位子。
四十平方米左右的现场坐了一大堆人等天亮，若是少了那些昂贵的专业采访设备，这里倒像是个静坐示威的现场。
没人像昨晚那样大声喧哗，大家都只是小声地交谈，越临近招待会开始的时间，气氛就越紧张，当气温足以使我的汗水浸湿汗衫的时候，招待会终于开始了。
发布消息和接受采访的是考古队的负责人吴人杰教授——一个晒得黑黑的、其貌不扬的老头——说他是个“老头”其实并不确切，我的“课前作业”中搜集的资料显示，他只是五十出头而已。不过，任何一个人要是从事考古工作三十年，那他看上去必定会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这里的泥地沙化现象相当严重，给考古发掘带来了很大困难，往往我们第一天挖出的坑，第二天就又被风沙埋住了。你们一定想不到，在八千多年前，这里是鱼草肥美的地方。”老吴手里拿着一块陶器的残片，我坐得比较靠前，借助眼镜可以依稀看见陶片上所绘的鱼纹。
“……如果你们的中学历史课还没全忘光的话，就应该知道，八千多年前，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但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这个应该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有一些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你们大家不远千里到这里来的目的……”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开始变得有些兴奋，“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被怀疑在当时被当做工具使用的，铁器……”
人群在这时开始了第一次骚动。
铁器？
石器时代之所以被称做石器时代，就是因为使用的工具是用石头做的。但铁器？这和石器之间，可还隔着青铜器呢！
更猛的是，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在当地，即青海德令哈地区，存在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远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前，这个部落就开始使用铁器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
尽管那些被挖出来的铁器非常简单，原始至极，可是相对于同时期全地球的其他人类而言，这一支的人类，不知道要先进了多少，其间的差距，用时间来衡量的话，至少数千年。你可以想象一下，五〇〇三年时的人类，和二〇〇三年时的人类，会有多大差距。
作为一个序曲，考古发掘的总体情况介绍很快就结束了，接下去是自由提问时间。记者们像暴动者一般向前面拥去，我是蹿得最快的几个之一，幸运地挤到了教授面前。
这位典型的考古学者——身穿蓝布工作服，戴着麻线手套，皮肤黝黑，脸上皱纹纵横，头发蓬乱，沾满灰尘，由于长年与挖掘打交道，他皮肤中渗出的泥土味让他闻上去像个农民——在他近三十年默默无闻的考古生涯中，怕是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混乱场面，虽然身前有保安人员竭力维持秩序，他还是有些惊慌失措。不过，一位上了年纪的学者的素养此时发挥了作用，他很快就从这种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安静：
“请安静一下，不要激动，大家的问题我都会一一回答的。”
“请问这个遗迹是怎样被发现的？”
“请问是谁首先发现了这个遗迹，又是谁首先发现了铁器？”
“请问在这样一个遗迹中发现铁器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的历史会被改写吗？”
“世界考古界有没有类似的先例，这会不会只是人类进化史中的一个旁支？”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柴达木盆地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
一连串的问题丝毫不给教授喘息的机会，甚至连“请介绍一下当时人类的性状况与道德状况”这样离谱的问题都有人问，其间，教授顺便介绍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那时，人类刚刚开始群居生活，并建造极其简陋的屋舍，至于冶金，如我前文所提的，那是几千年后的事儿——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部落除了使用铁器外，生活状态与石器时代的其他部落毫无二致，在发掘现场也只是找到少量燧石，而冶金用的火窑根本就不见踪影——这些铁器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使用石器，并用燧石引火、钻木取火等原始的手段来取得火，这与制造铁器的技术有很大矛盾。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什么进展。”教授道。
“您认为这里的地质环境是否有可能天然生成大块的铁呢？”
“我们也咨询过地质专家，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高富集度的铁矿，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纯度。”
“那您认为这是否是一种超自然现象呢？它是否是地外文明的杰作呢？”——问题终于被引到这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上来了。
“我不这样认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地外文明存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探究这一切的缘由，而不是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归于‘地外文明’了事——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那您认为离这里不远的白公山上的‘外星人基地’是怎么回事？遗迹和‘外星人基地’是否会有联系？”
“抱歉，我从没听说过您所说的‘外星人基地’。”
……
气氛热得把每个人都烫得流汗，不断有新的记者赶来，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谁都没有要去吃饭的意思。而吴教授的兴致也变得相当高，他只是随便啃了几口面包，喝了点白开水，就带着记者们参观他们的发掘现场——他大概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吧。
“一号坑与二号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每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会有类似的发现，关键在于三号坑和四号坑。”教授一边小心地绕过遗址的发掘坑，一边说道。记者们在他身后排成两到三人并列的长龙。
在编号为三号坑的边上，我见到了一堆黑糊糊的东西，表面看上去，除了像一堆肮脏的垃圾外，并没有什么特异。吴教授示意大家可以触摸一下那堆东西。我蹲下身，碰了碰，然后捻了捻手上沾上的黑色微粒，又放到鼻子前闻了闻，果然是铁锈的味道。
由于我在队伍最前面，拍照、提问都很方便。
“这就是他们当时使用的铁器？它们能派什么用场呢？”
“根据它们的形状，我们初步判断，大概是类似犁和铲的东西。”
我对着这些锈蚀、纠结的黑铁块不断地按动快门，将这些丑陋却足以引起轰动的东西一一记录在我的数码相机里，一边拍摄，一边问：
“就只有这些吗？”
“这些都是从这个遗迹中发掘出来的，其他几个坑还有一些，经过多次断代测定，它们，”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特别加重了语气，“与这个古村落遗迹，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不可思议！铁器出现在石器时代！真不可思议！”我由衷地赞叹道。
“这的确是个让人疯狂的发现。”他似乎早料到我的反应，我猜想，当初他在面对这一结果的时候曾有过与我相似的反应——如果这不是一场骗局的话。
“如果这些铁器与地外文明无关的话，那依您的猜测，您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我旁边的一个记者问道。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作出任何猜测，相关的证据太少了。如果当时气候、环境适宜，在这里出现一个农耕部落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然而迄今还无法解释的是，”吴教授回答，“一个月来，我们一直在遗迹中寻找炼制金属的火窑，但始终没有找到，连一丝痕迹都没有，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建过这样一座窑。然而，当时的人类是如何获得高到足以炼铁的温度的，还是难解之谜。”——他一再强调那个火窑的存在，似乎那就是问题的关键。
在走过五号坑的时候，吴教授又向我们展示了其他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其实除了铁器外，还有一些奇异之处，比如陶器上的纹样……”他蹲下身，从挖出的众多陶片中拣出三片，“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大不相同。”
我立即拿出数码相机，拍摄了陶片的照片——对上面的图案，我只是匆匆扫过一眼——在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看来，那些似乎是人形和一些我无法判别是什么的几何线条，除了绘图的手法相当简约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异——然而任何东西，只要和这个神秘的遗址扯上了关系，似乎就都变得有魔力了。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好奇心强烈的人来说，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它似乎正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
然而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到下午近三点，我们几乎搜遍现场除了正在发掘、禁止进入的区域之外的每一寸土地。当我的数码相机不得不换上备用的电池与记忆卡时，大家才渐渐散去，各自到帐篷中填饱肚子。而那些坐晚班飞机的与在德令哈大快朵颐的记者们姗姗来迟，似乎他们路上也不太顺利，错过了上午的采访让他们后悔不迭，这时只有忙着拥到吴教授的办公室去恶补了。
落日西沉时，白色的沙地上迅速地铺上了大块的黑色阴影，遗迹坑很快也被阴影覆盖。记者们大部分已搭车回德令哈，我的采访也接近尾声。
就在我走上前去要和吴教授告别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向我们跑来，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吴老师，你最好来看看这个！”
“什么？是火窑吗？”吴教授急急地追问。
“不，不是，我说不清，你快去看看，是个大家伙！”
我要说，巧合在事件的进程中往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那个年轻人再晚来一步，如果我并没有硬生生将告别的话语止在嘴边，如果吴教授不允许我同他一起前往——这次偶然使数天后我与叶瞳一同经历的疯狂的事没有因为某个难解的谜题而不了了之，让我现在得以坐在这一成不变的办公室中向您描述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当然，为此我们二人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几分钟后。
吴教授带领整个考古队以及仅余的十几名记者站在这个刚刚挖掘了一半的地下建筑的中央，我们的身后架起了两盏大功率的白炽灯，仍有考古队员在对着另一半尚未挖掘出的部分忙碌着。
这个埋于地下的石头房间仅已挖掘出的部分就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类刚刚开始群居的阶段，就能造出如此规模的建筑。
“这是什么地方？是族长的府邸吗？”我一边打量着四周的岩壁，一边问。
“以我的经验，这里应该是古人祭神的地方。”吴教授道。
“看这个！”年轻人道。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约有三米乘五米见方的石板，看上去是坚硬的花岗岩质地，石板仍有一半埋在沙砾中，也不知道有多厚。
这里明亮的白炽灯光，足以让我们分辨石板上雕刻有带着些神秘的、类似于图腾的纹样。
“这些是他们的图腾？”有人问道。
吴教授并没有回答，他已经完全沉浸于对于这块石板的思索中。他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摩着这块稀世奇珍，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凝重，并透着些古怪。
当大家都围成一圈蹲下仔细打量这块石板的时候，连我这个外行也开始看出其中的蹊跷了。
石板上的刻痕相当深，经历了八千多年的风沙却依然清晰。壁刻有着令人赞叹的精湛工艺，风格与我想象中的远古壁画应有的粗犷风格相去甚远，而呈现出一种尽量运用规则的几何线条的、简约的画风，与那些日常用品的陶片上发现的纹样相当类似，只是工艺要精湛许多，看来陶片上的纹样正是以这块石板作为临摹的范本。
在石板的左上方刻有六个姿态各异的人像，抑或是神像，他们的面貌均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十分相似。我想，他们主要靠各人右下角镌刻的不同符号来区分各人的身份，可能是各路神明的名字或别的什么称呼，至于占了画面绝大部分的椭圆形却伸出几条触手的图案，我就完全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了。在我看来，像是一个压扁了的、被截去了大部分管足的海胆——如果它出现在米罗的抽象作品中，我丝毫不会感到惊奇，然而在一幅八千年前的壁刻中看到，着实匪夷所思。
石板的左下部，那六个神明的形象再次出现，当然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与上面的是同样六个人，因为他们周围没有刻任何符号。这次，他们改换成了同一种姿态，如果在现代礼仪中，那应该是道别，大海胆——我暂且这样称呼它——的形象与他们重叠在一起。
而占了这幅壁刻大部分画面的、镌刻在右侧的图案就好懂得多了。我想，我看到的是一条张开嘴的蛇，一个人走进去用某种尖利的物体刺向它的心脏。没错，那的确是条蛇，一条巨大的蛇。
而令我惊异不已的是，画面中出现的圆、方形以及三角形的图案——很难想象，在没有借助几何工具的情况下，能徒手画出如此规整的图案——如果要我相信新石器时代的人会几何画法，那还是要我相信邻居家养的狗会三角函数更容易些。
我一边仔细观察着这块透着些诡异气息的花岗岩石板，一边努力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从各个角度拍摄石板的照片，包括全景和局部，尤其是那六个带有古怪符号的人形。
就在我沉浸于其中的时候，吴教授忽然惊醒过来，腾地一下站起来，对身旁的年轻人喊道：
“立即取样作碳14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我要立即知道结果！”
然后，他对所有尾随的记者道：“今天的采访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一旦有更新、更重大的发现，我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这是逐客令。
当我们从地下的圣堂走出来的时候，发现整个发掘现场架起的灯不知什么时候已全亮了，天边还剩下最后一丝光。虽然不怎么情愿，但在考古队的一再要求下，我们所有记者都不得不顶着夜色踏上了回德令哈的路。
